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剿杀牛寺，只是两王争锋的一个引子和借口。蜀王和楚王，代表着洛阳城内的两大政治派系，早已在各自的势力引导之下，敌对已久。

此时此刻，愤怒的齐王陈兵洛阳以东，急须找出谋害太子姬缶的真凶；而蜀王通过五雷派，占据古秦地雍州，屯兵旧都长安外，虎视眈眈。

当五雷派的滕步熊在洛阳城内被景宣帝翦灭，景朝朝廷出现巨大震荡，蜀王和楚王终于无法再保持平衡了。

表面上平静的景朝政局，如同一潭死水，水面之下暗流涌动。如果说太子姬缶被刺，是第一块巨石投入水面，引起阵阵不平的波澜，那么滕步熊和五雷派被翦灭，就相当于投入了第二块巨石，巨大的冲击，将波澜引发成了磅礴的巨浪。

虽然处在政治漩涡中的洛阳暂时保持着平静，但在远离洛阳政治中心的外围白帝城，已是巨浪翻滚。这里的动乱将席卷回整个大景朝的天下，把所有参与其中的势力都吞噬殆尽。从这一刻起，战争开始了。

后世的《亨策》里，把白帝城之战认定为右景乱世的开端，这一战就是《泰景亨策》里浓墨重彩第一笔——“三王之乱”的起始之战。

景朝军事实力最强的蜀王，终于出手了，而他的对手，是实力比齐王相对较弱的楚王。

亨朝二十四凌烟阁的几位重臣总结《泰景亨策》的教训，认为白帝城之战无可避免。三王之中，蜀王最强，齐王次之，楚王再次之。那么在军事战略上，最强的一方，反而会处在一个相对较弱的形势中。因为实力稍逊的齐王和楚王，一定会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最强的蜀王。

因此蜀王在战略上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在和齐王一决高下之前，蜀王一定要先把最弱的楚王消灭，然后再腾出手来对付齐王。

战略不同于战术，战术千变万化，战略永远都是那么的笨拙，那么的简单粗暴。

因此后世亨朝的房玄龄看待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坚定地判断，蜀王和楚王同时利用了牛寺和揭、抵两族叛乱的契机，以达到自己的政治和军事的目的。

被卷入争斗中心的牛寺，其实只是他们之间的一个棋子而已。这也解释了，安凉和牛寺为什么能轻而易举地占领益州成都，旋即又被蜀王击溃。而牛寺一路向东逃窜，一直溃败到了白帝城被蜀军追上，刚好楚王的水军，也以拦截流民的名义到了白帝城。

时间如此的巧合。

两军对垒，双方高明的军事家都会不约而同地选择战争的地点和时间。蜀王和楚王同时选择了至阳六年的十二月中旬，在白帝城。他们之间的白帝城，揭开大景乱世“三王之乱”的序幕。

而在这个阶段性的事件里，最无辜的就是沙亭军。他们完完全全是被裹挟进了这一场恢宏的政治军事博弈之中，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甚至连被利用的价值都不存在。沙亭军只是非常偶然地，在不该出现的时间节点上，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如蝼蚁一样被蜀王和楚王碾压。他们的生存态势，他们的政治立场，根本就没有被蜀王和楚王放在眼里，也完全没有必要。

毕竟此时的沙亭军，与几年之后不同，还远远没有达到能够左右战局的地位。

但是历史也是由无数的意外和偶然组成。蜀王和楚王即便是有再高明的军事天才，也无法预测到沙亭军的崛起，以及中曲山徐无鬼的强大。如果他们站在后世的角度上重新审视白帝城之战的局面，一定会首当其冲，联手把沙亭军消灭，然后再两王交战吧。可惜，历史之所以是历史，就是因为身处历史之中的人，创造历史的人，无法修补自己的错误。他们的错误，也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同一时期历史的创造者有无数，能成为胜利者的只有一个。那么构成历史的因素，几乎全部都是由错误来书写的，胜利的一方永远是少数派中的幸存者。

历史存在的意义，就是不断地书写错误，而真正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后世豪杰，几乎没有。

蜀军的火船仅仅烧毁了楚王的少部分战船，看起来这个计谋已经失策。然而，当楚王整顿船只，调动围困在白帝城山下的军队，向西方的蜀军列开阵型的时候，蜀军方才显露出了他们真正的实力。让楚王和观战的沙亭军知道，刚才的火船进攻，仅仅是一个试探。

干奢和徐无鬼、牛寺、蒯茧、干护站在高处，他们的视野，远远超过地势低下的楚王。干奢把手指向上游，沙亭军旁人也都看见了一个令人震嚇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