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往纳伊的市内小火车过了马约门，正沿着林荫大道向塞纳河岸驶去。小车头拉着一节车厢，鸣着汽笛驱开挡路的车辆行人。它直喷蒸汽，像一个人在急速奔跑，上气不接下气，呼哧呼哧喘个不停。它的活塞里发出快节奏的响声，好似火车的铁腿在跑动。夏天傍晚的闷热笼罩着大道，虽然没有一丝风，路面上却扬起粉笔灰似的白色尘土，浓厚、呛人而且热烘烘的，还黏附在人的皮肤上，迷糊人的眼睛，甚至钻进人的五脏六腑。

家家户户的门口，都有出来透透气的居民。

车上的玻璃窗都大敞着，车速很快，窗帘在疾风中飘扬。车厢里的乘客寥寥无几，因为天气闷热，大多数乘客都爱待在顶层和车厢外的平台上。一部分乘客是打扮得俗里俗气的胖太太，属于住在郊区的小市民，就靠装腔作势来代替自身所缺乏的高雅气质。另一部分乘客是腻烦了办公室生涯的公务员，由于长期伏案工作，脸色蜡黄，腰弯背驼，肩膀一边高一边低。他们愁苦憔悴的面容，表明他们上有老下有小，负担沉重，经济拮据；也表明他们早年的希望已经彻底破灭，如今加入了衣衫破旧的穷人行列。他们在巴黎边缘当垃圾场用的田野安家，住在刷了白灰的破房子里，门口一块花坛就算是自家的花园，日子嘛，当然是省吃俭用，过得紧巴巴的。

紧挨车门，坐着一个矮矮胖胖的男子。他脸颊臃肿，大腹便便，直垂到双腿的叉开之处。他一身黑色服装，佩戴着勋章绶带，正在同一个身材瘦长的人聊天。此人不修边幅，穿一套脏乎乎的白色斜纹布服装，戴一顶旧兮兮的巴拿马草帽。那矮胖子说话慢吞吞的，有时真像个结巴，他是海军部主任科员卡拉望先生。那瘦高个子从前在商船上当卫生员，后来在古尔博瓦圆形广场附近定居，利用他漂泊了一生之后仅余的那点浅薄的医学知识，给当地穷老百姓治病糊口。他姓舍奈，要人家称呼他“大夫”。关于他的为人品行，当地颇有不少流言蜚语。

卡拉望先生一直过着公务员循规蹈矩的生活。三十年来，他天天早晨去办公室上班，走的是同一条路，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遇上同一批上班族，傍晚下班，还是走同一条路，遇上同一批眼见着日渐衰老的面孔。

每天早晨，他在圣奥诺雷区的大街口，花一个苏买一份报纸，再买两个小面包，然后走进部里大楼，那神态就像一个投案自首的罪犯。他急匆匆地赶到办公室，心里惶惶不安，总是担心自己的工作有什么疏忽而会受到斥责。

他这种单调的生活规律，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因为除了办公室里的事务，除了升级与奖金，他什么都不关心。从前，他就不在乎嫁妆，娶了一位同事的女儿。长期以来，他不论是在部里还是在家里，都只谈论公务。他那点脑子，早已在办公室枯燥的日常事务中萎缩了，如今除了与部里有关的事情之外，他再也没有其他的计划、希望与梦想了。不过，虽然他对自己的公务员生涯知足常乐，但总掺杂着一种扫兴的苦涩感，那是因为一些海军军需官，军装上有几杠白条纹，被人称为“白铁匠”，光凭这一点，一调进部里就当上副科长或科长，对此，他与妻子都愤愤不平。每天吃晚饭的时候，他就大发议论，列出种种理由，证明将巴黎的官职如此轻易地给了那些本应航行在海上的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极不公平的。

韶光易逝，不知不觉中，他已经老了。早年，自打出了校门，就直接进了衙门，他在学校里见了就发抖的学监，后来换成了他怕得要命的上司。他只要一到那些办公室暴君的门口，就浑身直打哆嗦。由于长期处于这种惶恐不安的状态，他也就形成了猥琐可笑的举止习惯，见了人就局促不安、低声下气，说起话来则神经质地直结巴。

他对巴黎的了解少得可怜，不比那个每天由狗领到同一个门檐上乞讨的瞎子知道得更多。他从一个苏一张的小报上，也读到一些社会消息与桃色新闻，但认为纯系杜撰编造，是专供小职员消遣解闷的。他一贯奉公守法，是一个没有鲜明观点的保守派，但对“新事物”还是有强烈憎恨的。凡是报上的政治新闻，他一概跳过不看。不过，话得说回来，那份小报在这方面做报道时，总要为了某一方收买者的需要而歪曲事实。每天傍晚，他沿着香榭丽舍大街步行回家，望着熙熙攘攘的行人与川流不息的车马，那神情就像一个来自遥远国度的异乡旅客。

这一年，卡拉望先生按规定服务三十年的期限满了。一月一日那天，他因此而得了一枚荣誉团勋章。须知，在这种军事化的机关里，那些被缚在绿皮卷宗上的公文奴隶，经过长期悲惨的苦役，也就是“竭诚效力”之后，就会获得此种奖赏，这一出乎他意料的荣誉，使他对自己的才干刮目相看，评价更高，同时也彻底改变了他的日常习惯。从那以后，他不再穿杂色的裤子和不伦不类的上装，而换上黑色的礼服与裤子，这样才跟勋章宽宽的绶带般配协调，相得益彰。与此同时，他每天早晨都要刮脸，仔仔细细地修指甲，隔一天就换一件衬衫。总之，眨眼之间，卡拉望就像换了一个人，衣着整洁，神气十足但又平易谦和，而所有这一切，他都是出于对国家“勋位团”的尊重，出于一种合情合理的团体精神，要知道，他本人就是这团体中的一员呀！

他在家里，总喜欢把“我的勋章”挂在嘴边。他这种自豪感极度膨胀，甚至不能容忍别人在扣眼上挂任何别的勋章，见了外国勋章更是火冒三丈，他认为：“根本就不应该允许他们在法国佩戴出来。”他特别反感每天傍晚在小火车上遇见的舍奈“大夫”，此人居然也总挂着一种勋章绶带，白不白蓝不蓝、黄不黄绿不绿的，说不上是个什么玩意儿。

从凯旋门到纳伊这一段路，他们两人交谈的话题大同小异。这一天与往常一样，先是谈论本地区的种种弊端，对所有这些，他俩都甚为憎恶，但区长却熟视无睹，不闻不问。接着，卡拉望把话题转到疾病方面来。与医生结伴同行，这是自然而然的，他指望在闲聊中能免费拾些牙慧，得些指点，只要不着痕迹，问得巧妙，说不定等于能得到一次诊断。何况，他近来很替他母亲的健康状况担心。她时常昏厥过去，隔许久才苏醒过来。她年已九旬，偏又不肯求医就诊。

母亲垂垂老矣，卡拉望一说起就要大动感情，他一再对舍奈“大夫”说：“您能经常见到这么高寿的人吗？”说着，就喜滋滋地搓搓双手，这倒不见得是他希望老母亲永远活在世上，而是因为他母亲的长寿，也是他本人将长寿的预兆。

他接着说：“哈哈，我们家的人都长寿，因此，我敢肯定，如果不出意外，我会活得很老。”

老卫生员向身边的这位伙伴投去怜悯的一瞥，再打量打量对方红光满面的脸，肥嘟嘟的脖子，垂在两条肉乎乎大腿上的大肚子，还有那容易中风的圆滚滚的体型，然后掀了掀扣在头上的那顶灰不溜秋的巴拿马草帽，嘿嘿地一笑，回答说：“老兄，不见得吧，令堂身体干瘦干瘦，而您却胖得像个皮球。”卡拉望窘得发慌，便一声不吭了。

这时，小火车到站了。两个同伴下了车。舍奈先生提议到对面他俩常去的那家环球咖啡馆去，请卡拉望喝一杯苦艾酒。老板跟他们挺熟，隔着柜台上的酒瓶伸出两根手指，他们握了握，然后走过去，瞧瞧从中午起就一直在那里玩多米诺骨牌的三个牌友。大家彼此热烈地互致问候，又少不了打听打听“有何新闻”。然后，牌迷们继续玩牌。待这两位告辞时，他们头也不抬，只把手伸过来，他俩握了手，就各自回家吃晚饭了。

卡拉望住在古尔博瓦广场附近的一所三层小楼里，楼下开了一家理发店。

他的住宅里有两间卧房、一间饭厅和一个厨房，几把修理过的椅子要按需要在几个房间里搬来搬去。卡拉望太太的时间几乎都花在打扫房间上了。十二岁的女儿玛丽·路易丝与九岁的儿子菲力普·奥古斯特，则整天在街边的泥坑里，跟本街区的顽童嬉闹玩耍。

卡拉望的母亲被安置在楼上。她在附近这一带以小气而出名，而她本人又精瘦精瘦的，所以有人说，上帝把他老人家自己精打细算的原则全都用在她身上了。她脾气很坏，没有一天不跟人吵架，不大发雷霆的。她从窗口里大骂站在自家门前的邻居，大骂蔬菜贩子、清道夫与孩子。孩子们为了报复，就在她出门的时候，远远跟随其后，高声叫喊：“老——妖——精，老——妖——精！”

家里雇了一个女佣，专干家务活。她是个矮小的诺曼底人，粗心大意得令人难以置信。她睡在三楼，就在老太太的旁边，以防老人有三长两短。

卡拉望回到家中时，他那有洁癖的妻子，正在用一块法兰绒擦拭那几把散放在空荡荡的几间屋里的红木椅子。她总是戴着线手套，头上扣着一顶便帽，缀在帽子上的五颜六色的缎带，时时滑落到一侧耳朵上，她老是打蜡呀、擦拭呀、洗呀、刷呀，每逢被人撞见时，就总是这么说：“我不是有钱人，我家里的陈设很简单，我的奢华就是洁净，这可不亚于其他种类的奢华。”

她生来就讲求个实在，而且固执己见，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都是她向丈夫发号施令。每天晚上，先是在饭桌上，而后又在床上，两夫妻都要喋喋不休地议论办公室的事。虽然丈夫比妻子大二十岁，但是如同向神父做忏悔一样，什么事都告诉她，并且还得遵照她的意见去行事处世。

卡拉望太太从来就没有漂亮过，她原本又矮小又干瘦，现在更称得上是丑陋了。这也怪她不会打扮，如果穿戴得体，她那点很有限的女性特征，也可以巧妙地有所凸显，然而现在却被她自己的不当弄得不见踪影。她的裙子总是穿歪了，扭向一边。她还爱在身上东抓抓西挠挠，不管是什么地方，也不管是什么场合，这种习惯已经成为了一种怪癖。在家里，她通常戴着一顶软帽，帽上缀着一大簇丝绸彩带，她觉得这是唯一适合她的打扮，自认为这样很美。

一瞧见丈夫回来，她立刻站起来，亲了亲他的颊髯，说：“亲爱的，你还想去波坦百货店吗？”他原本答应过妻子到那店里为她办一件事，这是第四次忘得一干二净了。妻子一问，他简直就吓坏了，一下子就倒在椅子上。他说：“太糟了，这件事我惦记了一整天，可是没有用，一到后半晌还是忘掉了。”看他的确是一副很难过的样子，妻子就安慰道：“你明天别忘记就是了。怎么，部里没有什么新闻吗？”

“怎么会没有呢？又有一个白铁匠被任命为副科长了。”

他妻子的神情猛然一下肃穆起来：

“是哪一科？”

“国外采购科。”

妻子立即就火了：

“这么说，是接替拉蒙的职位啰？这正是我想要你得到的位子。拉蒙呢？他退休了吗？”

卡拉望讷讷地答道：

“他退了。”

妻子火冒三丈，头上的软帽滑到了肩头上，她泄愤着说：

“完了，瞧吧，这个鬼地方，现在一点指望也没有了。你说的那个军需官姓什么？”

“博纳索。”

她把存放在手边的海军年鉴拿过来一查，念道：

“博纳索。——上校。——一八五一年生。——一八七一年任见习军需官，一八七五年任助理军需官。”

“他出过海吗？”

卡拉望听此一问，愤愤的情绪消释了，笑意骤然而生，直乐到心坎里去了。他答道：“同巴兰一样，同他的上司巴兰完全一样。”接着，放声笑了起来，讲起他那个部的人都觉得妙不可言的笑话：“派他们俩去视察黎明军港，千万别走水路，他们即使乘小火轮，也会晕船的。”

但妻子仍然板着脸，对这个笑话似乎充耳不闻。过了片刻，她慢吞吞地搔着下巴，喃喃道：“要是认识一个议员就好了，一旦议会了解部里发生的这一切，部长非下台不可……”

从楼梯口传来一阵吵闹声，打断了她的话。玛丽·路易丝与菲力普·奥古斯特从街上的泥坑里回来了。姐弟俩每上一级，都要你打我一个耳光，我踢你一脚。母亲大为恼火，冲了过去，抓住两人的胳膊，使劲摇晃，一把将他们推进屋里。

两个孩子一见父亲，立即就扑了上去。父亲慈爱地搂着他们亲了亲，然后，让他们坐在他膝上，跟他们谈心。

菲力普·奥古斯特是个丑孩子，头发蓬松，像堆乱草，从头到脚都脏乎乎的，而且一脸傻相。玛丽·路易丝长得像母亲，说话也像母亲，爱重复她的话，甚至还模仿她的手势。小姑娘也这么发问：“部里有什么新闻吗？”而做父亲的，则快快活活地答道：“丫头啊，你的朋友拉蒙，也就是每月都来吃饭的那位先生，很快就要离开咱们了，有位新任副科长要接替他的职位。”小女孩抬眼看了看父亲，以早熟孩子那种同情的口吻说：“这么说，又有一个人踩着你的后背爬上去了。”

父亲收起笑容，未做回答，接着就岔开话题，问正在擦玻璃窗的妻子：

“妈在楼上好吗？”

卡拉望太太停下来，转过身去，把滑到背上的软帽扶正，嘴唇颤动着说：

“哼！好吧，咱们来谈谈你妈吧，她可真给了我个好瞧的！你想想看，理发匠的老婆勒博丹太太，上楼来找我借一包淀粉，正巧那时我出去了，你妈就骂人家是‘要饭的’，把人家撵走了。我回来就把老太婆狠狠说了一顿。她跟往常一样，别人一说到她的不是，就装聋作哑，其实，她不见得比我耳背，是不是？她那是在装蒜。我这么讲是有根据的。她当时什么话都不说，立刻就赌气上楼回自己房间去了。”

卡拉望甚为尴尬，沉默不语。这时，女仆跑来通知饭已准备好了。于是，卡拉望拿起藏在墙角的一根扫帚把，往天花板上捅了三下，通知老母下楼就餐。然后，大家来到餐室里，卡拉望太太把汤分好，等老太太下来。可是，等得汤都凉了，还不见下来，他们就只好先慢慢吃了起来。每人的汤喝完了，他们又等。卡拉望太太一不耐烦，就真的火了，便拿丈夫撒气：“你瞧瞧，她是在成心闹别扭，可你老是偏袒她。”卡拉望左右为难，没有办法，于是打发玛丽·路易丝去请奶奶，自己则垂着目光，坐在那里没有动。他的妻子则气鼓鼓地用餐刀的尖端，不断敲打着酒杯的杯脚。

门突然打开，只有小女孩一个人跑回来，脸色煞白，惊慌失措地说：“奶奶倒在地上啦！”

卡拉望一下蹦了起来，把餐巾往桌上一扔，跑了出去，楼梯上响起了他嗵嗵嗵的脚步声。他太太认定婆婆是在玩花招，轻蔑地耸耸肩，慢吞吞地跟着上楼。

老太太直挺挺地趴在房间中央。儿子将她的身子翻过来，只见她那张面孔毫无知觉，没有表情，皮肤发黄，遍布皱纹，双目紧闭，牙关紧咬，一动也不动，那干瘦的躯体已经僵硬了。

卡拉望跪在她身边，呜咽着：“我可怜的妈妈呀！我可怜的妈妈呀！”

但是，他的妻子仔细端详了一会儿，蛮有把握地说：“得啦，没有什么事，又是昏过去了。不用说，就是不想让我们吃晚饭！”

夫妇二人把老太太抬到床上，脱掉衣服，再加上女佣，一齐给她按摩，费了半天的劲，仍不见她苏醒过来。于是，他们便打发女佣罗萨莉去请舍奈“大夫”。他住在河边，靠近苏雷恩，路很远，等了好久，他才赶到。他检查了一番，号了号脉，拍了拍老太太，大声宣称：“人不行了！”

卡拉望扑到母亲身上，号啕大哭，哭得全身直发抖。他拼命吻母亲僵硬的脸，大颗大颗的眼泪，像下雨一样纷纷落在死者的脸上。

卡拉望太太的悲痛发作得适度而又得体，她站立在丈夫的身后，轻声地哭泣，用手揉着眼睛。

卡拉望的脸肿胀得更大了，稀疏的头发也全乱了，悲痛欲绝使得他的面相显得十分丑陋。他猛然站起来，说：“真的……大夫，您有把握……您绝对有把握吗？……”

卫生员连忙走过去，以行家里手的熟练动作摆弄着尸体，就像商贩夸耀自家的货物一样，说道：“喏，老兄，你瞧瞧这眼珠嘛。”他翻开老太婆的眼皮，手指下露出的那颗眼珠，看上去并无变化，只不过瞳孔好像大了一点儿。

卡拉望心如刀割，吓得浑身发软。舍奈“大夫”先抓起老太婆那肌肉已经缩拢的胳膊，用力掰开她的手指，就像面对一个抬杠者那样气冲冲地对卡拉望说：“您自己瞧瞧这只手嘛，尽管放心吧，我是绝对不会看走眼的。”

卡拉望又扑到床上打滚，哭得像牛在哀号。这当儿，他妻子一边装作仍在啜泣，一边料理她该做的事。她将床头柜挪过来，铺上一块台布，放上四根蜡烛，点着以后，又从壁炉台上取下吊在镜子后面的一根黄杨树枝，搁在四根蜡烛之间的一个盘子里。没有圣水怎么办，盛满在盘子的清水就算是吧。不过，她略微考虑了一下之后，又捏了一小撮盐放进清水里。毫无疑问，她以为如此这般，就算是完成了临终法事。

她布置了灵堂之后，就站在那里不动了。卫生员帮她摆这摆那安排停当后，低声提醒她说：“应当把卡拉望先生拉开。”她点头同意，走到一直跪在那里痛哭的丈夫身边，同舍奈先生一人架一只胳膊，将他搀扶起来。

两人先扶他坐在椅子上。妻子吻了吻他的额头，便开导起他来。卫生员也在旁边帮腔。他们劝他要认从天命，要节哀自持，要坚强振作，殊不知他们开出的这几味药，正是大悲大痛的人难以消化的。于是，这两人又重新搀起他，把他领出去。

他像一个胖孩子一样，抽抽噎噎，浑身绵软，双臂耷拉着，两腿无力。他跟着他们走下楼，却浑然不知自己在做什么，只是机械地迈着脚步。

他们扶他坐在他平日吃饭坐的那把椅子上，餐桌上还放着几乎空了的汤盆，汤匙仍浸在汤脚里。他坐在扶手椅上一动也不动，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酒杯，脑子里一片空白。

卡拉望太太在角落里跟舍奈先生谈话，打听该办哪些手续，了解办丧事方方面面的事情。舍奈好像还在期待着什么，最后他抓起帽子，说他还没有吃晚饭，行了个礼表示要走，卡拉望太太高声地表示意外：

“怎么，您还没有吃晚饭吗？那就留下来，留在这里吃吧！有什么吃什么，不必客气，您知道，我们家从来都吃得很简单。”

“大夫”婉言推辞，卡拉望太太执意留客：

“您这是为什么呢？请您还是留下来吧。在这种时刻，有朋友在身边，真是万幸；再说，您劝劝我丈夫，他也许会吃点东西，他真需要补充补充，恢复点气力才行呀。”

“大夫”躬身从命，把帽子放回家具上，答道：“既然如此，太太，我就只好领情啦。”

卡拉望太太向吓昏了头的罗萨莉吩咐了一番，自己也坐到餐桌前，说是要“陪陪大夫”，自己“装装样子，也得吃点东西”。

他们把已经凉了的剩汤都喝掉了。舍奈先生还添了一次。接着，端上来一盘里昂风味的牛肚，散发着一股洋葱的香味，卡拉望太太也决定尝一尝。舍奈大夫赞道：“好吃极了。”主妇笑了笑说：“是不错吧？”然后扭头对丈夫说：“你也吃点吧，我可怜的阿弗雷特，哪怕只是垫垫肚子也得吃点呀，想想吧，你还得熬夜呢！”

卡拉望驯服地把餐盘拿过来，开始吃了，现在，他凡事顺从，既不抵制也不思考，即使是让他上床去睡，他也会听命照办的。

舍奈“大夫”自己动手，往自己盘子里添了三次；卡拉望太太也不时用叉子叉一块牛肚，装出心不在焉的样子吃下去。

接着又上了满满一盆通心粉，“大夫”再次喃喃赞道：“哟，这真是好东西！”这回，卡拉望太太给每人都足足分了一份，连小孩的盘子里也都盛满了。两个孩子就搅和着往嘴里塞，有时趁人不注意，还偷喝原汁葡萄酒，并且在桌子底下互相踢脚。

舍奈先生突然想起罗西尼喜爱意大利通心粉，没头没脑来了这么一句：“嗬，还挺押韵的呢，可以写一首诗嘛，就这么开头好了：罗西尼这音乐家爱吃通心面粉条……”

谁也没注意他在说什么。卡拉望太太忽然间心事重重，她在考虑这次突发事故会引起哪些后果。她丈夫则把面包一块块揪下来，搓成一个个小面团，摆在餐桌上，然后两眼死死地盯着，全然一副白痴的神情。他觉得嗓子眼里干得火辣辣的，于是，一次又一次地把斟得满满的葡萄酒一饮而光。他的脑子经受了这场打击与悲痛，本来就已经是乱糟糟的，现在更是晃晃悠悠，就像暴饮暴食后肠胃壅塞、昏昏欲睡之时飘飘然的那种感觉。

舍奈“大夫”不再客气了，喝起酒来像个无底洞，他显然已经醉了。卡拉望太太经过这一阵子神经紧张之后，不免焦躁不安、心烦意乱，虽然只喝了些清水，却也感到脑袋晕晕乎乎了。

舍奈先生闲聊起几户人家死了人的情况，在他看来，那都很不近人情的。因为在巴黎郊区，住的全是外省人，他们还保留了乡下人对死者的那种冷漠的态度，即使死的是自己的亲爹亲娘。固然，在乡下人中，这种对死者的不敬、这种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冷酷无情，是极为常见、不足为奇的，但在巴黎就十分罕见了。他说道：“喏，我就碰上了，上周，普托街有户人家来请我，我连忙赶去，一看，病人已经咽气了。可是，家属们却在床榻旁边喝茴香酒，那是头天晚上专为临终病人买来给他过瘾的，这一家子人还非得从从容容喝光这一瓶才肯罢休。”

然而，卡拉望太太根本没有在听，她心里正在想着遗产这桩大事。卡拉望脑子里则一片空白，舍奈先生所讲的，他什么也没听懂。

咖啡端上来了，为了提神，咖啡煮得很浓，每个杯子里还兑了白兰地，一旦下肚，人人的面颊上就泛起了一层红晕，脑子里仅存的那点模糊意识，也都被搅乱了。

最后，“大夫”又猛然抓起酒瓶，给每人斟了一点白兰地涮涮杯子。他们不再说话，慢慢地啜着加糖白兰地在杯底和成的淡黄色甜浆，一个个沉湎在消化美食时的甜蜜温馨之中，而美酒则更使他们像动物一样，在酒足饭饱的舒适感里沉沦若失。

两个孩子都睡着了，罗萨莉把他们送上了床。

卡拉望像所有遭遇不幸的人一样，机械地顺从一种要使自己变得麻木的下意识，又接连几次喝了白兰地，他那呆滞迟钝的眼光居然炯炯有神了。

“大夫”终于起身要走了，他抓住朋友的胳膊，建议道：

“来，跟我一道出去，透透空气对你会有好处的；一个人有了烦恼，不应当闷在家里不动。”

卡拉望听从了这个建议，他戴上帽子，拿起手杖，随“大夫”出去了。两个朋友挽着胳膊，在星光灿烂的夜空下，朝塞纳河走去。

温煦的晚风徐徐吹送着阵阵花香。在这个季节里，附近一带的花园苗圃都开满了鲜花。百花的芬芳白天里似乎都在沉睡，到了黄昏才渐渐苏醒，由丝丝微风散发在幽暗之中。

宽阔的大街上静寂无声，不见人迹，只有两行煤气街灯，一直延伸到凯旋门。巴黎市区那边，红尘笼罩，传来一片喧闹的市声，有如一种持续不断的隆隆滚动声。而在远处，时而又有火车的鸣笛遥相呼应，那是一列开足了马力的火车，在原野上狂奔疾驶，也许要穿过外省朝大西洋海岸驶去。

户外的空气扑到脸上，使他们有种异样的感觉，“大夫”几乎失去了平衡，而卡拉望从吃晚饭时就已经晕晕乎乎，这时就晕得更厉害了，恍若在梦中行走，脑子昏昏沉沉，浑身发软乏力。这时，揪心的哀伤似乎已经过去，他在精神上正处于一种麻木状态，也就不再有痛苦之感了，再加上夜色中弥漫着温煦的花香，更使他感到如释重负，得到了解脱。

两人走到桥头，便朝右拐，清风从河面上扑面而来。岸边高耸着一排白杨树，河水静静而忧郁地流淌着，星星随流水而荡漾，似乎在水里游泳。对岸的河堤上飘荡着轻淡的白色雾霭，人呼吸到一股潮润的气息。卡拉望骤然停步，河岸的氛围强烈地触动了他，唤醒了在他心中沉睡了多年的记忆。

他蓦地又看见了自己的母亲，如他童年时所常见的音容那样：在遥远的故乡庇卡底的家门口，她弯着腰，跪在流经园子的小溪边上，正在洗身边的一大堆衣服。他恍惚听见寂静的田野上，响起母亲的棒槌声与呼喊声：“阿弗雷特，快给我拿块肥皂来。”此时此刻，在巴黎的河岸上，他又闻到了同样的流水气息，又看到了同样笼罩着潮湿地带的轻雾。本来，故乡沼泽地上的水霭蒸汽就一直存留在他内心深处，永远难忘，而现在，恰巧在母亲去世的这个晚上，他又如身临其境，回到了儿时的故乡。

他伫立不动，绝望的情绪又猛然袭上心头，好似一道闪光突然照亮了他整个的不幸，一股飘忽不定的气流将他投进了无可缓解的大悲大痛的深渊。他感到自己的心被这次永远的离别撕得粉碎，他的一生从此也就被拦腰切成了两截；他的整个青年时期，由于母亲的亡故而永远消失了。“以往”这个概念再也没有了。年少时光的记忆全都烟消云散了；再也没有人能同他回顾往事，谈谈他从前认识的人，谈谈他的故乡、他本人以及他过去生活中的琐事。他的一部分存在已经终结，现在轮到他另一部分存在走向死亡了。

一件件往事浮现在他眼前，纷至沓来。他又看见年轻时的“妈妈”，穿着旧衣服，长年累月没得更换，仿佛已同她本人合二为一，分割不开了。他接着又连连在早已遗忘的一些情景中看见了“妈妈”，重温了她那些已经模模糊糊的形貌：她的举止、声调、习惯、癖好、愤怒、脸上的皱纹、瘦指头的动作以及今后再也不会有的那些惯常的姿态。

于是，他伏在“大夫”身上痛哭起来。他那绵软乏力的双腿在发抖，整个身子随着哭泣而颤动，泣不成声地喊着：“妈，我可怜的妈呀！我可怜的妈呀！”

然而，他这位朋友一直醉意甚浓，眼下正打算到他常去偷乐的地方乐一个夜晚呢，见卡拉望的悲痛又一次大发作，就不耐烦了，便扶他到河边坐在草地上，借口要去看一个病人，随即就撇下他走了。

卡拉望哭了很久，眼泪都流干了，痛苦大为减缓，心境重新变得轻松，并感受到一种意想不到的安宁。

月亮升起来了，以它温柔的幽光沐浴着大地。高挺的白杨树银光闪闪，平原上的雾气像浮动着的白云。河水里不再有星星游泳了，但似乎铺盖着一层珍珠，仍流淌不息，泛起了闪闪发亮的涟漪。空气温和，微风送来阵阵芬芳，大地进入了温馨的梦乡。卡拉望尽情品尝着夜色的柔美，他畅怀地呼吸着，觉得随着清新的空气，宁静与无上的欣慰也被吸进他的体内，直达五脏六腑、神经末梢。

不过，他仍不断地抵制这种油然而生的舒适感，一遍又一遍地重复：

“妈呀，我可怜的妈妈呀！”

他用忠厚老实人的良心来激励自己再哭下去，但他再也哭不出来了，甚至不再有任何悲痛触他动情、使他像刚才那样号啕大哭了。

于是，他站起身来，慢慢地往回走，沉浸在大自然对人间万事皆无动于衷的那种超脱宁静里，他的心境也在不知不觉之间平复下来了。

走到桥头，他望着即将出发的末班小火车的灯光，望见环球咖啡馆背面一排灯火明亮的窗户。

他忽然觉得需要找个人诉说诉说自己的不幸，以得到别人的同情与关心。于是，他哭丧着脸，推开咖啡馆的门，见老板正站在柜台前。他便走了过去，原以为大家见他这副样子，都会站起来，迎着他来跟他握手，并且问道：“咦，您是怎么啦？”不料，没有一个人注意他脸上悲痛的表情，他就趴在柜台上，双手抱着脑袋，喃喃自语地说：“哎呀，上帝啊！上帝啊！”

老板打量了他一眼，问道：“您生病啦，卡拉望先生？”

他答道：“我没生病，是我母亲刚刚去世。”

对方心不在焉地“哦”了一声。这时，店堂里端有顾客在叫：“来杯啤酒！”老板立即大声应道：“噢，来啦！……马上就来啦！”便急忙奔过去倒酒，抛下了目瞪口呆的卡拉望。

三个牌迷仍坐在晚饭前的那张桌子周围，一动也不动，正在聚精会神地玩多米诺骨牌。卡拉望凑上去，想引起他们的同情，但他们似乎都没有看见他，于是，他干脆自己先开口，对他们说：“刚才那一会儿，我遭了一场大祸。”

三个牌友同时都把头略微抬起，不过眼睛仍然盯着各自手里的牌。

“怎么啦，什么大难？”

“我母亲去世了。”

“嗯，真糟糕。”其中一个咕哝了一声，他一副假伤悲的表情，实际上是漠不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