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我大学本科读的是中文系，但是当时的系主任王静芝先生每一年在新生入学的时候，都会耳提面命、谆谆训教：坚持让所有的同学都要习惯改口，称本系为“国文系”，而不是“中文系”。因为后一个称呼，是像称谓英文、日文、德文、法文一般地将自己国家所使用的语文客体化了。

然而，在静芝老师眼中天经地义的道理，几十年后的青年学子就显然迟疑得多，他们甚至会认为：不过就是语文学习，有那么不能客观之必要吗？

对于文化传承欲振乏力的忧虑和感慨，静芝老师是有先见之明的。在他亲授的大一“国学导读”的课，他罕见地说过一次课外闲话。话题，就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一次特考，距离上课当时，不外几度春秋的光景。昔年外交人员特考的作文题目是：“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这个题目出自《论语·子路》，翻译成白话，意思说的是：“即使能够熟读《诗经》三百首，而若是授予他政务，却没有能力处理；派他出使外国，也不能单独做主应对，虽然读过的诗那么多，又有什么用呢？”静芝老师还苦笑着说：“要是放在今天来考，外交部门大概一个人也招不到。”

“专对”，一个日常上的罕用词；专，是“专征伐”的“专”。发动对于某一诸侯国的战争行动，原本是周天子的特权。然而，当周天子积弱，或者是某一诸侯拥有了可以和周天子相抗礼的国力、声望之时，天子会不得已地将征伐的权柄出让给这诸侯，故称“专征伐”——而“专对”，则是奉命出使他国的大夫，也必须在不得凡事请命的异国谈判环境限制之下，拥有独立判断、做出主张的能力。

特考命题如此，大约是希望一个有志于斡旋涉外事务知情人应该有能力发表其“专对”的主张。跟外人谈判，毕竟不是语言沟通顺利与否就能完事的。谈判者对于自身立场所应坚守的权益必须有极为深刻的理解，以及极为坚定的信念。静芝老师于是说了一个清代末年的外交故事。

甲午战争之后，清朝对东洋的开放，势有不得不加剧的迫切之感。每一次谈判都令那些科举出身的大老巨公们头痛不已，因为他们不知道“在国际上，我们应该拥有多少人格”？

当是时，对日开放苏州租借区的谈判就是一个例子。日本人要求在苏州开设商埠，这是不得已的事，问题在于开放什么地段让日本人经营——或者说盘踞。当时，日方的谈判代表叫珍田舍己，珍田衔命来苏，目的是要取苏州阊门以外的地区开埠。

阊门，早在春秋时代吴王阖闾时就已经建了。当时的阖闾城规模之大，即使在后世言之，也是极为壮观的一项工程。全城周长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又二尺，外廓六十八里六十步，内外共三城环环相套，城外的护城河就有五十到一百公尺深。城高两丈八尺，厚一丈七尺，呈“亞”字形，共有水陆城门八座，北面是齐门、平门，东面是匠门、娄门，南面是盘门、蛇门，西面是阊门、胥门。

日本人看上的阊门以外之地，是苏州精华地区，百姓商家世居于此，屋宇栉比鳞次；倘若要把这块地方出让给日方，光是搬迁，就要引发很深的民怨。在清廷大臣看来，宁可把苏州城南边盘门以外的地区划归日人为租借——毕竟当时的城南不那么“膏腴繁华”，割之不疼也。

此时江南的大吏首属两江总督刘坤一，可是他奉诏入京觐见，一直没有在任上，署理的张之洞正掌南洋大臣。得着巡抚赵舒翘的公文，咨请干员来苏与日人议约，张南皮可就伤脑筋了，他知道：江南尽管出文人、出学士，可就不出外交这个专业上的人才。左想右想之下，才有人向他推荐了一个人来——黄公度，是个诗人。

黄公度，名遵宪，广东嘉应人，光绪二年中的举，科场资历仅止于此。但是此人文名大，而且有出任清廷驻日本、英国、美国使馆参赞的“涉外”经历。找上他，套句洋话来说：不外是把一个烫山芋扔出手，张南皮并没有认真以为阊门、盘门有什么需要计较的。

珍田抵达苏州之时，已经得知清廷的谈判代表是黄遵宪，遂来到黄下榻的所在拜访。黄遵宪给珍田吃了闭门羹，说：“住家所在不是谈公事的地方，明天到巡抚衙门里谈罢。”

第二天，珍田依约来到抚衙，约略寒暄数语，话入正题，珍田立刻表示：“我获得敝国政府训令，一定要取得阊门外的区域以为租借，绝对没有迁就的道理；如果得不到阊门外地区，马上下旗回国，不再开议。”

这番话简明扼要，而且显然日方的情报十分准确——他们早就知道清方准备以盘门外地区作为谈判筹码了。所谓“下旗”，更是严厉的威胁，说白了就是不惜断交的意思。

黄公度静静地听着珍田的话，一副不置可否的神情，等对方把话说完了，才徐徐地说：“我们今天在此间应该先办的第一件事是互换凭证，不换凭证，不能互相认定是外交人员——这是国际定例，绝对不要乱了套。我来苏州之前，已经取得了我国南洋大臣的札谕，另外呢，此间巡抚也有委派我来和贵使谈判的公文书，这两班文件，稍后我都会拿给贵使过目。至于贵使既然方才说有训令来谈判，那么贵使从贵国启行时，自然也应该有贵政府的训条了，何不先拿出来我们验证验证呢？”

说完，黄公度就从怀里掏出两封信札，搁在桌上，一语不发，就等着珍田拿出凭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