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遭遇对陈独秀影响极深。他通过切身经历才真正感悟道：“不光是开展活动、发展组织需要钱，就是从监狱里和敌人枪口下营救自己同志的性命，也离不开一定数量的经费。这些现实问题，的确不是凭书生空口的豪言壮语能够解决的。”

陈独秀本人极重感情，一番波折，无形中增进了他对马林的感情和理解。李达回忆说：“他们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解决。”

有了这个基础，陈独秀最后同意了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当然，陈独秀还是绕了个弯，就是用中共中央下设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绕了个弯，下了个台阶，但最后毕竟还是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援助。

据包惠僧回忆，当时陈独秀与马林达成的共识大体是：

一、全世界的“共运”总部设在莫斯科，各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二、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有经济联系的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和预算，每年都要由赤色职工国际批准施行。

三、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援助。如确有必要时开支，由劳动组合书记部调拨。

那么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多少援助呢？

我们从共产国际给孙中山政府的，给蒋介石的黄埔军校的，给冯玉祥的北方西北军的援助来看，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的援助，只能说是九牛一毛，提供的数额极其有限。

据陈独秀1922年6月30日致共产国际报告，从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共收入共产国际协款16 655元。因党员人数不多，全党还保持人均年支出40元至50元的比例。随着1925年以后党员人数大幅度增长，共产国际所提供的费用远远跟不上这一增长速度了，全党人均支出由最初的人均40元下降到1927年的人均4元。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主要都转到了国民党方面。

尽管经费援助十分有限，但对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依然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作用。

据陈独秀统计，建党初期党的经费约94%来自共产国际，党又将其中的60%用于了工人运动。显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能够很快在工人运动中发挥重要领导作用，同共产国际提供经费帮助分不开，也同中共将其绝大多数用于工人运动分不开。

党的组织不断发展，以革命为职业者渐多，各种开销日渐加大。20世纪20年代脱产的共产党员，组织上每月给30元至40元生活费。尽管“二大”明确规定了征收党费的条款，但大多数党员实际生活水平本来就很低，党费收入便极其有限。陈独秀在“三大”上的报告称：1922年“二大”之后，“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

到1927年1月至7月，党员缴纳的党费不足3000元，而同期党务支出已达18万元。若再将这一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少共国际、济难国际等提供的党费、工运费、团费、农运费、兵运费、济难费、反帝费、特别费等总算起来，有近100万元之多。

比较起来，党的经费自筹数额实际不足千分之三。所以尽管共产国际援助中国共产党的数额远远少于国民党接受的数额，但必须承认，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重要支援。

8.陈独秀为何无法走出独立自主道路（下）

共产国际对早期毫无经济来源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援助，为中共的发展起到巨大的帮助作用，但同时也因这种有限的援助所形成的依赖关系，给中国共产党人造成了相当的损害。

1922年春，马林提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建议，陈独秀强烈反对。应该说马林的建议颇富创见。在荷属殖民地求解放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统一战线经验的马林，看到当时中共仅是几十个知识分子组成的小党，与五四运动以后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不相适应，加上孙中山也不同意党外联合，因此提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用国民党在全国的组织机构和政治影响，使共产党迅速走向工农大众、迅速发展成长壮大起来，这可以说是革命党人战略与策略的高度融合。

但也应该说马林的建议颇含风险。虽然中共党员皆以个人身份加入，但弱小的共产党进入到庞大的国民党里去，怎样保持其独立性而不被吞并？

怎样维护蓬勃的锐气而不被官僚化、贵族化？

怎样坚持自己的主义而不变成别人的尾巴？

再好的革命策略，弄得不好，也会因丧失原则而变成坏的机会主义战略。

马林的建议中还隐含着一些错误估计。他认为中国革命只有两个前途，或者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或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终止。马林把是否加入国民党看做是决定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生死存亡问题，他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中称“中国政治生活完全为外国势力所控制，目前时期没有一个发展了的阶级能够负担政治领导”。

创见、风险、谬误就这样奇妙地组合在了一起。

马林在强调国共合作的好处，陈独秀在强调这种党内合作的坏处，一时间与早先的经费之争一样，双方再次陷入僵局。

但之前已经承认了“各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种僵局不可能像上次那么持久了。

马林在他的建议遭到陈独秀拒绝后，立刻动用了组织的力量。

共产国际从1922年7月至1923年5月作出一系列命令、决议和指示，批准马林的建议，要求中国共产党执行，并令中共中央与马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就这样，在1922年8月马林亲自参加的中共中央杭州会议上，尽管多数中央委员思想不通，但组织上还是服从了，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决定。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今天回过头去看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大革命实践，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策基本是正确的。说它正确，是因为正是这一决策种下了北伐革命成功的种子。而在正确前要加“基本”二字，是因为它仅仅简单提了一下“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却没有任何具体的安排和可行的措施，实际上是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与能力，由此也埋下了大革命失败的种子。

目标与风险成正比，这是任何决策都无法规避的两难。夹在两难之间的，是陈独秀。

长期以来人们说陈独秀的领导是一言堂、家长制。包惠僧一语中的：“以后（接受经费以后）就不行了，主要是听第三国际的，他想当家长也不行了。”

曾经叱咤风云地领导新文化运动、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的陈独秀，大革命失败，你说有没有他的问题？面对共产国际作出的一个又一个决议，有时明知不可为，也只有放弃个人主张而为之，确实暴露了他在领导方面、领导力和路线选择方面的问题。但是按照共产国际当时那种说法，把很多罪名都加在了陈独秀的身上，让陈独秀承担大革命失败的全部责任与对共产党路线指导的一切错误，这未免太过分了。

共产国际的指导有问题，斯大林的指导有问题，但是共产国际不承认，斯大林也不承认。最后指责陈独秀用什么语言？《真理报》发表社论，指责陈独秀“这个死不改悔的机会主义者，实际上是汪精卫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这种似曾相识的扣帽子习惯和无限上纲的语言风格，竟然早在20世纪20年代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就已使用，真使人感到“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不在中国。

陈独秀下台以后，在个人反省期间经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中国革命应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这是他终生想要实现而未能在自己手上实现的心愿。

9.李立三和他的“立三路线”为何失败

陈独秀力图使中共独立于共产国际没有做成，继陈独秀之后，第二个想独立自主于共产国际大干一番的是李立三。李立三的个性跟陈独秀非常相像，而且他比陈独秀更过的是什么？李立三的脾气更加暴烈。李立三革命之坚决与脾气之暴烈，尽人皆知。

1920年年初，李立三赴法国勤工俭学，在船上和别人下象棋，象棋输了他竟然把棋盘一抡，棋子撒了一地。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炉前翻砂工，别人不愿干，他干，出大力流大汗，他都乐在其中。他的师傅是法共党员，21岁的李立三从师傅那里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到学生运动和争取华工权利的斗争之中，而且情绪激昂。提到反动势力，他就喊：“推翻！打倒！杀掉！”因敢闯敢拼，横冲直撞，留法学生送他个绰号——“坦克”。

另外，李立三还有一个鲜明特点，演说感染力极强。当时国共合作，李立三加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大都是一些老委员了，资格老，年岁大。让这些国民党中央委员特别感到耳目一新、为之一振的，就是两个加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中共新锐，一个是李立三，一个是毛泽东，讲话口若悬河。

李立三在我们党内有两个非常大的功劳，现在很多年轻人甚至很多党员可能都不知道。第一个是1922年的安源路矿大罢工，这是党在早期组织大罢工唯一成功的先例。李立三是安源路矿俱乐部的主任，是这次大罢工的主要领导者。当然，后来李立三犯了路线错误，对于这次大罢工，我们更多讲的是刘少奇。刘少奇同志也是当时安源路矿大罢工的领导者，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安源路矿大罢工的第一号人物还是李立三。

我们党早期的党员，很多都是来自于安源路矿的矿工，安源的矿工党员在我们党内占了很大的比例。1924年年末中国共产党只有党员900人，其中安源煤矿的党员就达300人。这是李立三对我党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后来“二七”大罢工失败，五卅运动失败，很多党员被杀，我党损失很大，唯有安源路矿大罢工是我们党大革命时期硕果仅存的一例。

对此，刘少奇曾说这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工运动中绝无仅有的事。

这一胜利对全国工人运动影响巨大。京汉铁路罢工失败后，各地工会组织全遭封闭，被迫转入地下，唯有组织严密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阶级势力强大，反动当局不敢贸然镇压。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说，安源路矿是硕果仅存的世外桃源。

1926年，李立三又到武汉领导工人运动。在武汉，码头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只是名义领袖，实际主持工作的是李立三。当时人们说，只要向忠发、李立三一声令下，武汉三镇30万工人要进可进，要退可退。

当时还有人说，李镜蓉（李立三的父亲，李立三因积极投身革命与父亲不和）少了一个叛逆的儿子，革命却多了一员不妥协的猛将。

这员猛将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绝不仅仅止于工人运动。

安源路矿大罢工成功后，李立三的第二个可能不为众人所知的贡献也随之而来，那就是我党我军历史上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

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在“李立三”一条中评价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李立三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革命委员会委员和政治保卫处处长。”

这是辞典里的记载，事实上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八一南昌起义，李立三绝不仅仅只是个参加者，更是这一起义的最早提出者。

1927年7月20日，李立三路过南昌，因为汪精卫在武汉也背叛了革命，李立三要把武汉的革命力量撤到上海去，南昌只是个路过的地点。结果李立三到了南昌之后，发现贺龙的第二十军、叶挺的第十一军都在南昌附近，就立即给中央写了报告，意即在军事上赶快集中于南昌，动员第二十军与我们一致举行南昌暴动。

这是李立三给我党带来的又一大功绩，即时发现历史时机，并能成功策动，为党的革命打下坚实基础。

我们后来说，南昌起义的前方总指挥是周恩来同志，但是南昌起义的早期组织和策动，李立三在其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是向忠发，向忠发是个弱势人物，他是工人出身，水平不高，对党的斗争历史知之甚少，总体来说，领导力和驾驭能力都比较差。李立三后来是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身份，代行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实际上就是中共的主要领导人。他建议中央搞南昌暴动，就是要通过这个暴动计划，促成中国革命的成功。

当然这里面还隐有一条，就是我们上面说的，李立三同陈独秀一样想脱离共产国际，不同的是他采取的是坚决的行动。

不过，李立三也惹了很大的祸。

他不仅想独立于共产国际，甚至想把共产国际给指挥了，这一下把共产国际惹火了。结果不仅给他本人带来了非常大的麻烦，也给当时的中国革命都带来了不小的影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立三路线”。

10.主张“斩首”理论的李立三如何脱离中国革命现实

李立三看不起毛泽东的农村根据地。

他认为“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们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他的四肢，而没斩断他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还不能置他的最后的死命。这一斩断统治阶级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的残酷争斗主要是靠工人阶级的最后的激烈争斗——武装暴动”。

正是基于这一点，20世纪20年代末期就主张“斩首”理论的李立三，脱离了中国革命现实。

后来，一意孤行的李立三搞出了一个“立三路线”来。

当时正值蒋、冯、阎大战，就是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在中原展开大战。李立三认为这是空前的世界大事件，世界大革命逼近到我们面前了，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一蹴而就的时刻。他一面部署中心城市武装暴动，一面重新编组全国红军，攻打大城市。

这是要采取大干的方法。

怎么干呢？

李立三提出中国革命势将成为全世界革命的最后的阶级决战，苏联必须放弃五年计划，积极准备战争，而且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的时候要立即发表宣言，加入中华苏维埃联邦。蒙古当时“独立了”，也得回来。当时西伯利亚有10万中国的工人，苏联应该迅速武装西伯利亚10万工人，从蒙古穿过来援助中国，向敌人进攻。

很显然，李立三这次暴动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国革命当时并没有形成高潮，只是他说形成了高潮。最糟糕的是，李立三这个计划把共产国际一下惹火了，他是想以中国革命为中心，让苏联革命配合中国革命，让苏联停止五年计划，全力援助中国武装暴动，而且要把苏联好不容易从中国分割出去的蒙古再重新拿回来加入中华联邦。这个设想严重脱离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也给当时还在发育期的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指挥共产国际，指挥苏联放弃五年计划准备战争，这种想法对苏联、对共产国际、对斯大林来说无疑太狂妄了，所以当时共产国际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进行了干预——停发中共中央的一切活动经费。这是我们党建党初期受到的最严厉的制裁。当时李立三的中央办公地在上海，包括租房子的钱，各种各样的活动经费，主要都是由共产国际提供的，被停发了经费的李立三在中央的工作立即陷入了困境。

陈独秀想独立，李立三想独立，都没有独立成，这两个人的经验和教训都至少证明一个什么问题呢？那就是一个政党、一个社团独立与否很多时候并不在于领导人的主观意念如何，而在于你是否具备客观条件和领导人能不能创造性地具备这样的客观条件。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要想改变这种对共产国际的依附关系，不仅有赖于政治上、军事上斗争经验的日益成熟，而且有赖于经济上一定要找到立足之地，这是最起码的条件，否则你是根本不行的。

就在李立三沉湎于“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之时，蒋介石从河南前线向南京发出密电，要求立即发布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为“鄂湘赣三省‘剿匪’总指挥”的委任令。同时嫡系教导第三师首先抽调南下。

中原大战尚未结束，蒋介石已经开始准备“剿匪”战争了。

对苏区旷日持久的“围剿”，由此拉开帷幕。

帷幕还未拉开，“立三路线”已经宣告结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这位要求苏联停止五年计划准备支援中国的革命战争、要求外蒙古回归中国的李立三进行了快速而坚决的反击。

1930年，“立三路线”3个月后，李立三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调往莫斯科，一去就是15年。其中有两年时间甚至在“世界无产阶级红色堡垒”的监狱中度过，品尝了苏联内务部人员对囚禁者从不手软的肉刑。

据李立三后来讲，他在苏联期间“终日提心吊胆，谨小慎微，以免触怒，但还是不免经常受到斥责”。即使这样，他仍然努力为党工作。

1935年初春，共产国际派他到接近新疆的阿拉木图建立交通站，负责国内方面来往人员的安排，了解新疆政治情况，更重要的是设法恢复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

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是由他重新建立的。

完成这一重大任务的李立三，又被人忘记了。

他被忘记的地方何止一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中，最为成功的是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文化大革命”前说领导者是刘少奇，“文化大革命”中说领导者是毛泽东，自始至终一直在安源领导罢工的工人俱乐部主任李立三却无人提及。安源工人的歌谣“有个能人李隆郅”也被改为“有个能人毛润之”。改歌者还振振有词：不是为个别的真实，是为历史的真实。

丢掉了个别的真实，真的能够获得历史的真实吗？

遵义会议后，本来已经弄清楚李立三和王明有所不同，但为了照顾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关系，近十年时间里，仍将“王明路线”称为“‘立三路线’的残余”，李立三不仅因自己的错误受到了应有的或不应有的对待，而且还要代人受过，把残酷斗争过他的王明的错误也担在身上。

这自然又是历史的需要。

李立三的命运就是这样，不断地为历史牺牲自己。

1946年，李立三终于从苏联回到东北，化名李敏然。一些单位不知道他就是李立三，请他去讲党史，他就自己选择介绍“立三路线”的错误，并分析形成的原因和领导者个人的责任，讲完后场上一片称赞。也有人听了以后疑惑不解：“您怎么会知道犯错误的人心里想什么？”李敏然的回答令全场大吃一惊：“我就是李立三。”

短暂的沉寂后，会场上突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许多人很多年以后还回忆说，听了那次课，才知道什么是老革命家的坦荡胸怀和自我批评精神。

李立三这种坦荡带来的问题是：至今我们都知道他的错误在哪里，却很少有人能说出他的功劳在何处。

于是也就弄不清什么是个别，什么是历史，弄不清为什么历史如此藐视个别。

这是中国革命中一位极富悲剧色彩的人物。几十年忘我奋斗无人知晓，3个月的错误却结结实实检讨了30多年。最初因为横冲直撞的性格被人称做“坦克”，最终却像绑缚山崖任苍鹰一遍又一遍啄食的普罗米修斯。

开国大典中，人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李立三作为全国总工会的代表，站在毛泽东身边。

20世纪50年代末，他到东北考察后提出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工业管理原则，被毛泽东概括为“鞍钢宪法”。

1967年6月22日，“文化大革命”炉火正旺之际，李立三服用大量安眠药自尽。

1980年中共中央为他举行平反昭雪追悼会，他的骨灰早已无影无踪，被随便扔掉了。覆盖着党旗的骨灰盒里面，只装着他生前戴的一副老花镜。

李立三生前最喜欢明代爱国将领于谦的《石灰吟》，他的命运恰是如此：

千锤万凿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11.毛泽东的艰难选择

陈独秀、李立三的选择，都想使这个党独立于共产国际，走一条中国的道路，都没有搞成，毛泽东同志为什么搞成了？这里面最大的一个区别在于，陈独秀和李立三在指导方针上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尤其是李立三表现得更为严重，而紧密联系中国革命实际这一点恰恰是毛泽东最擅长的。

毛泽东在选择方针路线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牢牢根植于脚下的土地。他没有到莫斯科去学习。他是从井冈山和江西苏区这块红土地上成长起来的。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之后组织了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原定的方向是打长沙。毛泽东一看这个队伍的实力，根本打不了长沙，就放弃了打长沙计划，带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

为此，毛泽东受到了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处分。

毛泽东是在八七会议中被增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刚刚开始进入中央的核心层就被撤职，撤职原因是：让你组织秋收起义主要是攻长沙，把长沙打下来。你没有打长沙，却带着队伍上了井冈山，属于右倾逃跑。

现在我们看上井冈山这件事。就当时中国革命的现状，毛泽东上井冈山恰恰是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极其符合中国实际的道路，但是这个开端没有任何人褒奖，得到的反而是最严厉的处分。这也再次说明了我们中国革命道路选择之艰难和中国领袖成长之艰难。

那么，毛泽东在这块红色土地搞了什么呢？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样一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这条正确道路，在今天很多理论概括中，红色根据地、革命政权的广泛建立，在政治上开辟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独特的理论领域，而且军事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武装力量工农红军。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讲得是不够的，正因为在广大的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广泛的农村根据地，我们党才在经济上完全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摆脱了曾经一直束缚着陈独秀、李立三的经济绳索，让中国革命在一定范围内能够真正独立，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

中央苏区也好，地方苏区也好，都实行了打土豪、分田地这种政策，既是红色政权政治运动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经济独立的基础。在中国共产党人最为困难的土地革命时期，我们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人人皆知。而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派人一趟一趟给上海的党中央送经费、送黄金，我们今天有多少人知道呢？

今天我们还有不少人以为上海中央经费主要来源于苏联。当然，共产国际是提供了一些经费，但是从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苏区等各个苏区建立之后，苏区的财政全部自给自足，苏区不需要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苏区有独立的工商税收，有独立的田税。

苏区在这个基础上已经完全拥有了政权独立运作的模式。

红色首脑最先在发达的上海租界建立，在共产国际、苏俄的帮助下建立。红色政权最终在贫困落后的山区、边区扎根，这可以看做是中国革命一个非常大的特征。

如果当年红色首脑不集中在现代化的大城市，我们党不可能获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最先进的思想体系，而且也不会收获后来众多的精英的领导；如果红色武装不分散到最贫困落后的边区、山区，也就不可能得到充足的给养和顽强的战士。

所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才讲到毛泽东道路的珍贵。毛泽东道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完全自己独立自主地开展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一条道路。

这条道路给我们揭示了什么呢？其实今天来看也是我们必须珍视的：中国革命不但要独立于敌人，而且要独立于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