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戈镇，人们都在忙着准备过冬。从11月底起，以至整个12月里，几乎每天都下雪，寒暑表已经降到了零度，还可能下降到零下二十度到三十度。在美国中西部北陲一带，冬天并不是单纯指一个季节而言——它意味着有大量活儿要人们去干。家家户户的大门口，都要架设防风棚。不论在哪一个街区都可以看到，那些可敬的户主们，包括萨姆·克拉克和首富道森先生在内，都不顾个人安危，摇摇欲坠地爬上梯子，给二楼门窗侧壁四周钉上防风窗。只有闹气喘病的埃兹拉·斯托博迪爱摆阔气，雇了一个小伙子替他干活。肯尼科特当然也是亲自动手的，他在安装防风窗时，嘴里叼着一颗颗螺丝钉，活像是露在外面的一排古怪的假牙，急得卡萝尔在卧室里直跺脚，一迭连声地关照他千万不要让螺丝钉掉到肚子里去。

镇上有一个常年打短工的人，名叫迈尔斯·伯恩斯塔姆，可以这么说，如果人人争先恐后请他帮着干零活，那就说明严冬季节已经来临了。迈尔斯·伯恩斯塔姆身材高大，膀圆腰粗，蓄着红胡子，还是个光棍。他脾气固执，一心信仰无神论，不管走到哪儿，都喜欢跟人抬杠，也可以说，是个玩世不恭的圣诞老人84。孩子们都喜欢他，干活时，他会偷偷地溜走，给孩子们讲什么有关航海、贩马和大熊等荒诞不经的故事。孩子们的家长不是嘲笑他，就是憎恨他。在镇上就数他最讲民主。不管是面粉厂老板莱曼·卡斯，还是劳斯特湖边的移民、贫困的芬兰乡巴佬，他见到他们都不分贵贱，一概直呼其名。人们都管他叫“红胡子瑞典佬”，还认为他的神经有点儿不大正常。

伯恩斯塔姆的一双手，真可以说是万能的，锡焊平锅，熔接汽车弹簧，驯服受惊的小牝马，甚至还会精修各式钟表。他曾经用木头雕刻过一艘格洛斯特85造的三桅帆船模型，居然还巧妙地把它装进一个瓶子里。在眼前这一星期里，他几乎成了戈镇举足轻重的大人物。除了萨姆·克拉克店里的机修工，他是镇上唯一会修水管的人。大家都把他请到家里来，给暖气锅炉和水管装置检查一遍。他疲于奔命，从东家赶到西家，一直要忙活到就寝时刻——十点钟。管道破裂后漏出来的水，已在他褐色狗皮大衣的下摆上结成了冰凌，他的那顶进了屋也不摘掉的长毛绒便帽上，沾着一大堆黏糊糊的冰块和煤屑，两只红肿的手冻裂了，嘴里还叼着一支雪茄的烟屁股。

但是他对卡萝尔显得格外殷勤。他弯下身子，给她检查锅炉的通风烟道，然后又把身体支起来，抬起眼睛直瞅着她，结结巴巴地说：“尽管别处我还有活儿，你的炉子我可一定要先修好。”

戈镇比较贫困的人家，若想雇用迈尔斯·伯恩斯塔姆来干活，不用说是一种奢望。迈尔斯·伯恩斯塔姆住的矮棚屋，都是他自己用泥巴和畜肥垒成一道墙，一直高到窗台边沿。铁道两旁原有的防雪栅栏，入夏以来一直堆在富于罗曼蒂克情调的、男孩子们出没无常的木棚子里，这会儿又都被安装在铁道两侧，以防积雪坍下来，掩盖轨道。

庄稼人都坐在自己制造的、铺着棉被和干草的雪橇上，来到了镇上。

皮褂子、皮帽子、皮手套、几乎齐到膝盖的高腰套鞋、长达十英尺的灰色毛绒围巾、厚实的羊毛袜子、里面絮着鸭绒一般松软的黄羊毛的帆布外套、各式鹿皮鞋，还有专供腕部皮肤冻裂的男孩子使用的深红法兰绒腕套，这些带着樟脑味儿的冬令御寒用品，都被翻箱倒柜拿了出来。镇上到处都可以听见小男孩在尖声喊叫：“哦，我戴上手套啦！”或者是“看我的防水靴！”在这北部平原上，从酷暑到严冬，季节的变换太显著了，难怪孩子们得到这种北极探险家的装备时，都会情不自禁地感到惊奇，他们穿戴上这些装备后显得更加神气活现了。

这时候，人们见面时再也不是闲扯家常，而冬令服装成了最好的话题。“您穿上皮衣服了吗？”这就是见面时最客气的一句应酬话。人们在冬装方面也如同在汽车方面一样千差万别。境况差的多半穿黄的和黑的狗皮大褂，但是肯尼科特身上却穿着一件浣熊毛皮长大衣，头上戴着一顶崭新的海豹皮帽子，真可以说派头十足。赶上积雪太深，汽车开不出去时，他要是下乡出诊，就乘坐一辆漂亮的雪橇，全身被皮大衣裹得严严实实的，只能看见他的红鼻子和雪茄露在外面。

卡萝尔自己穿着一件海狸鼠毛皮大衣，走在大街上显得很神气。她喜欢用手指尖摸着如同软缎一样光滑的海狸鼠毛皮。

现在既然镇上的汽车已陷于瘫痪状态，她感到最有劲儿的事，就是去组织户外体育活动。

汽车和桥牌，不仅使戈镇居民在社会地位的高低上表现得更加明显，而且也使他们原来爱好活动的兴趣大大减少了。坐上汽车出去兜兜风，该有多么阔气，而且一点儿也不费劲。滑雪和溜冰反而被看成是“愚蠢”和“老式”的活动。实际上，乡下人巴不得能像城里人那样消遣娱乐，附庸风雅一番，他们这种心理完全跟城里人渴望着到乡下去换换新鲜空气一样，戈镇的人以不乐意到山坡上去滑雪而自鸣得意，就像在圣保罗——或在纽约——人们以爬上山坡滑雪而感到得意扬扬一样。11月中旬，卡萝尔果真搞了一次溜冰活动，结果也很成功。那时候，燕子湖上，一望无边的冰凌在闪闪发光，灰蒙蒙，绿幽幽的。溜冰鞋滑过以后，冰凌上还不断发出回响。湖岸上，叶尖挂着冰花的芦苇，在风中簌簌作响，在乳白色的天空下，橡树枝头上还挂着最后一批枯萎了的叶子，好像不乐意归土似的。哈里·海多克在冰上作“8”字形滑行，卡萝尔也玩得非常痛快。可是天公不作美，下起了鹅毛大雪，溜冰活动也就到此结束了。随后，卡萝尔便竭力主张搞一次在月光下滑雪的活动。那些太太女士们偏偏都舍不得离开自己的暖炉，放下她们仿效城里人整天不离手的桥牌。经过卡萝尔苦口婆心地劝导、敦促以后，她们方才乘着两辆雪橇连在一起的长橇，沿着一长溜斜山坡滑了下去。哪知道雪橇来了个人仰马翻，大家的脖子颈里灌满了雪，她们一个劲儿尖声叫喊：“再来一次该有多好！”其实，她们再也不会有这种勇气了。

这时候，她还嘴干唇焦地撺掇另一伙人去滑雪呢。她们兴高采烈，大喊大叫，互相投掷雪球，并且跟她说她们玩得真是太开心了，还希望不久再参加一次上山滑雪活动。不过，当她们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后，就说什么也不肯再把自己心爱的桥牌指南手册放下了。

卡萝尔这会儿好像有些茫然若失。肯尼科特邀她一块儿到树林子里打兔子，她觉得很高兴。她好不容易绕过野火烧剩下来的树桩和悬着冰凌的橡树，越过留下了兔、鼠和飞鸟爪印的大雪堆，在人迹罕至的树林里匍匐前进。当肯尼科特纵身一跳，站到一小丛矮树上，对准从里面跑出来的一只兔子开了一枪时，她禁不住发出一阵尖叫声。他穿着一件双排扣紧身水手外套，还有毛线衣和高筒皮靴，在这树林里显得更加虎虎有生气。那天晚上，她胃口特别好，吃了不少牛排和烤土豆。她用手指尖擦了一下他的护耳罩，不知怎的闪起了一星星火花。她一倒头就睡了足足十二小时，梦醒以后，还在念叨着：戈镇这个地方，是多么富饶美丽！

起床后，她看到阳光照在雪地上，闪亮闪亮的，简直睁不开眼来。她穿着舒适暖和的皮大衣，一溜小跑去了镇上。蔚蓝色的天空，炊烟正从铺满浓霜的木板屋顶袅袅上升，雪橇上叮当作响的铃铛声隐约可闻，人们见面时相互寒暄的洪亮声音，在稀薄而又明朗的空气里不时回荡着，到处可以听到富有节奏感的锯木声。这一天正好赶上星期六，左邻右舍的孩子们忙着劈柴，准备过冬。后院里，一捆捆木柴堆积成山。他们的锯木架就搭在后面的凹地里，到处都是锯下来的淡黄色木屑。那些锯木架的颜色是樱桃红，锯条的刃口上闪着蓝钢的光芒，从刚刚锯下来的白杨、枫木、硬木树、白桦木的剖面上还可以清晰地看出一圈圈年轮来。那些男孩们都脚穿防水靴，身穿镶有大颗珠母纽扣的蓝色法兰绒衬衫，肩披深红的、淡黄的或是浅灰的厚格子呢外套。

卡萝尔冲着那些男孩大声喊道：“今天天气真好呀！”她满面红光地走进了豪兰·古尔德食品杂货店，大衣领口上挂着一丝丝呵气后凝成的雪白的霜花。她买了一听西红柿罐头，仿佛它是极为罕见的东方果品一般，然后就回家去了。她打算在进晚餐时端上一盆西红柿炒蛋，叫肯尼科特大吃一惊。

户外照在雪地上的阳光，是如此令人炫目，以至于她走进屋子，看见门上的把手、桌上的报纸以及每一件表面是白色的东西时，都觉得那上面蒙上了一层令人眼花缭乱的淡紫色光辉。这时就像是刚放完了焰火，四周突然暗了下来，她的头在发晕。不一会儿，她眼前不再冒金花了，就顿觉心旷神怡，浑身充满了活力。她觉得这个世界委实是太美了，就伏在客厅里那张东摇西晃的小桌子上，直抒胸臆写起诗来了。她所写的，无非是下面几行：

天空晴朗，

阳光暖和，

暴风雨再也不会来到。

那天下午，约莫三点钟左右，肯尼科特下乡出诊去了，又赶上碧雅休息——她晚上要到路德会跳舞去。从下午三点一直到午夜，只有卡萝尔一个人在家。她翻阅了杂志上一些纯粹描写爱情的小说，觉得有些困倦了，就坐在暖炉旁边开始沉思起来。

她无意中发现原来自己无所事事。

二

她心里在想：游览市容，访友拜客，她早已不觉得新奇了，溜冰、滑雪和打猎，对她来说也没有多大吸引力了。碧雅这个人很能干，家里的事儿用不着她操劳，卡萝尔只是偶尔干些缝纫织补的活儿。碧雅拾掇房间的时候，卡萝尔常常一面闲聊，一面帮帮她的忙。卡萝尔的烹饪才能，同样也得不到充分发挥。达尔·奥利森肉铺一概不预先接受订货，你只好愁眉苦脸地去问掌柜的，今天除了牛排、猪肉和火腿以外，还有什么其他东西。他们那里的牛肉，不是用刀切的，而是用斧子砍下来的，羊排简直就像鱼翅一样稀罕，肉铺老板把最上等的肉都运往大城市去卖好价钱。

在其他商店，买东西同样没有选择的余地。她走遍全镇也没买到一颗玻璃帽头的图画钉。她心里想买的那种面纱，根本不必到处去寻觅，因为只能有啥买啥；只有在蒙兰·古尔德食品店，才买得到像芦笋罐头那样的奢侈品。至于家务嘛，一年到头都是一个样，只要她稍微照管一下就行。只有博加特寡妇闯进门来烦扰不休时，才把卡萝尔独自寂寞的时间给填满。

她又不能到外面去找事做，因为这对本镇的医生太太来说是最忌讳的。

她是一个满脑子想着工作的女人，但她偏偏没有工作可做。

她能做的，只有三件事：第一，生儿育女；第二，开始她的改革生涯；第三，让自己确确实实跟戈镇打成一片，在礼拜堂、读书会、桥牌会等处的活动中发挥自己的力量。

至于孩子吗，诚然，她是有心向往之，可是——现在她根本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尽管肯尼科特的坦率态度使她感到尴尬，但她还是完全同意他的看法：鉴于目前人类文明已陷入极其愚蠢的状态——这种文明使在培育年轻公民时付出的代价比任何其他蠢事更昂贵，更可怕——因此，在他还没有赚到更多的钱之前就有孩子，实在是不可取的。她觉得很伤心，也许他只知道一味审慎，根本不懂得爱情的全部奥秘，可是，她又半信半疑地认为“将来再说”也好，就不再去想它了。

她的“改革”计划，她要美化那条不堪入目的大街的心愿，尽管模糊不清，但是她一定要付诸实现，而且她的决心很大！她用柔嫩的拳头敲着暖炉，借以表达自己的决心。尽管她赌咒发誓过了，但是这个革新运动究竟何时开始，又从何处着手，她心里还连个谱都没有呢。

她真的能跟戈镇打成一片吗？她心里仔细琢磨着，似乎并不乐观。她想，她根本不了解人们是不是真的喜欢她。不久前她跟镇上的妇女们一起吃过午茶，也到各个店铺找商人聊过天，可惜只是她一个人在滔滔不绝地大放厥词，他们简直没有机会插嘴，来谈一谈他们对她的看法。男人们对她微笑着，但他们果真喜欢她吗？她在妇女们中间表现得很活跃，但她真的已经是她们圈子里的一员了吗？她曾跟她们在一起交头接耳，叽叽喳喳地背后议论别人——这在戈镇就是弥足珍贵的秘闻——现在回想起来，次数并不很多。

她上床后心里还是疑虑重重，久久不能入睡。

转天，她上街买东西时，就冷静地注意观察别人对她的态度。戴夫·戴尔和萨姆·克拉克正如她预料的那样，对她依然非常友好，可是切斯特·达沙韦在阴阳怪气地说“你——好——”的时候，不就是有点儿粗鲁无礼吗？食品店老板豪兰，看起来好像不爱答理人似的，难道说他平时的态度就是这样吗？

“留神注意别人的眼色，真叫人恼火！我在圣保罗完全不管这一套。但是到了这里，我几乎成了别人侦察的对象。他们时时刻刻盯住我不放。我绝不会因此终日惶惶不安。”她自言自语道，一想起自己孤立无援，又受了那么多的气，不免感到非常激动。她认为在采取守势的同时还应向他们发动攻势。

三

人行道上，积雪已经融化了。入夜，不时听到湖上坚冰坼裂时发出金石撞击般的铮铮声。到了早晨，天空清朗，街上一片繁忙景象。卡萝尔头上戴着一顶圆形软帽，身上穿着一条苏格兰粗呢长裙，像是大学里要去打曲棍球的低年级的女学生。她真想提高嗓门喊几声，让自己的两条腿也在街上遛上几圈。在买完东西回家的路上，她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那种跃跃欲试的心情了，就沿着一排房子往前奔去，踩着人行道的边石，从一大堆烂雪泥上跳了过去，还像小孩子一般大声呼喊着。

她发现有三个老妇人挤在一个窗口上，张大嘴巴正看着她，她们目光如炬，使她惊呆了。街对面的另一个窗口里，有人正偷偷地掀开窗帘。她猛地站住，趔趄不前，随后她换上慢条斯理的步伐，继续往前走去。顷刻之间，少女卡萝尔又变成了肯尼科特大夫的太太。

她再也不会觉得自己是那么年轻，那么大胆，那么自由了，她再也不会在大街上乱奔乱跑，大喊大叫了。下星期她要参加芳华俱乐部主办的每周一次的桥牌会，那时卡萝尔就得以一位雍容华贵的年轻夫人身份莅会了。

四

芳华俱乐部的会员人数在十四到二十六人之间，是戈镇上流社会这幢高楼大厦上的一道彩绘飞檐。它具有乡谊会86的性质，跟“外交使团联谊会”、“圣西西里亚会”、“里茨交谊会”、“二十人俱乐部”一样。谁一旦加入了这个俱乐部，也就“跻身于”戈镇上流社会了。尽管有一部分会员也加入了妇女读书会，但芳华俱乐部的会员却照样挖苦嘲笑妇女读书会，认为它不仅市侩习气太浓，甚至还“自炫趣味高雅”。

芳华俱乐部的会员，十之八九是已婚的年轻妇女，她们的丈夫也就成为非正式会员了。她们每星期举行一次妇女桥牌午会，每月举行一次她们的丈夫也参加的晚餐会和桥牌晚会；每年在共济会大厅举行两次舞会，全镇为之轰动。在舞会上，女士们披着透明的纱巾，大跳特跳探戈舞，还卖弄风骚，暗中争风吃醋。恐怕只有“救火会”和“东方明星社”一年一度的舞会可以和它相媲美，不过，上述两社团在选择会员时极不严格，参加舞会的还有铁路道班工人偕同出钱雇来的姑娘们。有一次，埃拉·斯托博迪坐着马车去参加芳华俱乐部的舞会，那种马车是只有大出殡时才坐的。而哈里·海多克和特里·古尔德医生，总是穿着本镇绝无仅有的晚礼服莅会。

就在卡萝尔兀自疑虑后不久，芳华俱乐部的桥牌午会在久恩尼塔·海多克的新落成的混凝土结构、周围有平台的住邸举行了。那幢房子的大门是用橡木雕成的，擦得油光闪亮，窗子上也都镶嵌着明晃晃的、镜子般的大块厚玻璃。前厅刚抹上灰泥，还摆着好几盆蕨类植物。小客厅里可以看到一只乌黑的莫里斯式橡木安乐椅，十六张彩色图片，还有一张上过漆的小方桌，桌上放着用雪茄盒饰带编成的一块小垫子，上面摆着一本带插图的作为赠品的杂志，还有一副套着深褐色皮壳子的纸牌。

卡萝尔一走进去，就扑面吹来一阵像是来自烤炉的又闷又干的热风。大家已在玩桥牌。尽管她多次下决心要学，可惜她至今也没有学会打桥牌。她赔着笑脸向久恩尼塔表示歉意，想到自己往后还要向她道歉，就感到怪害臊的。

戴夫·戴尔太太，面色蜡黄，一副病容，但好歹还透着一点儿秀气。她这个女人一天到晚不是热衷于宗教迷信，就是哼哼唧唧，无病呻吟，或者胡说八道，搬弄是非。这会儿她用手指头直点着卡萝尔的鼻子，尖声说道：“你这个坏东西！我们一点儿都不刁难你，让你加入了芳华俱乐部，看来你并不觉得脸上增光呀！”

坐在第二桌的切斯特·达沙韦太太，用胳膊肘捅了一下她的邻座。但卡萝尔还是尽可能保持新嫁娘那种楚楚动人的风度，她吃吃地笑着说：“你说得一点儿都不错哪！我这个人可懒得很，今儿晚上我就叫威尔教我玩桥牌。”她的话儿说得既恳切又委婉，那悦耳动听的声音，像小鸟在窝里嘤鸣，像复活节礼拜堂里的钟声，像盖着一层雪白霜花的圣诞贺卡。可她内心深处却在咆哮着：“刚才这些话还不够甜吗？”她在一只富有温文尔雅的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最最小的摇椅里坐了下来。不过，她所看到的或者她所想到的是：那些女人在她初到戈镇时曾用咯咯笑声欢迎过她，而现在只不过傲慢无礼地对她点点头罢了。

纸牌刚打完一局，间歇时，她试探着对杰克逊·埃尔德太太说：“我们再举行一次长橇滑雪活动，你说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