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国龙听着严正平不容推委的语气，想了又想，终于横下了心来，讲出了他最不愿意回忆的那段经历……

“队长，我哭也哭过了，我用刀把打死排长的那个王八蛋的尸体大卸了八块，我又违反了纪律，冲进去把唯一一个投降的恐怖分子剁成了肉泥。我在排长的坟前发誓，我这辈子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一定要找到那个该死的恐怖分子头目，我要抓住他，生吞活剥了他！我要拿着他的心肝回山东去，祭奠在排长的坟前，我……”钟国龙这个时候又像是一头发了狂的狮子一样，咬着牙，眼里闪着杀气，说完这些，钟国龙整个人战栗起来，最终又十分虚弱一样地恢复了平静，哀声说道：“可是，无论我怎么想怎么说，我还是接受不了排长牺牲的现实，刚才的演习，我其实明明知道那是演习，可是当出现和那天晚上一样的战场情况时，我还是控制不了自己……”

严正平刚刚听完了钟国龙的叙述，又听他说了这么多，表情开始有点复杂起来。随手拿起桌子上的烟点着了，猛吸一大口，又将烟死死拧熄在烟灰缸里，这才指着自己脸上的疤说道：“6号，你知道我脸上的疤是怎么流的吗？”

“不知道，应该……应该是在战场上吧……”钟国龙不确定地说，关于严正平脸上的疤，一直以来都是集训中队的一个迷，谁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甚至有胆子大的偷偷去问了自己的区队长，可是具体的情况，谁也说不明白。

严正平点了点头，又说道：“没错，这道疤是在战场上留的，我下面就要给你讲我的故事，因为我感觉，我的故事也许能对你有些启示。这道疤是被一把匕首划出来的，长有5公分，当时几乎割到了头骨。可是你知道割它的人是谁么？是一个叫严正兴的人，这个人，是我一奶同胞的亲弟弟！”

“什么？您的亲弟弟？”钟国龙惊讶到忘了自己的苦恼，瞪大了眼睛看着队长脸上的那道深深的刀疤，无论如何想象不出来具体的情况。

严正平点点头，说道：“正兴比我小一岁而已，我六岁他五岁的时候，我们没了父亲，我们在母亲的拉扯下一直度过了十几年的艰苦生活，可是后来他和我走的路却完全不同。我十八岁就穿上了军装，从此一直到今天仍旧没有离开过部队。而他，高中毕业以后就四处打工，靠自己打工挣下的辛苦钱给我们得了尿毒症的母亲治病。那时候我在部队少的可怜的津贴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我母亲每个月几百上千的透晰费，全靠他用血汗换回来，为了这个，他当过民工，也做过小买卖，还去山西背过煤，一直到我们的母亲去世，正兴受了比同龄人多上几倍几十倍的苦。即使是这样，当我的服役期满，想复员回家的时候，他还是写信告诉我，要我留在部队，说部队的人才有前途，并且写信跟我保证，说家里的一切都有他，有他在，母亲耽误不了治疗。”

严正平似乎也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中，语调有些凄凉，钟国龙还是第一次看到自己的中队长有这样的表情。这表情能让人在一瞬间忘记掉所有关于严正平的冷酷、无情、严厉……面前坐着的这个上校，此时更像是一位讲述者，或者是一个谈论着家长里短的兄长。

“后来，我继续留在了部队，转了士官，又考上了军校，提了干，一路在军营里面摸爬滚打，而这时候远在外地打工的家兴，却与我联系越来越少了，从一开始每个星期写信，到后来一两个月写一封信给我，一直到最后，我甚至有半年都不知道他到底在哪里，到底在干什么。最后一次来信，我记得是在秋天，他在信上跟我说，他这几年打工十分的顺利，说攒了不少的钱，还说等将来我回去，他给我盖新房子，娶个漂亮嫂子……”

“事情就发生在2002年11月7号，我当时所在的某特种大队忽然接到作战任务，说有一股境外的特大毒品走私团伙要在边疆某地与境内的犯罪分子交易，我们的任务就是在一处山谷隘口伏击双方参与交易的人，那是我参加的好多次作战任务中最普通不过的一次任务，部队凌晨三点出发，五点到达指定位置，潜伏了六个小时，中午的时候，终于等到了这两伙人。就在战斗即将打响的那一刻，情况忽然复杂起来，我们有一位第一次参战的战友由于经验不足过度紧张，提前开了枪，对方倒下一个以后，就像受惊的兔子一样四散跑入了两旁的原始丛林里。于是伏击战变成了搜扑歼灭战。我们全体人员在山谷一侧将近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展开了大搜捕，那帮毒犯知道自己罪孽深重，迟早是个死，依托手中的武器，对我们进行了殊死的抵抗。战斗从中午一直打到下午四点多，直到贩毒分子大部分被击毙，我们的增援部队也全部到位，敌人成了瓮中之鳖。

我和一位战友一组，沿着规划路线一路搜索过去，刚刚走到密林深处，忽然，一声枪响，我眼看着我那战友一头栽倒在地上，鲜血从后脑冒出来，人已经牺牲了。我发狂一样地转身追击开了黑枪逃跑的那个毒贩子，一直追出去十多公里，最后他的子弹打光，被我用枪顶在了一处悬崖下面。他浑身颤抖着举起双手，转过身来，你应该已经猜到了，他就是我的好兄弟严正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