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暗杀大王”的王亚樵也是被暗杀的，时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日，地点是梧州。诱他入彀的女人是他的朋友余立奎的一个舞女小妾；代价是十万大洋——不过据说后来没付足；动手的几个人里有一个叫王鲁翘，于“国府”迁台之后，成为台湾的警界领袖；策划刺杀行动的则是王亚樵自己的徒弟、十二年前曾经在他手下学习特务手段、任职中队长的情报头子戴笠，而戴笠所要维护的则是王亚樵处心积虑要干掉的蒋介石。
杀心非始于一日。一般的说法，都是以一九二七年的宁汉分裂为标志，认为蒋介石从这个时候起，展开了在国民党内大权独揽的清剿行动，无论称之为“清党”或“四一二政变”，一个顽强的说法是：从此以后，王亚樵刺杀的目标就成了蒋介石。
可是，如果我们仔细查考王亚樵多方面的“行凶记录”，会发现他可以是什么人都杀的。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王亚樵初试牛刀的对象是曹锟的大将齐燮元的爪牙、上海警察厅长徐国梁。此后，他的人生不外就是投军、流亡、组织并管理械斗团体。即使是半个世纪以后，香港电影界刀光剑影里漫漶着的上海乡愁，无论是张彻的《马永贞》或是周星驰的《功夫》，都对“斧头帮”着墨甚深，那也是王亚樵的创举。
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他在袭杀宋子文的时候错认了目标，干掉了宋的秘书唐腴庐，这一案还是要记在宋子文的账上。第二年，上海“一二八事变”之后，因为王的随行司机胡阿毛汽车遭到征用，这烈性的司机满心愤懑，索性将载运了十个日本兵的卡车开进黄浦江，“与汝偕亡”。此后，王立刻将行刺目标直接转移到日本人身上；淞沪战役期间，他一举炸死了当时日本驻华的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贞次、陆军大将白川义则，还炸断了一位驻华公使、一位陆军中将的腿，顺便炸瞎了某海军中将的一只眼睛。
王亚樵也杀汉奸，汪精卫算是他格毙的——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初，国民党开第四届六中全会，汪精卫在集体照相的时候身中三弹，当时保住了一口气息，拖了九年又八天，还是“疽发于背”，死在这旧伤上。据说这一次行动的标的本来也包括蒋介石，可是蒋命大缺席，逃过一劫。
这样对付台面上的政治人物，不是没有一个主心骨的想法，虽然从表面上看去，相敌对的两造——或多造——都希望他杀的只是对方。可他偏不。
王亚樵，安徽合肥人，江湖人称“老九”或“九哥”，是其大排行。如果我们先把他的地位图谱放在上海帮会的背景上看，会发现他不但势力庞大、恶名昭彰，而且独树一帜，全不与俗同。
王亚樵十七岁的时候只身离乡，赴上海闯荡，第一份工作就是码头工人。这种临时工上无庐宇、下无毡毹，为了抢活计、图方便，每天入夜之后还得在码头边儿上与人争一临时床地，这就得打架。王亚樵身形未见魁梧，体魄也不算强健，可是打起架来，却能以一敌数十，其好勇斗狠可知。由于锋头出足，名气渐响，也有人挑唆着他对付租借区里最难缠的巡捕，他也来者不拒、乐之不疲。
就和一般在社会各阶层、各行业混生活的老百姓没有两样，王亚樵初也无意于政治，与巡捕闹纠纷，大约显示出他天生反骨，喜阋强权。在刺杀徐国梁之前，人们说起他来，所转述的多是那一身看来并无家数传承、却颇有几分奇诡功力的本事。
有一个传闻：某日他与一群年轻学生意外结识，在房中烤火，座上皆非熟人，有问起他拳脚身手之事者，他忽然拿过火钳来，放在两凳之间，以手指轻轻一敲，火钳便弯了。接着，他又以手指按一皮带，让人用全身之力拖曳，不可动分毫。此后王亚樵再也不曾露过相，只跟围观的七八位男女说：“此一小小玩意儿，从不敢示人，更不敢打人，天下好手正多着呢！”
记录此事的李少陵是中国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之一。一九二二年五月，一群信仰此道的青年在广州成立“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同盟”，宣言由俄国人狄克博撰写，中译即出自李少陵之手。这个组织，隐隐约约是更大一帮社会主义信仰者中间的一个群组。当时第三国际驻华联络员鲍立维（又译为包立威、布罗威、布鲁威）曾经说过：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是当时思想体系最健全的，深入人心，“实为五四运动的原动力”。
当日管领风骚的景定成（辛亥前后主持北京《国风日报》）和李少陵还不能算是这一派思想的先驱，他们的前行者有着更加显赫的名字，其中包括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和张溥泉等。李少陵在《胼庐杂忆》中写得很清楚：“读了他们的著作，认为气味相投，一拍即合，乃自自然然地信仰无政府主义，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便是从这几位青年开始。”
这和王亚樵有什么关系呢？李少陵的形容如此：“亚樵平时，足不出户，一部《水浒》，一部《三国》，看得烂熟；因与梅九梦仙过从较多，亦笃信无政府主义。”王亚樵不但是无政府主义的追随者，也是这一小小社会主义群体之中“保镖”一般的人物。“时陈独秀领导下的共产党，每欲深入上海基层组织，辄被亚樵阻遏，以是陈独秀尝在《向导周刊》上大肆攻击，然仍不敢直指亚樵之名。”
遥想当年，只有二十四岁的王亚樵于武昌起义之后在庐山响应，其事不果，转赴上海创立“斧头帮”，这已经决定了他一生参与公共事务的方式与方向，用大白话来说，就是“搞暗杀”——以血流五步之手段，诛锄天下不公不义之人。
到了为无政府主义者屏挡异己的这个阶段，并不是王亚樵对当时的社会主义大家庭有什么不得不捍卫的成见，也不是他和共产主义弟兄们之间有任何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冤仇，他所讲究的，纯粹就是那点先来后到的意气。后来他把一肚子怨怼发作到国民党的阵营，也是因为那些走在前面的无政府主义者背弃了原先的论述，成为国民党的中坚——而王亚樵是根本没有能力理解这样的思想转变的。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召开会议，由蔡元培主持，会中由吴稚晖发动了一个名叫“护党救国”的运动。五天以后，参与中央监委会议的人一字排开，是哪些人呢？蔡元培、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单看这几个名字，不都是最早在中国传扬无政府主义的前行者吗？在这个会议上指控共产党渗透到国民党中，予以颠覆，并且加上一个民族主义立场的阴谋论，认为共产主义者会让中国变成苏联的殖民地，这才有了“清党”的口号和工作方向。
王亚樵虽然是陈独秀的敌垒，但是他对国民党似乎更严厉。“清党”开始，他变本加厉地对付国民党的高层，前后的转捩很清楚：提出“清党”的居然大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王亚樵显然有被背叛的感觉。
身为一个江湖人物，王亚樵并没有一贯的政治信仰。务实地看，由于地方械斗组织必须不断发展，他和日后逐渐扩充、壮大以至于成为里巷间神话一般人物的杜月笙等人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不外就是以暴力围事为生计。如果能有机会为地方或中央政府干一点当局无法经手的肮脏事，夤缘与豪绅巨贾们出处，也就渐渐有了上流社会的交际。一九三〇年七月，王亚樵袭杀招商局总办赵铁桥就是这样的一份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