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姆和我在一个屋檐下分居了。

吉姆和我在一个屋檐下分居，各占一室，我们共用客厅和厨房，像一对常年合住的房客，照常进出，相安无事。德国法律规定，在夫妻分居期间，如果妻子没有工作，丈夫必须支付其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作为妻子的生活费用，吉姆严格按照德国法律支付我分居抚养费。我觉得有意思，我和吉姆是恩爱夫妻时，我勤俭持家，每个月从来没有花掉吉姆百分之四十的工资，每个月、每年剩余的钱都在吉姆和我的共同账号上。现在两个人分居了，我们是各住各的了，我拿着足够多足够花的钱，却连家务都不用做了。我有种特别奇怪的感觉，法律总是不及自律。

我和吉姆是在一个屋檐下分居的，这个家我很舍不得。

我到德国之前在中国的二十多年里，16岁去北京上大学之前都是和父母在一起住的。父母都在一个很大的国有企业工作，我出生的时候全家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屋外搭了一间更小的小屋作为厨房，我以为那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是父母结婚的新房，但是后来才知道其实不是。父母是借别人的宿舍结婚的，一间宿舍里面本来是住两三个人的，给其余的人说个好话，让他们回避一下，让我的父母新婚之夜能住在一起，这就结婚了。后来我要出生时，单位分给父母一间16平方米的屋子，没有厨房，因为是小平房，各家各户都在屋子外搭建了一间小屋做厨房，我和父母，后来又加上妹妹，四口人住在一起。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并没有因为屋子小而不快活。

我上中学的时候，父母单位第一次为职工盖楼房，父母因为是双职工分得了两间房子，共二十几平方米，我家住底层，还有一个三十多平方米的院子。父母在院子一角栽了一棵树，几年后树荫遮住了半个院子，我的父母还养了几百条金鱼，养了很多花，养了鸡，我和妹妹放学之后的任务是到臭水沟里给金鱼打捞鱼食，臭水沟里泥越黑越臭，一片片在黑泥上漂浮着的红红的鱼虫长得越鲜艳越肥，捞回了鱼食喂了鱼儿就给花浇水，冲洗带鸡粪的院子地面，鸡生出了鸡蛋轻松得咯咯地叫，每只鸡发出的声音高低长短节奏都不同，构成鸡鸣重奏。晚餐时，桌子摆在院子里，被花儿包围着，几百条鱼儿在身边游着，香葱炒自家鸡生的鲜鸡蛋，味道真好，但我有时顾不上吃饭，上中学的时候我经常因解答数学方程式入迷。

我上中学的时候也没有留下因为屋子小而不快活的回忆。

后来我上大学到了北京，大学是6个学生一间宿舍，上下铺，大家常因为作息时间的不同有微小的冲突，但是在那间屋子里我也没有因为屋子小而不快活的回忆，大家成了姐妹。我上研究生的时候是两个人合住一间宿舍，这在当时北京的高校里属于最好的条件，我享受了这个好处，但是依然觉得不够，因为当时女生开始有男朋友了，每个人都很需要私密的空间。从那时开始，我才有了对独立空间的强烈渴望。

我在中国从来没有过自己的独立空间。到德国后首先是住学生宿舍的“筒子楼”，12平方米的房间，沙发掀开是一张床，浴室和厨房在楼道里，我第一次有了拥有自己的空间的感觉。后来，我又努力得到了公寓似的学生宿舍，18平方米，还带自己的浴室和“厨房角”。所谓“厨房角”，就是没有单独的厨房，而是在房间的一角安装了电炉平台、冰箱、水池等，这比在90年代初，我的大学同学研究生毕业结婚了还住“筒子楼”的条件都好，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拥有了自己完整的私人空间的感觉。

吉姆和我从法兰克福“迁都柏林”搬进这个房子的时候，据说房子里以前住着美国人，“二战”后柏林的东边由苏军占领，西边由英、美、法三军占领，东西德统一之后，驻军全面撤离。美国人住在柏林看来很舒适，房子是栋小别墅，共三层，我和吉姆住二层。墙壁颜色暗淡了，我买来涂料、刷子，系上头巾，登上梯子，亲自动手刷白。吉姆和我迁都柏林，婆婆很支持，主动提出每个月资助我和吉姆500马克“迁都费”，以确保我们在首都的小资生活。我此次不用去包豪斯挑木板搭家具了，沙发、地毯、餐桌、床、大衣柜我一件件去家具商店挑选，为了节省送货费，我自己开着一辆运货车横穿陌生的都市去提货，家具到了，我一个螺丝一个钉，自己动手组装。家具摆齐全了，我在宽大的餐桌上展墨研笔。最终，家里洁白的墙面上都挂满了我充满憧憬和安宁的水墨画。

我很舍不得这个家，和吉姆分居后，我一如既往地收拾着这个家。吉姆明目张胆地交了个女朋友带到家里，我礼仪如常。但是有一次，吉姆和他女朋友吃完饭，留下桌子上的杯盘狼藉就要离去，我要发火了，吉姆也要发火，被他的女朋友劝住了。法律上，我还是吉姆的妻子，但是我和吉姆分居了，我们两个人认为各自都有自由，应互不干涉私生活，我想对吉姆发火，可面对那个陌生的女人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自在感。那个女人处于恋爱中，似乎因为幸福而大度地劝住了吉姆，这让我感觉自己涵养不够，几乎有一种失败感。从那以后，我下定决心从容以待，以不变应万变，有火也不发。一年过去了，按照德国法律，吉姆可以提出离婚了，但是他不想离婚了，他主动与我和好了，那位露水女朋友早就消失得没有踪影了，吉姆更像不曾发生过似的说和那个女孩根本没有希望，不可能，年轻的女孩连大学都没有开始上。我想吉姆养我这个博士就已经害怕了，自己的工作职位都难保的吉姆更不敢真娶一个经济没有独立的女人。

吉姆和我自自然然又在一起了。

1998年8月16日是个星期天，我和吉姆去柏林“新国家美术馆”看费宁格（Lyonel Feininger）的回顾展。费宁格1871年出生在美国，19岁到德国学习，就留在了德国和欧洲，直到晚年才回到美国。173幅油画展示了他美国——德国——欧洲——美国70年的绘画创作生涯，内容丰富得让人不知从何看起。为此，吉姆和我参加了一个讲解团，把欣赏之旅交给讲解员去带领。一个小时的讲解过程中我步步紧跟讲解员，讲解结束时，我真感觉有点累了。坐在博物馆的露天咖啡馆里，我们谈论着费宁格的画和讲解员的讲解。吉姆和我一致认为费宁格的画很奇特，尤其是色彩，他所有的画几乎都是模糊发旧的调子。吉姆和我都对讲解员不满意，觉得讲得不够深刻，讲解仅仅随着绘画的选题泛泛介绍，但我们都无可奈何，尤其是我，觉得不听讲解更不得要领，因为我对费宁格没有任何了解，我懊恼自己美术史知识的匮乏。似乎为了安慰我，吉姆另辟话题，眉毛抬了抬：“你有没有注意到，听讲解的人群中，有一位女士很独特？”“怎么可能，我当然只看人群中的男士了。”我半顶撞半调侃地回答。吉姆拉近椅子，一只手放到我的膝盖上，俯着身子神秘地说：“那位女郎已不年轻了，但她气质独特，很迷人，她的头发大约是自己剪的，参差不齐，非常短，向上立着，这使她的脸部很有个性。”“你不错啊，观察迷人的女士比看费宁格的画还仔细，是不是整个参观中你把全部的女人都轮番看了个够啊？”我不由自主地揶揄。吉姆开心地大笑起来：“亲爱的，其余的人都没有什么可看的，他们好像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听讲解，好像是给自己的星期天找了个丰富而有意义的活动，但他们并没有从中获得快活，只有你……”我竖起了耳朵，想听听这个观察力古怪的丈夫怎么在欣赏完别的女人之后再刻薄他的妻子。吉姆充满爱心地笑了：“亲爱的，只有你是人群中唯一的天使，你像在教堂里听圣经一样入迷，脑子里没有任何偏见和预先固有的想法。”“你把我说得像我们中国的乡下姑娘进城。”我嘴硬着，心里还是很高兴，暗暗惊讶吉姆淡如水的表情下，原来观察感受都一针见血。

我和吉姆不仅和好如初，而且生活比以前更自在了：我也挣钱了啊！在和吉姆分居以后，我前所未有地感觉到工作和独立的重要性，我放弃了创立一个中德比较文化研究所的梦想，开始在柏林四处找工作。很快，我就在德国一家做国际培训的公司找到了工作，公司的重点业务是为在转型和改革中的俄国和中国一些高级团体提供培训，我在办公室做业务管理、翻译，高级团体培训结束后一般有一周到两周的参观和旅游时间，我也会做导游，团员如果在旅行中购买高级手表和钻石，我还有价值不菲的回扣。我在德国的第一份工作收入不低，自从我有了自己的收入，我就不要吉姆给我抚养费了。我只是出于我的本能这么做的，不知道这是不是让吉姆开始对我刮目相看了，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吉姆与我和好的原因。

我和吉姆像以前一样周末看展览、看演出、做运动，但是看展览、看演出之后却不必像以前一样犹犹豫豫，而是不假思索地出入饭馆、咖啡厅。面对面时，其实我们两个人没有很多话，但是吉姆自在得很，牙签夹在指缝里，翻着报纸，读着杂志。

吉姆又成了那个在我身边自在自得的丈夫，但两个人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吗？

改变我一生的一个晚上

女人一生的命运是怎么决定的？这永远是个谜。

我曾经有自己坚定的生活追求和准则。在中国，我一帆风顺，16岁考上中国最好的大学，二十几岁已经完成本科和研究生的学业，即将在大学任教。但是我的心中有出国学习的梦想，这个梦想似乎高于一切，或者说，时代的潮流让有机会的人都想去美国或者欧洲留学。我获得了机会，毫不犹豫地去了德国，从零开始学习德语，并在30岁的时候拿到了德国的博士学位。我崇尚艺术，喜欢旅游和运动，这些我和吉姆都合得来。但是当我30岁拿到德国博士学位的时候，我突然间感觉自己想要孩子了，我有年龄的压力。

吉姆在外地工作已经两年多了，其间有一段时间我们两个人在一个屋檐下分居，两个人重新和好之后，我想为我们的婚姻快点打好另一个根基，要一个孩子。但是吉姆感觉他的工作和生活都不稳定，他想等一等。

等一等？20岁的女人能等，我三十多岁了，一路走来，出国、打工、攻博、工作，我都有了，我突然觉得唯有孩子不能等了。

我不能等，还有一个不能和吉姆说的理由。

中国在变化，我也在变化！相比在读书阶段对德国的文化如饥似渴，非常愿意扎在德国人的圈子里。攻读完博士之后，尤其是从事接待中国高级团队的培训工作后，我重新接触到中国人，我了解到了中国这些年的变化。10年了，我因为向往德国、爱德国、爱吉姆而远离中国，我因为学德文，用德文写博士论文，强迫自己只读德文书，尽管读得很慢，慢到有时也提不起兴趣，但是我远离了中文。如今，我发现中国仍然在我的心底深处，中国在这10年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如饥似渴地只想参加有关中德的活动，做宣传中国文化的工作。

在做中德文化交流活动时，我有了一个中国情人，我和吉姆摇摇欲坠的婚姻开始出现危机，而吉姆并不在我身边。

情人意味着什么？恐惧与激情。

吉姆工作的不稳定以及和吉姆的分居，让我感到恐惧。我有了一个情人，我心里更加恐惧。我害怕女人在这些不稳定中一切都鸡飞蛋打，一辈子错过孩子。没有孩子的一生对女人来说是不完整的一生，我受到的是这样的教育，而现在这种教育起作用了，我也持有这样的观念。女人到了这样的年龄，这样的状态，生理也发生了变化，我害怕自己老去，强烈地渴望孩子，希望用孩子和吉姆建立终生的联系，甚至和德国建立永恒的联系，但是其实我又都想不清楚，也并不坚定。于是，我的生活追求和准则都转眼间发生了变化，我忘记了一切，我要的婚姻，婚姻后的共同生活，彼此了解，然后再要孩子，这些我都抛到脑后。

1998年9月25日，星期五，德国总理大选的前两天，社会民主党的最后一场选举集会在柏林举行。这个晚上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和我的中国情人云，也就是后来我儿子的父亲，置身其中，我们是集会上仅有的中国人。云有着动人的嗓音，他是学录音出生的穷学生，当时他兼任德国之声、法国之声对中国广播的记者。

我是第一次置身在这种媒体、竞选、政治的环境中。好几个德国和世界的电视台都在准备现场直播，摄影师、灯光师不断地旋转机器调试位置，特别是主持人，好几个走来走去酝酿情绪，一位女主持人握着话筒的手在发抖。支持者们特别激动。未来的总理施罗德先生走上了演讲台，我完全被激情淹没了。

人一生的命运就是要自立、搏击。施罗德先生年轻时的经历不是也很艰难吗？他念完中学，大学没上就工作了，后来通过补习才进入大学深造，现在他通过自己的奋斗都要当总理了。和吉姆的婚姻一定是我想要的吗？自从有了吉姆，我做起了舒适的太太，不再进行孤独的奋斗。而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吉姆自身难保了，他不再愿意我成为他的负担，他和我签订了财产协定，不再顾及我起码的自尊，他让我在德国做个秘书，根本就不把我这位中国名校的高才生当回事，他觉得和我生个孩子还会是眯缝眼。吉姆跟我去中国，玩得像个孩子，但是，他挤公共汽车把不住车门掉下去了，摔了个大趔趄，他不理解中国的拥挤，觉得中国没有秩序。中国南方没有暖气他感冒了，整天流鼻涕，他不理解中国的贫穷。他批评北京的灰色建筑像兵营，害怕我今后回中国，更害怕我带着他的孩子回中国……我忽然拥有了无穷的力量，我不想等吉姆要孩子了，我决定和吉姆离婚，和云生一个百分百的中国孩子，从零做起，靠自己独立奋斗。

这一夜我没有回家，而且决定永远不再回那个家，1998年总理选举的那一晚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在激情中、压力下为自己的行为和决定找借口，我觉得最终和一个中国人生活并要一个孩子是对的，从零开始共同奋斗，想留在德国或者想回中国都能步调一致，进退自由。

两天后，1998年9月27日，施罗德先生在德国第14届联邦议院选举中击败科尔，当选为德国总理。

4年后，德国第15届联邦议院选举。施罗德政府面临困境，基民党和基民党当时的总理候选人施托依伯先生的呼声很高。

2002年9月21日，星期六我从中国回到柏林，家中书桌上放着9月22日举行的德国第15届联邦议院选举的公民投票，我的时差还没有倒过来，看那些德语的选举说明实在有些费劲，我不打算参加选举了。星期天，我约好了去朋友立新和贝恩德家，贝恩德开车来接我。路上，贝恩德问我投票了没有，我说没有。贝恩德开玩笑地用投票宣传语鼓励我：“您的一票就将决定谁当总理。”我看着表，说来不及了，现在离投票截止时间还差10分钟，贝恩德立即掉转了车头：“梅，我送你回去取选举票，你家旁边拐角的小学就是一个投票点。“17点58分，我投下了在德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选举票。当晚，在立新和贝恩德家里，我们喝着啤酒，紧张地看着唱票结果，基民党和基民党当时的总理候选人施托依伯先生一路微弱领先，电视屏幕上两党党部都在准备庆祝，胜利有胜利的庆祝，失败了也有失败的庆祝，反正都是庆祝。而坐在电视机前的选举人因为自己真情地投出了一票，看到自己投票的党票数落后了，真的没有心思庆祝，连口中的啤酒都觉得分外苦。当唱票接近尾声时，历史发生了转折，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组成的德国红绿联盟以微弱多数胜出了。刚刚还情绪低落的立新、贝恩德和我激动地将手中的啤酒一饮而尽，好爽啊，贝恩德和我碰杯时大声欢呼：“梅，你的一票决定了谁当总理。”

我的一票决定了谁当总理吗？那我的命运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这将成为我终生难以回答的问题。

我们离婚了

处在失业压力下的吉姆终日神经兮兮，他最担心他的财产，担心我也许会成为他永久的负担。在我们开始分居的时候，吉姆要求我到律师公证处和他公证财产协议。根据德国法律，丈夫和妻子离婚，妻子如果没有工作，丈夫必须视情况而定继续支付前妻生活费。夫妻双方如果婚前没有财产协议，必须从法律上界定哪些财产是妻子应得的。我不是不懂这些符合逻辑的法律，但是我自有我的原则，对于我来说，吉姆提出分居，提出签订财产协议，这些都痛及灵魂，动摇了平等的婚姻基础。我来到德国，只梦想过爱情，没有梦想过金钱。因为有爱情，我梦想过有朝一日通过自己的奋斗用双倍的成功、双倍的金钱来使这份爱情圆满。现在壮志未酬，婚姻却要破裂了，我既伤心又恐惧。也许，正是这种压抑和恐惧导致了几年之后癌症的爆发，但是当时我全然不知，我咬着牙全部放弃，同意一旦和吉姆离婚，不要他的分文财产，分文不要他抚养。我毫不迟疑地在吉姆的律师起草的财产协议上签了字。

这个财产公证协议，我除了知道内容是要我放弃财产，文字我一个字也记不清楚。

走出公证处，我既心痛又轻松，想着到德国时我也是一无所有。如今，我和吉姆的那些存款单毫无关系了，那些存款单上都写着，如果吉姆去世，我是第一继承人，但我一点都不想当那个第一继承人，因为这竟然是和吉姆的死联系在一起。

我在一夜之间怀上了一个孩子，一个中国人的孩子，这个孩子不是一个事故，而是我的决定，不管这个决定是对是错。我是个敢于做决定的女人，而且为自己的决定承担责任，付出代价。

决定要孩子，就决定了别无选择地要和吉姆离婚。本来离婚双方都可以请律师，其目的当然是双方通过自己的律师维护各自的权益，如财产分配、抚养费等。由于我除了吉姆愿意给我的，我什么也不要，所以我连律师也不请了，任由吉姆的律师处理。多年以后，我的一位女友不厌其烦地向我讲述她的离婚故事，她从事高雅艺术，喜欢自己的工作，但遗憾的是收入不高。她的丈夫，准确地说是前夫曾经做过房地产推销，推销得不错，他们家也就有了两套房，但是她高雅的情调渐渐和做房地产推销的丈夫不合拍了。尽管丈夫最后也放弃了房地产推销，考上了研究生，但是丈夫又成了没有收入的穷研究生，她有了一位更高雅的情人，和丈夫协议离婚了，她郑重地说，房产是一人一半分的，而她颇为同情丈夫，知道丈夫还有一些现金，就不提和丈夫分了。我很为女友叙述时优雅从容的风度吃惊，女友自己有了情人，房子是前夫当年推销房地产时收入高买的，现在前夫读研究生没有收入，对这些，女友似乎毫不自责。但是，我知道，从法律上讲，女友是无辜的、有道理的，尽管她有了情人，尽管是她要和丈夫离婚，但是他们婚姻中的财产还是共同的。至于我一贯的法则，我和吉姆离婚，却不和吉姆分财产，那其实是另一回事了。

我决定离开吉姆独自往前走，其实倒不如说命运让我选了另一条路往前走。人大凡回头看看自己的某些决定，做过的某些事情，会明白那些决定未必能称为自己的决定，其实更多的是命运的使然。

离开吉姆时，我到德国整整10年，除了肚子里的孩子，我几乎一无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