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作坊里的职责不复杂：早晨，大家还在睡觉的时候，我就得给工匠们准备好茶炊；工匠们喝茶时，我和巴维尔便去收拾作坊，把调配颜色用的蛋黄和蛋清分开，然后我就到铺子里去了。晚上我必须磨颜料和“观摩”手艺。刚开始时，我对“观摩”有很大的兴趣，但很快我就明白了，几乎所有的人对这种分工很细的技术活都不喜欢，而且感到腻烦乏味。

晚上我有空闲时间，便给大家讲我过去在轮船上的生活，讲书里读到的各种故事，不知不觉中我便在作坊里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成了一个说书人和朗诵者。

我很快就明白了，所有这些人都没有我那么多的见闻和知识，他们所有的人几乎都是从童年起就被关进了作坊这个狭小的笼子里，从那时起就一直待在里面。整个作坊的人，只有日哈列夫到过莫斯科。一谈到莫斯科，他就深有感触地皱起眉头说：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在那里，你得睁大眼睛，小心点！”

其他所有的人都只到过舒雅、弗拉基米尔。谈到喀山的时候他们都问我：

“那里有很多俄罗斯人吗，也有教堂吗？”

他们以为彼尔姆在西伯利亚，他们也不相信西伯利亚是在乌拉尔那边。

“乌拉尔的鲈鱼和鲟鱼不都是从那边、从里海运来的吗？那就是说，乌拉尔是在海上！”

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在嘲笑我，因为他们硬说英国是在大洋的彼岸，说波拿巴是卡卢加省的贵族出身。当我把我看到的一切告诉他们时，他们还是不大相信我。他们全都喜欢听恐怖的童话，情节复杂的故事，甚至那些上了年纪的人也明显地宁肯听虚构的故事，而不喜欢真实。我看得很清楚，越是不可思议的事件，故事中的幻想越多，他们就越发听得认真。总之，现实生活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他们空想地巴望着未来，而不愿意看到贫困和畸形的现在。

这就更使我惊讶了。因为我已经极其尖锐地感受到了生活与书本之间的矛盾。斯穆雷、司炉工雅科夫、逃遁派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以及日哈列夫和洗衣妇娜塔利娅等，这些活生生的人就在我的面前，而在书本里却没有这样的人……

在达维多夫的箱子里有一本破旧的戈利钦斯基的短篇小说集，还有布尔加林的《伊万·魏日金》和勃拉姆别乌斯男爵的一卷作品，我把这些书全都念给大家听了，他们都很喜欢。拉里昂内奇说：

“读书可以免除吵架和喧闹，这很好。”

我努力去找书，不停地找，并且几乎每天晚上都读。这是一些美好的夜晚。作坊里安静得像深夜一样。桌子上面挂着玻璃球，就像是白色的寒星，它们的光线照着伏在桌上的那些头发蓬乱的和光秃的脑袋上。我看到一张张平静的若有所思的脸，有时也听到一些赞扬书的作者或主人公的声音。大家都是那么专注，那么温顺，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这时我非常喜欢他们，他们对我也很好。我觉得我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了。

“我们有了书就像到了春天一样，诚如去掉防冻窗框，窗户即可自由开放了。”有一天西塔诺夫说。

很难弄到书，也没想到图书馆去借书，但我想尽办法，像叫花子似的到处求人，终于还是借到了一些书。有一天消防队队长借给了我一卷莱蒙托夫的作品。从此我开始感受到了诗歌的力量和它对人们的强大影响。

我记得，从读《恶魔》的前几行起，西塔诺夫就望着这本书，然后又看着我的脸，把画笔放在桌上，把长长的两条胳膊掖在双膝中间，摇晃着身体笑着，椅子在他的身下轧轧直响。

“静一点，兄弟们！”拉里昂内奇说着，也丢下了工作，走到西塔诺夫的桌子跟前——我正在这张桌子旁边朗读这本书。这首长诗使我很激动，让我感到既痛苦又甜蜜。我的声音断断续续，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已看不清诗行了；但使我更激动的是作坊里那种哑然无声、小心翼翼的氛围，整个作坊都在沉重地翻腾起来，像一块磁铁似的把人们都吸引到我的周围来了。我念完第一章时，几乎所有的人全都围在桌子四周，相互紧紧地挨着、拥抱着，皱着眉头笑着。

“念下去，念下去。”日哈列夫把我的脑袋按在书上说。

我念完了，他把书夺过去，看了看书名，把它挟在腋下宣布说：

“这本书要再念一遍，你明天再念，书我藏着。”

他走了，把莱蒙托夫这本书锁在自己桌子的抽屉里马上就干起活来了。作坊里一片静寂，大家都小心地回自己的工作台上去。西塔诺夫走到窗前，把额头贴在窗玻璃上，站着发愣。日哈列夫放下画笔，严肃地说：

“这才是人生，上帝的奴仆们……是的！”

他耸起双肩，把脑袋藏起来，继续说：

“我甚至可以把恶魔画出来：漆黑的身子，长着很多毛，一对火红色的翅膀（用红铅画），而它的脸、手和脚都是白里透蓝，打个比方，就像月光下的雪。”

他一直到吃晚饭时都心情不安，坐在凳子上反常地转动着身体，玩弄着手指，嘴里莫名其妙地说着关于恶魔、女人、夏娃、天堂和圣徒如何作恶等事情。

“这全都是真的！”他肯定地说，“既然圣徒们可以和不良的女人干犯罪的事，那么魔鬼去与圣洁的人干坏事当然也就可以引以为荣了……”

大家默默地听着他说话。也许大家也跟我一样，不想说话，一边看着钟，一边懒懒散散地干活，等敲了九点钟，大家便一齐放下工作。

西塔诺夫和日哈列夫走到院子里，我也跟他们走在一起。

在被遗弃的星辰的太空中

那些漂泊不定的船队……199

“你是想不出这样的诗句的！”

“我一句也记不得了，”日哈列夫说，在刺骨的寒冷中，他全身哆嗦着，“什么也记不得，却能看见他。居然强迫人去可怜魔鬼——这可真是奇怪。他可怜，是吗？”

“可怜。”西塔诺夫同意地说。

“人就是这样！”日哈列夫令人难忘地喊道。

他在过厅里警告我说：

“马克西梅奇，你在铺子里别对任何人提起这本书，它当然是一本禁书。”

我真高兴。原来这就是神父在忏悔时问我的那种书。

晚饭大家吃得没精打采，没了平时那种吵闹声和说话声，好像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必须加以认真考虑的事情。晚饭后，当大家要躺下来睡觉的时候，日哈列夫把书拿出来对我说：

“来，给你书，再念一遍，念慢一点，别着急……”

有几个人默默地从床上爬下来，走到桌子旁边，没有穿好衣服，便缩着脚围坐下来。

我念完之后，日哈列夫再一次用手指敲着桌子说：

“这才是人生！啊哈，恶魔呀，恶魔……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老兄，啊？”

西塔诺夫越过我的肩膀，探过身来，念了几句，笑着说：

“我把它抄在自己的笔记本里……”

日哈列夫站起来，把书拿到自己桌上去，但又停了下来，突然用发颤的声音生气地说：

“我们活得像一头瞎了眼的小狗，这是为什么？我不知道。无论是上帝还是恶魔都不需要我们！我们算是上帝的什么奴仆？约伯200是仆人，上帝还亲自跟他说过话，跟摩西也一样！他甚至还给摩西取了名字：摩西——意思就是‘我们的’，即上帝的人。可我们是谁呢？……”

他把书锁起来，穿好衣服，问西塔诺夫：

“上酒馆去吗？”

“我去找我的女人。”西塔诺夫小声答道。

他们走了之后，我便在门边地板上躺下来，巴维尔·奥金佐夫也跟我在一起。他翻来覆去许久，呼哧着，突然轻轻地哭了。

“你怎么啦？”

“我觉得他们可怜极了，”他说，“我和他们一起生活四年了，我了解他们……”

我也可怜他们。我们很久都睡不着，小声地谈论着他们。我们知道，他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美好品格，而且他们身上还有着某种更使孩子们同情他们的东西。

我和巴维尔·奥金佐夫很友好。后来他成了一名优秀的工匠，不过时间坚持得不长，快到三十岁的时候，他开始凶狠地喝酒。后来我在莫斯科的希特罗夫市场上碰到他，这时他已经成了流浪汉。不久前听说他已经得伤寒病死了。想到我这一生中有多少好人毫无意义地死去，我感到十分寒心！当然，所有的人都会变得年老体衰，最后死去，这是自然现象，然而无论哪里都没有像在我们俄国那样，人们老死得如此迅速可怕，如此没有意义……

我比他大两岁，当时他还是一个圆脑袋的孩子，活泼，聪明，诚实；他天资很高，善于画各种鸟、猫和狗，他还给工匠们画漫画，常把他们画成长羽毛的鸟类：把西塔诺夫画成一只悲凄的单脚鹬鸟；日哈列夫则成了断了鸡冠、头上没了羽毛的公鸡；有病的达维多夫变成一只可怕的凤头麦鸡。不过他画得最成功的还是老模压工戈果列夫，把他画成一只大耳朵的蝙蝠，长着一个滑稽的鼻子和一双六爪的细腿，圆圆的黑脸上，两只眼睛边上都有一道白圈，瞳孔则像扁豆，横在眼睛里，这使他的脸显出一种生动却又丑陋的表情。

巴维尔把这些漫画拿给工匠们看，他们都没有生气。不过给戈果列夫画的漫画却让大家留下不愉快的印象，于是大家都严肃地忠告画家说：

“你最好把它撕了，老头儿看到了会要你的命的！”

这个又脏又臭、总是喝得醉醺醺的老头儿笃信上帝达到令人讨厌的地步。他无恶不作，常把作坊的事情向掌柜告密。由于老板娘有意招掌柜为女婿，所以掌柜就把自己当成了整个作坊和所有人的主人了。全作坊的人都恨他，但又怕他，因此也怕戈果列夫。

巴维尔狂热地千方百计地捉弄这个模压工，不让他有一分钟的安静，而且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方面我也全力支持他。作坊里的人看见我们几乎总是用无情而粗野的方式对待他，也都挺快乐，但也警告我们说：

“孩子们，你们会吃亏的！‘小甲虫库兹卡’会把你赶走的！”

“小甲虫库兹卡”是作坊里的人给掌柜起的绰号。

警告并没有吓住我们。趁模压工睡着的时候，我们在他脸上抹上颜料。有一回他喝醉睡着了，我们把他的鼻子涂成了金色。他一连三天都没能把鼻孔里的金屑去掉。每次当我们成功地把老头儿激怒之后，我就想起了轮船，想起那个矮小的维亚特省的士兵，心里便感到不安。戈果列夫尽管年纪大了，但力气还很大，他常常出其不意地抓住我们，将我们痛打一顿，打了我们后还要去向老板娘告状。

老板娘也是天天喝得醉醺醺的，因此她平时总是很和善很快乐，并总是吓唬我们，用胖胖的手敲着桌子大声说：

“小鬼们，你们又淘气了？他年岁大了，应该尊敬他！是谁往他杯子里倒煤油来着？”

“是我们……”

老板娘惊讶地说：

“天哪，他们居然还自己承认哩！该死的东西……应该尊重老人！”

她把我们赶开。晚上她告诉了掌柜。掌柜生气地对我说：

“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读书，甚至还读圣经，却干出这种胡闹的事情，为啥？你可要当心，老弟！”

老板娘是个单身女人，很是可怜。她常常喝着甜酒，坐在窗前吟唱：

没有一个同情我的人，

也没人对我表示可怜，

谁也不知道我的苦恼，

我向谁诉说我的悲凄。

接着她便呜咽地拉长其衰老的颤音：

“唉——哟——哟……”

有一次，我看见她手里提着一壶煮开了的牛奶走到楼梯边，突然脚一歪跌倒了，笨重地沿着楼梯一级一级滚下去，可是手里仍然没有扔掉牛奶壶，牛奶泼在她的衣服上，她却伸直两只手，生气地对奶壶嚷道：

“你怎么啦，魔鬼？你要到哪里去？”

她不胖，但全身松弛得软绵绵的，像一只已不能捕鼠的老猫，由于保养得好，身体有点笨重，只会哼哼着，甜蜜地回忆自己往日的成功和快乐。

“瞧，”西塔诺夫若有所思地皱起眉头说，“过去是家大业大，一个很好的作坊，操持这个家业的是聪明人，可现在一切都不行了，一切都落到库兹卡手里了！我们干活呀，干活，全都是替别人卖力！想到这一点，脑子里的发条便突然断了，什么也不想干了，真想对这一工作啐一口唾沫，然后爬到屋顶上去，在那里望着天空，躺他一个夏天……”

巴维尔·奥金佐夫也有西塔诺夫的这种思想。他学着成年人的姿势抽卷烟，抽象地议论上帝啦，酗酒啦，女人啦，还说任何工作都毫无意义，因为虽然一些人在劳作，而另一些人却在破坏人家的劳动成果，不珍惜它，不理解它。

这时候，他那张尖削的可爱的脸就会皱起来，像一个老人。他坐在铺在地板上的床位里，双手抱着膝，久久地望着蔚蓝色四方形的窗口，望着堆满积雪的房顶，望着冬日天空中的星星。

工匠们有的在打鼾，有的像牛一样发出哞哞的叫声，有的在含混不清地说梦话。达维多夫躺在高板床上不停地咳嗽，快要结束他的余生了。那些被睡眠和醉酒捆住了的所谓“上帝的奴仆们”卡宾久兴、索罗金和彼尔申，身体挨着身体，横七竖八地躺卧在屋角里；而那些没有脸，没有手脚的圣像则从墙上望着大家。屋子里散发着一股浓浊的干性油、臭鸡蛋和地板缝里冒出来的腐臭味。

“上帝啊！我多么怜惜大家呀！”巴维尔小声地说。

这种对人的怜惜，越来越让我感到不安。前面我已经说过，我们两人都认为，所有的工匠都是好人，生活却过得不好，枯燥苦闷得受不了，他们不应该过这样的生活。冬天大雪纷飞的时候，房屋、树木、大地上的一切都在摇晃、哀号、哭泣，大斋日的钟声在悲鸣，寂寞像波浪似的涌进了作坊，铅一样沉重地打压着人们，把他们身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压死，然后把他们赶进酒馆里去，赶到女人那里去，因为女人也跟酒一样，成了他们忘却一切的手段。

在这样的夜晚，书也帮不上忙了。于是我和巴维尔便竭力用自己的办法来让大家高兴，我们把烟煤、颜料涂在自己脸上，带上亚麻做的假胡须，演出我们自己编造的各种喜剧，英勇地与烦闷作斗争，强使大家开颜。我想起了《一个士兵拯救彼得大帝的传说》这本书，便把它改编成对话，爬到达维多夫的高板床上，在那里进行即兴表演，开心地把假想中的瑞典人的脑袋砍下来。观众们都乐得哈哈大笑。

观众最喜欢的是一个关于中国鬼秦友东的传说201。巴维尔扮演那个突然想做善事的倒霉鬼，其他角色一切由我扮演，既扮男的，也扮女的，还扮各种景物，扮善鬼，也扮石头，中国鬼每次想做善事都做不成而垂头丧气的时候，就坐在这块石头上休息。

观众哈哈笑了，而我却觉得奇怪，怎么这么容易就能逗他们笑了呢。因为太容易，反而使我觉得不高兴。

“啊哈，两个小丑！”他们对我们叫喊，“啊哈，两个强盗！”

可是，越往后便越令人烦恼地觉得，悲哀比欢乐更接近这些人的心灵。

我们这里从来就不存在欢乐，也不珍惜欢乐；人们故意地把它从弃置中抬出来，只是当作一种消除死气沉沉的烦闷的工具罢了，这种欢乐的内在力量是令人怀疑的，因为它不是自身的存在，也不是为着要生存而存在，而是受悲哀的招引而出现的。

这种俄国式的欢乐往往很快地转变为残酷的悲剧，快得出人意料和不可捉摸。一个人正在跳舞，好像要挣脱束缚着他的羁绊，可是却突然发泄出内心的残酷兽性，在兽性的苦闷中向一切人扑过去，撕毁一切，咬断一切，破坏一切……

这种因外力推动的强作的欢乐使我愤慨，当我愤慨得忘乎所以时，便把突发编造出来的幻想故事讲给大家听，演给大家看。我很想在人们的心中引起真正的、自由的、轻松的快乐！我作出了一点成绩，他们称赞了我，对我表示惊喜。但是似乎被我动摇了的苦闷又慢慢地显露出来，并变得愈加严重了，把大家压倒了。

阴郁的拉里昂内奇亲和地说：

“你真是个快活人，愿上帝保佑你！”

“你真会让人开心，”日哈列夫也附和着他说，“马克西梅奇，你到杂剧团或剧院去吧，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好丑角。”

作坊里在谢肉节和圣诞节去看过戏的只有两个人：卡宾久兴和西塔诺夫。年长的师傅们郑重地劝他们在洗礼节时到约旦202的冰窖里去洗掉这个罪恶。西塔诺夫经常地劝导我：

“丢开一切，你学戏去吧！”

接着他就激动地给我讲了悲惨的《雅科夫列夫演员的一生》203。

“瞧，竟有这种事！”

他喜欢讲述斯图亚特王朝玛丽娅女王204的故事，称她是“骗子手”，而特别赞赏的是《西班牙贵族》205这本书。

“马克西梅奇，唐·谢扎尔·德·巴赞206是一个最高尚的人，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人！”

他本人身上也有某些“西班牙贵族”的气质。有一次在瞭望台前的广场上有三个消防队员在殴打一个农民取乐，有四十多个人在围观这场殴打，为消防队员喝彩。西塔诺夫冲了过去，挥起长胳膊猛击三个消防队员，扶起那个农民，把他推进人群里，大声喊道：

“把他领走！”

他自己却留了下来，一人对三人。消防队的驻所就在十步开外的地方。那些消防队员尽可以叫来援兵，把西塔诺夫痛打一顿。幸运的是，那几个消防队员当时吓坏了，躲到院子里去了。

“一群狗东西！”他在他们身后骂了一声。

每逢星期天，青年们都到彼得巴甫洛夫墓地的林场上去斗拳，他们聚集在那里，跟清道夫们及附近农村的村民进行比赛。清道夫里派出与城里人对抗赛的是一位著名的拳击手，他是莫尔多瓦人，身材魁梧，但脑袋很小，眼睛有病，老流眼泪，他用短上衣的脏袖子擦了擦眼泪，叉开双腿站在自己人面前，善意地向人挑战：

“你们出来呀，不然，我要冻坏了！”我们这一边出来跟他们对阵的是卡宾久兴，可是他老是败在莫尔多瓦人的手下。不过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哥萨克卡宾久兴还是气喘吁吁地说：

“誓死也要把这个莫尔多瓦人打败！”

这决心终于成了他生活的目的。他甚至为此而戒了烟，睡觉前用冰雪擦身，大量吃肉；为了让肌肉发达，他每天晚上用两普特重的秤砣画许多次十字。然而这一切也无济于事，于是他把铅块缝在手套里，对西塔诺夫吹嘘说：

“这一次，莫尔多瓦人可要完蛋了！”

西塔诺夫则严厉地警告他：

“使不得，不然我要在比赛前说出来！”

卡宾久兴不相信他的话。但比赛开始的时候，西塔诺夫忽然对莫尔多瓦人说：

“瓦西里·伊万内奇，你退下，我先跟卡宾久兴比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