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窟的追梦者与富人区的玫瑰(2 / 2)

阿美上夜班。她的工作是翻衣料,在阴暗的地窖里重复着,一个月赚600欧元。她还没跟人说怀孕的事,怕老板不要她。

她上班前还特地嘱咐我少用点儿电,作业尽量在学校里完成。

他们是从牙齿缝里省钱的漂泊者。

我乐得去学校图书馆写作业。皮制的桌面、光亮的台灯,比窝在不足6平米的小房间里强太多。只是每每到点,街灯绽亮时,回去的路黑漆漆的,心里会有股莫名的不安。

一天放学,阿曼达请我去她家,同去的还有另外几位同学。

阿曼达的住处离学校只有两分钟的路,60平米的公寓,底楼,外带一个私家花园,她一个人住。我曾问她租金多少,她说3000欧元,那时候的欧元与人民币汇率差不多是10:1,3万人民币每个月,我在脑子里过了下,觉得林教头有道理。

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在某堂课上,丝丽薇问大家,祖父母的工作是什么。我这个中国人,包括日本同学、韩国同学和荷兰同学,回答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而美国同学阿曼达的祖父是银行家,祖母是钢琴家。

当时我想,没有被近代炮火洗礼过的国家多幸福啊。

窗台有束新鲜的玫瑰,精心剪过枝,开得刚刚好。空气中有香,室温恰好,人情温暖。我们聊卢浮宫里的藏品,聊巴尔扎克,聊学校咖啡馆里难吃的三明治,也聊香榭丽舍大道著名的“皇后”舞场。

夜幕不紧不慢地拉拢,天色愈变愈浓,最后完全黑去。阿曼达建议大家去外面喝一杯,而我赶着回去,我害怕19区完全天黑后的模样。

路口晃荡的不良少年,街角的劫匪或偷儿,暴力,刀影……这位热情的美国同学不知道我住在巴黎的哪个角落,她也不可能知道阿美的故事。

我到底没有久留。

待我到家时,听见丝丝缕缕的啜泣声,压抑、绝望地隔着门飘来。哭声若隐若现,我一度以为是错觉。

阿美大概10年没见家人了吧。

她快生了。

我记得,那晚的风声特别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