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结了婚，”他继续道，“我们一块儿到农村去，亲爱的，我们在那里干活！我们买一块不大的地，有花园，有河，我们一块儿劳作，观察生活……啊，这将多么美好！”

他摘下帽子，风吹得头发飘了起来。她听着他的话，心里却想：“上帝，我要回家，上帝！”快要到家的时候，他们才赶上了安德烈神甫。

“瞧，父亲也来了！”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挥动帽子，高兴地说，“我喜欢我老爹，真的，”他说，付了车钱，“多么可爱的老人、善良的老人。”

娜佳回到家里，生着闷气，身子也不舒服，想到整个晚上将客人不断，她就得带着笑脸送往迎来、忙于应酬，就得听小提琴，听各种各样的废话——话题离不开婚礼。奶奶坐在茶炊旁边，穿着华丽的丝绸连衣裙，态度傲慢，目空一切——在客人们面前她总是这样。安德烈神甫面带狡黠的微笑走了进来。

“看到贵体安康，本人不胜欣慰，”他对奶奶说。说不清他这是开玩笑，还是说正经的。

<h2>四</h2>

风不时敲打着窗子和屋顶。可以听到呼啸的风声，家神[122]在壁炉里闷闷不乐地小声唱着它的歌。已过了午夜十二点。家里的人全都上床了，可是谁也没有睡着。娜佳总觉得楼下好像有人在拉小提琴。忽然砰的一声，大概是一块护窗板掉下来了。不一会儿，尼娜·伊凡诺夫娜走了进来，她只穿一件衬衣，手里拿着蜡烛。

“什么东西响了，娜佳？”她问道。

母亲把头发梳成一条辫子，面带胆怯的微笑，在这个风雨之夜显得老了，丑了，矮了。娜佳不由得想起，不久前她还一直认为自己的母亲不平凡，自己总是怀着自豪的心情聆听她说的话；可是现在她怎么也记不起这些话了；凡是能记起来的也都平淡无奇，毫无意义。

壁炉里呜呜作响，像有几个男低音在合唱，甚至可以听到“唉，我的天哪！”的叹息声。娜佳坐在床上，忽然使劲儿揪自己的头发，号啕大哭。

“妈妈，妈妈，”她说，“我亲爱的妈妈，你要是能知道我出了什么事就好了！我求你，求你，让我走吧！我求你了！”

“去哪儿？”尼娜·伊凡诺夫娜问，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便坐到床上，“你要去哪儿？”

娜佳哭了很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你让我离开这个城市吧！”她终于说，“不该举行婚礼，也不会举行婚礼，这点你要明白！我并不爱这个人……甚至都不想提起他。”

“不，我亲爱的，不，”尼娜·伊凡诺夫娜吓坏了，急切地说，“你冷静冷静，你这是心情不好引起的，会过去的。这是常有的事。大概你跟安德烈拌嘴了吧，可是小两口吵架，无非是图开心而已。”

“行了，你走吧，妈妈，你走吧！”娜佳又大哭起来。

“是的，”尼娜·伊凡诺夫娜沉默片刻，说，“不久前你还是个孩子，小丫头，现在就要做新娘了。自然界的一切事物总在不断更新。不知不觉中，你也会做上母亲和奶奶，你跟我一样，也会有个固执而任性的女儿。”

“我亲爱的好妈妈，你聪明，可你也不幸，”娜佳说，“你很不幸，为什么你尽说些庸俗的话？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告诉我为什么？”

尼娜·伊凡诺夫娜本想说些什么，但却吐不出一个字来，她一声抽泣，跑回自己房里去了。壁炉里的男低音又呜呜地唱起来，忽然变得十分可怕。娜佳从床上跳起来，赶紧跑到母亲房里。尼娜·伊凡诺夫娜躺在床上，泪痕斑斑，身上盖一条浅蓝色被子，手里拿着一本书。

“妈妈，你听我说！”娜佳说，“我求你好生想想，你会明白的！我只要你明白，我们的生活是多么庸俗、多么渺小！我的眼睛睁开了，我现在什么都看清楚了。你的安德烈·安德烈伊奇算什么人，他其实并不聪明，妈妈！我的上帝啊！你要明白，妈妈，他很愚蠢！”

尼娜·伊凡诺夫娜猛地坐了起来。

“你和你奶奶都来折磨我！”她哽咽着说，“我要生活！要生活！”她重复着，还两次用拳头捶胸，“你们还我自由！我还年轻，我要生活，可是你们把我变成了老太婆！……”

她伤心地哭起来，钻进被子，缩成一团，显得那么弱小、可怜、愚蠢。娜佳回到自己房里，穿上衣服，坐到窗下等着天亮。这一夜她一直坐在那里思考着，院子里不知什么人不时敲着护窗板，还打着呼哨。

早上奶奶抱怨说，这一夜的风把苹果全吹落了，一棵老李树也被折断了。天色灰蒙蒙，阴沉沉，毫无生气，要是能点上灯就好了。大家都抱怨天冷，雨点敲打着窗子。喝完茶后娜佳去找萨沙，一句话没说，就在屋角的圈椅旁跪了下来，双手捂住了脸。

“怎么啦？”萨沙问道。

“我没法……”她说，“我不明白，以前我怎么能在这儿生活下去，我不明白，不理解！我瞧不起自己的未婚夫，也瞧不起我自己，瞧不起所有这种游手好闲、毫无意义的生活……”

“得了，得了……”萨沙连连应着，还不明白她出了什么事，“这无关紧要……这很好……”

“这种生活让我厌烦透了，”娜佳继续道，“我在这儿一天也待不下去了。明天我就离开这里。请您带我走吧，看在上帝的分儿上！”

萨沙吃惊地望着她，足有一分钟之久——他终于明白过来，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手舞足蹈，高兴得要跳舞了。

“太好了！”他搓着手说，“我的上帝，这有多好啊！”

她像着了魔似的，睁着一双充满爱意的大眼睛，着了魔似的瞧着他，等着他立即对她说出意味深长、至关重要的话来。他什么也没有说，但她已经觉得，在她面前正展现一个她以前不知道的新的广阔天地，此刻她满怀希望期待着新天地的到来，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哪怕去死也在所不惜。

“明天我就动身，”他考虑了一会儿说，“您到车站去送我……把您的行李放在我的皮箱里，您的车票由我来买。等到打了第三遍铃，您就上车，我们一道走。我把您送到莫斯科，到了那里您一个人去彼得堡。身份证您有吗？”

“有。”

“我向您发誓，您日后不会感到遗憾，不会后悔的，”萨沙兴奋地说，“您走吧，学习去吧，到了那边听从命运的安排吧。只要您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一切都会有所变化的。关键是彻底改变生活，其余的都不重要。说好了，我们明天一块儿走？”

“啊，是的！看在上帝的分儿上！”

娜佳觉得，此刻她异常激动，心情从来没有这样沉重，从现在起直到动身前她一定会伤心难过，苦苦思索。可是她刚回到楼上的房间，躺到床上，就立刻睡着了。她睡得很香，脸上带着泪痕和微笑，一直睡到傍晚。

<h2>五</h2>

有人去叫出租马车。娜佳已经戴上帽子，穿好大衣。她走上楼去，想再看一眼母亲，再看一看自己的东西。她在房里还有余温的床边站了片刻，环顾四周，然后轻轻地走到母亲房里。尼娜·伊凡诺夫娜还在睡，室内静悄悄的。娜佳吻了一下母亲，理理她的头发，站了两三分钟……然后不慌不忙地回到楼下。

外面下着大雨。马车已经支上车篷，湿淋淋的，停在大门口。

“娜佳，车上坐不下两个人，”奶奶看到仆人把皮箱放到车上，说，“这种天气何必去送人呢！你还是留在家里的好。瞧这雨有多大！”

娜佳想说点儿什么，但却吐不出一个字来。这时萨沙扶她上车坐好，拿一条方格毛毯盖在她腿上，他自己也在旁边坐了下来。

“一路平安！求上帝保佑你！”奶奶在台阶上喊道，“萨沙，你到了莫斯科要给我们写信！”

“好的，再见了，老奶奶！”

“求圣母娘娘保佑你！”

“唉，这天气！”萨沙说道。

娜佳这时才哭起来。现在她心里明白，她真的走了，而刚才去看母亲、跟奶奶告别的时候她还不怎么相信。再见了，亲爱的城市！一时间她想起了一切，想起了安德烈、他的父亲、婚房、裸体女人和花瓶。所有这一切已经不会再使她担惊受怕、心情沉重，所有这一切是那样幼稚、渺小，而且永远永远过去了。等他们坐进车厢、火车开动的时候，那显得如此庞大而严肃的过去，已经缩成一个小团，面前展现出宏伟而广阔的未来，而在此之前她却没有觉察出来。雨水敲打着车窗，从窗子里望出去，只能看到绿色的田野、闪过的电线杆和电线上的鸟雀。一股欢乐之情突然让她透不过气来：她想起她这是走向自由，外出求学，这正如很久以前人们常说的“外出当自由的哥萨克”一样。她又笑，又哭，又祈祷。

“没事，”萨沙得意地笑着说，“没事！”

<h2>六</h2>

秋天过去，接着冬天也过去了。娜佳非常想家，每天都思念母亲和奶奶，思念萨沙。家里的来信，语气平和，充满善意，似乎一切已得到宽恕，甚至被忘了。五月份考试完毕，她，身体健康，精神饱满，高高兴兴动身回家。途经莫斯科时，她下车去看萨沙。他还是去年夏天那副样子：胡子拉碴，披头散发，还是穿着那件常礼服和帆布裤，还是那双大而美丽的眼睛，但是一脸病容，显得疲惫不堪。他显然老了，瘦了，而且咳嗽不断。不知怎么娜佳觉得他变得平庸而土气了。

“天哪！娜佳来了！”他说着，高兴得满脸堆笑，“我的亲人，好姑娘！”

他们在石印厂坐了一阵，屋子里烟雾腾腾，浓重的油墨和颜料味令人窒息。后来他们来到他的住房，这里同样烟气熏人，痰迹斑驳。桌子上，一把冰凉的茶炊旁边，有个破盘子里放了一张黑纸。桌上和地板上到处是死苍蝇。由此可见，萨沙的个人生活安排得很糟，马马虎虎，他显然不把居所的舒适和方便放在心上。要是有人跟他谈起他个人的幸福、他的私人生活，或者别人对他的爱，这时他便觉得不可理解，常常只是报之一笑。

“没什么，一切都很顺利，”娜佳急忙说，“妈妈秋天时来彼得堡看过我，说奶奶已经不生气了，就是常常走进我的房间，在墙上画十字。”

萨沙看上去很快活，但不时咳一阵，说话的声音发颤。娜佳留心观察他，不知道他真的病得很重，还只是她的错觉。

“萨沙，我亲爱的，”她说，“要知道，您有病！”

“不，没什么。有点儿病，但不要紧……”

“哎呀，我的天哪，”娜佳激动起来，“为什么您不去治病，为什么您不爱惜自己的健康？我亲爱的萨沙，”她说时眼睛里闪着泪花，不知为什么她的想象中浮现出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裸体女人和花瓶，以及过去的一切，尽管此刻她觉得所有这些像童年一样已十分遥远。她流泪，还因为在她的心目中萨沙不再像去年那样新奇、有见地、有趣味了。“亲爱的萨沙，您病得很重。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好让您不这么清瘦苍白。我是多么感激您！您甚至无法想象，您为我做了多少事情，我的好萨沙！实际上您现在就是我最亲切最贴近的人了。”

他们坐着谈了一阵。现在，当娜佳在彼得堡度过了一冬之后，她只觉得萨沙，他的话，他的笑容，以及整个人，无不散发出一股衰老陈腐的气息，似乎他早已活到了头，也许已经进入了坟墓。

“我后天就去伏尔加河旅行，”萨沙说，“然后去喝马奶酒[123]。我很想喝马奶酒。有一个朋友和他的妻子跟我同行。他妻子是个极好的人，我一直动员她、劝她外出求学。我也想让她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

谈了一阵，他们便去火车站。萨沙请她喝茶，吃苹果。火车开动了，他微笑着挥动手帕，从他的脚步就可以看出他病得很重，恐怕不久于人世了。

中午时分，娜佳回到了故乡的城市。她出了站台，雇了马车回家。一路上她觉得故乡的街道显得很宽，两边的房子却十分矮小。街上没有行人，只碰到一个穿棕色大衣的德国籍钢琴调音师。所有的房屋都像蒙着尘土。祖母显然已经老了，依旧很胖，相貌丑陋。她抱住娜佳，伏在娜佳的肩头，哭了很久都不肯放开她。尼娜·伊凡诺夫娜也苍老多了，变得不好看了，消瘦了，但依旧束着腰，手指上的钻石戒指闪闪发光。

“心肝，”她全身颤抖着说，“我的宝贝儿！”

然后大家坐下，默默流泪。显然，祖母和母亲都感到，过去的生活已一去不复返，无可挽回：无论是社会地位、昔日的荣誉，还是请客聚会的权利，统统不复存在。这正像一家人原本过着轻轻松松、无忧无虑的生活，忽然夜里来了警察，搜查一通，原来这家主人盗用公款，伪造钱币——从此，永远告别了轻松的无忧无虑的生活！

娜佳回到楼上，见到了原来的床、原来的窗子和朴素的白窗帘。窗外还是那个花园，阳光明媚，树木葱茏，鸟雀喧闹。她摸摸自己的桌子，坐下来，开始沉思默想。她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饭，还喝了一杯浓浓的可口奶茶，可是总觉得缺了点儿什么，房间里空荡荡的，天花板显得低矮。晚上她躺下睡觉，盖上被子，不知为什么觉得躺在这张温暖柔软的床上有点儿可笑。

尼娜·伊凡诺夫娜进来了，她坐下，像有过错似的怯生生地坐着，说话小心谨慎。

“哦，怎么样，娜佳？”她沉默片刻，问道，“你满意吗？很满意吗？”

“满意，妈妈。”

尼娜·伊凡诺夫娜站起来，在娜佳胸前和窗子上画十字。

“我呢，你也看到了，开始信教了，”她说，“你知道，我现在在学哲学，经常想啊，想啊……现在对我来说许多事情像白昼一样明明白白。首先，我觉得，全部生活要像透过三棱镜一样。”

“告诉我，妈妈，奶奶身体好吗？”

“好像还可以。那回你跟萨沙一道走了，你来了电报，奶奶读后都晕倒了，一连躺了三天没有下床。后来她不住地祷告上帝，伤心落泪。现在没事了。”

她站起来，在室内走了一圈。

“笃……笃……”更夫敲打着梆子，“笃……笃……”

“首先，要让全部生活像通过三棱镜一样。”她说，“换句话说，也就是要在意识中把生活分解成最简单的成分，正如光能分解成七种原色一样，然后对每一种成分进行单独的研究。”

尼娜·伊凡诺夫娜还说了些什么，她是什么时候走的，娜佳一概不知，因为她很快就睡着了。

五月过去，六月来临。娜佳已经习惯了家里的生活。祖母成天围着茶炊忙忙碌碌，不住地叹气。尼娜·伊凡诺夫娜每天晚上谈她的哲学。在这个家里，她依旧像个食客，花一个小钱都要向奶奶讨。家里苍蝇很多。房间里的天花板好像变得越来越低矮。奶奶和尼娜·伊凡诺夫娜从来不出家门，害怕在街上遇见安德烈神甫和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娜佳在花园里散步，到街上走走，她看着那些房子、灰色的围墙，她只觉得这个城市里的一切都已衰老、陈旧，等着它的只能是它的末日，要么开始一种富于朝气的全新的生活。啊，但愿那光明的新生活早日到来，到那时就可以勇敢地直视自己的命运，意识到自己的正确，做一个乐观、自由的人！这样的生活迟早要来临！现在家里一切都由奶奶安排，四个女仆没有住房，只能挤在肮脏的地下室里——可是总有一天，这幢老房子将片瓦不存，被人遗忘，谁也不会再记起它……只有邻院的几个男孩子给娜佳解闷，她在花园散步的时候，他们敲打篱笆，笑哈哈地逗她：

“喂，新娘子！新娘子！”

萨沙从萨拉托夫寄来了信。他用欢快、飞舞的笔迹写道，他的伏尔加之旅十分顺利，可是在萨拉托夫有点儿小病，嗓子哑了，已经在医院里躺了两个礼拜。她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她的内心已有预感，也可以说是确信，有关萨沙的预感和想法不再像从前那样使她激动不安，这一点也让她感到不悦。她一心想生活，想回到彼得堡，同萨沙的交往已经成了虽然亲切却十分遥远的过去了！她彻夜未眠，早晨坐在窗前，听着周围的动静。楼下当真有人说话：惊慌不安的祖母焦急地问什么。后来有人哭起来……娜佳赶紧下楼，看到奶奶站在屋角，在做祷告，她的脸上满是泪水。桌上有一封电报。

娜佳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听着奶奶哭泣，最后拿起那封电报，读了一遍。上面通知说，亚历山大·季莫费伊奇，简称萨沙，于昨日晨间在萨拉托夫因肺结核病故。

祖母和尼娜·伊凡诺夫娜当即去教堂安排做安魂弥撒。娜佳在各个房间里走了很久，想了许多。她清楚地意识到，她的生活，正如萨沙期望的那样，已经彻底改变；她在这里感到孤单、生疏、多余；这里的一切她都觉得毫无意义，她同过去已经决裂，它消失了，像是焚毁了，连灰烬也随风飘散了，她来到萨沙的房间，站了很久。

“永别了，亲爱的萨沙！”她默念道。于是在她的想象中，一种崭新、广阔、自由的生活展现在她的面前，这种生活，尽管朦胧，充满了神秘，却吸引着她，呼唤她的参与。

她回到楼上房间开始收拾行装，第二天一早就告别了亲人，生气勃勃、高高兴兴地走了——正如她设想的那样，永远离开了这座城市。

（19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