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手实大出珍田之意外，他吞吞吐吐了老半天，才嗫嚅着说：“来时匆促，忘了带训条。您如果不相信，为什么不打个电报给贵国驻我国的大使，向我国政府问询，就可以确认了。”

黄公度立刻应声道：“这是何等大事？贵使怎么可以忘记呢？您是外交人员，连这一点都不明白吗？如果真的拿不出训条来，您在此地就只有私人的资格，那么租借地的事也就不是您所应该过问的了。如果依照我个人的看法，还是建议您马上回国去领取训条，再到这里来开会。我在南京还有重要的差事，没有时间同您再作无谓的周旋。这样罢，我待一会儿就要上船启程，是不是等您回来的时候，我再专程去迎接好了？”

珍田受到这么两次沮折，再也不敢像先前那么意气洋洋了。等到第二回与黄公度见面，非但姿态低了很多，连谈判的条件也放宽了不少，最后竟以盘门定议，且保全中国商民利益甚多。这一次谈判甚至影响到杭州方面的议约，日方的交涉员也不得不以相当的条件让了步。

不过，黄公度是不是因此而获得较重的赏识呢？

待复命于赵舒翘之际，黄公度所得不过是“辛苦了、辛苦了”寥寥数语。赵还私下跟他的幕僚说：“我早就说过：洋人不是人类，不可以人道相待。你们总是说我的话太过分了，现在如何？诸君试想：那珍田刚来的时候，我和诸君苦口哓音，以礼相待，他却越发嚣张桀骜。这黄某人来了，不知道说了些什么鬼话，他反而帖然就范，一句话也不敢争执。说到这儿，话就不得不说回来了：像黄某这种人，万一哪一天身居要津了，就算把全江苏都拱手送人了，也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事；这种人怎么可以让他得志呢？”

幕客们听到这种强词夺理的歪论，只敢窃笑，可谁又敢同巡抚大人争辩呢？

静芝老师由于家世亲近之故，对于许多民国人物都有着极为亲切的认识、体会甚至交往。而我认识黄公度不仅仅是近世文学史上一个系挂在“同光体”之下的诗人名字，完全是静芝老师的这一则小故事使然。我远不会忘记，说完这段小故事之后，静芝老师还说：“要是有人能把这一段往事拍成电影、戏剧，一定会比蔺相如难秦王还要精彩！”

也是因为老师对于根据史实再创造的亢奋热情所感染，日后我才对这样一个熟悉过的名字有了进一步了解的好奇，也才能顺藤摸瓜地切实接触黄公度的诗歌。

戊戌政变之后，黄公度本来有机会奉使日本，可是他人还羁留于上海，未及成行，就被某言官参了一本，差一点送掉性命——而赵舒翘在这一桩构陷的公案之中，使了不少小气力！

黄遵宪，历任旧金山、新加坡总领事，后又官居湖南长宝盐法道，署理过一段时间的臬司（按察使）。他还参加过上海的“强学会”，和梁启超一起主持过《时务报》，是一位对于社会参与极度热衷的诗人。

黄公度最了不起的成就还是在旧诗的创作和革新方面，与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提出的“诗界革命”更有开“我手写我口”的先河，所谓“诗须写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在当时更是相当新颖的意见。黄氏著有《人境庐诗草》《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观其行事著作可知：敌对者的交流不一定要奉送领土，也可以往来得有风骨、有格调。

清末国局动荡，诗人的《悲平壤》《哀旅顺》《哭威海》皆蒿目时艰、抒怀孤愤之作。《台湾行》写抗日复及于降日，前半篇诗中豪迈英发的句子如此：

成败利钝非所睹，人人效死誓死拒。万众一心谁敢侮？一声拔剑起击柱。今日之事无他语，有不从者手刃汝。堂堂蓝旗立黄虎，倾城拥观空巷舞。黄金斗大印系组，直将总统呼巡抚。

但是台湾一旦归降，下文仍不免沉痛热讽：“一轮红日当空高，千家白旗随风飘。缙绅耆老相招邀，夹跪道旁俯折腰。红缨竹冠盘锦条，青丝辫发垂云霄。跪捧银盘茶与糕，绿沉之瓜紫葡萄。将军远来无乃劳？降民敬为将军导。……”

从此热讽而反振逆推的结语恐怕让今天的我们都会为之惊心：“噫兮吁，悲乎哉，汝全台！昨何忠勇今何怯，万事反复隐转睫。平时战守无豫备，曰忠曰义何所恃？”

我第一次读这诗的时候热泪盈眶，偏偏想到老师再三说的：我们读的是国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