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

一栋建筑物，要是地基坏了，是很容易坍塌的，也很难修葺的，不比顶层坏了，无非换一下而已，实在不行，还能在原地基上面重建。

但地基若是都坏了，变得不能重建，那就彻底要文明灭绝了。

而朱翊钧作为最高统治者自然有责任保证华夏文明的地基不因蛀虫的腐蚀而彻底坏掉。

现在，富贾巨商主动与军户这些朝廷认定的军事贵族联姻，就算是在逐渐变成大明新的蛀虫。

可能，这些富商巨贾自己也没有这个意识，而只是基于人性趋利避害的本能，只觉得跟值得自己联姻的人联姻，而对于他们而言，他们如果不和自己同样财富等级的人家结亲，就只能在政治上比自己高一等的人家结亲，无论如何都要讲究一下门当户对的。

也正因为人趋利避害是本性，所以蛀虫时时刻刻都会产生，即便除掉一批也会有新的产生，只能时时勤拂拭。

不过。

对于如今的万历朝而言，这种现象还不明显，两百余年的军户受歧视现象也不可能一朝一夕就根除，与军户联姻的富商巨贾也不会一下子就大量出现，初期可能也还没对社会有什么破坏力，甚至都是抱着对新政的认同才走到了一起。

只是，朱翊钧等执政者已经开始警惕这种现象。

警惕归警惕，朱翊钧也没有要现在就大刀阔斧的予以处理，那样会显得太急躁，也容易不被理解，乃至被误解。

很多时候，皇帝也是要顺势而为的，也是要等风雨真的大了的时候，让大多数人都不安的时候才好行权的，不然，哪怕他的出发点再正确，再是至高无上的帝王，也会被当成一个异类。

这就如老子所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即执政的时候不能随意翻动，要翻动是真的到火候到了的时候才适宜。

所以，朱翊钧现在只是警惕倒是没有立即采取措施，他现在到了淮安后，更关注的还是黄河水患与盐政的问题。

别看淮扬一带繁华，水患的问题一直都很严重，还有盐利流失问题也一直很严重。

黄河改道为何难，迁都之议

去年九月，庐州、凤阳、淮安、扬州发生了特大的水灾，按照有司统计，产生灾民上百万，朝廷光是赈灾就用去了五百余万两银。

而今年，朱翊钧到来的时候，这一带又有水灾，连带着河南开封、南阳以及苏锡常地区，都有水灾泛滥。

可以说，整个江淮地区，连带着附近的地方都经常出现洪灾，这一带的黄河几乎年年泛滥，还连带着让不泛滥的流域发生旱灾。

这固然与小冰河气候有关系，但也跟黄河被强行改道夺淮入海有关系。

因为黄河本来的正常流向应该是从华北入海的。

只是在元朝时期一次黄河泛滥后，就改成了从淮河入海，而至此以后，尤其是明朝迁都北京后，为了漕运水运充沛，就一直人为的强行保持着现状。

可黄河的自然流向本就是从华北入海，所以，他会经常因为气候的原因决口改道，就像神龙摆尾一般，经常往北方摆，而一摆就会造成大面积的洪灾泛滥，以致于这一带水灾频发。

历史上，黄河改回去后，决口改道的频率的确大减，整个黄河流域的水灾无论是频率还是严重程度也大减。

由于黄河水患在大明历史上一直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当然，在其他朝代，黄河水患也很让人头疼，只是在大明时期因为漕运变得尤其严重，几乎是一年泛滥一次，所以明朝的很多治水能臣都意识到这跟强行让黄河夺淮入海有关。

何况，汉人本就有遵循自然的哲学思想。

所以，在朝中，以潘季驯、梁梦龙为代表的大臣其实都主张过让黄河回归故道。

只是让黄河回归故道，涉及到对漕运的影响，和开掘新河道时对新河道占据的农田和村庄的影响。

“潘卿，朕记得，你上疏提过，大河水患要想彻底解决，根本上还是要让大河从北边出海，只是若这样改，必伤漕运与花费颇巨，故要等待时机，现在时机可已成熟？”

朱翊钧这天也因外面秋雨淋漓，而问起新任户部尚书潘季驯来。

潘季驯回道：“启奏陛下，臣认为已基本成熟，一则如今朝廷财力充沛；二则正值官进民退之时，不缺民夫；三则眼下宇内咸服，正是陛下大改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