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百年来，各种政治力量在中国舞台上都表演了一番，而最终完成救亡命题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选择社会主义之前，实际上我们有过相当广泛的选择，包括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包括三民主义，最后才到了社会主义。

在欧洲，马克思、恩格斯最看好的是德国革命，而不是俄国革命。在亚洲，列宁、斯大林看好的是日本革命，而不是中国革命。

1.为什么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1921—2011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讲党的历史之前，简单回顾一下我们国家21世纪头10年取得的成就。2004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05年，中国经济总量继续增长，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我们现在由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新中国，这种发展速度远远超出世界预料。

概括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坎坷历史，就是救亡、复兴。

从1840年到1949年，这逾一百年的命题就是救亡——挽救中华民族命运于危亡。为了完成民族救亡的使命，多少先进的中国人前仆后继，但是纷纷失败了。1840年开始，林则徐禁烟失败了；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洋务自强失败了；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失败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但是成果被篡夺，走向共和的运动又失败了。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百年救亡的命题才打了一个结。近代百年来，各种政治力量都在中国舞台上表演了一番，而最终完成救亡命题的是中国共产党。

在今天来看，继续完成发展命题，在世界范围内做得最成功，而且取得阶段性巨大成果的仍是中国共产党。上海有位学者曾经对我讲过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研究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对中国共产党想绕也绕不过去。她就是这样一股力量，想绕也绕不过去，想忽视也忽视不了，最终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她在救亡与发展这两大命题中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从更广阔的历史纵深角度，从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使命、所取得的成就与未来继续肩负的重大使命来看，中国共产党已经完成了救亡和发展这两大命题，下一步将继续完成中华民族的复兴。

今天，当我们在纪念建党90周年时，绝不仅仅是歌颂党的光荣伟大政绩，我们还要继续肩负党的使命，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使命依然是我们今天的重大命题。

2.中国为什么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

当我们讲到为什么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时候，有一句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句话如果加以简单理解，好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社会主义就诞生了——在世界诞生了，很快在中国也诞生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容易。社会主义在中国从能够站稳脚跟被人认识，到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展成为在中国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有一段很长很艰难的历程。

1840年，国门被踢开，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丧权辱国条约，中华民族的命运就此跌入一个历史低谷。面对如此境况，我们历尽选择，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人，病急乱投医，什么药都吃，正方偏方全都上。

那么，什么样的药能治好中国？

在选择社会主义之前，实际上我们有过相当广泛的选择。比如说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他所选择的思想武器，其实就是基督教义的中国化。他引进了天父、天兄，把上帝、耶稣变成所谓的天父、天兄，来改造、凝聚他的太平天国。他这种生硬的改造，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也注定了曾国藩以保卫中国的“名教”这面非常有号召力的旗帜，很快聚集起大批将心兵力，把太平天国镇压了。

太平天国被镇压以后，就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洋务自强。洋务自强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中国万事皆在西人之上，唯独制器不行。那么就是机器制造、科学技术不行，所以怎么办？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主要是机器制造和科学发展，重点从这两个方面进行洋务运动。从1861年开始的洋务运动，一直搞到1894年甲午战争，最后以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这时候，清政府另一批先进的中国人，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提出中国不是器物层面不如人，而是制度层面不如人。怎么办呢？改制。康、梁当时搞的戊戌维新，它的倾向就是君主立宪。戊戌维新失败，康、梁等人被追捕，逃亡，最后“戊戌六君子”被杀头，戊戌变法也就失败了。

接下来到了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建立共和，从制度层面对中国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这是多么伟大的创举！沉睡之狮翻身猛醒，共和之蓝图大功将成。现在试想，当初中国要是走向共和该多好啊，省得后来那么多战乱，那么多运动，那么多革命，那么多流血！但是这也只是一个理想主义的设想。为什么没有走向共和？因为辛亥革命前期成果被袁世凯篡夺了。

可是袁世凯在1916年就死了，袁世凯死之后我们还有12年的时间。我们想走向共和不是没有机会，从辛亥革命一直到1928年，我们可以充分地实验共和这个体制，可没有实验成功。这12年时间内，北京9届政府更替、24次内阁改组，换了26任统领，结果又是什么呢？军阀混战，生灵涂炭。而且辛亥革命后的1915年，我们还有过新文化运动。在当时探索中国救亡这条路上，我们不仅仅是器物层面出了问题，不仅仅是制度层面出了问题，而且思想文化领域也出了问题。

从上述轨迹中，我们可以看到，近现代以来，不是我们在选择社会主义之前没有过别的选择，而是历经选择。我们什么药都吃过了，什么招都使过了，包括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各种各样的主义，都有人在尝试、在推广，最后才到了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幸运儿，而是我们反反复复选择之后的结果。

社会主义最初传入中国的时候，是打了一个大问号的。社会主义能不能救中国？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泰斗级人物都认为社会主义救不了中国，社会主义无法救中国，这对于刚刚萌芽于中国这片土地的社会主义而言，其发展的艰难程度是无法想象的。

3.共产党成立初期为何遭到各界质疑

当初社会主义理念传到中国的时候，各方争论的焦点就是社会主义能不能救中国。当时思想界的泰斗级人物梁启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发表了一篇《论社会主义运动》，里面就讲，今日之中国，生产事业一无所有，虽欲交劳动者管理，试问将何物交却？他的意思是说，你搞社会主义，没有社会化的生产，谈不上社会化的管理，搞什么社会主义？搞不成。梁启超的态度很明确，中国搞不成社会主义。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思想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梁启超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年多后，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的代表越飞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孙中山博士认为，共产主义秩序，乃至苏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因为这里不存在成功建立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的条件。孙中山认为在中国搞不成社会主义。那么共产国际代表越飞持什么态度呢？在这篇《孙文越飞宣言》里，越飞完全同意孙中山的看法，并且进一步认为，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实现国家统一和充分的民族独立。

孙中山和越飞，一个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一个是苏联政府同时也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两个人都不认为中国存在适合马列主义生存发展的土壤。

孙中山的“不认为”，一半出于对三民主义的信念，一半则是对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担心。越飞的观点，其实是一个矛盾，当然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妥协，支持孙中山，为了换取孙中山对中东路和外蒙古问题的承诺。

那还会不会有更深入一些的原因？

有。

当时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成立的时候，共产国际给予了帮助，越飞实际上就是在完成一种交换。他和他代表的共产国际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当时主要的想法是在中国培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牵制力量，让北洋军阀不能毫无顾忌地反苏。不管支持中共成立，还是支持孙中山的南方政府，在共产国际来看，在苏联来看，都是以苏联的利益为核心，就是让中国革命具有这样的牵制力量。

《孙文越飞宣言》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没有这份宣言，就没有后来的国民党改造，就没有国共合作，也就不会有黄埔军校和北伐战争。它既是孙中山对中国革命走向的判断和规定，也是苏联将其斗争中心由世界革命中心转向苏联利益中心的启端。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所面临的最大难处，除了自身的困境，就是苏联共产国际这个最有力的指导者，一直都不看好中国革命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搞成，甚至不相信中国能存在社会主义。1940年，斯大林就曾讲过，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直到1944年，他还对美国特使哈里曼说，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对共产主义来说，就像是人造黄油对黄油一样。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正牌的黄油是什么？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共是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的结合，所以中共不是真正的黄油，是人造黄油。

可是历史就是这样有规律地发展，无规律地跳动。

在欧洲，马克思、恩格斯当初最看好的是德国革命，而不是俄国革命，结果是俄国革命最终获得成功。

在亚洲，列宁、斯大林看好的是日本革命，而不是中国革命，结果中国革命最终获得成功，而且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获得巨大成功。

那么列宁、斯大林当时为什么看好日本革命？因为日本工业最发达，日本工人阶级最成熟，而且日本当时已经传播了大量的革命理论，怎么看日本都比中国强。所以斯大林将日本看做是远东革命的钥匙，没有日本革命，远东革命就是小杯子里的小风暴；没有日本革命，远东革命就是瞎闹，中国革命就没有大希望。

这就是当时的共产国际、革命导师、革命理论泰斗，包括当时的中国理论界，普遍的一个判断。

但是，日本没有发生革命，中国发生了革命，中国搞成了社会主义，这也是世界所预料不到的。

4.“南陈北李”缺席中共“一大”的史因

今天我们讲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事后开讲，因为她今天所取得的成就，让我们在讲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很难绕过她所具有的深远的历史意义。然而，历史从来都是当局者迷的历史，我们从旁观者的视角去看，会更接近真实。

中国共产党当年成立时的13位代表，从其参与筹建的曲折经历来看，当初这个党的成立，并没有多少人看好，甚至早期参加筹建这个党成立的一些领导同志，对这个党将来能有多大作为，能做出多么大的事情，在其成立之初并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这里面就包括我们经常讲的早期共产主义小组创始人——有“南陈北李”之称的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为何没能出席中共“一大”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会议？我觉得这是中共党史以及中共“一大”的一个遗憾。

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纪念馆位于上海市兴业路76号（原望志路106号），是两栋砖木结构的两层石库门楼房，一栋是“一大”上海代表李汉俊和他哥哥的寓所，另一栋是“一大”代表在上海的住所——博文女校。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是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都是中共建党早期的中坚人物，“一大”开会的时候，两个人却都没有在上述两个地方出现。

陈独秀当时在孙中山的南方政府出任教育厅厅长，“一大”开会的时候他正在筹款。陈独秀想，人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所以没有来。

那李大钊为什么没有参加？

李大钊当时的理由是北大正值学期的终结，校务纷繁，无法分身。中共“一大”开会正值北大放暑假，当时李大钊在北京有个重要任务是什么呢？因为当时北洋军阀政府财政困难，停发了北京八所高校教职员工的薪金，这八所高校就联合成立了“索薪委员会”追讨工资。“索薪委员会”负责人马叙伦经常生病，主持不了会议，所以李大钊在“索薪委员会”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整天忙于开会，追讨着北京八所高校教职员工的工资。

两人当时都忙。

但他们的理由与中共“一大”的历史地位相较，无疑是芝麻与西瓜相较。

什么是历史？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并非理想却真实的历史。

不是苛求前人。武昌起义并非一经发动就必定成功，之所以成功，毕竟还有其他许多因素。袁世凯也并非一出生就是“窃国大盗”，孙中山对他也有一个认识过程。

对“南陈北李”来说，在旧中国剧烈的大变动时期，每天成立的组织与散伙的组织一样多，结社很平常，也不能强令“南陈北李”预见到28年后的新中国。

常人可能觉出眼前的量变不一定能觉察到质变，但很多时候，伟人也无法立即察觉将要出现或已经出现的质变。

所以孙中山有面对辛亥革命的遗憾。

陈独秀、李大钊也有面对中共“一大”的遗憾。

中国今天的高速发展，使得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意义越来越大。那么在当年谁看好这个党？谁认为这个党将来有大的作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也让人遗憾。

我们前面也讲过，当时看好这个党的人是不多的，包括共产国际和当时中国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一些重要人物。据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最年轻的代表刘仁静回忆，他当时参加“一大”时19岁，北京小组当时有两个名额，李大钊是建党发起人，有个固定名额；另一个名额属于张国焘。张国焘当时已经去了上海，李大钊因“索薪委员会”无法抽身，去不了。刘仁静回忆道：“李大钊去不了其实也轮不着我。”

北京小组当时还有一位资深的党员邓中夏和另外一位资深党员罗章龙。邓中夏和罗章龙两个人是刘仁静的入党介绍人，俩人资格都很老。可是征求邓中夏的意见，邓中夏要到南京参加中国少年学会会议，没有时间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邓中夏不去轮到罗章龙了，罗章龙也不去。罗章龙为什么不去呢？罗章龙要到二七机车车辆厂开工人座谈会，搞工人运动，也没有时间去。刘仁静在回忆录里写道：“这个莫大的光荣就这样历史地落在了我的头上。”

这就是当时中共成立时一幅真实的图像。

当然这样的情况也并不奇怪，当时中国大地的情况如前所述，每天成立的政治组织与每天解散的政治组织一样多，谁也不知道这个党成立能搞多长时间。

邓中夏要到南京参加中国少年学会的会议，而没有时间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成立，南京离上海多么近啊！刘仁静作为北京小组一个资历很浅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出任中共“一大”代表，拥有中共“一大”代表身份名垂千古，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各种各样的展览，中共“一大”代表十三个人的名单、照片都有刘仁静，而邓中夏、罗章龙呢？随着历史的推演，人们对他们的印象越来越淡薄。

当然，刘仁静的后来也是非常令人惋惜的。

几年前，我在《苦难辉煌》这本书里写道，1979年张国焘在加拿大多伦多去世，这是中共“一大”十三位代表中，最后一位去世的。后来书出版了，我才发现我写错了。中共“一大”13位党代表最后一位去世的不是张国焘，而是刘仁静。刘仁静19岁当“一大”代表，85岁（1987年）去世。他才是“一大”代表中最后一位去世的，而且不幸的是被公共汽车撞死的。这让人非常遗憾。

85岁的刘仁静，早起晨练，结果被一辆公共汽车撞了，中国共产党最后一位“一大”的代表，就这样去世了。由此，我们回顾刘仁静的一生，也是非常波折的。他光荣参会中共“一大”，后来犯了参加托派、脱党的错误，到了新中国，又检讨当年的错误……至1985年，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但到1987年便死于车祸，非常可惜。

5.中共“一大”代表的命运折射党的艰难

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命运充分折射出党的艰难。

1921年7月，“一大”在上海召开了，13位代表，有多少人能够想到这个党28年以后能夺取全国政权？1921年建党，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恐怕当时没有人能够想到。如果有人能想到的话，后来还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吗？

1923年，陈公博因投靠军阀陈炯明被开除党籍；

1923年，李达脱党；

1924年，李汉俊脱党；

1924年，周佛海脱党；

1924年，包惠僧脱党；

1930年，刘仁静被党开除；

19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

13位党代表，脱党的、被党开除的达7位，超过半数。

周佛海、陈公博还当了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最后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

张国焘叛党，最后到戴笠手下当了一个主任，想办法怎么搞垮共产党。

我们单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到党初建时的艰辛和曲折。可是还有，王尽美1925年牺牲，邓恩铭1931年牺牲，何叔衡1935年牺牲，陈潭秋1943年牺牲。

13名党代表中，脱党的、被党开除的7人，牺牲的4人，加起来是11人，最后党内幸存者仅毛泽东、董必武二人。

从13位党代表的命运中，你就能看到这个党何其艰难，绝对不像我们今天有些描述——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剩下的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南湖的会议一开完，一轮红日从南湖的红船上冉冉升起，放射光芒，然后一条红飘带，直接从南湖飘到井冈山，飘到延安，飘到天安门，我们就胜利了。

那是很浪漫的文学式的表达，党的这种艰难，这种艰辛，这种奋斗，没有一条坦途，是一步一步地摸过来、走过来、爬过来的，非常不容易。

6.陈独秀为何没找到革命的正确道路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先后有三个试图使中国共产党独立于共产国际的领袖。这三个领袖人物，第一个是陈独秀，第二个是李立三，第三个是毛泽东。三个人都试图使中国共产党独立于共产国际，走一条中国革命自己的独特道路，但是前两个人没有走成。

首先是陈独秀。

我们经常讲喜怒哀乐不形于色，陈独秀不是不形于色，而是非常形于色，并且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属于这样的人。陈独秀在大清王朝垮台之后，曾经与友人一起把别人按倒，强行剪人家的辫子，这种行为是很暴烈的。所以他不是很多人想当然描绘出来的——从书斋里走出来，就文文静静，温文尔雅，搞一些理论推演。陈独秀不是这样的，他是个行动派，而且他的个性里理想主义色彩非常浓。

中共“一大”，陈独秀虽然没有参加，但是依然选他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当时党的经费非常紧张，因此，马林来华后，当这个共产国际代表提出共产国际将给予中共经济援助，但中共中央必须先交出工作计划和预算时，陈独秀面前的第一道难题立即就来了。

这时候中央内部也出现了两种声音。

一种是当时主持上海小组工作的李汉俊和李达面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的条件，当场表示：共产国际如果支援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支配。否则，我们并不期望依靠共产国际的补贴来开展工作。

这无疑使李汉俊、李达二人和马林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随后马林找到了张国焘，张国焘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态度。

张国焘是最先认为应该接受共产国际经济援助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并以很快的速度向马林提交了一份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报告，及工作计划和每月需1000余元的经费预算。

张国焘没有狮子大开口，他提出的经费预算十分小心，也十分谨慎。

但陈独秀一回上海立即批评张国焘。他说，这么做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所有党员都应该无报酬地为党服务，这是我们要坚持的立场。

据包惠僧回忆：“马林按照第三国际当时的体制，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

陈独秀则认为中共“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特别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暂时保持中俄两党的兄弟关系，俟我们的工作发展起来后，必要时再请第三国际援助，也免得引起中国的无政府党及其他方面的流言蜚语，对我们无事生非的攻击”。

双方争论激烈，几次会谈都不成功。在一旁担任马林翻译的张太雷着急了，提示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也不能例外。不料陈独秀怒火中烧，猛一拍桌子，大声说：“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作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说完拿起皮包就走，拉都拉不住。

要不要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并接受其经费和受其领导，这是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也是中共中央出现的第一次争吵。

陈独秀个性极强，说一不二，向来不愿俯首听命。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

我们今天看陈独秀讲的话是很对的，但是问题就在于，一个刚刚成立的党，没有任何经济支撑，要独立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非常困难。党创建之初，上海、北京、湖南、山东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就非常困难。你要办各种刊物，你要搞工人夜校，你要出版各种革命理论书籍，还要翻译，这都需要钱。还有各地的一些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不能正常工作，不能坚持教书，还要做编辑，还要写文章，你要他们拿什么来生活，以什么样的资金来推动工人夜校、出版刊物等。当时上海小组派包惠僧南下到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连区区15块钱的路费都拿不出来，最后只好从私人手里借钱。

陈独秀开始以革命为职业，便失去了固定职业和固定收入，经济上很不宽裕。起初商务印书馆听说他回到上海，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月薪300元，他马上接受，但这一固定收入持续时间很短。他大部分时间埋头于党务，已经没有时间再为商务印书馆写稿、编稿了。

窘迫的陈独秀开始经常出入亚东图书馆。

亚东图书馆的职员都是安徽人，与陈独秀有同乡之谊。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独秀文存》有他一部分版税。于是他没钱了就来亚东，但又从不开口主动要钱。好在老板汪孟邹心中有数，每当他坐的时间长了，便要问一句：“拿一点儿钱吧？”陈独秀便点点头，拿一点儿钱，再坐一会儿，就走了。

即便如此，陈独秀也不肯松口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

有困难总要去解决，最早的中国共产党人，包括陈独秀，他们怎么办？怎么为党工作？怎么认识这个党？是不是接受外来的援助？陈独秀的性格虽然非常刚烈，坚持中国革命的独立性，但面对如此窘境，他也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7.陈独秀为何无法走出独立自主道路（上）

陈独秀主张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他说：“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别人帮助固然好，但没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拿别人的钱来革命是不行的。”所以他不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援，也不愿意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这是陈独秀很强的独立性的一面。陈独秀这个观点，实际上表现了我们早期共产党人一种完全理想化的追求。哪一个党人不想独立？但是若不能自主地解决稳定可靠的经济来源，理论再好独立也是一句空话。

陈独秀后来很快就面临这个问题，最初是想让党员把自己的工资全部捐出来，陈独秀自己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但是没有办法，成立这样一个党，仅仅靠一个人的工资收入、稿费远远无法支撑党的活动。

陈独秀的强硬使得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非常紧张。

正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很快转机就出现了。

1921年10月4日下午，陈独秀正在家中与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等5人聚会，被法租界当局逮捕。到捕房后他化名王坦甫，想蒙混过去。但不久邵力子和褚辅成也被捕来，褚辅成一见面就拉着陈独秀的手大声说：“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拉到这儿来了！”

陈独秀身份当即暴露。

当时的情况非常糟糕，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有点证据确凿这个架势。陈独秀当时就感觉大事不好，起码要坐七八年牢，不会比七八年更短。

这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起了关键作用，他用重金聘请法国律师巴和承办此案。

10月26日，法庭宣判释放陈独秀，罚100元了事。

陈独秀原来估计这回自己要坐上七八年牢了，出狱后才知道马林为了营救他们几人，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方才顺利结案。

按照李达的说法：马林和中国共产党共患难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