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你不是也在做生意吗？”我问他道。

“做点儿小买卖，贩卖一点儿奶油和焦油……怎么样，老爷，要用车吗？”

我在心里说：“你说话好谨慎，你这人真机灵。”

但我说出声的话是：“不用，我不要车，我明天要在你家周围转一转。如果可以的话，今晚我想在你家干草棚里过夜。”

“我欢迎。不过，你在干草棚里舒服吗？我叫娘儿们给你铺上褥单，放好枕头。喂，娘儿们！”他站起身来，喊道，“娘儿们，到这儿来！……菲佳，你带老爷去吧。娘儿们都是些蠢东西。”

过了一刻钟，菲佳提着灯把我领到干草棚里。我扑倒在芳香的干草上，狗蜷卧在我的脚下。菲佳向我道过晚安，就把门吱扭一声关上了。

我很久不能入睡。一头母牛走到门口，哼哧哼哧地呼了几口气，狗神气十足地朝母牛吠叫起来；一头猪从门外走过，若有所思地哼哼着；附近什么地方有一匹马嚼起干草，还不住地打响鼻……到后来，我终于睡着了。

黎明时分，菲佳叫醒了我。我很喜欢这个愉快、活泼的小伙子。而且我多少有些看出来，老霍尔也特别喜欢这个儿子。这爷儿俩常常很亲热地彼此开点儿玩笑。

老头儿出来迎我。不知是因为我在他家里歇了一夜，还是别的什么缘故，霍尔今天对待我比昨天亲热多了。

“茶已经烧好了，”他微笑着对我说，“咱们去喝茶吧。”

我们在桌旁坐了下来。一个健壮的娘儿们，是他的一个儿媳妇，端来一钵子牛奶。他所有的儿子一个个走进屋里来。

“你家儿子一个个都这样高大！”我对老头子说。

“是啊，”他一面咬着小小的糖块，一面说，“对我和我的老婆子，似乎他们没什么可抱怨的。”

“他们都跟你一起住吗？”

“都在一起。都愿意在一起，那就在一起吧。”

“都娶亲了吗？”

“就这个滑头鬼还没有娶亲，”他指着依然靠在门上的菲佳，回答说，“再就是瓦夏，他还小，还可以等几年。”

“我干吗要娶亲？”菲佳反驳说，“我就这样才好。要老婆干什么？要老婆吵架解闷儿，还是怎的？”

“哼，你呀……我才知道你的心思哩！你是风流哥儿……天天只想跟丫头们鬼混……‘不要脸的，讨厌！’”老头子模仿丫头们的口气说，“我很清楚你的心思哩，你这个图自在的鬼东西！”

“讨老婆有什么用处？”

“老婆是个好长工，”霍尔很严肃地说，“老婆是伺候男人的。”

“我要长工干什么？”

“可不是！你就图自个儿快活自在。我就知道你这鬼东西的心思。”

“好，要是这样，你就给我娶亲吧。嗯？怎么啦！你怎么不说话呀？”

“哼，算啦，算啦，你这调皮鬼。瞧，咱们也不怕吵得老爷心烦。我会给你娶亲的，放心吧……噢，老爷，别见怪，孩子还小，不懂事。”

菲佳摇了摇头……

“霍尔在家吗？”门外传来熟悉的声音，卡里内奇走进房来，手里拿着一捧草莓，这是他采来送给他的好友霍尔的。老头子亲亲热热地把他迎进门。我惊讶地看了卡里内奇一眼：说实话，我没想到一个庄稼人会有这种“温情”。

这一天我出门打猎比平常晚三四个钟头。随后三天我也都是在霍尔家过的。两位新相识使我很感兴趣。不知道是我哪一点博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跟我谈话毫不拘束。我很愉快地听他们谈话，观察他们。这两个朋友彼此一点都不像。霍尔是个认真、务实的人，有经营管理头脑，是个纯理性主义者；卡里内奇则相反，是个理想家、浪漫主义者，属于热心肠、好幻想的一类人。霍尔讲求实际，所以他造房子，攒钱，跟东家和其他有权有势的人搞好关系；卡里内奇穿的是树皮鞋，日子过得勉勉强强。霍尔有一大家人，一家人和和睦睦，全都听他的；卡里内奇曾经有过老婆，他很怕老婆，一个孩子也没有。霍尔看透了波鲁德金先生的为人；卡里内奇非常崇敬自己的东家。霍尔很喜欢卡里内奇，常常袒护他；卡里内奇也很喜欢霍尔，十分尊重他。霍尔很少说话，不时笑一笑，有什么看法放在心里；卡里内奇很喜欢说话，虽然不像能说会道的人那样花言巧语但他有不少特长，就连霍尔也是承认的，比如：他会念咒止血，能治惊风和狂犬病，能驱蛔虫，他会养蜂，他的手气好。

霍尔当着我的面请卡里内奇把新买的一匹马牵进马棚，卡里内奇带着又认真又笃定的神气把马牵了进去。霍尔不见到事实，总是不肯轻易相信的。卡里内奇更接近自然，霍尔更接近人和社会。卡里内奇不喜欢深思熟虑，对一切都盲目相信；霍尔自视甚高，以至于常常用嘲弄的目光看待人世。

霍尔见多识广，我跟他学到不少见识。比如，我从他的叙述中得知，每年夏天，割草季节快到的时候，就会有一辆式样特别的小四轮车来到各个村子里。车上坐一个穿长衣的人，来卖大镰刀。如果用现钱，一把镰刀要一卢布二十五戈比至一个半卢布纸币；如果赊账，要三卢布纸币至一个银卢布。不用说，所有的庄稼人都是赊账。过两三个星期，他再来收钱。庄稼人刚刚收完燕麦，有钱清账了。庄稼人跟买卖人一起上酒店去，就在酒店里清账。

有些地主想点子，用现钱把镰刀买下来，也按那样的价钱分别赊给庄稼人，庄稼人却很不高兴，甚至非常懊丧。因为这样一来就失去不小的乐趣，不能用手指弹弹镰刀，听听声音，在手里转来转去，也不能向油滑的小商贩问上二十遍：“喂，怎么样，伙计，镰刀不咋样吧？”

买卖小镰刀也用同样一套办法，不同的是，这时候娘儿们也参与了，有时缠得小贩子不得不打她们，只要一动手，她们就能捞到便宜了。

不过娘儿们最吃苦的还是做另一种买卖的时候。造纸厂的原料采购员委托一些专门人员收购破布，这些人在有些县里被称为“鹰”。这种“鹰”从商人手里领得二三百卢布纸币，便出来打食儿。但是，他和与他同名那种高贵的鸟完全不同，不是公开地、大胆地扑向食儿，而是使用狡诈和花招儿。他把自己的车子停在村子附近的树丛里，自己却来到人家的后院或后门口转悠，装作过路人或者无事闲逛的人。娘儿们凭感觉猜测到他的到来，就偷偷地前去跟他会面，匆匆忙忙中把交易做好。

为了换取几个铜板，娘儿们交给“鹰”的不仅是所有无用的破布，甚至常常有丈夫的小褂和自己的裙子。近来娘儿们发现一种顶合算的办法，那就是把自己家里的大麻布偷出来，用同样的办法卖出。这么一来，“鹰”的收购业务就扩大了！不过，男子汉们也学乖了，稍微有一点儿可疑，一听到远处有“鹰”来到的响声，就又快又麻利地采取防范措施。

说真的，这不是够窝囊的吗？卖大麻布是男子汉的事，而且他们的确也在卖大麻布，不是到城里去卖，到城里卖要亲自运去，是卖给外来的小贩。这些小贩因为不带秤，总是拿四十把当做一普特普特：沙皇俄国时期使用的重量单位。1 普特约等于16.38千克。。诸位该知道，什么叫一把，俄罗斯人的手掌是什么样的，特别是当手掌“竭诚效劳”的时候！

像这样的事，我这个涉世不深、没有在农村里“滚过泥巴”（如我们奥廖尔省人常说的）的人，真是听了不少。

不过，霍尔不是一个劲儿地自己讲，他也问了我许多事。他听说我到过外国，他的好奇心就来了……卡里内奇也不比他差。不过，卡里内奇喜欢听我描述自然风光，描述高山、瀑布、奇特的建筑物和大都市；霍尔感兴趣的却是行政管理和国家体制方面的问题。他逐个儿对一切进行分析、询问：“这种事儿在他们那儿跟咱们这儿一样，还是不一样？……你说说，老爷，究竟怎样？……”卡里内奇在听我叙说的时候却只是表示惊讶：“啊！哎呀，天啊，有这种事！”霍尔则不做声，皱紧浓眉，只是有时插一两句：“这种事在我们这儿可是不行，能像这样才好，才合道理。”

我无法向读者诸君一一转述他的询问，而且也无此必要。但是从我们的交谈中，我得到一种信念，这恐怕是读者怎么也预料不到的，这信念就是：彼得大帝表现了俄罗斯人的主要特征，他的俄罗斯人特征就在于他的革新精神。俄罗斯人非常相信自己的力量和刚强，不怕改变自己，很少留恋自己的过去，勇敢地面对未来。凡是好的，他都喜欢；凡是合理的，他都接受。至于这是从哪里来的，他一概不问。他的健全的头脑喜欢嘲笑德国人干巴巴的理性，但是，拿霍尔的话来说，德国人是一些很有意思的人，他也愿意向他们学习。

霍尔由于他地位的特殊和实际上的独立性，跟我谈了许多话，这些话从别人嘴里是听不到的，如一些庄稼人说的，是用棍子撬不出、用磨也磨不出来的。他确实很明白自己的地位。

我和霍尔交谈，第一次真正听到淳朴而机智的俄罗斯庄稼人语言。就一个庄稼人来说，他的知识是非常渊博的，但是他不识字，卡里内奇却识字。“这鬼东西识字，”霍尔说，“他养的蜂从来也不死。”“你有没有让你家孩子识字？”霍尔沉默了一会儿。“菲佳识字。”“别的孩子呢？”“别的孩子不识字。”“为什么呢？”老头子没有回答，并且转换了话题。可见，不论他多么聪明，他还是有偏见，在某些方面很顽固。

比如，他从心眼儿里瞧不起妇女，在他高兴的时候就取笑和嘲弄妇女们。他的妻子是个爱唠叨的老婆子，一天到晚不离炕头，不住地嘟囔，骂人，儿子们都不理睬她，可是媳妇们却像怕上帝一样怕她。难怪在一支俄罗斯民歌里婆婆这样唱：“你不打老婆，不打年轻妻子，算什么成家的人，算什么我儿子……”

有一回我想为媳妇们说说话，试图唤起霍尔的怜悯心，但是他心安理得地反驳我说：“何必管这些……小事，让娘儿们吵去吧……不让她们吵，反而更糟，再说，也犯不着去管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有时凶恶的老奶奶从炕上爬下来，把看家狗从过道里唤出来，嘴里嘟囔着：“狗，你来，你来！”拿拨火棍朝干瘦的狗背直打，或者站在敞棚底下，跟所有过路的人“吵骂解闷儿”。（这是霍尔的说法。）不过，她还是怕丈夫，只要他一声令下，她马上就回到自己的炕上去。

不过，特别有趣的是听听卡里内奇和霍尔的争论，尤其是在问题涉及波鲁德金先生的时候。卡里内奇说：“霍尔，你别在我面前说他。”霍尔反驳说：“那他干吗连一双靴子也不给你做呀？”“啊，靴子，瞧你说的！……我要靴子干什么？我是个庄稼人……”“我也是庄稼人嘛，你瞧瞧……”霍尔说到这里，把脚抬起来，让卡里内奇看看他的皮靴，那皮靴好像是用毛象皮做的。卡里内奇回答说：“哎哟，别人怎么能跟你比？”“那至少也要给几个钱买树皮鞋吧，你天天跟他出去打猎，恐怕一天要一双树皮鞋吧。”“他给我树皮鞋钱。”“是的，去年赏过你十个戈比。”卡里内奇懊恼地扭过头去，霍尔便哈哈大笑起来，这时候他那一双小小的眼睛成了两条缝儿。

卡里内奇唱歌唱得很好听，还弹过一阵子三弦琴。霍尔听着听着，忽然把头一歪，用伤感的调子唱了起来。他特别喜欢《我的命运呀，命运！》这支歌。菲佳不放过取笑父亲的机会：“老人家，怎么伤心起来啦？”可是霍尔依然用手托着腮，闭着眼睛，只顾抱怨自己的命运……

可是，在别的时候，再没有比他更勤劳的人了：一双手总是不闲着——不是修理大车，就是整修栅栏，检查马套。

不过他不喜欢特别干净，有一次我提到这一点时，他回答说：“屋子里要有人住的气味。”

“你去看看，”我反驳他说，“卡里内奇的蜂房里多么干净啊。”

“老爷，要是不干净，蜜蜂待不住呢。”他叹着气说。

有一次他问我说：“怎么样，你也有领地吗？”“有。”“离这儿远吗？”“大约一百俄里。”“那么，老爷，你住在自己领地上吗？”“住在领地上。”“恐怕多半是打打野味消遣吧？”“说实在的，是这样。”“这也不坏，老爷，只管打你的松鸡吧，不过村长要经常换换。”

第四天傍晚，波鲁德金先生派人来接我。我跟老头子依依难舍。我和卡里内奇一同上了大车。“好啦，再见吧，霍尔，祝你健康。”我说，“再见吧，菲佳。”“再见，老爷，再见，别忘了我们呀。”

我们动身了。晚霞刚刚现出火红色。“明天准是好天气。”我望着明朗的天空说。“不，要下雨啦。”卡里内奇却说出不同的看法，“瞧，鸭子拼命在泼水呢，再说青草发出的气味又这么浓。”

我们的大车来到树丛里，卡里内奇在驾车座位上轻轻颠动着，小声唱起歌来，并且一次又一次眺望晚霞……

次日，我离开了波鲁德金先生好客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