我家最早住在A城故乡区。那一带是城郊，平民区。住的是一间半草房，房产属于私人。那房子很破、很低，草顶多年未换，后墙倾斜着，靠三根木桩撑住。房东姓邹，是个怪老成的人，惧内。无论大事小事，家里家外，概由他女人一手遮天，说一不二。

房东女人四十多岁，又白又胖，长得不难看，爱打扮。整日打扮得体体面面的，东家西家串门子。她待人接物倒也随和，嘻嘻哈哈，仿佛对什么事都不往心里去，不计较似的。唯有一件事她是顶认真的——收房钱。每个月还差几天到月底的时候，她便走过我家来，扒着门框对母亲说：“老梁家的，这个月又快过去了呀！”似乎在感叹白驹过隙，时光流逝。

母亲就堆下笑回答：“房钱预备了呢！”

真亏得她月月叮嘱，我家的房钱是未曾拖延过一天的。

我上三年级的时候，父亲随东北建筑工程公司调转到大西北，支援西北建设。父亲走后，家里的生活更拮据了。我向母亲要钱买两支铅笔或一块橡皮，母亲都迟疑、诘问，掂量再三才从兜里掏出角儿八分钱。然而房东的房钱照例一天也不曾拖延过。母亲是个刚强的女人。

第二年四月里的一天早晨，外面刮着五级大风，一阵比一阵刮得猛。先刮断了电线，屋里顿时陷入昏暗。接着刮断了窗前一棵碗口粗的小榆树。当时，母亲正和我们几个孩子围着炕桌吃饭，忽听一声巨响，一根房梁突然断了，断碴像柄锋利的砍刀，悬在母亲头顶。母亲惊骇得面色苍白，一把隔着桌子抱过最小的妹妹，紧紧搂在怀中，呆呆地翻起眼睛望着那根断梁。我和弟弟躲到墙角，缩成一团，瑟瑟发抖……

是房东家砖砌的烟囱被风刮倒，砸在我家房顶上。

当天，房东女人就花钱雇人把烟囱重新砌起来了，比原先还高。而我家被砸塌的房顶，她却并不过问。

“这可怎么住呢？这可怎么住呢？”母亲怀抱小妹，瞅着露天的屋顶，反复地叨咕这句话。

我说：“叫房东家修，是她家烟囱砸的嘛！”

母亲立刻捂住我的嘴：“不许乱说！这房子咱们一搬过来就讲好的，自维自修。”

我知道，母亲怕得罪房东女人，又说：“那就雇人来修呗！”

母亲叹了口气：“哪来许多钱啊！你爸爸每月才寄四五十元钱，刚够养活你们这几只小狼的！”母亲很伤心，很难过，落泪了。

傍晚，房东男人下班后走到我家来，讷讷地对母亲说：“他大嫂，你们趁早另找住房搬家吧，指望我们修是没门了！你知道，我是个当家不主事的。她早就想把这房子卖了呢！碍着面子，没好意思对你吐出过这话。现在她可有了借口了！这女人啊！搬吧，搬吧！”

房东男人走后，母亲哭了。母亲不敢大声哭，怕房东女人听到起疑心，说三道四。或者竟翻起脸来，将我们母子撵到露天旷地去过夜，她也不是做不出来的。母亲一宿没合眼，翻一次身，叹一口气。第二天一早，母亲带着我和小弟小妹，来到了爸爸单位的留守机关。

在一间办公室，我们看见一个女人，坐在靠窗口的长条凳上。她五十来岁的样子，脸挺长、挺黑、挺瘦。头发抿到脑后，草草地挽了个鬏。衣服裤子都打了补丁，衣襟上有一小片油亮的污渍，想必是终日围着锅台转的结果。她的两眼又红又肿，显然刚刚哭过一大场，脸上泪痕未干，连鼻子尖都还红着。她见我们进来，略微移动了一下身子，把脸转向窗外，同时从兜里掏出条半干不湿皱巴巴的手绢，擦了擦眼睛。

留守机关的一位同志，听母亲讲述完了我们的处境，安慰说：“你先回去好不好？我们很快就派人到你家去了解一下具体情况，也许，我们可以做做房东的工作，出人出料把房子修修。”

母亲带着我们出来不一会儿，那个女人也出来了，在楼梯口赶上了我们。

“你男人也到大西北去了？”她问母亲。

母亲阴郁地点点头。

“这仨孩子都是你的？”她逐个儿端详我们。

母亲又点了点头。她抱起小弟，一手领住我，和我们一块儿下了楼。在楼外台阶上，她放下小弟，对母亲怀中的小妹细瞅了几眼，说：“小丫头长得怪俊呢。”

母亲回以凄然的一笑。

她劝母亲：“大妹子，把心放宽点。人活在世上，谁也保不住一辈子摊上什么伤心事！你要是不放宽点心，焦急出个好歹，就苦了你这仨孩子了！”

当时，我幼小的心灵中，对这女人充满了感激。她虽然并没有给予我们什么实际的帮助，但毕竟安慰了母亲几句。我知道，世上有些人，是吝啬得连对别人的不幸施舍一点同情和怜悯都不肯的。

第二天，爸爸单位的留守机关果然来了一位同志，先到我家察看了被砸塌的屋顶和那根耷拉在半空的断梁，连口水也没喝，就到对门找房东女人洽谈。我和母亲也跟了过去。房东女人咬着肉嘟嘟的下嘴唇，看看母亲，又看看那位同志，寻思了半天，才慢吞吞地说：“房子嘛，我是卖定了的，谁说什么也没用。我等钱花。不过，我倒有个两全其美的主意，你们单位出钱替她把房子买下不就得了嘛！”

那位同志问：“你想卖多少钱？说个数我回去跟领导研究研究。”

房东女人一笑，伸出三个指头：“我们两家是多年的老房东房户了，给这整数就行！”

“三百？”

“三千！”

房东女人狮子大张口。那位同志听了，二话没说，转身就走。

母亲拉着我，也垂下头失望地往外走。房东女人在门口拽住母亲的袖子，悄声说：“老梁家的，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你可得缠住他不放松呢！买下了，房子就归你了！到时候大兄弟那面分了房子，你们往西北搬家把房子一卖，不是白捞三千元嘛！”

母亲叹了口气，什么都没说。房东女人立时拉下冷脸，鼻子里哼了一声，把门重重地关上了。隔天，房东女人就把出卖私人房产的告示贴到街上去了。在我家门上也没忘贴一张。

母亲又带着我们来到了留守机关。一走进我们来过一次的那个办公室的门，母亲就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我们几个孩子也都齐声跟着哭起来。上次见过的那个同志，有点不知所措，一会儿劝妈妈，一会儿哄我们。他说情况他都知道了。他诅咒房东女人太刁，作为一个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房东女人敲公家这样一大笔竹杠。

母亲哭哭啼啼地说：“那，叫我们大人孩子的住哪儿去呢？你总得替我们想个办法呀！”

“大嫂，你冷静点儿，我们是正在替你想办法的呀，不过，现在一时……”那同志为难地皱起眉，搓着双手。

“大妹子，搬到我家住去吧！今天就搬！”一个女人忽然插嘴说了这句话。

母亲停止了哭啼，扭过头去。我也停止了哭啼，扭过头去。上一次我们在此见过的那女人，从长条凳上站起来，走到我们跟前。她掏出手绢，挨个儿替我们擦干了脸蛋上的眼泪，还把小妹搂在怀里，亲了一阵。尔后，她轻声对母亲说：“大妹子，你先到我家去看看，要不嫌弃，今天就搬去吧！我家两间屋，可以给你们娘几个腾出一间。”

“这，这，你家人口也不少，还有个老公公，不合适吧？”留守机关的那位同志说，接着，又对母亲说：“这位大嫂姓陈，她男人也到西北去了，刚去不久，就因公……撇下她和两个孩子，还有个瘫痪的老公公。够困难的，我们正在联系给她找个什么工作……”

“别讲这些个了！”她打断那同志的话，拉住母亲的手，在母亲手背上轻轻拍了拍，说：“大妹子，咱们都是拖儿带女的人，谁也能体谅谁的难处。再说，我们男人又都撇家舍业的……”她眼圈又红了。

母亲泪汪汪地抓着她的手，不知说什么好。

“这、这……这可真叫我惭愧，这本来是我的责任，却……”那位同志很受感动。

……

陈大娘家住的也是两间草房，外加一间傍着山墙用土坯碎砖垒起来的“偏厦子”。她有两个男孩，一个比我大，叫正子，一个比我小，叫柱子。我家搬去之后，她就让两个孩子和爷爷住到一块，给我们腾出一间屋子。她自己，就在低矮阴暗的“偏厦子”里用凳子木板搭了个铺，跟炉灶水缸就伴儿。

她那老公公，已经七十多岁，脾气特坏。我们搬去那天，他躺在炕上用一口山东话大声咒骂：“我说正子他娘，这回男人可不在家了，没人管着你了，就做妖是不是？！你怎么敢给我领回几口人来住到家里？看我不爬起来打断你的腿！”骂得满院子里的大人孩子都听见，站在各家门口瞧热闹。那些大人，尤其那些女人，抿着嘴做出毫不掩饰的讥笑模样。那些孩子们，则学她公公的腔调互相骂着玩：“看我不爬起来打断你的腿！”

母亲尴尬得不行，恨不能叫搬家的车再把家具拉回去。我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了那种无家可归、寄人篱下的卑微心理。

陈大娘被公公骂得满脸通红，用很抱歉的口吻对母亲说：“大妹子，别理他，叫他骂去，你就当没听见！我一天里不知要挨多少骂呢，没人理他，他骂一阵就过去了！”她走进屋去，细声慢语地哀求公公：“爹，你要生气，就打我吧，我站到炕边来给你打行不行？别骂了，叫邻居听见笑话咱家呢！那女人的丈夫和你儿子是一块儿到西北去的，她让房东撵出来了，拖儿带女的多可怜。遇到人在难处，咱们能帮就相帮一下有什么不对呢？咱们也有遇到难处的时候呀！”

对于丈夫的死，陈大娘守口如瓶，始终瞒着两个孩子和老公公，只是时常偷偷背地里落泪，或者在母亲面前述述心里苦衷。

“大妹子，你说往后的日子可叫我怎么过呢？那笔抚恤金总有一天要花光的，我不找到个工作干哪能行呢？可谁替我端屎倒尿地服侍老爷子呢？他虽说脾气不好，可老人总归是位老人啊，总是不忍心让他病在炕上受了委屈，他还能在世上活多久呢！”一天，陈大娘愁眉不展地对母亲说了这番话。

“她大嫂，别犯愁，有工作你就尽管放心出去干，家里的事儿我一概替你照应着！”母亲这样回答。她们两位做母亲的女人彼此之间的同情、安慰和相助，使我幼小的心灵极受感动。

不久，陈大娘果然出去工作了，在铁路上的一个什么厂子当翻砂工，据说那是很累的活。她每天早早地就带着半饭盒生高粱米和几块咸菜疙瘩上班，很晚才下班回家。工厂远，但她为了节省下车钱，天天都是走去走回，不论刮风下雨，大雪严寒。母亲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诺言，一人操持两家的家务。

第二年，陈大娘的公公去世了。她十分悲伤，给公公从里到外做了簇新的装老衣裳，亲自给公公换到身上。还用白酒给公公洗了最后一次脸。入棺的时候，她虔诚地说：“爹，媳妇平日里有服侍不周的地方，您老多担待吧！逢年过节，媳妇忘不了给您老烧纸焚香，上供培坟……”眼泪，从她那干涩的眼窝里慢慢溢了出来。

院子里的几家女人，聚在一起悄悄议论：“这么个老爷子，死了还哭什么劲儿？早死一天，少受气，少挨骂，好像她还没当够受气包似的……”

又过一年，到了三年困难时期的年头。那年我已念到小学五年级。饥饿真会使人做出蠢事来。我经受不住几十斤粮食的不可抗拒的诱惑力，涂改了购粮证，从母亲兜里偷出几元钱，到粮店去买粮。结果，粮证和钱当场被扣了。母亲万没想到我会干出这等事，把我狠狠打了一顿。之后，气得脸色铁青，犯了心绞疼的病。陈大娘下班后，得知这件事，慢慢在我家炕沿上坐下，愣怔了半天。

“孩子，过来。”她把我叫到跟前，瞅定我的脸说，“这就跟偷是一样的呀！”

我哇的一声哭了。

母亲从炕上撑起身子，对我说：“你给我丢尽人了！滚出去！不许回家！”

陈大娘平和地说：“孩子哭，证明他认错了。我领他把粮证要回来就是了。”

“这是你家的粮本儿吗？”粮店的人像审讯似地问。

“不，不是……”陈大娘摇摇头。

“那，这孩子是你家的？”

“不，也不是，是邻居家的孩子。”

“邻居家的？”对方不相信地端详了我一阵，又端详了陈大娘一阵，说，“那，叫你邻居来！”

“这……同志，谁来还不一样呢，孩子已经认错了，就原谅他这一次吧！”陈大娘低声下气地请求。

“光认个错就行了？”对方瞅了陈大娘一眼，把粮证放进抽屉，锁了起来。不管陈大娘再如何请求，他都不理睬我们。陈大娘只好沮丧地领着我出来了。到门口，听到那人在屋里说：“哼，八成她就是家长，怂恿自己的孩子干这种事！”听见这话，陈大娘在门外呆呆地僵立了半天。

她领着我慢腾腾地往家走，一句话都没说。走到我家门口，家里传出母亲嘤嘤的哭声。母亲是个要强的人，一定是因为我做了这么丢人的事，大大伤了自尊心。我真怕母亲兴许连寻死的心都会有。

陈大娘在家门外站住了。“咱们再回粮店去。”她声音很低，可是语气很坚决。

“行……”我只讷讷地吐出一个字。下雪了。西北风嗖嗖的，我的手和脚都冻僵了。

粮店已关门，只留下一道窄缝。办公室亮着灯，有人值班。我们推门进去，见一个人正从炉子下往外扒土豆。他抬起头，奇怪地问：“你们有什么事？”

“同志，就求您把粮证还给我吧！”陈大娘用乞求的语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