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整个近代史，既是一部先烈的牺牲奋斗史，也是一个不断地出现叛徒的历史。板垣征四郎是东北汉奸之父。华北的汉奸之父是土肥原贤二。土肥原在前期经营北洋派失败了，后来经营民国派，土肥原成功了。近代以来，中国的灾难几乎都与日本相关，中国的革命运动也几乎都与日本相关。日本是一个崇尚强者鄙视弱者的民族，很少有平等的概念。中国从来没有给日本造成什么伤害，但是日本人一点都不佩服中国人。美国人给日本带来过极大伤害，但整个日本民族最佩服美国人。

81.1927 年9月9日毛泽东为何处于生死攸关时刻

在毛泽东同志一生之中，有三个9月9日深深地嵌入他的生命。

一个同样的日子三次嵌入他的生命，对他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这是不多见的。

毛泽东的第一个9月9日是1927年9月9日。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就在这一天，毛泽东第一次实践他在1927年8月的八七会议上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而就在这一天，他被清乡队抓住了。当时他是与一个叫潘心源的战友在返回浏阳的途中，被清乡队抓住的。

潘心源的身份不明，清乡队一时还搞不清楚他的身份，主要把毛泽东绑起来了，要押送到团防局去处死。

如果这时事情不出现转机，我们可以想见，最后集建党、建军、建国于一身，后来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胜了蒋介石的800万军队的毛泽东，当年就栽在民团的清乡队手里了。

1936年斯诺到延安访问，毛泽东对斯诺回忆了这一段。

他在尚未暴露身份的潘心源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他说：“押解我的士兵都是普通的募兵，枪毙我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当时，毛泽东贿赂这个士兵，士兵同意释放他，可是押解队的队长却不允许。后来没有办法，只能伺机逃跑。

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两百米的地方，毛泽东终于找到机会，突然一下子挣脱出来，挣脱了绑缚，甩开士兵，往田野里跑。毛泽东身材比较高大，腿也比较长，跑得比较快。后面清乡队在追，他在前边跑，他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他知道光跑是跑不脱的，一下子就跳到草丛里面，躲了起来。士兵们追到水塘，觉得他有可能藏在这个地方，当时还强迫周围的一些农民过来搜寻。

毛泽东后来回忆，有好多次，搜寻的人走得很近。他说，“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碰到他们”，情况已经惊险到这种程度。有五六次他已经决定放弃了，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了，认为自己一定会被再次抓住，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没有被他们发现。

清乡队搜了几遍，没有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毛泽东这才从水塘边的草丛中钻出来，翻山越岭，彻夜赶路。当时他没有穿鞋，脚伤得很厉害。

幸亏在路上遇见一个农民，这个农民给毛泽东提供了住处，又带着毛泽东到了邻近的县城。当时毛泽东身上只有7块钱，他用这7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雨伞和一些食物。最后，当毛泽东到达秋收起义的农民武装那个地方时，他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后来秋收起义的部队在文家市会师之后，第一师师部副官杨立三（后来是解放军总后勤部的领导人）看见毛泽东的脚趾溃烂了，问他怎么回事。毛泽东回答，就是从路上跑回来给扎的。

这就是深深嵌入毛泽东生命的第一个9月9日。

这个9月9日是在革命最初爆发的时候，是在毛泽东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在播点革命火种的时候。星星之火，要掐灭它是比较简单的；当火已成燎原之势，再要扑灭它就几乎不可能了。当毛泽东到陕北的时候，胡宗南占领延安，在陕北到处围剿，那个时候中国革命已成燎原之势了，要抓住毛泽东是很困难的。

而在这一次，在最初播点火种的这个时候是多么危险啊！毛泽东被人抓住，五花大绑，还要押到团防局去处决。抓他的人不是什么主力部队，就是一些民团、清乡队，就这些人，差点儿把毛泽东同志给解决了。

这是当时中国革命最为险峻的时刻。当然，这个火种没有被扑灭，由此以后要势成燎原就不可阻挡了。

82.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毛泽东生命中的第二个难忘的9月9日，是1935年的9月9日，一、四方面军分裂，毛泽东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一、四方面军的分裂有很多的原因：

当时一、四方面军是长期分离作战的两个力量，会师之后双方互相不太了解，而且双方对各自领军作战方法都不太习惯，在处置的时候也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四方面军的同志对一方面军的同志刚开始抱着很大的期望，最后看到一方面军的装备差、人数少，再加上一方面军当时也有一些人过分地追究了四方面军。比如说放弃鄂豫皖根据地、放弃通南巴根据地等问题，这是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产生的一些矛盾。

任何长期分离作战的两支军队在会师之后产生矛盾，这都是难以避免的，但是这个矛盾达到了分裂的地步，那么它就不仅仅是一般的矛盾了，就达到了白热化。这个白热化，最初的触动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可是最终造成这样的分裂，可能就像毛泽东所讲的那样“张国焘是个实力派”，这是造成分裂的最大的原因。

有些著作描述一、四方面军分裂，往往讲得比较轻易，比如说“张国焘南下，走向失败，走向黑暗；毛泽东北上，走向胜利，走向光明”。这种概括是很简单的，而且这种概括完全没有体现当时一、四方面军分裂带来的严重性。

张国焘带领83 000红军南下，毛泽东率领7000红军北上。看到这种严重的分裂，起码当时毛泽东不会感觉到一点儿光明。毛泽东讲，一、四方面军的分裂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比1927年大革命失败还要严重。毛泽东当时作出最严重的形势估计，7000红军要到与苏联接近的边疆地方以求生存，因为没有办法了，就7000红军，能搞一个多大的局面？搞不了多大的。毛泽东甚至作出了7000红军被打散，到白区作地下工作的准备。

这已经是作了最坏的打算了。

不仅仅是毛泽东，当时在红军总部，被张国焘裹胁南下的朱德后来也回忆说：“革命生涯经历了多少坎坷，多少困难，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心情沉重，自己人分裂了，在最需要红军力量团结一起的时候，红军力量分裂了。”

一、四方面军会师，当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有争论，但是“共同革命，共同战胜蒋介石集团，取得革命的胜利”，这个毫无疑问应该是一致的。

当时，一、四方面军两支主力红军都失去了自己原来的根据地。四方面军先失去了鄂豫皖根据地，又失去了通南巴根据地；一方面军失去了中央苏区。这两支部队都被蒋介石压向西北一隅，也都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当大家既不知道外界的变化，而又集中评判过去的谁是谁非的问题时，有些原本并不重要的纷争就变得非常必要起来，原本并不是什么很大的事情，争论也变得非常激烈。

而在这个时候，张国焘钻了一个空子，反复强调自己的人多，有8万红军，中央红军只剩1万人。8万人和1万人，要显示比例，要显示出领导的比例，像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中央军委都要显示出比例来。而且遵义会议是在四方面军毫不知晓的情况下开的，那遵义会议是不是合法的呢？甚至这样的问题都提出来了。

这样的问题背后就一个原因，那就是实力。

1935年9月9日，张国焘复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坚持南下。此日后，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一个向北，一个向南，这一天成为毛泽东自己形容的“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这是他生命中难忘的第二个9月9日。

83.毛泽东如何探索开创“中国式革命道路”

1910年，毛泽东外出求学的时候，曾经题了一首诗留给他的父亲。这首诗是这样的：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他的父亲绝对想不到，毛泽东自己也绝对想不到，他从此便一去不归，开创了一条崭新的中国革命的道路。

1911年，毛泽东18岁，考上湘江的驻省中学。从今天来看，18岁上中学显得岁数大了，但毛泽东当年就是18岁考上了湘江驻省中学。在那里，他第一次看见了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上面刊载了广州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毛泽东才第一次知道了孙中山、同盟会和孙中山的纲领。

毛泽东后来回忆，看见了第一份报纸，看见了孙中山的事迹，当时是如此激动，以至于写了一篇文章贴在校园的墙上，那是他第一次发表政见。这篇文章的内容，后来在1936年，他在延安跟斯诺讲过，斯诺把它记录下来了。

毛泽东说他在文章里鼓吹，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招回来，担任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担任国务总理，梁启超出任外交部部长。从这里可以看出，康有为、梁启超，早年是毛泽东的偶像。梁启超写的很多东西，毛泽东要一直读到能够背诵。在梁启超写的一篇文章上，青年毛泽东还有这么一段批注：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们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

当年的毛泽东崇拜康有为、梁启超，赞成君主立宪。

孙中山一出现，毛泽东马上转变观点，赞成共和。但毛泽东由此抛弃君主立宪的观点，赞成了共和，并不是说共和就是一个终止。

毛泽东在1918年到1919年的时候，最喜欢阅读的著作就是俄罗斯克鲁鲍特金的著作，崇尚无政府主义。

到了1920年，毛泽东又醉心搞湖南自治。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真是给了毛泽东一个改天换地、再造自己的时机。

我们经常讲，毛泽东集建党、建军、建国于一身，当然建党不是他一个人建的，还有包括“南陈北李”等很多的领导人。不能说共产党是毛泽东的产物，但可以说，毛泽东是共产党的产物，没有中国共产党，同样没有毛泽东。

毛泽东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整个人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当然这个改变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还提出了“心境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还是有这样一个心理过程的，大革命失败了，怎么办？蒋介石背叛了革命，怎么办？这是1927年4月。

但是到了1927年的8月，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到了1928年的10月，毛泽东在井冈山写了一篇文章《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至此，中国革命有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这就是，共产党奠定了毛泽东，造就了毛泽东。

所以我们讲，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应该是这样一种关系。

1976年9月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这天下午4点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去世。

这是第三个深深嵌入毛泽东生命的9月9日。

84.“东北汉奸之父”如何策动九一八事变

中国整个近代史，既是一部先烈的牺牲奋斗史，也是一个不断地出现叛徒的历史。尤其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叛徒比比皆是，汉奸众多。曾经看过一个抗日战争的统计，就八路军方面的统计，八路军活捉的日本鬼子有1000人左右——因为当时抓一个活的鬼子是很难的，活捉汉奸44万。汉奸是什么人？汉奸就是跟着日本鬼子干的中国人。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为什么会出这么多的汉奸？当然有外因，也有内因。

这里先剖析一下外因。剖析外因的时候一定要提到两个人，两个所谓的中国汉奸之父，一个是板垣征四郎，一个是土肥原贤二。

板垣征四郎是关东军的高级参谋，后来作为关东军的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在九一八事变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板垣身材矮小，头剃得精光，脸刮成青白色，黑色的眉毛和小胡子特别显眼；总是服装整洁，袖口露出雪白的衬衫，加上有个轻轻搓手的习惯动作，颇给人一个温文尔雅的印象。他早年的职务几乎都与中国有关：1916年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1919年任中国驻军参谋，之后任云南、汉口、奉天等处日军特务机关长和使馆武官。长期对中国的研究观察，使他成为日军中著名的“中国通”。

他又是一夕会的重要成员，政治上胆大妄为，一意孤行，具有少壮派军阀的一切特点。虽然身份不过是一个参谋，但连内阁首相他也不放在眼里，军事上则深思熟虑，尤其重视地形。1929年他以大佐官阶担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立即拉上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组织“参谋旅行”，几乎走遍了东北。他的理论是：“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大的关系。”

在这一点上，他与石原莞尔一样，都主张把中国东北变为日本领土，并对整个中国“能立于致其于死命的地位”。

板垣征四郎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是关东军的高级参谋，他曾经在关东军的大本营对关东军演说时，分析了一遍中国社会的情况和日本采取行动的必要。因为当时关东军的兵力少，关东军在整个东北地区才有一万八九千人，而东北军有19万人。这一万八九千人怎么战胜19万东北军，取得整个东北的权力，这对日本关东军来说，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板垣在一次关东军的动员会上说，不要看中国是个现代的国家，好像有现代国家的一切特征，实际上中国是分散的部落。对一般的民众来说，顶多就是给谁交税的问题，并没有紧密的国家联系，可以给北洋军阀交税，可以给蒋介石交税，给张作霖交税，给张学良交税，或者给日本人交税，都是一样的。民众与政府的联系仅仅是赋税的关系，而赋税交给谁都是一样的，它并没有形成现代国家的这种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甚至社会制度之间的紧密联系，它非常松散。

板垣这个话的意思是：中国社会可以分而制之，中国从政治力量到军事力量都可以分而制之，不要看总体上人口多，总体上兵力很强，但却是分散的，各怀鬼胎的，各有各的利益的，互相争斗的。我们能够把他们各个击破。

这是板垣在1931年8月讲的。到了1931年9月，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建立在板垣征四郎对中国社会分析的基础上——不要看他们（中国）兵力很多，领土很广，人口很多，但能够分而制之，一个一个对付他们。九一八事变之后，关东军迅速占领整个东北，实现了板垣的战略。

关东军占领东北时，板垣征四郎策动了多个汉奸，网罗了罗振玉、赵欣博、谢介石等人，又运动熙洽宣布吉林“独立”，推动张海鹏宣布洮南“独立”，诱逼臧式毅出任伪奉天省省长，策动张景惠出任伪黑龙江省省长，宣布黑龙江“独立”。在这个关东军高级参谋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之下，最后溥仪也成为中国的头号大汉奸。

所以说板垣征四郎是东北汉奸之父，一点儿不为过。在关东军占领东北之后，所有成为汉奸的，帮着日本人干的，都能看到板垣的身影。

85.土肥原贤二拉汉奸，拉不动北洋派，却拉动了民国派

华北的汉奸之父是土肥原贤二。土肥原190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期间与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和阎锡山为同学，交往甚密。从1913年以后，他在中国整整活动了30年，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还会说几种中国方言，是日本军部中最受器重的“中国通”。土肥原与板垣征四郎一样，也是日本昭和军阀中的佼佼者。土肥原当年在天津建立了特务机关，自任特务机关的机关长。

土肥原非常善于利用关系，比如，他与阎锡山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他们曾经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土肥原到中国，首先就利用与阎锡山的关系，建立了与多个北洋军阀之间的关系，包括段祺瑞、吴佩孚、韩复榘、石友三都与土肥原交往甚密。

但是交情程度当然是不一样，比如段祺瑞、吴佩孚，是坚决不跟着日本人干的，虽然与土肥原的个人关系不错，但是一到了关键时刻真要跟着日本人干了，段祺瑞和吴佩孚是不上这个当的。还有一个北洋军阀孙传芳，土肥原也要拉他，但也没有拉动。孙传芳曾公开地对记者直斥日本的阴谋，声称绝不做傀儡政权的首领。

土肥原在前期的工作成效并不大。他在天津拼凑所谓的北洋派大同盟，是想把段祺瑞、吴佩孚、孙传芳等人拉过来，成为日本人的工具，但没有拉成，没有人跟他干。吴佩孚不干，段祺瑞不干，孙传芳也不干，所以土肥原没有办成。北洋军阀这些人物，从段祺瑞开始，到吴佩孚，再到孙传芳，他们这些人的民族气节还是可以的，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在替日本人干还是替中国人干的问题上，他们是非常清醒的。

但是，土肥原后来拉民国派，却成功了。比如汪精卫，还有宋哲元也差一点儿。这件事很值得思考，民国是打倒北洋军阀的，而民国派首领、国民革命的主持者汪精卫却成了头号大汉奸。还有像陈公博、周佛海，那都是参加了中共“一大”的，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一大”的发起者和参与者，这两个人最后都脱党，成了大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