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子衿在门前的水池子边洗衣服，方梦白悄无声息地过来，静静地站在她身边。她无意间抬头，见女儿站在自己侧面，心中觉得奇怪，再看女儿的脸，发现她脸上有一丝羞赧一丝惊慌，心中更是奇怪。

她问，梦白，你怎么啦！梦白不说话。她又说，你说嘛，到底么事？梦白的嘴撇了撇，看情形像是要落泪。方子衿的声音突然提高了八度，有些恼怒地说，别哭！不准哭！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不要动不动就哭，一点出息都没有。梦白非常努力地将嘴唇缩了几下，又眨了眨眼睛，硬是将快溢出眼眶的眼泪收了回去。见女儿不再哭了，方子衿才说，现在你说，到底为了么事。

“我做了一件坏事。”女儿说。

方子衿愣了一下，想想女儿一向驯顺，即使做了坏事，也不会是大事，语气平和了许多。她说：“你说，做了么坏事？”

女儿说：“我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方子衿倒是被女儿给闹糊涂了。看了不该看的东西，怎么叫做了坏事？她问，你看了么事？女儿说，我看见胡伯伯和一个阿姨在亲嘴。

无论她的想象力有多好，也不可能想到自己会面临这样一个难题。一时间，她不知该对女儿说些什么，似又不好不说，随口问了句，哪个胡伯伯？

女儿说：“援朝的爸爸。”

在南区，胡援朝是所有孩子的孩子头，无论是比她大的还是比她小的，都听她指挥。今天，梦白去找援朝，见她家的大门是开的，里面的门关了，有声音传出来。她叫了几声，没有人应。她以为援朝在家里故意不理她，从前门出来，绕到了胡家的后面。后门是闩上的，她于是想趴到窗前去看。她人太矮小，仅仅只能够上窗台，看不到里面。她搬了两块砖头，摞在一起，站上去往里面一看，看到胡之彦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光着身子抱在一起亲嘴。

方子衿觉得应该对女儿说点什么，可她实在为难。女儿才那么小，这事没法对她说清。只好对女儿说，这事你别到处乱说。女儿不解地看着母亲，说为么事？你不是说好孩子不能说谎吗？你不是说好孩子不能做坏事吗？大人为么事就可以做坏事？

正不知怎么办的时候，吴丽敏来了。方子衿像见到救星一般，大声叫道，丽敏，你不是去医院当书记了吗？怎么现在有时间来了？吴丽敏一来，将这事给岔开了。

吴丽敏不久前提升为附属医院内科党支部书记，正科级。吴丽敏见了她，也不说什么，一把抓住她的手，将她往家里拉。方子衿觉得她今天的表情奇怪，进门后便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吴丽敏说她今天看到了李淑芬。方子衿觉得好笑，这有什么惊奇的？她和李淑芬住在同一个院子，几乎天天见到。吴玉敏说，你别急，听我说完嘛。你知道我在哪里见到她的？方子衿不再说话，只是以询问的目光看她。吴丽敏说，我今天去卫生厅办事，结果看到她坐在办公室的一张办公桌后面，正向两个办事员发号施令。她向卫生厅的熟人打听了一下，才知道李淑芬已经正式调卫生厅担任政治部办公室主任，正处级。

听到这个消息，方子衿的心猛地往下一沉。巡回医疗队归办公室领导，李淑芬要整她，可以说是举手之劳。

自己竟然会惹下这么一个宿敌，越想越觉得绝望。环境就像一根无影的绳索，绑在她的身上，无论她怎样挣扎，都挣脱不了。以前，她也曾想过调动工作，比如调到哪一家医院当医生。可现在，整个中衢省她都不能调了。医学院还接受卫生厅和教育厅的双重领导，一旦调去了医院，就只有卫生厅一个婆婆了。那时，李淑芬岂不是想怎样捏她都行？她觉得，自己唯一的希望，原本是和白长山结婚，永远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然而，这个希望遥不可及，似乎永远都不可能有实现的一天。

那些天，方子衿的心情糟透了。感觉中，自己的头顶上悬着一颗大铁球，铁球只是被一根细细的线拴着，随时都可能落下来，砸得她头开脑裂，肝脑涂地。半个月后，巡回医疗队的新名单下来了，竟然没有她。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时，她心中一喜，继而更加惶恐起来。李淑芬这次不给她小鞋穿，是否表明她正在计划更进一步的行动？

既然不必参加巡回医疗队，她也不需要再请保姆了。小红虽然走了，方叔叔的影子却还在。方子衿的家里，常常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有时是几棵菜，有时是一袋子萝卜，也有的时候是一条鱼。方子衿觉得奇怪，这些东西是怎么送进来的？南区居委会的那些老太太们，每天戴着袖标四处转悠，哪家来了客人，她们总是第一个知道。如果过了一个小时还没有向居委会申报，她们肯定找一个检查卫生呀检查火烛呀之类的借口上门了。陌生人更是不可能一次又一次出现在这院子里。这个方伯伯怎么进来的？难道说，他原本就住在这个院子里或者是学院里的什么人？

有这个神秘方叔叔送来的东西，又少了保姆的那些开销，与其他人家相比，方子衿的日子自然好过些。即使如此，她还是盼着日子快点过。在此之前，她从来都不知道二十四节气与农业的关系，以为那只是季节的标志。周围的人都在关心节气，惊蛰一过，雨水多了起来，整天都是烟雨蒙蒙。如果是以往，城里人都讨厌这个时节，清晨出来的时候，明明见天是晴朗的，到了下午，却忽然有了风有了雨，气温也突然降低下来，寒气加重，稍不留神就会感冒。今年的春天，几乎所有人都盼望着雨水更充足一些，不要再像上年一样到处是旱灾。连那些街头修鞋的也会吟诵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日子磨磨蹭蹭过到清明，方子衿突然烦躁起来。这个日子是她最为不安的日子。以前的清明，她总会为死去的父母以及哥哥姐姐烧点纸钱，后来破四旧立四新，纸钱再不能烧了，让她有一种欠下巨债的感觉，一到这个日子就惶恐不安。经历了饿死许多人的去年，所有人都有一种劫后余生之感，在这些人的心里，今年的清明，自然是重过所有日子。方子衿也想像别人一样，悄悄地给亡人烧点钱。可走遍了几个商店，根本见不到那东西。这几天，常常能见到一堆一堆的纸灰，而她却弄不懂那些人从哪里买到的纸。

站在商店门口，她怅然四顾，想看看是否能发现某个人手上拿着那东西，自己也好上前问问是从哪里买的。偌大一个宁昌市，肯定有什么地方能买到那东西，可她虽然在这里生活了十来年，对于这个宁昌，也实在是陌生得很。

有一个修鞋匠挑着担子从她面前走过。那是一个矮矮个子的男人，身上的衣服很旧很破，倒也干净，一顶破帽子遮住了大半个脸。他从面前走过时，方子衿原本不会注意他，可他非常认真地看了她一眼，那种眼光极其特别，像利箭一般，刺了方子衿一下。方子衿的心中暗自一个咯噔。这目光好熟悉，应该是一个熟人的目光，至少也是认识的人。可是，她何曾认识一个修鞋匠？

修鞋匠踽踽地走过了，她看了一眼他的背影，然后跨上脚踏车，往相反的方向驶去。她得去一趟老城区，或许有卖钱纸的铺子？没料到，老街比学院附近管理还紧，大街上随时可以见到戴袖标的老太太走来走去，经过每个人的身边，她们都会仔仔细细地用目光将此人搜查一遍。她骑着脚踏车走了几条街，情况大同小异，根本见不到一间私人的小店。她想，这类东西，或许只在暗地里交易吧。

没办法，中午还得赶回去给女儿做饭。带着遗憾，她调转了车头。进入学院大门时，迎面见到了那个修鞋匠。修鞋匠显然也见到了她，有意不和她照面一般，在她从他身边一驶而过时，他将头扭向了一边。过去之后，方子衿有点忍不住，回过头看了一眼，发现他挑着修鞋担站在那里，面是向着她的。他在看她。距离太远，又只是一瞥，她看不到他的目光，却能感觉到他的目光中有一股巨大的热能。他发现她转头看自己，连忙转过了身子，急急地向校门外走去。

回到家，打开门，一眼看到窗下有一件不属于她的东西。那是一只破布袋，鼓鼓囊囊的，不知里面装着什么。她走过去拿起布袋，打开来，见里面除了香烛以外，有叠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纸。这些纸上有排得整整齐齐的印痕，外圆内方，是铜钱印。

还是很小的时候，方子衿看过父亲打纸钱，左手拿一个印模子，右手拿根木头，轻轻地往印模子上面敲几下。印模子是一块木头，类似于一枚大古钱的形状，下面钉着一块铁，铁上铸着两枚钱的模子，每一枚外面都是圆的，里面方方正正。打的时候，将一沓黄纸摞在一起，将印模子一排一排地打下去，直到整块纸密密麻麻打上钱印。解放后扫四旧，破除封建迷信，这些东西都在清扫之列，市场上是再也见不到了。因为没有印模子，有些人家便不打，直接拿黄表纸一烧了事。

看到这些东西，方子衿自然和那个神秘的方叔叔联系到了一起，而且第一次有了一个更为具体的形象，这个形象和那个修鞋匠产生了联系。是啊，一个修鞋匠要进入这个院子，不是一件难事，没有人会对他产生怀疑。然而，自己的生活中，怎么会出现这样一个修鞋匠的？这个修鞋匠不仅仅关心她和女儿艰难的生活，甚至连清明烧纸钱这样的事，也考虑得周周全全。可见这个人对自己，不是一般的了解。在艰难的生活中，还有这样一个人在默默地关心和照顾着自己，想到这一点，方子衿的心中便有着无限的温馨和感激。她想，下次如果再见到他，一定要赶过去看一看他到底是谁。

清明节。雨从早晨就开始下了，整整一天，飘飘洒洒的雨丝漫天地飞舞着。方子衿撑着那把补过多次的油纸伞，提着一只袋子向外走去。刚刚离开六号楼，迎面遇到居委会的主任。老太太戴着红袖标，手里拿着电筒，见了她，脸上顿时堆起了微笑，可那微笑看上去很假，饱含着足够的警惕。老太太说，是方老师呀，这么晚了还出去？方子衿突然间明白了，居委会和民兵组织都在盯着这个日子，一旦被他们抓到，轻则批判，重则可能游街示众。

方子衿一直向南走，越往前越荒凉。路的两边已经见不到什么房屋了，都是田野。荒野之中，燃着一团一簇的火光，给人一种特别阴森的感觉。方子衿禁不住打了个寒战，站在路边，看着面前这些火光。不时有人从城区过来，往荒地里一钻，很快就有火光从那里燃起。去年死的人多，清明之夜的火光，显得更加凄迷和阴森。方子衿迈开双腿，向野地走去，一直走到一棵树下，才蹲下来，用伞遮住雨水，先将香烛点燃，插在地上。香烛的火苗在雨夜中飘忽着，给她的感觉，就像是在这个世界上飘忽着的灵魂。她将袋子里的纸钱拿出来，先用两包搭成一个三角形，再将其他的纸钱搭在三角形的周围，让这座小小的纸山保持着中空。堆好所有的纸钱，她再将剩下的一刀没有打印的黄表纸拿在手中，揭出一张，卷了一下，伸到红烛火前点燃，将火引到三角形的内空中。

由于下了太长时间的雨，地下是湿的，刚刚架上的纸包沾上了湿气，她用了很大工夫，才让那些纸钱燃烧起来。

方子衿用一根竹棍拨拉着面前的火堆，不时憋足气弯下腰猛地吹上一阵。火越来越旺了。她蹲在火堆边，看着火苗在风中飘来飘去，仿佛看到父母以及哥哥姐姐们的灵魂在她的面前诉说。她默默地祷告着：爸爸、妈妈，大哥二哥，姐，我现在的生活很好，梦白也很好，非常聪明非常听话，你们不要担心。我知道你们在阴间不容易，钱一定早用完了吧。现在阳间纸钱不好弄，我也只能给你们这多了，你们省着点用，明年我再多给你们点。祷告完毕，她站起来，将手中那些还没有烧完的散纸点燃，一张一张地扔在附近，嘴里轻声念叨：过路的孤魂野鬼，无家可归无人照顾的鬼们，过来拿点钱去用吧。我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也都是可怜人，他们在世上只有我这么一个亲人，我能力有限，不可能给他们更多的钱，求求你们，别欺负他们。

突然，远处传来一声惊叫，接着是乱叫声。方子衿暗自一惊，站起来向叫声发出的方向望去，见那里有很密集的亮光射出一束又一束光柱。那些光柱晃动着，在墨黑的夜空中形成许多个触目惊心的交叉。杂沓的脚步，在这个雨夜显示着急促和惊恐。方子衿顾不得许多，拔腿向前猛跑。最初，她还撑着伞，希望雨水不要淋到自己的身上。很快发现，撑着伞根本无法跑得更快，她只好将伞收了，任凭雨水淋在自己的身上。

几天后有一个消息传来，说是清明节当晚的事件，被定为反动会道门，是一次对无产阶级政权的公然挑衅，公安部门已经立案，各派出所均抽调警力，同各单位保卫科以及居委会组成联合专案组，对此案进行调查。听到这一消息时，方子衿吓呆了，如果被查出来，自己会不会被判刑？她也会像其他犯人一样，被五花大绑着，胸前挂一个牌子游街吗？

一个星期后，当场被抓获的几十个人由几辆卡车装着，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游斗。在医学院，事前每个系都接到通知，教职员工以及学生被组织起来，等待着。那五辆卡车开到医疗系前面，方子衿看清了站在车上那些人以及他们胸前的牌子，脸色吓白了。牌子上写的竟然是现行反革命罪，在每一个名字上面，打着一个大大的红叉。这些人中，竟然还有一个孩子，看上去至多不过十四五岁，被判了七年。方子衿真就不明白了，胡之彦诱奸了那么多女人，只被判了三年，这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只不过清明节晚上给自己故去的亲人烧了点纸钱，就被判了七年。

日子在提心吊胆以及饥饿中一天天挨过。终于到了小满，许多人暗自松了一口气。据说，小满过后，就该进入麦收了，一旦收了麦子，饥荒也就熬过去了。后来才知道，这种期望未免有些一厢情愿。据说，当初播种的时候，饥饿的农民们瞅着没人注意，将相当一部分种子塞进嘴里。到了麦子灌浆，农民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潜进地里，将那些还不是很饱满的麦穗摘下来，拿回家煮了吃。一直到了夏天，方子衿那颗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来了。双抢一过，新米上市，物资虽然还是紧缺，大饥荒总算是熬过去了。过完这个夏天，方子衿想送女儿去上学。可女儿的年龄不够，差了好几个月。为此，她去找派出所所长，希望把女儿的出生日期改一下。所长的妻子有性交痛的毛病，是方子衿中西医结合给治好了。夫妻俩感激着方子衿，正愁没机会报答，自然就答应下来。

在派出所改完户口出来，已经接近中午。方子衿去派出所侧面的脚踏车棚里将脚踏车推出来，左脚踩在踏板上，右脚蹬了几下，抬起脚正要坐上去，眼角的余光看到街边有一个修鞋摊。她抬到半空的脚放下来，脚踏车也停了。自从将方叔叔和修鞋匠联系上之后，只要在街上遇到修鞋匠，她都会上前去核实一番。这次倒是奇了，那个修鞋匠明明坐在街边修鞋，见她调转脚踏车，立即将东西一收，挑起担子就走。

他这一走，更让方子衿起疑。她再次跨上脚踏车，奋力蹬了几下，追过去。她在后面喊，同志请等一下，我有点事问你。修鞋匠快步拐进一个窄巷子。她骑着脚踏车追进了那条巷子，叫道，修鞋的师傅，请你等一下。前面那人拐进了一条更窄的巷子，巷子的两边堆放着许多东西，杂杂乱乱的，人来人往。修鞋匠快速地往前走，肩上的担子磕磕碰碰的。方子衿知道，自己骑着脚踏车，如果冲进这条巷子，一旦碰上某个人，立即会引起一场大乱，那样，修鞋匠肯定趁机溜走。巷子那么窄，人又那么多，她很难避免这一点。她连忙刹住车，从车上跳下来，迅速磕下支架，上了锁，一刻不停地向前奔去。修鞋匠舍不得扔掉肩上的挑子，终是给方子衿追上了。

方子衿一把抓住他肩上的担子，说你等等。后面想说的话没说出来，人已经愣住了。两人在那里站了好一刻，陆秋生说，让我走吧。说着，抬腿继续向前走。方子衿赶上几步，再次抓住他的修鞋担。她心里也不明白，抓住他干什么？他们能说什么？她心里有许多话，一句都没法说出来。她和他之间，有一道天堑，这道天堑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也想不明白。她本能地觉得，如果和他多说几句话，自己未来的命运，就会多几分不测。

陆秋生再一次执意要走，方子衿仍然抓着他的担子，不肯松手。

两人一直关注着对方，没留神有两个戴红袖标的人出现在他们身边。这是一男一女，都有好大一把年纪了。那女的对方子衿说，同志，他对你做了么事？听到这话，陆秋生的脸顿时白了，整个人突然间矮了半截。方子衿心中亦是大骇，她知道，自己如果应对不好，引起这两个红袖标的怀疑，立即就会被请到居委会。进入那里，无论是她还是陆秋生，都得通过自己的单位开证明来证实自己的身份。真是这样，陆秋生的右派身份无可隐瞒，而方子衿竟然和一名右派拉拉扯扯，不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又是什么？

人往往有一种敏感，知道危机临近时，会特别机灵。方子衿虽然吓得手足无措，却并没有完全失去心智。她转向居委会的两位红袖标，说，同志你帮我评评理，上次我找他修鞋，六个补丁我给了他三角钱。她伸出自己的手，向红袖标掰着手指头。她说，三角钱啦，可以买两斤多米五只鸡蛋，十几个馒头。可以买十几斤白菜。那个男的见她有点夹缠不清，打断了她，说，行了行了，这些账我们会算。你说吧，你抓着他，到底为么事？

方子衿第一次发现，自己竟然有很好的表演才能。她说，为么事？还不是那几个补丁？我给了他三角钱，原想他把鞋修好吧。可是，他当面对我说得好好的，我还没穿两次，那鞋又破了。那个女人向着女人，对陆秋生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修鞋怎么啦？修鞋也是为人民服务。你给她修鞋，她给了你钱，你就应该为她把鞋修好。我说你这个同志，思想有问题，怎么能用这样的态度对待自己的革命同志？

戏既然已经开场，陆秋生也就无师自通地演下去。他说，同志，你不晓得她那只鞋是么回事。你也听她说了，一只鞋补了六个补丁。别说是一只鞋，就是一件褂子，六个补丁，那也破得不成样子了吧。我劝她说，这鞋破得不成样子了，不要再补了，干脆买双新的吧。她说，买双新的？你说得轻巧，一双新的要两块多呢。

老太太找到话题了，脸色一变，对陆秋生说，我说你这个同志思想有问题嘛。旧的怎么啦？旧的就不能穿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艰苦朴素，要勤俭建国。如果都像你这个同志，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还能保持吗？

陆秋生被两个红袖标批评教育了一顿，最后，他们命令陆秋生跟方子衿走，去将她的鞋重新补好。陆秋生不敢再坚持，只得挑着鞋匠担子，跟在方子衿后面。走到街口，方子衿推了自己的脚踏车，向前走去。陆秋生不太情愿，却也无可奈何，亦步亦趋地跟着，两人谁都不说话。一直走了两条街，估摸着不会再有人注意，方子衿才停下来，转过头看陆秋生。陆秋生亦停下来，头低着，一句话不说。

方子衿说，走，去你住的地方看看。陆秋生仍然站着，不动。方子衿说，走呀，你怎么还站着？陆秋生怯怯地说还是不去了吧。方子衿说，为么事不去？你是我哥，我去看看我哥住的地方不成？陆秋生说，我不是你哥。方子衿说，就是，我说是就是。你如果不是我哥，你么样为我做那些？陆秋生抬起头来看她，那张脸虽然布满了岁月风霜，眼睛却还依然晶亮有神。他的目光仿佛有刺一般，猛地刺了方子衿一下。方子衿本能地向后伸了伸腿，想退，最终还是停在那里。

她的语气委婉了许多，说我想去看看你住的地方。

陆秋生摆了摆头，说，不行的，要登记的。

听到这句话，方子衿如梦方醒，知道自己真的不能去。可她又有好多话想和他说。这里人多眼杂，自然不是说话的地方，又不能去公园等一类场所。她这身打扮，人家一眼就能认出是知识分子，而他却是一个修鞋匠，这样两个人站在一起，对比太强烈，肯定会引起那些巡逻的民兵注意。她说，我想和你说说话。

陆秋生抬头四处看了看，然后迈开双腿，越过她，向前走去。她没有说话，推着脚踏车跟着他。又走了一条街，陆秋生在一个街口停下来，放下肩上的担子，搁在街边，从鞋匠箱子旁边取下一张小凳，塞到屁股下面坐下来，又摆出另一张小凳，放在方子衿面前。方子衿站在那里，没动。陆秋生拉开小抽屉，拿出一只鞋，又拉出下面的抽屉，拿出皮锉胶水一类东西。他开始锉那只雨鞋。

方子衿支好脚踏车，弯下腰，抓过那张小凳塞到自己的屁股下面，坐下来。她好奇地问他，你么时候学会补鞋的？

陆秋生说，这一切原本都是为了战争。在部队的时候，他常常要去侦察敌情。为了隐蔽自己，不得不给自己找一种保护色。这就是国民党军官和共产党军官的区别。国民党的军官，确实都是军官，或者说是军阀，可共产党的军官是一些万金油，做什么都身先士卒。说这番话的时候，他非常激动，也带着感慨。她知道共产主义是他的最后信仰，他以及他的家人，为了这个信仰献出了很多。如果这最后的信仰都失去了，他心中的幻灭感会多沉重，她是无法想象的。这是他心中永远的刺，她不想去碰这根刺，也没有能力去碰。

她转换了话题，问他，你不是在红川吗？么样回到宁昌了？

面对她的提问，陆秋生只简单地回了一句，红川没法呆了。她反复问他，他才说，以前，他就这么不明不白地留了下来。他是被管制分子，工人编制，一个月拿十八块钱薪水，和刚参加工作的工人一样。干革命干了这么多年，落到这样的地步，他心里也十分委屈，多年来，一直在写信向上面反映自己的事，希望上级党组织给自己一个公正评价。可是，这些信全都石沉大海。

方子衿不解，问道，为么事？你们都是革命的功臣。

陆秋生说，他找以前的老领导打听过了，像他这种情况的不少，甚至有很多职位比他高的，也被打成了右派。这些人全都是经过长时间革命斗争考验的，可以说是忠诚的革命者。但是，他们得罪了某些领导，结果被这些领导借助运动之机给整下来了。陆秋生的父母虽然是高官，但解放后在中衢工作的时间并不长，相当一段时间在江西工作。后来又调去了北京，对于中衢的影响力更小。而中衢各级干部，也都在这几年间有了较大的调整。以前答应留下他的那些干部全都调走了，新来的干部，既不了解情况又和他没交情。那些人不断给他制造麻烦，在肉体上摧残他在人格上污辱他。他心里清楚，那些人是想逼他走。他无路可退了，只好提出辞职。他的辞职报告交上去的第二天，户口就给下了。他知道这事在局里没法解决，跑去找市委组织部。人家将他当成皮球，踢过来踢过去。他想，这么耗下去也不是办法，自己能回的只有两个地方，一是恒兴，那是他退伍后参加地方工作的第一站。那里有一些老领导老同事，他们或许愿意收留自己？此外，就只有宁昌。宁昌是他的原籍，可他觉得回宁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宁昌毕竟是省会，是大城市，由小城市调往大城市，难于上天。整个中衢省，想调进宁昌的有多少人？恐怕数十万计，可每年真正进入宁昌的，大概也就百来个人。

陆秋生回到恒兴，才知道这里已经物是人非。以前的老领导，有的死了，有的上调走了，有的被打倒了。留下来的干部，不是没什么实权，就是明哲保身，听说他的情况就向后缩往后躲，面都不肯见。无计可施，他只好到了宁昌。在宁昌，他能找的只有杨维华。杨维华如今升了公安分局的副局长。杨维华说，目前这种形势，他也不敢公开出面帮老同学，只能暗中援手。他给陆秋生出主意，叫他打个报告，通过正常渠道递上来，局长办公会上，他会帮忙说话。陆秋生将报告交上去，回到红川等了三个月，终于有了回信。接到通知的时候，他都有些不相信是真的。

工作了这么多年，他身无长物，仅仅只有一床破被子几件旧衣服。他将被子往身上一背，提着那口跟了他许多年的破箱子上了路。这半年多时间，他花光了所有的钱，已经没有钱坐车，只好从红川步行到了宁昌。在分局，他用那张通知单换了一张户口迁移单，然后赶到派出所。派出所长拿着单子，二话没说，给他上了户口。

户口虽然出乎意料地上了，陆秋生还是茫然，自己出生和长大的这座城市，一切都是如此熟悉，可是，哪里有自己的立锥之地？好在所长对他说，我知道你没有住的地方，我已经找过房管局，给你作了安排。是你们家的老房子，你拿着户口，去一趟房管局，他们会给你住房证和钥匙的。陆秋生原想感谢一番，转而一想，自己这种身份，连感谢的资格都没有了，说感谢的话，实在是一种奢侈。

他往外走的时候，所长又问他，你没有工作，今后怎么生活？陆秋生停了下来。这个问题他不是没有想过，从红川到宁昌这一路上，他一直都在想。可是，他无法想象。自己出生入死参加革命，现在竟然连基本生活保障都失去了，他第一次对人生感到绝望，什么念头都有。听到派出所长如此一问，他向外迈动的脚停下了，几乎要痛哭失声。

所长说，你有么手艺吗？他开始摆头，继而想到自己为了侦察敌情，曾经学过皮匠，说我会修鞋补鞋。所长松了一口气，说这样就好办多了。我给街道打声招呼，让你修鞋好了。修鞋也是为人民服务嘛。

陆家在宁昌原有一幢很大的房子，当时就有四十多间。解放后，政府把这些房子没收了，分隔成许多小间，安排给一些无家可归的人。他拿着户口到房管局时，人家也没说任何话，将其中一小间给了他。他于是在宁昌安下了家。世事说起来就是这么奇巧。如果他没有被划成右派，就算花再大的功夫，想进宁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方子衿听了他的经历，心里不是滋味。如果不是为了心中的那份爱，他不会将她从恒兴弄到宁昌，她也就不会遇到胡之彦。如果不是为了帮她清除来自胡之彦的威胁，他也不可能得罪文大姐。为了这份情，他的付出是如此之多，可是，又半点回报也没有。想到这一切，她的眼泪立即流了出来。

陆秋生一见，立即说：“快点揩干净，这是在大街上，人家见到就麻烦了。”

方子衿一边揩眼泪，一边说：“哥，我心里好苦。”

陆秋生说：“苦么事苦？我蛮好的。你一定想不到，我比你收入还高。”

方子衿说：“你不用哄着我，修鞋能挣多少钱？”

陆秋生给她算了一笔账，打一个补丁，小的二分钱大的能挣五分钱，如果是皮鞋就收一角，补丁大一点，收一角五。钉一对鞋掌是五角。还有修伞呀，修包呀等等。如今这年月，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所有的东西都是修了又修补了又补，无形之中，倒是他的生意好了。他的活干不完，一些老熟人的活就带回家晚上干。好的时候，一天他能赚够三块，就是差一点，也在一块以上。一个月下来，少说也有五十多块，多的时候上百块。他一个人生活，开销少，十块钱足够了。

她不可能在这里呆太长时间，时间一长，会引起别人怀疑。不得不走的时候，她说，哥，把你的地址给我，有空的时候，我带梦白一起去看你。陆秋生说不，你不要去。我知道你过得不容易，去了对你不好。你也不要对别人提起见过我的事。你回去吧，就当我还在红川。方子衿坚持，陆秋生只好拉开抽屉，翻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拿出半截铅笔头，在舌头上蘸湿了，写下地址。

方子衿接过地址站起来，扶着脚踏车，用脚轻轻磕开支架。临走之前，她还想对他说些什么，却又觉得没法说出口。人的一生，什么债都能欠，就是不能欠情债。感情的债，一旦欠上，再轻也是沉重，永远都还不清了。

她跨上脚踏车，奋力向前蹬去，不敢有丝毫松气。她担心自己只要松一点气，就会大哭出声。

八月三十日，方子衿给女儿方梦白打扮一番，带着她去附属小学报名。解放后的几年间，新生儿出生率非常高，这批孩子，三四年前开始入学，给原有的小学教育体系造成了相当的冲击。医学院附属小学在整个宁昌属于条件最好的小学之一，仍然无法满足生员快速增加的需要。为了应对新生入学，学校打开两间教室接受家长带着孩子报名。报名手续非常繁琐，第一项是查验户口，第二项是填表。

每一个中国人，都建立了极其严格的政治档案。像方子衿这一代人，他们的政治档案是参加工作的时候建立的，后来，每年都要填写各种各样的表格，尤其是像她这种家庭成分存在瑕疵的，必须经常写思想汇报，这些东西，全都被塞进了她的档案中。人们无论走到哪里，档案都会像影子一样跟着他。档案比影子可怕，自己虽然抓不住影子，却可以看到。档案却掌握在别人的手里，别人到底往你的档案里塞了些什么，你自己永远都不知道。而这些被别人塞进去的东西，什么时候会对你的人生产生怎样的影响，你更是无法掌握。档案就像一条躲在暗处的毒蛇，你永远不清楚它会在你身上什么地方下口。

方子衿知道自己所填的这张表，会成为女儿档案的第一页，她不得不异常慎重。

表格的主要部分填起来容易，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接下来就是重要一项：家庭成分。家庭成分是一个方子衿始终未能搞懂的概念，如果说，子女填的是父母的家庭成分，那么，方梦白的家庭成分应该是干部，因为方子衿本人是干部。可是，她不能填这样的成分，她得填方子衿的家庭成分，自由职业者兼地主。但如果是换一个人，比如胡之彦，他本人是劳改释放犯，他的孩子填家庭成分的时候，原本该填劳改释放。可他们不需要这样填，他们填的是干部。在家庭成分一栏后面，还有本人成分一栏。每次填表，方子衿对这一栏充满困惑，无数次问过别人，应该填什么，别人说，填学生。她觉得奇怪，自己早已经是教师和医生了，怎么还是学生？人家说，你当然是学生，就算你一百岁了，也还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学生。

填完方梦白的有关资料，开始填她的社会关系。一旦填社会关系，方子衿便会痛苦不堪。她的社会关系原是最简单的，父母兄弟都已经不在人世，她可以不填。只需要填丈夫彭陵野就一切万事大吉。其实不然，她还得填一个补充说明，说明自己曾和一个叫赵文恭的人结过婚，此人后来被划为极右。自己意识到他是党和人民的敌人时，当机立断，和他彻底划清了界线，坚决地离婚了。今天填的不是她自己的资料，而是女儿的资料。她又该怎样填女儿这第一份档案中家庭成员的资料呢？

第一行，在关系的下面，她写上了父女两个字，然后空下了。接下来填第二行，先写上自己的名字，再写上性别，年龄，家庭成分，本人政治面貌。所有该填的都填完了，她停下手中的笔，坐在那里，看着父女关系那一栏发呆。女儿说妈你快填呀，别人都交上去了。她犹豫了一下，还是在那一栏写上了彭陵野的名字。政治面貌党员干部，本人成分学生。

恰在此时，感觉身后有人在看自己，她蓦然回首，发现胡之彦不知什么时候站在身后。他看着她，也看着她手中的那张表，目光似笑非笑意味深长。那一瞬间，她有一种做贼被人捉住手的感觉，一颗心狂跳不止。胡之彦开口说话了，他说，带女儿报名？方子衿慌乱之中，竟然破天荒地答了一句话。她说，是啊，你呢？胡之彦说都他亮的一样，送二姑娘来。

胡之彦出狱已经几年了，至今还住在医学院南区。既然是住在同一区，碰面的机会难免。不过，方子衿异常小心，每次远远地见了他，总是绕开。有几次，实在无法避开，方子衿也只当他不存在一般。胡之彦每次看到她，脸上就会流露出兴奋之色，并且无一例外地主动和她打招呼。她只当没有听到，总是不予理睬。没料到此时在一间小小的教室里狭路相逢，而且又被他看到自己在女儿的档案里造假，因为心虚，她不得不和他虚伪地应答几句。同时她也在想，自己是否应该改过来，填上赵文恭的名字？如果填上赵文恭，在政治面貌一栏里，就得填上右派，然后在最下面，还有一栏，家庭成员中是否有历史问题需要特殊说明。她就得说明女儿的亲生父亲被划成极右，被开除公职等一系列问题。不行，有了这个自由职业者兼地主的家庭成分，已经给女儿今后的人生道路增加了不少崎岖，如果再加上一个右派父亲，女儿的生命中，将会有一块永远无法剔除的疤痕。

方子衿希望胡之彦没有看清自己所填。她慌忙拿了那张表，走到前面，交给了老师。老师没有细看，对她说，现在缴费吧，学杂费一块五，书抄费两块。方子衿缴了费，拉着女儿急急地离开校门。那时，她有一种漏网之鱼的感觉。没料到刚刚走到校门口，见胡之彦站在那里，脸上带着一种坏坏的笑。

胡之彦说：“真巧，他亮的又碰到了。报完名了？”

方子衿一时手足无措，本能地应道：“是……是的。”

胡之彦伸出手，摸着方梦白的头，问她：“梦白，你爸爸啥时候回宁昌？”

方梦白脱口说：“我没有爸爸。”

胡之彦故意愣了一下，说：“你没有爸爸？你他亮的咋会没有爸爸？刚才你妈妈给你填表，我看到她写的，你爸爸叫彭陵野呀。”

方梦白当然不明白大人内心深处藏着掖着的东西，她不喜欢彭陵野，甚至恨他，听到胡之彦这样一说，立即予以反驳：“他不是我爸爸，我才不要他当我爸爸。”

那一瞬间，方子衿几乎要昏过去了。毫无疑问，胡之彦并非真的要问女儿什么，而是表明他已经看到了她在女儿的材料中所写的，知道她隐瞒了一段历史问题。他在暗示她，他抓着了她的小辫子。方子衿正心惊肉跳的时候，胡之彦再一次开口，他到底说了什么，方子衿竟然没有听到，不得不追问了一句。胡之彦说，他亮的，我要去工厂里办点急事，你他亮的把我女儿带回去吧。方子衿只想立即离开他的视线，不说行也不说不行，一把拉了他的女儿，走开了。

她没有向后看，却能感受到胡之彦并没有立即走开，而是站在原地，以意味深长的目光注视着她。她真的感到绝望，胡之彦似乎一直没有对她死心，偏偏自己找的男人不争气，而自己又被他抓到了把柄。将来的什么时候，他会拿这些来要挟自己吗？

因为社会资源尤其是电力资源严重不足，整个城市的休息日是错开的，党政机关以及文教卫等部门例行休息星期天，各工厂的休息日被安排在了从星期一到星期六的不同时间，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电。居民生活用电没有丝毫保障，谁都不清楚何时来电何时停电，因此，家家户户都准备着洋油灯。即使如此，电力还是不足，于是电力部门便按区安排停电。到了停电时间，也就是这个区所有工厂的休息日。不久前，文大姐把胡之彦调进了钢厂，据说还安排了一个副科长的职务。钢厂的休息日是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