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再次感叹：与之前相比，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敌人换了一个人，我们也换了一个人。敌人从以前的失败中变得更加聪明、更加警醒，而且作战更加有效了，而我军也换了一个人，却使整个反“围剿”都失效了。

广昌战斗持续18天，红军作战损失极大，伤亡了5500多人，占参战兵力的五分之一。最后广昌作战的失败，导致中央苏区不得不被放弃，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突围，长征。

红军突围的战略方针，实际上在广昌之战中已经决定了。而李德在广昌之战中起的很坏的作用，也是导致红军满盘皆输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如果把全部原因都归于李德的话，也有不公平的地方。

73.李德该不该成为红军失败的替罪羊

李德当时有一个翻译叫王智涛。王智涛讲过，李德不是真正的共产国际代表，他是上海真正的军事顾问派来打前站的。共产国际真正的军事顾问是在上海的弗雷德，从来没有进入过苏区。而在苏区的这个顾问李德，共产国际从来不认为他是共产国际派驻江西苏区的顾问，共产国际一直认为他是中共中央自己聘请的一个顾问。

如果李德是假顾问，弗雷德就是真顾问。

那么弗雷德来了，中国的命运是不是能够好一些呢？中国革命的命运是不是能够更好一些呢？

正式顾问弗雷德1933年到达上海，他在中国的时间虽然短，但是3个月之后就给中共中央发出一封著名的长电，指示红军今后的作战方针。他反对集中使用兵力，主张两个拳头打人，要求红军主力组成东方军，打通福建出海口，获得苏联可能的武器援助。这是完全不切实际的想法。当时连共产国际的代表约尔特，还没有出发去苏区的李德都认为，弗雷德刚到中国想法太不切实际。李德到苏区之后的很多想法都不切实际，你说连李德都认为弗雷德的想法不切实际，可见这种顾问的意见荒谬到什么地步！

弗雷德当时还给苏区中央局去电，非常严厉的电报，电报里写：必须时时记着我们不能允许以讨论或含糊的方式来浪费我们任何时间。

口气多么强硬！有一个正式顾问头衔的弗雷德，比李德不知强硬了多少倍。

但不管是弗雷德还是李德，中国革命如果不寻找自己的办法，只听别人的意见，确实搞不成。真的顾问弗雷德是这样，“假”的顾问李德也是这样。中国革命缺的不是顾问，缺的是我们自己对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和方针路线有没有切实的把握，有没有自身能得出的东西来，否则是不行的。

由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靠请这样一个外国人来指导，希望从他那儿获得灵丹妙药，获得伟大的胜利，结局会是什么呢？那就是在这些外国顾问的指导之下，我们付出了一个比一个更惨重的代价。

当然，如果简单地把革命损失都归结于这些顾问的指导，也不尽公平。因为从这些顾问的不成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不成熟，中国共产党当时某些领导同志的不成熟，比如博古同志。

李德的另一个翻译伍修权后来当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对李德就有一段很公平的回忆。他说，李德的权力不是他自己争来的，是中共中央负责人拱手交给他的，造成失败的主要责任应该是中国人本身。

伍修权同志这句话讲得很对。

当然以博古与李德的关系，军事上不懂向别人请教无可厚非，哪怕请教的是个外国人，都可以。如果仅仅局限于请教，也许中国革命史和博古、李德的个人历史，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但如果是想借着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招牌，借着共产国际的身份帮助自己压台、压人，把李德变成钟馗，用他来打鬼——用李德这个形象威吓那些在革命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坚持红军独立战法的人，那么这本身就有问题了。

1929年，李德刚刚成为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一名学员，彭德怀、林彪等人已经完成了他们那段最艰难困苦的战争实践。

1932年春天，李德从军事学院毕业，江西革命根据地已经完成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毛泽东军事路线已经完全形成。

为什么不信任自己的将领、自己的理论，偏要请来一个李德呢？

中国同志如果出问题，主要问题可能就出在这个地方。

如果说是中国革命的不幸的话，李德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这个。如果公平地认识李德的话，现在也能作出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李德还不是想象中的那样糟糕。当然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苏分裂的时候，李德在德国写了非常激烈的文章，包括他写的《中国纪事》，对中国充满了怨言，对中国同志充满了怨恨。

经过了这么一个历史时段，我们再来看，怎样公正地认识李德，是我们党能不能真正成熟起来的一个重要标志。

74.红军“洋教头”李德为何出力不讨好

李德在1939年返回苏联，到了莫斯科之后，共产国际鉴于他在中国的这些问题，给予了他比较严厉的处分。

李德到中国来的时候是一腔激情，走的时候是满腹怨愤，他认为中国革命亏待了他。他承认唯一的缺点就是，不了解中国的国情。这一点李德是承认的，他说他最大的吃亏就在于对中国国情的不了解。

他讲的是实情，但是有一个问题是非常值得中国同志思考的，好像直到今天中国人也没有完全走出这个怪圈，就是毛泽东同志反复讲过的、批评过的这种现象——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

崇洋媚外，把外国人在他特定条件下所获得胜利的经验或理论，原封不动照搬到中国来，或者用这个理论来指导我们，或者用这个理论来威吓我们中国的一些同志。

直到今天为止，都有这样的问题存在。

其实，还可以作这样一个比较：李德辛不辛苦？

李德在中国革命中最大的失误就是对第五次反“围剿”的指导，在长征初期他的指导也有些失误，但是自从遵义会议之后，李德已经完全失去指挥权了。李德在中国的犯错时间主要集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当然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的损失，但他的影响时间并不是很长，从遵义会议后他已经没有指挥权力了，只是跟着红军长征。

公平地看，二万五千里长征，跟着红军唯一从头走到尾的顾问就是李德。

他在中国革命中也付出了很大的辛苦，他跟着红军走完了这二万五千里，他跟着走完了中国革命最艰难曲折的路程，而现在历史上对他没有任何的表示。

由此我们想到白求恩。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对中国的医疗事业作出过很大的贡献，但白求恩刚开始也不了解中国。刚开始来的时候，看到根据地的卫生条件如此简陋，而且医疗手段如此粗糙，白求恩是大发其火，非常严厉地批评八路军的医生。后来白求恩慢慢明白了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就处于这么一个困难的境况，没有办法。

白求恩很快地适应了。只有从中国原有的条件、环境和中国民众的基本素质与受到的训练出发，而不可能超越这种发展的阶段。然后白求恩尽量用他的医疗技术，为八路军服务。最后白求恩同志牺牲了。毛泽东同志写了一篇《纪念白求恩》的文章，对白求恩同志作了非常高的评价，说他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可以说，李德参加中国革命的时间比白求恩长得多了，最后毛泽东没有写纪念李德的文章。因为当时把李德捧得太高，最终反而把他给害了。

1936年，李德在延安的时候，曾经对埃德加·斯诺承认，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必须要适应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的军事经验和特点来决定一定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战术。他说，中国同志比我们更加了解在他们本国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

所以李德本身也不是一无所获的。

伍修权同志就讲过，李德作为一个外国革命者，致力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七年多，这种献身精神也还是可取的。不过我们当时在领导上把他摆错了位置，他的错误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对此我们都应该加以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

这是对李德的一种真正的认识。这种认识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值得反省的一个问题。当我们今天把西方的经验看做是最好的经验，把外国的月亮看做是最圆的月亮时，我们今天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怎么样脚踏中国的实地认识中国的国情，解决中国的问题？今天看来，我们依然是有这样的教训。

这对李德来说，本身是个很大的教训。当然对中国革命来说，也是个很大的教训。

李德全程参加了中国革命最艰苦卓绝的过程，为中国革命付出了7年的时间，应该说他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他当时被捧得太高了，捧到了一个太上皇的地位，他从极高处重重地摔下来，摔得粉碎。

李德给中国革命留下的启示，到今天也没有完结，这也是值得我们去回味的。

75.中央在上海的电台被破获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什么

在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而在1934年9月，由于上海的电台被破获，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中断了。

凡事都要一分为二地看，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电讯的中断，它有坏处，也有好处。

早在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尤其是斯大林等人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基本上是不太正确的。

斯大林当时对蒋介石寄予很高的希望，把对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放在了蒋介石的身上，他曾经用法国大革命的领袖来比喻蒋介石，把蒋介石称为中国革命的罗伯斯比尔第二，而把中国共产党人看得非常轻。

当时中共中央被迫服从共产国际的指导，也给中国革命带来很大的损失。

长征之前，也就是1934年9月，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被破获，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电讯联系被迫中断。这对寻求一条独立的革命道路，寻求一条中国式的革命道路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并不完全是坏事。它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得以通过遵义会议等一系列的会议，独立地解决自己的军事路线、政治路线和领导人的问题。

可以设想，如果在整个长征的过程中，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始终都保持着联系，那么想要独立决定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独立决定自己的领导人，实际上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当时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就是一个上下级的关系，他发指示你执行，就是这样一个关系。陈独秀早年就想与共产国际建立所谓的兄弟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根本就不可能。

中国革命寻找一条自己的独立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摆脱共产国际对我们的指导。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

当然凡事都得一分为二，它带来好的一面，摆脱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选择自己独立革命道路的阻碍；它也带来不好的一面，因为它割断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消息情报来源，妨碍了共产党领导者的战略视野。

因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革命，长期的战略就是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方针。而那些根据地都是最偏远、最贫困、最落后的山区，就是各个白色政权的接合部。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里面所讲到的。只要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持续不断的，红色政权的产生、存在并日益发展便是毋庸置疑的。

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是基于白色政权的战争与分裂，所以当时的各个苏区，都在各个白色政权的接合部，像闽浙赣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川黔苏区、闽赣苏区等。这些接合部都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经济比较落后，自然消息也比较闭塞，这样的区域成为共产党革命发生的地区。

当革命在这些地区发生的时候，消息情报和战略情报的匮乏是它的天然劣势。不过当时中共有个很有利的条件，就是上海的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发达的地区。

这也是中国革命非常有特质的一个表现：在上海聚集了中国知识阶层的精英，共产党的领导层精英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居于上海，一方面，可以保持与世界最先进的力量和最先进思想的联系；另一方面，又在最贫困、最落后的山区，获得了最为英勇的战士，这些贫苦农民出身的将士，作战极其英勇。

最先进的上海与最落后的苏区，形成了这种强烈的反差。

当时苏区的斗争通过上海的指导，当然，上海的指导包括中共中央的指导，包括中共中央转达的共产国际的指导，其中有些指导是不够准确的。但是总体来看，它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更大的视野。

76.共产国际为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了什么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中断之后，失去了对整个国际大势，对整个中国国内形势的基本估计。因为中央红军居于偏远的一隅，通信不发达，经济落后。

在这样一个相对闭塞的环境中，红军在四渡赤水前后，在遵义会议前后，虽然解决了自己独立的军事路线、政治路线和领导人问题，但是就战略去向问题，红军经过了长时间的摸索：先是遵义会议之后，力图赤化四川；后来赤化四川不行，又力图赤化贵州；后来赤化贵州不行，又力图在川黔滇区，把云南的一部分赤化了，结果也不行。

当时的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辖区徘徊了4个月之久。赤化四川不可得，赤化贵州不可得，赤化云南的一部分也不可得。正是由于共产党人的这种战略视野相对狭窄，所以脱离了共产国际的指导，还是有问题的。

从这一个角度讲，还不能单纯地说，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指导全是负面的，一点儿正面的也没有。这种说法也不是实事求是的。

从大革命时期开始，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导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它毕竟给了中共一个更大的国际视野，它使中共学会了从一个更大的棋盘上来关注共产党的事业。从当时来看，中共的事业只是一个小的局部，但是在掌握这个大棋大势的情况下，运筹中国革命，共产国际的指导就极其重要。

即使在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国际也表示了充分的尊重。

比如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只获得了前方的军事指挥权，他不出任党的主要领导人。总书记当时是推张闻天出来担任的，其中有一个很大的考虑，就在于共产国际接受或者不接受的问题。因为当时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任何领导人的变更都是要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在这种情况之下，让张闻天出来担任总书记，显然比毛泽东出来担任更容易被共产国际所接受。

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首先要解决军事路线的问题，政治路线可以往后放一放。首先解决的是军事领导人的问题，政治领导人的问题要调整，但由博古换成了张闻天，这些调整也都是考虑到共产国际的情绪，考虑到共产国际的影响，考虑到共产国际的作用，对共产国际表示了充分的尊重。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这种关系上，一个很恰当的做法。

中国共产党人虽然开过了遵义会议，但也知道红军长期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对于战略视野起了很不好的妨碍作用。所以中共并不乐意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被切断，一直在想办法解决。

当1935年红军渡过金沙江，基本脱离险境之后，中共中央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派陈云、潘汉年两个人为中共中央代表，携带密码到上海恢复白区工作，建立中央与上海及共产国际之间的电讯联系。

之所以有这个决定，是因为对上海中共中央机关被破获的情况、惨重的损失了解还不是很多。陈云和潘汉年到了上海一看，才发现恢复上海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已不可能。后来他们分头到了莫斯科，直接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

陈云大概是在1935年10月到了苏联，出席了当时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的会议，成为中共代表团的三个正式代表之一。那时他才知道，一方面中共中央在找共产国际，急于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另一方面共产国际也在付出极大努力，急于与中共建立联系，因为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所掌握的世界各国共产党支部中最有活力、最有成绩的一个团体，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是高度关注的。

当然，这个高度关注中有一些问题：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情况并不是非常了解，当时有些正面的，也有些反面的消息传到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急于想了解，中国革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77.共产国际为何急于与中国共产党恢复联系

其实在红军北渡金沙江以前，也就是1935年4月，共产国际已经开始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力图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共产国际为什么这么做呢？这跟在共产国际的“七大”上，当时的中共代表团介绍中国苏区的情况有莫大的关系。

当时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国代表团，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夸大其词，脱离实际。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王明为了博取台下各国共产党代表的掌声，说苏区占有土地200多万平方公里，5600多万人口，而且中国有50万红军、100万游击队，把这个牛皮吹得很大。

王明、康生那时都在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里，在灯火辉煌的大厅里大吹大擂，当然获得了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各国的代表一听，中国革命搞得这么成功，50万红军，5600多万人口，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有100万游击队，纷纷纵情欢呼。

现在反过头来看看，当共产国际真的要去寻找这200多万平方公里的根据地到底在哪里，5600多万人口的根据地到底在哪里，50万红军到底在哪里，100万游击队到底在哪里，事到临头了，才发现是一场空谈。

但当时共产国际并不了解这些情况，共产国际认定了中国革命是最具希望的，所以在失去联系之后，力图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而且共产国际刚开过“七大”，在第三国际史上，共产国际“七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七大”的核心是要建立全世界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是共产国际的新方针。如何让失去联系的中国共产党人了解共产国际的新方针，就成为当时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了。

主要因为这些，共产国际必须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共产国际先后派出了三个人与中共中央沟通联系，第一个是阎红彦，第二个是张浩，第三个是刘长胜。

阎红彦在新中国成立后做过云南的省委书记，“文化大革命”初期去世。阎红彦本人为了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废寝忘食，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了英文字母，并把用英文字母编排的密码熟记在脑子里。因为要靠这些密码恢复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如此的机密，不能带任何纸片，否则一旦被抓、被搜出来，那就是最核心的秘密被泄露了！

他于1935年4月回国。当时他是从新疆回来的，装扮成一个富商，骑着骆驼，载着俄罗斯的毛毯。骆驼队经过伊犁、迪化、兰州、宁夏、绥远，到达北平。当阎红彦到达北平之后，才听说中央红军已经胜利地结束长征到了陕北。阎红彦又立即从北平到陕北，找到了中央。

阎红彦从1935年4月出发开始，到12月他在瓦窑堡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中间8个月的时间，全凭自己的记忆带来了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码。但是后来出现了问题，凭借他带回来的密码，未能与共产国际联系上。究竟是由于长期记忆所发生的一些记忆不准确，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不得而知。总之他带来的密码，未能使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

第一个人没有联系成功。

第二个人，共产国际选定了张浩。

张浩又名林育英，是中共早期的一位著名党员。他是林彪的堂兄，1922年2月就入党了，是中共最早的领导人之一，而且长期从事工人运动，他在莫斯科的身份就是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在此之前，张浩曾经在东北坐过一年日本监狱，在狱中受尽严刑拷打，但始终坚贞不屈。这个人非常硬，在党内有“钢人”的称号。相较之下，王明在上海一次被捕，为赶紧找人营救自己，不惜暴露党内同志的地址，一出狱就挨了党内警告处分。与“钢人”相比，王明只是泥人而已。

如此任务，非“钢人”莫属。

78.唯一一个死后由毛泽东亲自扶棺送灵的人

张浩出发的时候，中共中央派来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的陈云还没有到达莫斯科。这是个巧合，莫斯科派出了张浩代表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传递密码、建立联系，而中共中央派出了陈云到莫斯科汇报情况，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但是张浩与陈云两个人没有见面，两人在路上交错而过了。

阎红彦是从新疆方向进入中国的，张浩是从蒙古方向进来的，他回来也是扮作商人，穿着光板皮袄，挑了副货筐，风餐露宿，穿越沙漠，沿途打听消息，于1935年11月到达陕甘边区的边缘，在瓦窑堡找到了中共中央。

张浩在瓦窑堡见到中共中央相关人员之后，立即传达共产国际一系列新的决定：改变对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不再把中间力量看做是危险的敌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人民战线等，而核心就是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同时，张浩也传达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是王明起草的，从这一点看，也不能说王明一点儿好事都没有干。《八一宣言》是中共党内一份重要文件，这一文件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有相当的贡献。

张浩虽然是共产国际派出的第二个人，但他比阎红彦到得早，阎红彦是1935年12月份到的，张浩1935年11月份就到了。但是张浩带回来的密码，也没有完成与共产国际的沟通，非常遗憾。

当然，张浩后来在中共党内有很高的地位，因为他后来在某件事情上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在处理一、四方面军分裂，张国焘另立中央这件事情上。

张国焘的分裂，是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分裂。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面临因内部分裂而覆辙的危险。毛泽东甚至作了被敌人打散，最后到白区做地下工作的打算。

张国焘掌控7个军，8万余人。而毛泽东率领北上的，只有原中央红军一、三军团7000余人。就算到陕北与徐海东的十五军团会合后，也只有13 000余人。论实力，完全无法与张国焘相比。而且十五军团主力徐海东的原红二十五军，原来一直由张国焘指挥。张国焘在这支部队里面的影响力到底怎样，这支部队对中共中央的态度如何，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徐海东真正了解以前，心里并没有太大把握。

由于张国焘实力强大，当时很多情况又不清楚，连一方面军留在四方面军的很多同志都对事情的发生感到突然和混乱，四方面军同志就更是情绪激动。态势是非常严重的。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宣布另立“临时中央”、“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自封为“主席”。并通过了“组织决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撤销”、“开除”、“通缉”、“查办”，张国焘的自信和气焰由此可见一斑。

后来张国焘放弃伪中央的称号，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南下作战失败。张国焘赤化川西北的方针，整个没有实现。

可以说，张国焘为南下赤化川西北所作的准备是精心的。口号也实惠诱人，“大举南下，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仍然是五四运动中跟那位牧师学到的技巧：从大众切身问题入手。

张国焘这一次实惠到了庸俗的地步。

搞革命仅仅为了吃大米吗？

偏巧还遇上个不惜同归于尽的刘湘。

南下失败。

如果南下成功，张国焘的另立中央就有可能成功，但他还是在节骨眼上碰到了挫折。原本明哲保身的四川军阀刘湘，面对张国焘的大举南下时，便不惜同归于尽；蒋介石也唯恐川西平原有失，成都难保，急令中央军增兵。最后四方面军面对的敌军迅速增加至20余万人，四方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由南下时的8万人，锐减到4万余人。

第二个就是张浩的功劳。张浩反复以自己的身份，以共产国际的代表在做这样一个斡旋，当中共内部发生争论的时候，共产国际代表作为中间人在斡旋，他的力量就很大了。

张国焘以“党团中央”名义致电中共中央时，张浩已经来到瓦窑堡。形势很严峻，仅仅靠党中央的教育和劝导，解决不了问题，必须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毛泽东、张闻天与张浩商量，由张浩以“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出面，帮助、教育张国焘。

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安排张浩以“国际代表”这种第三者特别是仲裁者的身份出现，表明毛泽东已经掌握了相当水平的斗争艺术。

1935年12月16日，张浩以“国际代表”身份从陕北开门见山地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22日张浩又电：“党内争论，目前不应弄得太尖锐。”“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斯科）中央代表团代管，此或为目前使党统一的一种方法。此项意见望兄熟思，见复……”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斯科）中央代表团代管——这就是毛泽东、张闻天、张浩商量好的变通办法。

张浩的电报对张国焘无疑是当头一棒。他深知共产国际这块招牌的权威。思考一段时间后，他致电张浩，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但又说中共中央北上行动是“反党的机会主义路线”，“放弃向南发展，惧怕反攻敌人”，“向北逃跑”，是“一贯机会主义路线”的表现。

他依然照称自己是“中央”，毛、周、张、博是“假冒党中央”。

中共中央只有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同时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俄界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张闻天致电张国焘，望其停止分裂活动，否则“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

张国焘深知共产国际这块招牌的分量。赤化四川失利的张国焘致电张浩、张闻天，同意“急谋党内统一”。共产国际至高无上的权威、万里长征胜利后中共中央巩固的地位、自己主张的南下政策面临的困境，都使他从来不缺乏的自信发生雪崩般的坍塌。

中共中央与红军这一次的分裂危机，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基本解决。

使张国焘放弃伪中央，最后带领四方面军北上，完成一、四方面军的会合，在这一点上，张浩是功不可没的。毛泽东对张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当张浩去世的时候，毛泽东亲自为他扶棺送灵。

79.李立三是一位电报密码专家

共产国际先后派了三个人带回密码，要建立与中共中央的联系。阎红彦和张浩两个人带回来的密码都没有发生作用，刘长胜带回的密码，最终恢复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提到刘长胜带回密码，涉及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跟李立三有关。

在长征的过程中，很多人都已经把李立三给忘记了。因为1930年3月的“立三路线”之后，李立三被解除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调往莫斯科，一去就是15年，从1930年一直待到抗战胜利才回来。而且其中有两年，李立三甚至是在苏联的监狱中度过的，品尝了苏联内务部人员对囚禁者的刑罚，包括肉刑。

李立三当时吃了很多苦。用他自己的话讲，他在苏联期间“终日提心吊胆，谨小慎微”，就是这样一种状态。但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他还在积极努力地为党工作。当时的共产国际派刘长胜回国传递密码，这个密码就是李立三编译的。

李立三在上大学的时候，数学非常好，对数学的感悟很深，这为他编译密码打下了基础。1935年春天，也就是遵义会议过后不久，共产国际把李立三派到邻近新疆的阿拉木图建立一个交通站。这个交通站的作用，就是为了方便国内人员的来往，同时了解新疆的政治情况。更重要的是，共产国际想通过李立三在阿拉木图建立的交通站，设法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李立三到了阿拉木图之后，派了两批人带着密码回国，但是两次都没成功。最后刘长胜也是从阿拉木图出发的，他带着李立三亲自编译的一套更加难以破译的密码，回到中国。终于，在1936年6月16日，共产国际收到了中共中央按照李立三编译的密码拍来的电报。这个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件天大的事情。

更有意思的是，这封电报收到之后，莫斯科谁也翻译不出来，因为这个电报的破译密码在李立三的手里。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康生，带着电报来到了高加索，找到了当时正在疗养的李立三，由李立三翻译出来。

这是长征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沟通的第一封电报，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内容是报告中国国内的形势和党内的形势。内容非常简短，就是：你们派出了几个人，林仲丹（即张浩）11月就到了，阎红彦、罗英（就是刘长胜）均到了。但有七个人已到达苏区边境，被民团杀害六人，余一人及电台尚在民团手中。

电报内容本身也许并不重要，但重要的是，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终于恢复，这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大的事情。

此前，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指导是时有时无的，最主要的就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中，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国际视野、战略视野被打开。这使中共早期的领导人，看见了一个更大的局面。当自己在棋盘上经营棋子的时候，他们开始关注全局。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恢复后，同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本人对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指示，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在“西安事变”前后对国际局势有一种更加清醒的、更加理性的认识。

想想，这是多么巧合，如果当时电讯不能恢复，中国共产党人在消息闭塞的情况下，“西安事变”也许又会是另外一种情况。

从这个角度来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也不是一无是处的。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大革命时期的错误甚多，土地革命时期错误也不少，但到了土地革命之后，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前后统一战线的形成，这个过程中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和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已经朝从错误的，到不那么错误的，到比较正确的方向发展。这说明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也要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开始趋于完善的地步。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恢复，使中共获得了一个更重要的情报消息来源和国际视野。到1943年，第三国际解散之后，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完全转入了与苏共中央、与斯大林本人的联系，完成了这样一个替代。也就是说，以后这个联系虽然有所变化，但始终再没有间断。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成绩。

80.历史上的李立三到底功过几何

在恢复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电讯联系过程中，李立三已经变成共产国际派驻阿拉木图工作站的负责人，一个密码编译者，而不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了。这与1930年那3个月所谓的“立三路线”期间反差是非常大的。

李立三在党内是被称为“坦克”、“大炮”这样一个很猛的人，而且这个人的本色与王明是完全不一样的。“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都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那么“立三路线”与“王明路线”有什么不同呢？

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李立三本身力图以中国革命为核心，他让苏联革命配合中国革命，虽然他严重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给中国革命带来很大的损失，但根本利益是要以中国革命为核心的。

这一点王明是完全不一样的，王明是一屁股坐在别人那边，要求中国共产党一切无条件地服从共产国际，以共产国际、以苏联的利益为核心。

在中国革命中，李立三犯的错误是不小，但他的功劳也不小。现在提起李立三，毫无疑问“立三路线”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惨重的损失。但是李立三一系列的功劳，现在讲得是不够的。

1922年春节，李立三回家探亲。其父李镜蓉以为他刚刚从法国回到国内，便问：“你留学回来准备做什么事？”

李立三答：“我要干共产！”

李镜蓉不知道，此时他的儿子正在安源路矿发动工人大罢工。他听了李立三的回答暴跳如雷：“这纯属胡来！是自己找死！人家督军有那么多兵，那么多枪，你们几个小娃娃，一千年也搞不成！”

李立三答：“军阀有枪，我们有真理，有人民，我们死了不要紧，牺牲了一些人，一定有更多的人起来革命，革命一定成功！”

整个春节在父子的争吵中度过。

李镜蓉后来逢人便说：“这个儿子是舍出去了，只当是没生他吧！”

李镜蓉舍了一个儿子，中国革命有了安源路矿大罢工。

我们前面讲过，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李立三在里面起到了主导性作用。

同样起到主导作用的，还有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当时首先提起南昌起义的是李立三，首先建议中央要立即进行武装暴动的也是李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