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樵“，出现在李天一面前的这位冷峻男子就是号称“江淮大侠”、“暗杀大王”、“民国第一杀手”、“远东第一杀手”威名的王亚樵。李天一虽然也见多了这个时代的历史名人，但这个一生都是传奇的人物站在面前，还是让他有些失态。

王亚樵，字擎宇。1889年生于安徽肥东县，8岁读私塾，16岁赴庐州书院参加府中秀才，后在家设馆教书。好武术,工书法,善交友。崇尚岳武穆。1908年，组织正气学社，加入中国同盟会。1916年，加入孙逸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同年，王亚樵在沪组织“公平通讯社”，宣传讨袁护法。民国8年，王亚樵与韩恢等人策划反对江苏军阀李纯。民国9年，王亚樵在安庆组织“安徽民权协进会”，反对安徽督军张文生，被张通缉，再次逃沪。王亚樵在上海以维护在沪皖籍工人权益为号召，组织了“安徽劳工总会”。

1921年，王亚樵接管安徽旅沪同乡会，号召皖籍工人入会，一时间入会者络绎不绝，劳工总会人数达到十万之众。一次，一名皖籍工人遭到大资本家恶意拖欠工资，工人前往索要，反遭毒打。王亚樵得知此事后，怒不可遏，当即前往铁匠铺打造了一百把斧头，率领一百名大汉手提百把利斧，冲进资本家的大院中讨要说法，吓的资本家连连道歉，当即赔付工人工资。至此，“斧头帮”在上海声名鹊起，连青帮大亨黄金荣、杜月笙也要惧让三分。

1923年，皖系卢永祥对王亚樵非常器重，委任王亚樵为浙江纵队司令，划湖州之地为王亚樵练兵。期间，王亚樵与来投军的戴笠、胡宗南义气相投，经胡抱一提议，四人结拜为异姓兄弟。1924年，孙传芳大军深入浙境，王亚樵因事危，保护卢永祥向沪杭线退却，孤军独守松江40天，因寡不敌众，始护卢永祥退至上海，后卢永祥北上依附张作霖。戴笠、胡宗南分别前往报考黄埔军校，与王亚樵分道扬镳，后来戴笠得势，以蒋介石为师，与王亚樵形成对立，各走极端，王亚樵反蒋凯石，戴笠保蒋凯石，自此结拜兄弟反目成仇。

如果说这时的王亚樵是为国民政府奔波的话，1930年后的他就是在为民族复兴奋斗着。九•一八事变后，王亚樵筹募经费，以财力、物力、人力支援东北抗日。并指派其部属盛瑜去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配合马占山抗战。

一•二八事变，日军十万之众突然袭击上海，宣称24小时占领京沪。19路军全力反击，上海数百万军民投入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王亚樵召集部众紧急宣布“全力以赴抗日”，成立20个大队。组织工人、学生、市民参加决死队，宣布成立淞沪抗日义勇军。王亚樵任司令，集合3000余人，开赴太仓战场，配合19路军浴血奋战。

“出云号”是日军入侵上海的主力舰。王亚樵命敢死队选拔水手7名进行训练，乘渔船拖水雷出吴淞口，由守卫吴淞海防19路军暗暗护送至“出云号”附近，水手入海将水雷密送至“出云号”舰底，轰炸“出云号”军舰，虽未炸毁但受到震伤，日军震惊。

淞沪停战，日本外相重光葵到上海，决定于“天长节”（日本天皇生日）在虹口公园开“胜利大会“。王亚樵决议捣毁“庆祝大会”，洗雪国耻。但距“天长节”仅十数天，时间紧迫，日本特务又活动频繁，且日寇规定只准朝鲜人、台湾人参加，大陆华人不准入内，刺杀困难重重。王亚樵密约朝鲜革命党人金九，革命党人尹奉吉临危授命，抱必死之心前往行刺白川义则。在行刺之前，尹奉吉手持手枪和炸弹、胸挂誓词，在韩国国旗下宣誓。

尹奉吉穿日本服装，一手提热水瓶，一手携茶杯，顺利进入会场，将装有定时炸弹的热水瓶放在台下，坐旁看望。一声轰鸣，定时炸弹爆炸，威力巨大，连台带人轰至半空，尹奉吉恐怕定时炸弹威力不够，又将手榴弹扔上高台，炸死白川义则、炸伤重光葵，摔死日租界商会会长岗村洋勇，日酋共死伤13人。而尹奉吉也被日军当场抓获，并被押往日本，于1932年12月19日被日寇杀害，时年24岁。1945年日本战败，尹奉吉义士的遗骨被迎回韩国安葬。

事后蒋凯石令奖赏王亚樵，特务头子胡抱一将四万大洋送至上海交给王亚樵，要王亚樵回书答谢。王亚樵说：蒋光头拥兵百万都不抗日，我们老百姓抗日，无须答谢。蒋凯石见拉拢未成，又派胡宗南前往笼络王亚樵，胡宗南向王亚樵提出愿与其共同组建安徽省政府，王亚樵婉言谢绝。蒋凯石两次笼络未成，又派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去见王亚樵，欲以陆军中将职位收买王亚樵，王亚樵再次拒绝。蒋凯石三次拉拢王亚樵未成，遂怀恨在心。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国际舆论纷纷谴责，提请“国联”讨论。然而国联派英国李顿爵士率国际调查团来华实际调查，李顿一行先至东北再到上海，发表谈话，偏袒日本。国人闻之无不愤恨。1932年11月10日，王亚樵派龙林、唐明等刺杀李顿。不想这二人拿枪先去打劫钱庄，被巡捕抓获后供出了王亚樵预刺杀李顿的事。

谋刺国际调查团案发生后，蒋凯石悬赏百万大洋缉拿王亚樵。1933年5月12日，戴笠持公文到法租界，逮捕王述樵及洪耀斗，想去除王亚樵臂助。蒋凯石又派戴笠与胡抱一、胡宗南三人由庐山飞沪，提出要和王亚樵和解。实际是要王亚樵投降蒋凯石，还要求王亚樵先对西南反蒋派不管是胡汉民、李济深、陈铭枢、李宗仁、陈济棠打一枪，表示诚意。当时王亚樵翻脸道：雨农不是来和解，是来陷我于不义，陷党国于分裂。头可断，决不做此反复无常的小人之事。王亚樵一气不谈，临离沪时致函蒋“如不释放我的人，誓与周旋到底。“1933年秋，蒋凯石悬赏百万大洋购王亚樵人头。当时，蒋凯石对王亚樵非常恐惧，在其下达的“悬赏缉拿”名单中，蒋凯石对林祚大等红党高级将领的悬赏金额也不过十万大洋，而对王亚樵的悬赏金额竟高达百万大洋。由此可见蒋凯石对王亚樵的“重视”程度。

1935年王亚樵、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在香港密议，决定锄杀蒋J石，以救国难。王亚樵派华克之率孙凤鸣、贺坡光、张玉华潜回南京主持成立晨光通讯社，装扮成记者，以采访为名，寻机暗杀。1935年11月，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如期召开，孙凤鸣将手枪藏于照相机内，进入中央党部大礼堂。开幕式后合影，汪卫精就坐前排，蒋J石见会场秩序混乱，借口身体不适推辞出席合影。孙凤鸣杀蒋不成，便将愤怒的枪口对准与日本签订卖国条约的行政院长汪卫精，他高呼：“打倒卖国贼”，拔出手枪向汪卫精连连射击，汪卫精身中三枪，一枪击中左面颊，一枪击中左臂，一枪击中脊椎骨，其中打进脊椎的子弹始终无法取出，最后导致汪卫精于九年后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院手术台上毒发身亡。而孙凤鸣也被卫士开枪击伤肺部，奄奄一息，国民党为了从孙凤鸣口中得到刺汪案幕后的政治背景，每小时给孙凤鸣注射十几针强心针，一直到第二天凌晨孙凤鸣伤重去世时，竟然给孙凤鸣扎了近一百五十针强心针。

刺汪案发生后，蒋凯石得知同王亚樵有关，极为恼怒，下令戴笠：“限期擒王亚樵归案，捉不到活的也要打死，否则再不要见我”。戴笠、郑介民派遣大批特务去香港，但毫无收获。为了泄愤，戴笠将100多名当事人和关联人被捕，大部分惨遭杀害，其中包括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与其年仅17岁的妻妹。

王亚樵感到怒不可遏，当即召集骨干成员秘密开会。王亚樵提出血债要用血来偿，打算买船票前往南京行刺戴笠。郑抱真当即劝阻：南京特务密布，现在前往南京无疑于自投罗网。最终经商议，决定刺杀正在上海主持媚日谈判的国民政府外交次长唐有壬，以向蒋凯石反击。王亚樵派得力干将肖佩伟率人潜回上海实施暗杀。唐有壬因在上海主持媚日谈判，遭到各方爱国志士的舆论抨击，唐有壬似乎感觉到了自己罪恶深重，因而深居简出，行踪不定。肖佩伟前往位于上海法租界的唐有壬公馆，经过反复观察地形后，与陈有光、刘镇南、裘积玉等人制定了暗杀计划。1935年12月25日下午6点，唐有壬外出归来，准备步入寓所之际，埋伏在唐公馆隔壁汽车间的刘镇南、裘积玉闪身而出，对准唐有壬连开三枪，唐有壬栽倒在寓所门前，当场毙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