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100幅作品的小作者的学校名称翻译成德语，让参观者知道他们来自中国的二十多个省份，五十多个民族。

一幅幅欣赏着孩子们率真、大胆又技艺高超的画，就像看一幅幅祖国的山山水水，昔日民俗、今日风貌，我忘记了自己的病痛，时时沉浸在感动与欣喜的泪水中。

2月初，代表团三十多位成员一起到达了柏林。

在代表团到达柏林的当天，我在接待代表团的忙碌中，还抽空赶往柏林的卡迪威商店为孩子们买了礼物。

当时卡迪威是欧洲最大的百货店，6层楼，商品应有尽有。从一层的化妆品、首饰，一直往上有男女时装、图书、光盘、电器、餐具、家具及厨房用具。顶楼的美食廊不错，坐在棕榈丛下，繁华的市容尽收眼底，不远处即是“断头教堂“——”二战”中毁于盟军战火，反而产生了一种残缺的美和震撼力——历史与现实交织，仿佛就从杯底的咖啡中流过……

卡迪威有一个角落，我敢打赌没有多少人像我这样钟情于它、爱恋它、利用它，而且十多年后卡迪威重新装修布局时这个角落真的不存在了。当年，3层图书区有一小片卖旧邮票的地方，那里有相当多的邮票是按重量来卖的，50克、100克、200克、500克，有各种分类：德国的、东欧的、西欧的、亚洲的、非洲的、拉丁美洲的，昆虫的、人物的、“二战”前的，“二战”后的等，每一张邮票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张邮票都有一段历史，每一张邮票都是一个特色的构图，最重要的是，每一盒邮票里都会有几十甚至几百张邮票，只需要花几个到几十个马克，也就是几十到几百元人民币，我喜欢去给孩子们挑邮票。包装盒不让打开，我只能从主题和盒子的透明塑料膜窗口中看到部分邮票，我抚摸着一盒盒邮票，把盒子晃来晃去，以便里面更多的邮票在透明塑料膜窗口中轮流呈现出来，那一张张邮票图案变成了代表团的孩子们争抢邮票的笑脸，我仿佛听到了孩子们惊讶和欢快的笑声。

下午，在柏林艺术大学美术教育系的大楼里，中国儿童画展开幕，尽管我化了一点妆，依然脸色蜡黄，这是我后来从照片上看到的。柏林艺术大学的天才音乐少年们为画展开幕表演了音乐节目。

一岁半的儿子坦坦站在我的身边，我谢绝了椅子，坚持和所有人一起站着，站在音乐里，那是我手术后第一次一动不动地站立了一个多小时。

柏林电影节与化疗、放疗

代表团离开柏林的那一天，我开始做化疗。

化疗不痛不痒，但是它让人的白细胞急剧减少，让我全身乏力。我每在计算机前工作一个来小时，都必须乖乖地躺到床上去歇息一会儿。这时我明白了医生为什么不同意我手术后马上做化疗。手术后，我心里充满恐惧，我平时不大关心生理医学知识，成天想着浪漫与爱情，如今突然病倒了，而且是晚期癌症，我觉得自己身体里都是癌细胞，我害怕全身某个部位某个角落可能还潜伏着哪怕一个癌细胞，这个癌细胞会随时向我卷土重来。为了断绝癌细胞扩散的哪怕一点可能，我向医生提出想马上做化疗，医生笑着安慰我：“梅女士，癌细胞并不那么可怕，我们每个人身上可能都潜伏着癌细胞，重要的是要增强免疫力，身体随时都在新陈代谢，不给癌细胞生存发展的机会。现在您刚做完手术，身体还很虚弱，您要积聚力量，恢复身体，这样才能承受化疗可能带来的不适。”

“那我能工作吗？”尽管担心癌症复发，我仍然念念不忘我的工作。

“适度工作能让您忘记病痛，保持心情舒畅更是最好的医药。”

医生的话让我放心了，我一直在工作，心里有时仍然害怕，工作疲劳的时候我还是会注意休息一下。

我渴望工作，喜欢我的工作，我还必须工作，因为我不工作就没有收入。我拿的是德国护照，但我即使病了也不愿领社会救济。我无法像一些德国人那样理所当然、心安理得地领社会救济，我认为我来自中国，我能在德国留下来，首先要对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有所贡献。

还有，突然病倒让我有了一种挫折感与失败感，我要工作，在工作中切实感受到生命的存在。

当然，工作也不是我生命的全部，我还爱着很多东西。在我化疗的过程中，2001年2月，第5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举行了，我不想错过。

医生说了，保持心情舒畅是最好的医药。

我是柏林电影节的“粉丝”，到什么程度？电影节每年2月初举行，2000年2月，当时1999年7月底出生的儿子只有半岁，儿子4个月时开始长湿疹，每天夜里睡觉前全身更是痒得不行，小手到处乱抓，折腾得好可怜，我只能给他戴上手套。等他筋疲力尽睡着了，我观察到，夜里11点到凌晨3点他一般不醒。于是我就去看夜里11点半的电影，把儿子一人扔在床上，我奔了出去。这样的作案有两次，看完电影后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跑，怕儿子醒了，更怕警察已经横在家门口。（德国将10岁以下的孩子独自扔在家里算犯法）

谢天谢地，儿子真争气，妈妈不在的几个小时里他睡得还挺踏实。

第50届柏林电影节，是过大生日，是第一次由德国总统亲自剪彩。2001年2月，我大手术后不到两个月，黄着脸黑着眼圈捂着伤口，我还是坐到了电影院里。不太熟的人像往常一样见面点个头。熟悉我的朋友知道我大病了一场，就默默坐到我身边。

中晚期癌症的根治，手术是关键的第一步，预后化疗与放疗，杜绝癌细胞扩散，是同样重要的第二步。做化疗的时候，我听从了医生的建议，不是躺在医院挂瓶子做传统的静脉输液，而是在胸前开了一刀，一枚现代的医学注射泵被放置进去，连接血管。每个化疗疗程，一个药瓶我每天24小时系在腰上，通过管子和针头注入我全身，持续一周，休息3周，然后进入下一个化疗疗程。对于医生来说，他们为我使用了先进的化疗仪器和方法，对于我来说，这省去了我去医院的时间。在做化疗的那一周中，我挂着输液瓶照常办了一些事情。周末的时候，我甚至还带着儿子和父母一家人利用周末乘火车旅游，我做这些，除了因为亲情，仿佛也想以此证明生命的存在。

工作是我走出癌症的一个力量

2001年，刚刚动完手术的那个春天，我反而更亢奋地投入到了生活和工作中，同时接受化疗与放疗。我共完成了6个疗程的化疗，其间，常常有朋友来看我，和他们的见面和交谈能让我忘记病魔，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化疗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开始同时接受放疗，春天快过完了，我也完成了12次放疗。至此，癌症手术后必做的化疗与放疗都结束了，我全都比较轻松地挺过来了，很少出现常人所说的掉头发、严重的恶心、呕吐等现象，我感到庆幸。

医生告诉我，像我这样很好地完成了一切治疗，治愈率应该达到80%。我乐观地相信，自己不应该是那不幸的20%，医生还说，癌症就是一个肿瘤，切掉了，治好了，不复发了，就能重新做回健康人。我太想重做一个健康人了。

2001年4月29日，星期日，璧青从瑞士来了，她是个在台湾出生的优秀的大提琴家，我们喝着咖啡享受着美好的下午，谈着音乐。突然，我的肚子开始疼痛起来，而且很快越来越痛，最后我不得不提前和璧青分手回家。一到家，我爬到床上，蜷缩成一团，痛得全身冒汗，父母一筹莫展，只能催着让我上医院。我不愿意去，父母又不会德语，连医院的电话也不会打。正好前夫吉姆来了，他二话没说，叫了出租车，把我送到医院。

医院里安静极了，因为是周末，又连着五一放假，许多医生和病人都走了，我痛得从床上滚到床下，从床下又被医生扶到床上，女值班医生左手一个针管，右手一个针管，左右开弓给我注射止痛和镇静剂，但就是不能断定病因。我在昏迷中躺了两天两夜，医生终于查出我是肠梗阻，这是放疗有时产生的并发症。医生反复耐心地说服我开刀：“梅女士，这一次和您做癌症手术不一样，您的肿瘤切除了，没有任何复发迹象，肠梗阻只要把扭曲出问题的肠部重新理顺，就不会有大问题，如果时间长了，肠破裂，细菌扩散，麻烦就大了。”德国医生还把丑话也说在前头：“凡是做过肠梗阻手术的人，他今后再得肠梗阻的概率就提高了。”半昏迷中，我自己签了字同意做手术，正在休假的主刀医生接到医院通知也赶回来了，但是手术前查病房的医生说我的病情没有继续恶化，医生们小声讨论着通过洗肠，也许我的肠子还能自行通畅，我苏醒过来了，迷迷糊糊中听到了这一线希望，我是多么不情愿再被开一大刀，我不想一辈子都担心自己的肠子会打结。我拒绝上手术台，主刀医生几乎有点懊恼地又回家了。但是到了第三天，我的肠子还是没有通畅，我自己又一次在手术单上签了字。

半年之内，我第三次被罩上白色手术单送进了手术室。第一次是癌症切除大手术，第二次是放置化疗注射泵，第三次是解除肠梗阻大手术。

无论哪一次被全身罩上白床单推进手术室，全身麻醉后我都别无选择，但是我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苏醒了，命运之神一次又一次把生命之手伸给了我。

半年之内三次手术。在第三次手术后，我感觉身体的元气明显地弱了很多。手术后刚开始的几天非常艰难，医生每天数次为我翻身、擦洗，每一次翻身都疼痛无比，但是一想到每一滴止痛药都会对大脑有影响，而我热爱的工作就是动脑、创意，我想保护我的大脑，我就尽量忍受疼痛，所用的止痛药只有限量的一半。医生时不时过来问我：“梅女士，不必太坚持，医生给您的药量还有很多。”

其实，坚持的力量从来只有部分来自我的忍耐，更多的是来自我精神的渴望。

手术前，我早订好了做完化疗和放疗5月初回国的机票，我太想念中国了，而7月份上海华侨艺术学校和上海爱乐手风琴乐团就要来柏林演出了，我为他们安排了在英国花园进行演出。上海爱乐手风琴乐团还要和柏林欧芬尼亚手风琴乐团的儿童乐队进行交流，并同台演出。这些都是令我激动的事情。

我躺在病床上，不断地向自己的助手讲着英国花园演出的美丽画面，连停下来喝口水也不干。突然，我休克晕厥过去了。几秒，也许几十秒，那是我唯一的一次感觉自己99.9%丧失了意识，但我还有0.1%的意识让我记住了这次休克。那是由于我病体虚弱又唇干舌燥，我突然无法呼吸了，眼前一片黑暗，我只来得及招手请助手给我一点水，喝了水我就清醒了，又继续说下去。

原定5月初的机票被推迟了，2001年6月初，第一次大手术过了不到半年，第三次手术过了不到一个月，我登上了德国汉莎航空回中国的飞机，领登机牌时我小声说自己不久前动了大手术。上了飞机，我发现飞机舱里基本是满的，但我身边的两个位子却是空的，我怀着感激之情仔细看了一下四周，我这一排是经济舱里唯一一排，中间四个座位却只安排了两个人坐。我以为飞行的过程中伤口会很痛，但是因为时不时可以将腿伸到旁边座位，以及心中的感恩使得我的飞行很顺利。下了飞机，我顾不上休息，稍稍化了一下妆，就从机场直接去见了上海华侨艺术学校的校长。

2000年德国举办世界博览会期间，北京汇文中学合唱团来了，除了安排他们在世界博览会的舞台上演出，短时间内我不知在柏林还能为学生们做什么安排。很偶然地，我和英国花园爵士与世界音乐节的组织者联系上了，仓促之中我没法再给合唱团安排大的舞台。当同学们步入英国花园时，他们首先被英国花园的美丽吸引了，觉得他们美丽的歌声就是该到这么美丽的地方来演唱。同学们有的就站在台阶上，听众里三层外三层，演出完毕之后，很多女学生眼睛里含着泪花，我问她们为什么哭，也并没有唱悲伤的歌曲啊。女同学们回答我说：“激动得哭了，感动得哭了，因为我们演唱舒伯特的歌曲《鳟鱼》，站在身后的德国听众居然跟着唱二声部，如果是唱主旋律也就罢了。德国人的音乐修养太高了，他们为我们鼓掌太热烈了，我们在中国演出还从来没有获得过这么热烈的掌声，这样的经历一辈子也忘不了。”

同学们回答我的时候，很多女孩又高兴地笑了，而我听了同学们的回答却流泪了，也许做这一切就是为了多给孩子们、也多给我自己这样一些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经历，我充满激情，虽非常艰难但也一直停不下做这样的活动。

2001年7月，上海华侨艺术学校和上海爱乐手风琴乐团按照计划到达柏林。

两个团队将在美丽的英国花园的世界音乐节上演出。演出的当天上午，我还为他们联系到了在柏林多元文化电台做半个小时直播的节目。当我带着大家来到柏林多元文化电台，孩子们、家长们都是第一次进入这么专业的演播厅。在演出的过程中，我和主持人一起，穿插介绍了一些中国的地理、民族、乐器知识，并再次播送了下午在英国花园演出的消息。临别时，电台编导托马斯先生送给每个学生一支圆珠笔做纪念，并将当时就录制好的磁带交给了校长。

爱着生命，爱着工作，爱着艺术，这是我走出癌症的另一个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