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九四八年二月,共产党领导人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站在布拉格一座巴罗克式宫殿的阳台上,向聚集在老城广场上的数十万公民发表演说。这是波希米亚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是千年难得一遇的那种决定命运的时刻。
哥特瓦尔德的同志们簇拥在他周围,紧靠在他身边站着的就是克莱门蒂斯。正下着雪,天气很冷,而哥特瓦尔德头上什么也没戴。克莱门蒂斯关怀备至地摘下自己的皮帽,把它戴在哥特瓦尔德头上。
宣传部门复制了成千上万份哥特瓦尔德站在阳台上向人民发表演说的照片,照片上的他戴着皮帽,周围是他的同志们。共产主义波希米亚的历史就是从这座阳台上开始的。每个孩子都知道这张照片,因为到处都可以看到,在宣传画上,在课本中,或在博物馆里。
四年以后,克莱门蒂斯因叛国罪被处以绞刑。宣传部门立即让他从历史上消失,并且自然也从所有的照片上消失了。从此以后,哥特瓦尔德就一个人站在阳台上。从前站着克莱门蒂斯的地方,现在只剩下宫殿的一堵空墙。与克莱门蒂斯有关的,只剩下哥特瓦尔德头上的那一顶皮帽。
2
现在是一九七一年。米雷克说:人与政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他用这句话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而他的朋友们认为他的这些行为不够谨慎:他认真地写日记,保留自己的书信,对他们讨论局势、探讨前途的所有会议都做详细的记录。他对他们解释说:他们没有做任何违背宪法的事情。要是偷偷摸摸行事,还带着负罪感,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
一个星期以前,米雷克与自己所在的建筑安装队在一个施工中的大楼楼顶工作时,他朝下看了一眼,感到一阵眩晕。他失去了平衡,顺手抓住一根柱子,可那根柱子先前没有固定好,倒了下来。其后,大家把他从柱子下拉出来。乍一看,伤得很重。过一会儿,当他发现只是前臂一般性骨折后,他满意地心想,这下可有几个星期的假了,他终于可以处理一些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时间处理的事情了。
他最后还是接受了朋友们让他更谨慎些的建议。确实,宪法保障言论自由,可是法律也惩罚所有可被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谁也不会知道,国家会在什么时候开始高声宣布,这一言论或那一言论就危害了它的安全。于是,他决定将那些会连累人的书信文件放到安全的地方。
但是,他想首先与兹德娜了却此事。他往她所居住的那座城市打电话,那座城市距布拉格一百公里,但没有联系上她。这就耽误了四天时间。昨天,他才与她通上话。她答应今天下午等他。
米雷克十七岁的儿子不同意他这样做:米雷克不可以一条胳膊打着石膏开车出行。他开车确实有困难。受伤的那只胳膊,吊着绷带,在胸前晃动,无力且碍事。换挡的时候,米雷克只好松开方向盘。
3
二十五年前,他和兹德娜有过一段恋情,而关于这一时期,他只剩下几点回忆。
有一天,他们约会的时候,她用一方手帕擦着眼睛,鼻子在抽动,他问她怎么了。她说,俄国的一个国家领导人前一天去世了。一个叫日丹诺夫,阿尔布佐夫或马斯图尔波夫的人。看她泪水汹涌的样子,马斯图尔波夫的死,比她自己父亲的死更让她难过。
这真的有可能发生过吗?还是他今日的仇恨使他编排了为马斯图尔波夫之死而流下的泪水?不,这肯定发生过。不过,显而易见的是,他今天回忆不起使这些泪水真实可信的当时的具体情形了,记忆宛如一幅漫画,变得让人难以置信。
他对她的所有回忆是这样的:他们一起坐着有轨电车从他们第一次做爱的公寓房回来。(米雷克特别满意地注意到他完全忘记了他们的性事,一秒钟也想不起来了。)她比他结实、高大(当时他长得瘦小、羸弱),此刻正坐在车内长椅的一角,神情阴郁、古板,面孔老得令人吃惊。当他问她为什么这么不爱说话时,他了解到她是对他们做爱的方式不满意。她说,他和她做爱的时候就像个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这个词,在当时的政治用语中,是一种辱骂。它指的是不懂得生活又与人民脱离的人。当时,所有被其他共产党人绞死的共产党人,都被赐予这一骂名。与所有那些脚踏实地的人们相反,据说,知识分子们是飘荡在空中的什么地方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为了惩罚他们,大地从此彻底拒绝让他们落足,而他们就被吊在离地面稍高一点儿的地方了。
可是,兹德娜埋怨他像个知识分子那样做爱,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她就是对他不满意,并且,正如她能够将最不真实的关系(与她所不认识的马斯图尔波夫的关系)与最具体的情感(物化在一滴泪中)联系到一起一样,她也能够给最具体的行为赋予一个抽象的意义,给她在欲望上的不满足贴上一个政治标签。
4
他看了看后视镜,注意到一辆旅游轿车一直跟在他的车后面。他从没有怀疑过自己被跟踪,但是直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明目张胆地这样做。今天,出现了极端的变化:他们想让他注意到他们的存在。
到了乡间,离布拉格二十公里的地方,有一大块绿篱,绿篱后面有一个带若干修理车间的加油站。他有一个好友在那里工作,他想换一下失灵的启动器。他把车停在入口处红白相间的栅栏门前。一旁站着个肥胖的老太婆。米雷克等着她打开栅栏门,可是她却不住地盯着他看,身体一动不动。他鸣笛也没用,他从车窗门探出头来。“他们还没有把您抓起来?”老太婆问。
“没有,他们还没有把我抓起来,”米雷克答道,“您能不能把栅栏门打开?”
她又打量他一阵,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然后打了个哈欠,回到她的门岗里。她坐到一张桌子后面,不再理他。
他就下了车,绕过栅栏门,来到车间找他认识的修理工。那人跟他一起回来,自己打开栅栏门(那肥胖女人一直坐在她的门岗里,目光一直心不在焉),让米雷克把车开到院子里。
“你看,是你在电视上露面太多了,”修理工说,“所以这些老太婆都认识你。”
“她是谁?”米雷克问道。
听修理工讲,米雷克才知道:俄国军队入侵波希米亚,占领这个国家并四处发号施令,这对于她来说是非同寻常的生活即将开始的一个信号。看到地位比她高的人(可全世界的人都比她高),只要有一点儿举报,就被剥夺了他们的权力、地位、工作,甚至生计都成了问题,这让她兴奋不已。于是,她也开始告密了。
“可是她为什么还是当她的门卫呢?她还没有得到提升吗?”
修理工笑了:“她从一数到十都不会。他们为她找不到其他的位置。他们只能再次确认她告密的权利。对她来说,这就是提升!”
他打开发动机罩,看看发动机。
突然,米雷克注意到他身旁有一个男人。他转过身来:那人身穿栗色长裤、灰外衣、白衬衫,系着领带,长得粗脖肥脸,有一头烫过波浪卷的灰发。他立定站着,看着探身到发动机罩里的修理工。
过一会儿,修理工也注意到了他,站起身问:“您找谁?”
粗脖肥脸的男人回答:“不,谁也不找。”
修理工又探身到发动机里,说:“在布拉格的圣瓦茨拉夫广场,有一个家伙在呕吐。另一个家伙来到他面前,忧心地看着他,摇着头说:您不知道我是多么理解您……”
5
阿连德被暗杀很快掩盖了俄国人对波希米亚的入侵,孟加拉的血腥屠杀又让人忘记了阿连德,西奈沙漠战争的喧嚣又盖过了孟加拉的呻吟,柬埔寨的生灵涂炭又让人忘记了西奈,就这样继续,就这样反复,继续反复,反复继续,直到一切都被所有人完全遗忘。
在历史依然缓慢前行的时代,不多的事件很容易铭刻在记忆之中,编织成一个无人不晓的背景,其前台上演着令人牵肠挂肚的私人生活的诸多传奇。今天,时间在大步前进。历史事件一夜之间即被遗忘,晨光降临便如闪烁的朝露般飘逝,因此也就不再是叙事者故事中的背景,而是过于稀松平常的私人生活背景前上演的一幕出人意外的传奇。
历史正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我应该讲一讲似已千年般古老的发生在若干年前的一些事件:一九三九年,德国军队进入波希米亚,捷克国家不复存在。一九四五年,俄国军队进入波希米亚,国家重新被称作独立的共和国。人们为赶走了德国人的俄国欢欣鼓舞,并且,由于将捷克共产党看成俄国人忠实的臂膀,人们就把自己的好感转移到后者身上。正是因为如此,当共产党人于一九四八年二月夺取政权的时候,既没有流血也没有暴力,而是得到了半个民族的欢呼致意。而今天,请注意:发出过欢呼的这个半数更生机勃勃,更聪明,更优秀了。
是的,不管人们怎么说,共产党人都是更聪明的。他们有一个宏伟蓝图,一个全新世界的蓝图,在那个世界里所有人都各得其所。反对他们的人没有伟大的梦想,只有一些陈腐的令人生厌的道德准则,用来补缀既成秩序那破旧的短裤。因此,也就难怪那些热情澎湃的人、那些勇往直前的人,轻而易举地战胜那些不冷不热的人、那些畏首畏尾的人了;也就难怪这些人很快就开始把自己的梦想付诸实践,为所有人谱写正义的牧歌了。
我强调这两个词:牧歌和为所有人,因为古往今来,人类都一直向往着牧歌,向往这个夜莺歌唱的田园,这个和谐的王国,在那一王国里,世界不是作为局外人反对人类,人类之间也不互相对立,而是相反,世界与所有人都糅合到惟一的、同一的物质里。在那里,每个人都是巴赫壮丽的赋格曲中的一个音符,凡不愿做其中一个音符的人则成为一个无用、毫无意义的黑点,只需抓在手里并用指甲碾死它,就像碾死一只跳蚤一样。
有些人很快明白他们并不具备牧歌所需要的性情,因而他们动了去国外的心思。然而,既然牧歌就其本质而言是所有人的世界,想要移居他乡的人显然就是在否定牧歌,结果他们国外没去成,而是去了监狱。其他的人不久也踏上同一条路,他们是成千上万地走的,其中就有很多共产党人,包括借皮帽给哥特瓦尔德的外交部长克莱门蒂斯。在电影银幕上,恋人们羞答答地手拉着手,而通奸则被由普通公民组成的荣誉法庭严厉惩治;夜莺在歌唱,而克莱门蒂斯的身体像一座钟一样摇摆着,敲响了人类历史的新黎明。
就在这个时候,这些人中一些聪明又激进的青年,突然奇怪地感觉到,他们到广阔天地里所开展的事业开始有了自己的生命,与他们的理想背道而驰,并且不再理会那些赋予其生命的人们。这些年轻且聪明的人开始在他们的事业后面呐喊,他们开始呼唤它,责难它,追捕它,对它进行逐猎。如果我要就这一代聪明且激进的青年写一部小说的话,我会把这部小说定名为《逐猎失落的事业》。
6
修理工合上发动机盖,米雷克问他该付多少钱。
“这有什么,”修理工说道。
米雷克坐进驾驶座,十分感动。他一点儿继续旅行的愿望都没有。他更愿意和修理工待在一起,听他讲笑话。修理工探身车中,拍了他一下。然后他向门岗走去,打开栅栏门。
在米雷克开车从他前面经过的时候,修理工用头向他示意了一下停在加油站门口的那辆车。
粗脖卷发的男人站立在敞开的车门旁边。他看着米雷克。坐在司机位置上的那家伙也注视着他。两个人咄咄逼人地、毫无顾忌地盯着他。米雷克从他们面前经过时,也尽力用同样的表情看他们。
他超过他们,从后视镜里看到那家伙上了车,那车调个头,继续跟踪他。
他心想,真应该早点动手处理掉那些会连累人的书信文件。如果他在受伤的第一天就开始动手,不去等待与兹德娜的电话联系,他也许还能够把它们安全地转移。只是,他当时一门心思只想着这次要去见兹德娜的旅行。事实上,这事儿他想好几年了。但是,最近几个星期以来,他觉得不能再等下去,因为他的命运正在大步走向终点,而为了使它尽善尽美,他应该全力以赴。
7
遥想与兹德娜分手的那些日子,他当时有一种获得巨大自由的飘飘然的感受,而且他在各方面都突然开始一帆风顺。不久,他娶了一个美丽得终于让他有了自信的女人。后来,他的美人去世了,留下他和儿子在一起生活,他成了一个令人艳羡的鳏夫,很多女人对他倾慕,给他关怀和照顾。
与此同时,他在科学研究领域出人头地,而这方面的成功保护了他。国家需要他,他因而能允许自己对国家说三道四,而在那个时候,几乎还没有人敢于这样做。渐渐地,随着逐猎自己过去事业的那些人有了影响力,他就越来越经常地出现在电视荧屏上,并且成了一个名人。俄国人到了以后,他拒绝背弃自己的信念,因而被辞退,并且出入都有便衣警察相随。这些都没有把他击垮。他迷恋上了自己的命运,甚至他走向毁灭的步伐在他眼里都是高尚而美丽的。
听我说清楚:我没有说他迷恋上自己,而是说他迷恋上了他的命运。这是两个完全相反的事情。就好像他的生命获得了自我解放,突然有了自己的利益,而这利益与米雷克的利益毫不相干。依我看,生命就是这样转化成命运的。命运连抬起小手指为米雷克(为他的幸福,他的安全,他的心境和他的健康)做点什么的意图都没有,而米雷克却为了他的命运(为了它的伟大、它的澄明、它的美丽、它的风格和它的喻意)甘愿赴汤蹈火。他觉得他对自己的命运负有责任,而他的命运却不觉得对他负有责任。
他与自己的生命的关系,就像是雕塑家与他的雕塑、小说家与他的小说的关系。小说家不可侵犯的权利,是能够对他的小说进行加工修改。如果小说开头他不喜欢,他可以重写或者删掉。可是兹德娜的存在拒绝让米雷克行使作者的特权。兹德娜坚持要留在小说的头几页,不让人把她擦掉。
8
可是,与兹德娜的瓜葛到底为什么让他觉得那么没面子呢?
最简单的解释是:米雷克是很早就开始逐猎自己先前事业的那一种人,而兹德娜则一直对有夜莺歌唱的花园忠贞不渝。最近这段时间,全国有百分之二的人兴高采烈地欢迎俄国坦克的到来,她是这些人中的一员。
是的,确实如此,但我觉得这一解释不令人信服。如果只是这个原因的话,如果她只是为了俄国坦克的到来而高兴的话,他本可以高声地并且当着众人的面辱骂她,他不会否认说不认识她。兹德娜对不起他的,是一件格外严重的事情:她是个丑女。
可是,既然他已经二十年没碰她了,她丑不丑,又有什么关系?
这很有关系:哪怕是远在天边,兹德娜的大鼻子都是他生活中的一道阴影。
很多年前,他有过一个漂亮的情妇。有一天,她去了兹德娜居住的城市,回来后甚感不快:“我说,你怎么能跟这么一个奇丑无比的女人上床?”
他声明与她只是一般相识,极力否认与她有男女之情。
因为生活中有这样一个大秘密,而他不是不知道:女人要找的不是漂亮男人。女人要找的是有过漂亮女人的男人。以丑女为情人,那是个致命的错误。米雷克想尽办法要清除掉兹德娜的痕迹,并且,由于热爱夜莺的人日复一日地对他仇恨满怀,他希望作为党的专职人员力求努力上进的兹德娜,会很快地并且心甘情愿地忘掉他。
但是,他错了。她总谈起他来,不分场合,不放过任何机会。有一次,由于某种不幸的巧合,他和她在一个社交场合相遇了,她迫不及待地提起一段往事,那情景分明表明他们曾经非常亲密。
他怒不可遏。
另一次,他的一个也认识兹德娜的朋友问他:“既然你那么讨厌这个姑娘,那你从前为什么还要和她在一起?”
米雷克开始对他解释说,那时候他是个二十岁的傻男孩,而她比他大七岁。她当时受人尊敬,令人钦佩,很有能量!她认识中央委员会里所有的人!她帮助他,抬举他,把他介绍给实权人物。
“我当时一门心思向上爬,是个傻瓜,行了吧!”他开始叫起来,“所以我靠上了她,我才不在乎她是丑是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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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雷克没有说真话。兹德娜和他年龄一般大。并且,尽管她为马斯图尔波夫之死哭泣,但是,当年她并没有上层的关系,也没有任何手段能让自己在仕途上有所发展,或者为别人在仕途上发展提供方便。
可是,为什么他要编排这些呢?为什么他要撒谎呢?
他一只手握着方向盘,通过后视镜看到秘密警察的车子,他突然脸红了起来。一段意想不到的回忆突然浮现在脑海里:
当她指责他在他们第一次做爱时像个知识分子以后,他就想从第二天开始,改正这一印象,并且表现出激情迸发的样子。不,说他忘记了他们所有的性事是不对的!这一次,他就完全看得清清楚楚:他佯装粗暴在她身上运动着,他发出长长的、低沉的吼叫,就像和主人的拖鞋在争斗的一只狗一样,同时他又(略带惊讶地)观察着躺在他身下的女人,她非常冷静,无声无息,近乎无动于衷。
汽车里回响着有二十五年之久的这一低沉的吼叫,这难以容忍的声响透露着他的顺从和逢迎,他的急切和殷勤,他的可笑和可悲。
是的,是这样:米雷克宁肯宣称自己是个向上爬的人,也不愿坦白实情。那实情就是:他之所以和一个丑姑娘上床,是因为他不敢接近漂亮女人。在他自己看来,那时他连兹德娜都配不上。性格的懦弱,自信的缺乏,这才是他要掩盖的实情。
车厢里回响着激情狂乱的低沉吼叫,这一声响向他证明着,兹德娜只是他为了摧毁自己那令人憎恶的青春而钟情着的痴迷幻象。
他把车停在了她家门口。跟踪的车停在他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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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时间里,历史事件往往干巴巴地互相模仿,但是据我看,在波希米亚,历史演绎了前所未有的一种情形。那里,并非按着以往的惯例,出现了一群人(一个阶级,一个民族)站起来反对另一群人的情况,而是一些人(整整一代男女)挺身反抗自己的青春。
他们企图抓获并驯服自己的事业,几乎就要成功了。在六十年代,他们的影响越来越大,在一九六八年初的时候,他们的势力几乎可以说如日中天。人们一般把这后一段时间称作布拉格之春:牧歌的守护人不得不拆除安在私人住所里的窃听器,边界开放了,音符逃离巴赫那宏伟的乐谱,以自己的方式唱了起来。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快乐,是狂欢!
为整个地球谱写伟大的赋格曲的俄国,不能容忍音符四散开来。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它向波希米亚派出了一支五十万人的军队。不久,大约有十二万捷克人离开这个国家,留下来的人中,五十万左右的人被迫放弃了他们的工作,来到坐落在偏僻地区的车间,来到遥远的工厂,开起了卡车,也就是说,来到了不再有人能听到他们声音的一些地方。
为了使这一不快回忆的阴影不再干扰这重建了牧歌的国家,应该让布拉格之春和俄国坦克的到来——这一美好历史的污点——化为乌有。为此,今天,在波希米亚,人们对八月二十一日的周年日噤若寒蝉,而那些站起来反抗自己的青春时代的人们的名字,也被仔仔细细地从国家的记忆中擦掉了,就像小学生作业里出的错一样。
米雷克的名字,他们也把它涂掉了。此时此刻,米雷克虽然一级一级爬着楼梯走向兹德娜的家门,实际上,顺着旋转楼梯在爬升的不过是一块涂抹后残留的白斑、一片余有轮廓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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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坐在兹德娜对面,吊着绷带的胳膊在晃动。兹德娜看着一旁,避免目光接触,话说得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