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宣2020年12月6日书，渭止老城时迎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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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名周宣，生在1979年秋。

仅是个没有社会阅历的大学生。

我自杀于2000年，此外没有别的要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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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十岁之前，我家庭和睦。

十岁之后，家庭依旧和睦。

我认为如此。

我认定如此。

*

1989年，也就是我十岁那年，我爸妈公司的货轮失事，赔得近乎倾家荡产。

或许是因为愤怒积压且难以排解，他们开始酗酒，对我的教育方式也发生了转变。

口头训诫变作了间歇性的殴打。

哪怕我什么错也没犯，仅仅是经过他们房前。

但是没关系，因为拳点过后，他们会抱住我，说他们爱我。

我知道，打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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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在饭店二楼，一楼是做生意的地方。

1990年，由于爸妈忙于处理货运公司的事务，便请四叔和大姨来帮忙经营一楼的饭店生意。

那一年，我迎来了第一个家庭教师。他叫平佑，见识很渊博，为人也友善。

饭店里渐渐地热闹起来，但我觉得有点不太方便。

因为爸妈说身上的淤青不能给外人瞧着。

他们说不止是客人和老师，大姨和四叔也算是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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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我12岁。

暑期的某一日，四叔忽而颤抖地抱住我。他告诉我，李家绑架案今天找着人了——

李素死了，李策给警察救下来了，但是精神变得很坏。

我哭了，不知道是因为李素死了，李策病了，还是因为四叔抱得太用力，挤到了我身上大片的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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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秋季开学测试，我的成绩一落千丈。

爸妈怀疑我谈恋爱了，我说我没有。

我也确实没有。

或许是为了找到理由，他们翻看了我的日记本，在上边找到了一个反覆出现的名字。

那是一个学长的名字，旁边还有零星几句我摘抄下来的情诗。

我那会儿情窦初开，他是我头一个喜欢上的人。

我是暗恋，没打算表白。

我也只是喜欢他，没想那么多。

后来我爸妈歇斯底里地抓着日记本怼到我眼前，斥骂我是个疯子、变态时，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爸那夜是往死里揍的我，他一边打，一边嚷叫着他的儿子绝不可能喜欢男人。

我被他俩揪着打了一夜，昏死过去再醒来时，面上五官没有哪一个是不肿的，血洒在地上粘稠一大摊。

但因为我的骨头没断，裂开的伤口也不大深，所以不用去医院。

爸妈说他们已经摸着了揍人的门道。

他们帮我向学校请了假。

家里隔音很好，所以我若不说，没人知道是他们打的。

爸妈叮嘱我，有人问起来，要说是自个儿从楼梯上摔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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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妈说学校里老师不负责，容易带坏孩子，于是那个学期我便办理了休学手续，由平叔他负责我的教学。

年末那会儿，爸妈给我请了个心理医生，那人很年轻，样貌也清秀，叫做“俞均”。

爸妈告诉我，男人喜欢男人是病，而那个医生就是来为我治疗这个喜欢男人的病的。

他们像是不放心，又跟我说，大姨他们要是问起来，要说自己是因为听到表妹表弟的事情，太伤心，所以得了病，病名叫“创伤后应激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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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因为不上学待在家里的时间变长了，我被爸妈打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了。

不知怎么的，就叫大姨和四叔发现了。

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不可能一周内从楼梯上摔下来五六次吧。

有一天，大姨把行李都收拾好了，握住我的两只手，说她带我走，去一个爸妈打不着的地方。

我拒绝了。

我说，爸妈是因为爱我，才会打我的。

大姨和四叔满脸愕然，到最后他俩皆暴跳如雷。

四叔指着我，说我是个疯子。

我说，是的，我是疯子，我患的病是“创伤后应激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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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我13岁。

随着伤口的只增不减，平叔也意识到我正在挨我爸妈的揍。

一日他小心地将我拉进自个儿的房间，说，宣啊，咱们一块去区里举报他们吧。

他苦口婆心地劝说我。

我不答应，我说，爸妈他们没错啊。

大惊小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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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年的每一天，我都有一个小时和俞大夫交谈的时间。

俞大夫很有亲和力，我是一个有些认生的人，可是很快我便叫了他“哥”。

渐渐的，我再记不清那个暗恋的学长的样子，我也是这么和爸妈说的。

可是我夜里想事的时候，总会想起俞哥。

我那时不知道那是喜欢，我只以为我的病快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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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年末，姑姑和姑父听说我家有一位很厉害的心理医生，恰巧也有家庭教师，想将我的表弟李策送来一道疗养。

大姨和四叔本来是抗拒的，他们跟姑姑一家说了我被我爸妈打的事儿，可是姑姑说，阿策是她的儿子，我爸妈不会打他的。

四叔拗不过，答应了。

主要还是因为他们听说，阿策患的病和我的一样，是“创伤后应激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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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我14岁。

我从小就很照顾阿策，他生了病后变得很消瘦，叫我生了怜悯，自然更是处处关照。

可是有一回，我为了安慰那突然蹲身发起抖来的阿策，给了他一个拥抱，又模仿着阿素从前安慰他的办法，亲了亲他的额头。

那一场面叫我爸看着了，他当着阿策的面，拿拳头揍我的肚子。我滚去地上，他就拿皮鞋踩我的脸。

他骂我“死同性恋”“变态”“恶心的疯子”。

后来我吐了血，一口牙都险些碎了。

爸那次气红了眼，揪住我的领子，要我去和我李姑父道歉。

李姑父当时神情很严肃，但是我知道他也觉得惶恐，因为他的手有些发抖。

我叫爸揪着领子，勒得喘不上来气。我忘了自己是怎么组织语言的了，只记得我跟姑父说了很多句对不起。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是个死同性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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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我15岁，我复学了，因为平叔被我爸妈发现他偷摸着给社区写关于家暴的投诉信。

那段时间爸妈很少打我的脸，一般都打身子。

我刚复学，没什么人和我玩，所以我每天都想回家，因为家里有爸妈爱我，还有阿策和俞哥。

可是我好像开始不满足于被爱了，

我也想爱人。

于是阿策9岁那年，我第一次挥手打了他。

——是为了训导，也是因为我爱他。

阿策没有反抗，因为我是他最喜欢的表哥，也因为我是他这疯子唯一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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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我16岁。

由于阿策对于我暴力行为的纵容，我开始有些上瘾了。

那年我殴打了一个同班好友，因为他不听我的话，我爱他，所以我要肩负起纠正他的责任。

我朋友的父母报了警，审理这一校园暴力事件的警察是个年轻人，叫“黄复”。

他很凶，敲着警棍问我为什么做出那样的举动。

我说，因为我爱他。

他让我仔细看看我那好友身上被我打出多少伤，我说，那是爱的表现。

他骂我神经病，还说我没挨打，难道是因为没人爱吗？

我没回答。

后来我因为那起霸淩事件多次出入警局，他不知怎么好像盯上了我，总来找我说话。

又一次扯到我没挨打就是没人爱的时候。

我生气，脱掉校服外套给他展示伤口，说我有父母爱我。

他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

从此他便缠上了我，回回放学都蹲守在校门处劝我报警。

我学他的话，说他是神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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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我18岁。

我们家很重视成人礼，回回遇着小辈成年，一大家子都要聚在一块儿给小辈办生日宴。

然而那日我爸妈喝了酒，忽而就将酒瓶子冲我砸来，拳打脚踢。

他们瞪着眼骂我，骂他们怎么就生出我这么个恶心的同性恋，夜里梦呓竟然喊心理医生的名字！那是个男人啊！

他们还骂我在学校打人，把他们的脸都丢光了。

他们好像很委屈，一边说我不孝，一边说我丢脸，还说我克他们，说他们生了我是倒了八辈子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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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礼结束后不久，四叔告诉我，他替我聘请了一名律师，叫做孟羽。

他们告诉我，他们决定起诉我爸妈。

我大惊失色，说不行，我爸妈没错，他们只是因为爱我。

由于我的不配合，以及证据缺乏，第一次起诉以他们的败诉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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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起诉使得大姨、四叔与我爸妈彻底撕破了脸。

他们离开了鸿运饭店，却依旧没有停止搜集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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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我19岁，他们筹备了许久的二次起诉，仍旧以败诉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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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我20岁。

我考上了大学，在一次回家的时候，由于爸妈生意不顺，再度酗酒，我经受了此生最严重的一顿打。

他们冲着我的腿揍，抄起板凳砸断了我的腿骨。

从头上淌下的血液遮挡了我的视线，我只能凭藉拳点和各式工具带来的痛感，判断他们的位置。

我是在接受爸妈的爱，可是那次打得实在太狠了，求生的本能叫我拨通了四叔的电话。

我说不出话，给他听了近乎一个小时的殴打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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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睁眼时，已经身处医院。大夫告诉我，我腿部落下了残疾。

我问那守在我身边流泪的姑姑一家以及大姨。

“我爸妈呢？”

他们说，在法庭和四叔对峙。

这回四叔赢了，我爸妈被送进了监狱。而接受不了此事，变得暴怒无常的我，则被大姨和姑姑们含泪送进了精神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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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大夫将我十多年来的看法推翻了。

他们告诉我，我爸妈那样对我，并不是因为爱我，他们是在为自个儿恶性的情绪宣泄方法找藉口，而我是他们不成熟举动的牺牲品。

他们告诉我，我爸妈那样是家庭暴力，是暴力，不是爱。

我流着眼泪问他们，暴力和爱的界限在哪里。

他们说，当我意识到那是暴力的时候，当我只能从中感受到痛苦的时候，它就不能称是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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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精神病院待了一年多。

出院后我复学了，生活很美好。

没有挨打的生活很美好，即使我的脚跛了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