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节日，当老板一家人去教堂做礼拜时，我一早就到她那儿去。她要我到她卧室里见她。我坐在一张用金色绸布包着的小圈椅上，小姑娘爬到我的膝头上来。我对她母亲谈了我读过的书。她躺在一张宽敞的床上，两只小手叠在一起，压在脸颊下面，身上盖一张被子，被子的颜色与卧室里所有东西的颜色一样是金黄色的。黑色的头发编成了辫子，越过黑黑的肩膀垂在胸前，有时还从床上拖在地板上。

她一边听我说，一边用温和的眼睛看着我的脸，不大明显地笑着说：

“啊，是吗？”

甚至是她这种善意的微笑，在我看来，也只是王后的一种宽厚的微笑罢了。她说话声音低沉而柔和。我觉得她说的话，老是一个意思：

“我知道，我比所有的人都好，都纯洁，所以我不需要他们之中的任何人。”

有时候，我正好碰上她坐在镜子面前一张低矮的圈椅上梳头发，发梢垂在膝盖上和椅子靠背上，通过椅背几乎拖在地板上。她的头发跟我外祖母的一样，又长又密。我从镜子里看见她的黑黑的、结实的乳房。她当着我的面穿束胸和袜子，但她那纯洁的裸体并没有引起我害羞的感觉，只为她感到自豪和喜悦。她身上总是散发着鲜花的芬芳。这种香味在保护着她不让任何人对她产生邪念。

我健康、强壮，很了解男人对女人的关系和秘密。但是人们对我讲到这种秘密时，却总是那么冷酷无情和幸灾乐祸，总是那么残酷、肮脏。因此不能想象，男人怎么会去拥抱这样的女人；很难想象，什么人会放肆地无耻地触碰她，去占有她的身体。我坚信，厨房和什物间的爱情，玛尔戈王后是不屑一顾的，她知道的是另一种更高尚的欢愉，另一种不同的爱情。

可是有一天傍晚前，我走进客厅里，听见卧室的门帘后面我敬爱的夫人的响亮的笑声和一个男人的恳求声：

“等一等……天啊！我不相信……”

这时我本该走开，这一点我懂，但是我却没能……

“谁在那边？”她问道，“是你吗？进来吧……”

卧室里放着鲜花，令人感到气闷，光线暗淡，窗帘都放下了……玛尔戈王后躺在床上，被子一直盖到下巴上。那位拉小提琴的军官和她并排坐在墙边，他只穿一件衬衣，露着胸脯，胸脯上有一道伤痕，像一条红带子从肩部伸展到乳头上，而且非常明显，甚至在昏暗中我都能清晰地看见。军官的头发凌乱得有点可笑。我头一次在他的郁闷的有刀痕的脸上看到了微笑，笑得有些古怪。他那双女人般的大眼睛直望着王后，好像才第一次看出她的美丽似的。

“这是我的朋友。”玛尔戈王后说，不知道她是对我还是对他说……

“你干吗这么慌张呢？”她的声音好像是从远处传来的，“你过来……”

我走了过去。她用裸露的发烫的手搂着我的脖子说：

“等你长大了，你也会幸福的……去吧！”

我把书放在书架上，拿起另一本书走了，好像是在梦中。

我心里好像有一种什么东西咯咚一声破碎了。当然我一刻也没想过，我这位王后会像所有女人一样恋爱，而且那位军官也不容我这样想。我亲眼看到了他的微笑——笑得那么欢快，就像是孩子突然受惊时的那种笑容，他那愁闷的脸也奇怪地活跃起来了。他应该是爱她的，难道可以不爱吗？她也一定用自己的爱慷慨地去回报他，因为他的小提琴拉得这么好，又能那么动人地朗读诗歌……

不过这也是因为，我必须找点东西来作自我安慰罢了。我明白，在我对我所看到的一切及对玛尔戈王后本人的态度中，并非一切都是好的，也不是一切都是对的。我觉得自己好像失掉了什么，有好几天都陷入了深深的悲伤之中。

……有一天我狂暴地、盲目地发了一通脾气。后来我去夫人那里借书时，她严厉地对我说：

“听说你是个不要命的捣乱鬼。这一点我可没有想到……”

我忍不住了，就详细地告诉了她我生活得多么糟糕，以及听到别人说她的坏话时心里又有多么难受。她站在我对面，把手放在我肩上，先是认真地严肃地听我说话，不一会儿便笑起来，把我轻轻推一下说：

“好啦，这我全知道。你明白吗？我全知道！”

然后她抓住我两只手，非常亲切地对我说：

“你越少去注意这些肮脏的东西，对你就越好……可是你的手洗得不干净……”

其实，这种话她是可以不说的。如果她也去擦铜器、洗地板、洗尿布的话，我想，她的手不见得会比我的手干净。

“一个人要是会过日子，别人就会生他的气，嫉妒他，要是不会过日子，别人又瞧不起他。”她若有所思地说，把我拉到她的身边，抱了我一下，然后微笑着看着我的眼睛，说：

“你喜欢我吗？”

“喜欢。”

“很喜欢？”

“是。”

“怎么喜欢呢？”

“不知道。”

“谢谢。你是个好孩子，我喜欢人家喜欢我……”

她笑了笑，还想说些什么，但只叹了口气，许久没有说话，双手依然抱着我不放。

“你要多到我这里来，只要能来，你就来吧……”

我利用这个机会，从她那里得到许多好处。午饭后当我老板一家人午休时，我便跑到楼下去，如果夫人在家的话，我就在她那里待上个把小时，甚至更长时间。

“你要读俄罗斯的书，了解自己的俄罗斯的生活。”她一边教导我，一边用灵活的粉红色的手指插进她的有香味的头发里。

接着她列举了许多俄罗斯作家的名字，问我：

“你记得住吗？”

她经常若有所思地、有点惋惜地说：

“你应该去学习，学习，我却老忘了这事！天哪……”

我在她那儿坐了一会儿，便捧着新书回到楼上去，好像全身心都洗了一个澡。

我已读完了阿克萨科夫151的《家庭纪事》、出色的俄罗斯长诗《在森林里》152、令人惊奇的《猎人笔记》153，及格列宾卡154和索洛古勃155的几卷作品，还有魏涅维季诺夫156、奥陀耶夫斯基157、丘特切夫158等人的诗歌。这些作品洗涤了我的心灵，把贫苦艰辛的现实印象像剥皮似的剥离出来了。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好书，也懂得了好书对自己是多么的需要。正是这些书使我在心中形成了一种坚定的信念：在这世界上我不是孤单一人，我是不会沉沦的。

外祖母来了，我很高兴地给她讲了玛尔戈王后的事。外祖母一边甜美美地嗅着鼻烟，一边深信地说：

“是啊，是啊，这太好了！好人是很多的，只要你去找，就会找到！”

有一天她建议说：

“也许，我应该去见见她，替你向她道个谢？”

“不，不用……”

“好吧，那就不去了……上帝啊，上帝，一切都好啊！我愿意永远活着。”

玛尔戈王后要我去学习的事没有办成。三一节159那天发生了一件非常恼人的事情，差点儿把我害死了。

节日前几天，我的眼皮忽然肿得很厉害，眼睛完全睁不开了。老板一家人很惊慌，怕我的眼要瞎了。我自己也很害怕。他们带我到一位熟悉的助产大夫亨利·罗德杰维奇那里去。大夫在我的眼皮里面开了刀。用纱布把眼睛包上。我在又难受又黑暗的苦闷中躺了好几天。三一节前夕，他们给我解开了纱布，我从床上起来，就像从把我活埋的坟墓里重新爬出来一样。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失去视力更可怕的了。这是一种无法形容的冤屈，它夺去了一个人十分之九的世界。

欢快的三一节那天，由于我有病，从中午开始就免除了我的一切义务。我便到各个厨房去看那些勤务兵。除了严格的丘菲亚耶夫之外，所有的人都喝醉了。傍晚前叶尔莫兴拿劈柴打了西多罗夫的脑袋，西多罗夫当即失去了知觉，倒在过厅里。慌了神的叶尔莫兴逃到沟谷里去了。

令人惊慌的流言很快传遍了院子，说西多罗夫被打死了。台阶旁边挤满了人，在围观一动不动地躺着、脑袋搁在过厅门槛上的西多罗夫。有人小声说，要叫警察来，可是谁也没去叫，也没有人去碰一下这个士兵。

洗衣妇娜塔丽娅·科兹洛夫斯卡娅来了。她穿着一件新的淡紫色的连衣裙，肩上披一条白头巾，生气地把人群推开，走到过厅里，蹲下来，大声喊道：

“你们都是傻瓜！他还活着！快拿水来……”

有人劝她说：

“你还是莫管闲事吧！”

“我说，拿水去！”她好像在救火似的大声喊道，并麻利地把新衣裳撩到膝盖以上，拉了一下衬裙，把士兵流血的脑袋放在自己腿上。

观众不以为然地、害怕地散开了。在昏暗的过厅里，我看见洗衣妇圆圆的苍白的脸上两只充满泪水的眼睛生气地闪着亮光。我去提了一桶水，她叫我把水泼在西多罗夫的头上和胸脯上，并提醒我说：

“别泼在我身上，我还要去串亲呢……”

士兵醒过来了，张开混浊的眼睛，呻吟起来。

“把他扶起来。”娜塔丽娅说着，把手伸进他的腋下，将他抬了起来，两手抬得高高的，以免弄脏了衣服。

我们把士兵抬进厨房里，放在床上；她用抹布擦干净他的脸，自己便转身走了，临走时她对我说：

“你把布浸湿，敷在他头上，我去找那个傻瓜。这帮魔鬼，等着吧，这样喝酒，非抓去劳改不可。”

她把弄脏了的衬裙脱下来扔在屋角里，然后细心地整理了一下沙沙作响、被揉皱了的衣服就走了。

西多罗夫直了直身子，又是打嗝，又是叹气。一滴滴浓稠的黑色的血从他的头上滴落在我赤着脚的脚背上，这真叫我有点难受。但由于害怕，我又不敢把脚抽出来，避开这些血滴。

我感到很难过。外面洋溢着一片节日气氛。房前的台阶和大门口都装点着嫩绿的白杨树，每一根柱子上都扎着新砍下来的枫树和榛树的树枝，整条街都染成了欢乐的绿色，一切都是那么年轻而又新颖，从大清早起我就感觉到这春天的节日已经到来，并将持续很长时间，从这一天起，生活将变得更纯洁，更明朗，更快活。

士兵呕吐了。那热乎乎的伏特加酒味和葱臭味充满了厨房。窗玻璃上时而贴着一些模糊而又宽大的脸和压扁了的鼻子，而托着双腮的手掌则像两只大耳朵，使他的脸变得十分难看。

士兵一边在回忆，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我这是怎么啦？我摔倒了吗？叶尔莫兴呢？好伙伴……”

接着便咳嗽起来，流出醉醺醺的眼泪，又哭又嚎：

“我的小妹妹……小妹妹呀……”

他站了起来，全身又滑又湿，臭烘烘的。他晃了一下又倒在床上，奇怪地转动着眼睛说：

“完全打死了……”

我笑了起来。

“谁在笑，鬼东西？”士兵呆呆地望着我说，“你怎么还在笑呢？我都永远被打死了……”

他用两只手来推我，并自言自语地说：

“最先到的是先知伊利亚，第二个是叶戈尔，骑着马，第三个——不要到我这里来，滚开，你是一只狼……”

我说：

“你就别胡闹了！”

他却无缘无故地发起脾气来，大喊大叫，两只脚在地上擦得沙沙响。

“我被打死了，你还……”

于是他伸出发软而肮脏的手朝我的眼睛重重地打了一拳。我大叫一声，眼睛看不见，勉强跳到院子里，正好碰上娜塔丽娅。她拉着叶尔莫兴的手，大声喊道：

“走呀，畜生！”接着她捉住我问道，“你怎么啦？”

“他打人了……”

“打人，是吗？”娜塔丽娅拖长声音说，然后又拖着叶尔莫兴，向他说：

“喂，魔鬼！你该去谢谢你的上帝！”

我用水洗了洗我的眼睛，从过厅的门里我看见两个士兵已经和好，一起抱着在哭，然后两人又要去拥抱娜塔丽娅，她一边击打着他们的手，一边大声说：

“两只狗崽子，缩回你们的爪子！你们当我是什么人？是骚女人吗？趁你们的老爷不在家，快滚回屋里睡觉去，快去，要不然，你们就要倒霉的！”

她像安排小孩子睡觉那样安排他们躺下——一个躺在地上，另一个躺在床上。等他们打鼾之后，她才走到过厅里来。

“我全身都弄脏了。我本来是穿着这衣服去做客的！他打你了？……真是一个傻瓜！全都是因为伏特加酒。小伙子，你可别喝酒，永远别喝酒……”

后来我跟她坐在大门口长凳子上。我问她，为什么她不怕酒鬼。

“就是没喝醉的人我也不怕，他们要是敢惹我，我就给他们这个！”她向我伸出一个捏得紧紧的拳头，“我死去的丈夫也是常常酗酒惹祸的人，我把他手脚捆起来，醒来之后，我就把他裤子扒掉，用树条子狠狠抽他，对他说：我叫你别喝，别酗酒；既然娶了老婆，老婆就是你的欢乐，而不是酒！我一直抽他，直到我累了为止。从此之后，他就像我手里的蜡一样，不敢再去喝酒了……”

“你是个女强人。”我说，想起了连上帝都给骗了的夏娃来。

娜塔丽娅叹口气说：

“女人应比男人更强，比男人强两倍才成，可是上帝没有给她！男人都是反复无常的人。”

她说得很平和，没有恶意。她背靠着围墙坐着，双手交叠在宽大的胸前，两眼悲伤地望着垃圾成堆、到处是破砖碎瓦的堤坝。我听她聪明的话听得出神了，忘记了时间，突然看见堤坝后面老板的妻子挽着老板的手，像公火鸡和母火鸡一样，慢慢地、神气十足地走来，相互说着什么，并注意地看着我们。

我赶快跑去开大门。门开了，老板的太太登上楼梯，恶毒地对我说：

“跟洗衣妇调情啦？向楼下那位夫人学的吧？”

这种蠢话并没有激怒我，倒是老板说的带刺的话更使我难受：

“没有什么，是到年纪了！……”

第二天早晨，我到下面杂物间去取木柴，在门边一个四方形的猫洞口发现了一个空钱包。这个钱包我以前在西多罗夫手里见过许多次，我立即拾起来，交给他。

“可钱哪里去了呢？”他问道，用手指在钱包里摸摸，“一卢布三十戈比呀，交出来吧！”

他的头用毛巾包着，脸色发黄，身体瘦弱，生气地眨着肿胀的眼睛。他不相信我发现包时包是空的。

叶尔莫兴来了。他朝我这边点点头，对他说：

“这是他偷的，把他拉到他老板那里去吧！士兵是不偷士兵的东西的！”

这些话提醒了我，这钱正是他偷的；他偷了钱，把钱包偷偷扔在什物间里。我立即冲着他的脸大声喊道：

“你撒谎，钱是你偷的！”

我绝对相信我的猜测没有错——他那呆笨的脸由于害怕和愤恨而歪扭了。他转动着身体，尖声地说：

“证据呢？”叶尔莫兴喊着把我拉到院子里，西多罗夫也叫喊着跟在我们后面。从各个窗口探出来许多人的脑袋。玛尔戈王后的母亲静静地抽着烟看着。我明白，在那位夫人的眼里我算是完了——我要发疯了。

我记得，当时两个士兵抓住我的手，我老板一家人就站在他们对面，大家都同情地彼此附和着，听着士兵的诉说。老板太太很有把握地说：

“当然，这是他干的！昨天他还和洗衣妇在大门口调情呢！就是说，有钱了，没有钱她是不会上手的……”

“正是这样！”叶尔莫兴大声喊道。

地板在我脚下移动了。极度的愤恨让我怒火燃烧，我冲着老板太太大骂起来，结果被痛打了一顿。

不过使我感到痛苦的，与其说是挨打，不如说是下面一种担心：如今玛尔戈王后对我会怎么想，我怎么在她面前辩白呢？在这最倒霉的几小时中，我真的难受到了极点。

幸好士兵把这件事很快传遍了整个院子，整条街道。晚上，我躺在阁楼上，就听见下面娜塔丽娅·科兹洛夫斯卡娅的喊声：

“不，我为什么不说！不，亲爱的，你出来，我说，你快出来呀！不然我就对你老爷说去，他会迫令你……”

我立刻就感觉到，这喧闹声与我有关，她正在我们的台阶旁边大声喊叫，而且声音越嚷越大，越嚷越洪亮。

“你昨天给我看的钱是多少？你这些钱是哪里来的？你告诉我呀。”

我高兴得喘不过气来。我听到西多罗夫懊丧地拖长声音说：

“哎呀——呀，叶尔莫兴……”

“你还给那孩子栽赃陷害，把他毒打一顿，是吗？”

我真想跑下楼到院子里去，高高兴兴地跳跃一番，感谢并吻吻洗衣妇。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可能是从窗户里）老板太太大叫起来：

“那孩子挨打，是因为他骂人，至于说他小偷，除了你这个粗鲁无耻的女人外，谁也没有这么想过！”

“太太，你自己才是粗鲁无耻的女人；对不起，我要说，你是一头母牛。”

我听到这种骂声，就像是听到了音乐。委屈和对娜塔丽娅的感激的热泪灼痛我的心，我屏住呼吸，费了好大劲才把它忍住。

后来老板沿着楼梯慢慢走上阁楼来，挨着我坐在横梁的接口上，理理头发，说道：

“怎么样，彼什科夫老弟，你不大走运吧？”

我不说话，把脸背过去。

“不管怎样，你骂得也太过分了。”他继续说。我则小声地向他宣布：

“等我能站起来时，我就离开你们……”

他默默地坐着，抽着烟，并凝神地注视着烟头，小声地说：

“没有什么，随你的便吧！你也不是小孩子了，你看怎么好就怎么办好了……”

于是他走了。像平时一样，我有点儿同情他。

此事发生后的第四天，我便离开了这个家。我实在忍不住想去同玛尔戈王后告别，但我又没有勇气去见她。而且我承认，我在等着她自己来叫我。

在跟小姑娘告别时，我央求她：

“你告诉妈妈，说我非常感激她，非常感激！你会说吗？”

“我会说，”她亲切而又温柔地笑着，答应了我，“明天再见，是吗？”

我大约在二十年后再见到她时，她已嫁给了一个宪兵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