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祖，各位，我能从诸位的发言中感受到诸位对我的关心，谢谢大家。在这里，我讲一讲我的故事。

1980年1月，我寒假回到凤栖老家，在龙南的天西师大生活了半年，第一次不适应老家凤栖‘没有公路，没有电’的日子，再加上我从书里读到的一些知识，以及同学互相说道的一些情况，我当时就深切地感受到，华国的农业真危险，农村真落后，农民真穷！

农业真危险，是报纸上讲的，十亿人民八亿农民，这么多人来搞粮食，可大家还是不够吃，到了饥荒月就饿肚子，万一哪天发生个譬如外国侵略我们啊的啥事情，国家就危险了！

农村真落后，是讲农村没有一点或很少现代化的影子，没有电，没有电器，没有或很少农业机械，至于吃的米面都得自己磨，整个农业与农村，全靠农民的劳动力来打拼！

农民真穷，是指农民经常饿饭，家里基本没有像样的财产，有的连茅草屋都要漏雨，平时吃油吃盐都没有钱买，更不要说吃肉了。有的农民，一家人只有一条敢于穿出门的裤子，其他的裤子全部是补丁加补丁。”

“所以，同志们，从那时起我就暗暗下定决心，大学毕业后要到基层工作，为苦难的农民兄弟做点实事，改变他们的命运。

同样，这也是我在大学后半程，读研究生时选择经济学进行研究的原因。大家与我一样，都是小户人家甚至是农民家庭出身，我们不能一跳出农门就转过身去伤害农民啊！

也是因为这种情感，我最看不惯哪个人或者说哪个单位做一些害农之事了。农民已经是最苦难的人了，你还去欺负农民，你还讲点良心么？

譬如这粮站或粮食部门，守着国家政策却不会经营，这是抱着金饭碗却从农民手中抢食啊！”

安岭这话，顿时引起了冲白河党委成员的深思，特别是那句“我们不能一跳出农门就去伤害农民啊”的话，更是引发了大家的议论。

因为这根本就是“忘恩负义”之人嘛。

安岭到不希望在未来的角力中，手下这些人能出什么力，他只是希望自己说这些，能让手下提前有个心理准备，要有一个基本的情感倾向，不能去犯自己都不能饶恕的错误。

……

就在安岭在冲白河的会议上大发感慨之时，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左光拿着“冲白河乡粮站”的告状信，带着县粮食局局长崔所加来到了县长牛健业办公室。

上次冲白河乡的“帮收队”新闻，并没有击倒牛健业，地委在调查了一番后，只给了牛健业一个“行政警告”处分。但这并不表示牛健业就过关了，事实上他内心里更加“害怕”了，因为他有个感觉，只要遇到安岭的事，就是个麻烦事，稍不注意就要挨批评。在安岭的身上，好像过去的经验都不起作用了。

在左光带着县粮食局局长崔所加到达县政府之前，牛健业其实已经收到了“冲白河乡粮站”的告状信，并且反复看了几遍。

这一次，牛健业学聪明了，因为他打听了一下，仅在县上，对方就至少投了三封内容完全一样的告状信，粮食局一封，县政府一封，县委书记一封。

在没有“信访局”之前，遇到“告状”之事时，办公室的人都会直接将之交到主要首长处，由主要首长批示后进行处理。后来有了“信访局（办）”，立下了一些规矩，主要首长非重大问题，一般都很少接触信访内容了。

所以，牛健业做了他最应该做的一件事，那就是等。等粮食局找来，听取意见后再想对策。

牛健业作为基层爬起来的人，对粮食系统的事也比较了解。冲白河乡粮站这个“告状”，在他看来不过是“贼喊捉贼”的惯常伎俩罢了。因为做贼，做得不干静，被别人抓到了，然后反诬别人是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