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弥留之际》可以算是一则反讽的道德寓言。本德仑一家人的送葬历程具有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的框架，但这家人的旅程终点是下葬的墓地，而不是飞升的天堂，送葬者不是道德化身的圣徒，而是各怀私心的凡夫俗子。圣徒朝圣是为了得到救赎，送葬者却想借送葬之机进城办自己的私事——安斯要装假牙、杜薇·德尔要买药打胎、瓦德曼要买小火车，可是最后除安斯大有所获外，卡什又一次折断了腿，珠尔舍去了心爱的马，杜薇·德尔打胎药没买成还遭药店伙计猥亵，瓦德曼向往玩具火车却连到橱窗前观望的工夫也没有。最具反讽的是达尔的结局，他参加送葬没怀个人目的，却因放火烧了谷仓被送进了疯人院。

开放的阅读视野，多样的主题意义

我们在阅读《我弥留之际》时，可以拓开阅读视野，不拘泥于一般的、较为熟知的层面，随着各自的兴趣爱好或不同的主题关注，去寻找多样的主题含蕴，或从创作的艺术层面，去领略精湛的艺术技巧。福克纳的小说是经得住这样多层次、多视角的阅读的。

我们可以关注小说中的人物。比如艾迪·本德仑这个人物，在《我弥留之际》里尽管只有一节独白，但她无疑是小说的轴心人物。仔细阅读小说的第40节，我们会发现有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首先，作为一个女性人物，她的思想、性格、见解和行为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叛倾向，可以算得上是一位美国早期的女权主义者的代表。

她是一个坚守自我、独来独往、十分孤傲的女人。她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按照自己的信念生活，坦诚无伪，与此同时，她不相信任何人。她曾经是一名小学教员，可她不爱她的学生，“他们每个人心里都藏有自己的秘密和私心，都流着彼此不同的血液，跟我的血液也不一样”。82她恨不得拿鞭子抽打他们，打得他们鲜血淋淋才解恨。她对家人的态度也很异样，认为生孩子是“结婚的报应”，生下第二个孩子后想把丈夫杀了；她生了六个孩子却不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骨肉。就这样，她拒绝了自己的学生、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孩子，同时也就拒绝了生活本身。当然，她不相信任何人，无法与人沟通，是她的孤独造成的。她试图以抽打学生来摆脱孤独，来表明自己的存在，试图用上帝“所指定的工具”——维特菲尔德牧师来摆脱对婚姻的失望，可都没有成功。于是，“‘时间’、‘安斯’、‘爱’，叫作什么都行，反正都在圆圈之外”。她就这样生活在“圆圈”——自我封闭的孤独之中，直到死去。

她不相信任何人，连沟通人与人之间思想的话语也不相信。她有一套独特的话语见解，认为“词语是没用的，就在人们说话想要表达的当儿那词意就不对劲了”。“爱”这个词“只是填补空缺的一个影子。真到了时候，你并不需要那样一个词来表明，就像不需要‘骄傲’或‘恐惧’那样的词语一样”。无论什么词，都是“需要这个词的人发明出来的”，与事实毫无联系。她还说：“我知道活着是可怕的……因为我们得通过使用词语相互利用……”完全否定话语的价值和功能，这是她的虚无主义思想的表现，是她处于彻底孤独境地的结果，也是她无法与他人沟通、建立起正常的人际关系的绝望心理的写照。

她对“性欲”的理解和她的性行为，都带有女权主义者的特色。她认为“性欲”是体内“狂野沸腾于天地的热血”在作怪，让人难以忍受是因为季节的影响，早春时节，最难将息。因为万物复苏的春天，也是动物（包括人）发情的日子。她不是“爱”上了安斯，而是“接受了”安斯，因为他的家里没有女人，可是他“有一栋房子，还有一个不错的农场”。她与安斯的婚姻是十分现实的。可是，当她与安斯的婚姻令她失望后，她便去找了个情人，到树林里与他幽会。这就是她的性自由，她对这种事并不在乎，“我什么也不隐瞒，谁我也不想欺骗”。

总之，围绕艾迪·本德仑这个女性人物，可以从女性主义的角度阅读这部小说，也可以把艾迪和科拉对照起来阅读。

达尔这个人物也是值得特别关注的。他是这部小说最主要的叙事人，在十五个叙述者的所有五十九段独白之中，达尔的占了十九段，约为三分之一，小说的大部分情节是由他叙述的，他是事件的枢纽和推动者，其他叙述者只是做些补充或从不同的视角提供看法。

达尔出生在一个没有母爱的家庭，深为没有母爱而痛苦，他说：“因为我没有母亲，我不可能爱我母亲。”（见21节，第79页）正是由于没有母爱，他感到孤独和苦恼，不知自己是谁，自己存不存在，而且常常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强烈的孤独感和失落感带来精神上的创伤，他在人们眼里显得性格孤僻，行为乖张，被认为精神有毛病。他老是跟珠尔过不去，也正是母亲抛弃了他而钟爱珠尔的缘故。

达尔孤僻偏执，却十分敏感，具有某些精神不正常的人所特有的非凡的想象力和洞察力，能够看到他不在场时发生的情景并且看穿别人的心思。他和《喧哗与骚动》里的昆廷颇有相似之处，两人都十分敏感内向，结局也相差不多，一个跳河自杀，一个精神分裂。达尔放火来结束送葬旅程，应当说是过激行为而不是发疯的表现，卡什认为这种做法有些在理：“于是后来，达尔发现我们当中似乎应该有人出来做点什么，我几乎相信在某种程度上他做的没有错。”（见53节，第203页）可是，在最后被押上火车送去疯人院的时候，他大笑不止。这时他显然已经精神分裂，把“达尔”当作了另一个人，并用第三人称来称呼，问“他”在笑什么。

文学里有“诗人-疯子”一说，达尔是不是这类人我们姑且不论，但达尔的诗人气质在小说里却有充分的表现。弗·卡尔说：“在达尔的段落里，我们见到某些福克纳笔下最具狂想曲色彩的散文……福克纳为达尔的视野发明了一种语言。”83这类例子在小说里不胜枚举，比如用木瓢从杉木桶里取水喝的快感和情景，他描写得多么细腻和独特：“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开始明白：水装进了杉木桶里，过些时候，味道要好得多。喝起来温凉温凉的，还暗带一丝儿香味，就像七月天杉树林里吹过的热风……到了夜里，水就更好喝了。我老爱躺在门厅的铺板上，在那儿等着，听大家都睡着了，再起身摸回到水桶边。周围一片漆黑，搁板是黑的，静止的水面仿佛凭空成了一个圆洞，我用瓢去搅醒水面之前，说不定还能看见桶里有一两颗星星；在我喝水之前，没准瓢里还能看见一两颗星星。”（见3节，第7页）同样，达尔会做关于存在不存在的哲理思考：“在一间陌生的房里，你必须什么都不想才能入睡。在你做到什么都不想之前，你是什么？而在你什么都不想的入睡之际，你什么也不是了。当你酣然大睡时，你便没了自己，从来不曾存在。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我也不知道自己存在还是不存在。珠尔知道他存在，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存在不存在这回事。他做不到入睡前什么都不想，因为他不是他自己的存在而是他不存在的自我。”（见17节，第66页）

达尔是个农村青年，小说里没有提到他受过什么教育，他的诗人气质仿佛是天生的，他那些诗情画意的描写和富有哲理的思辨有可能吗？这不禁让人想到达尔是不是福克纳的影子，甚至是福克纳的代言人。看来，达尔充当小说最主要的叙述者不是偶然的，于是有了从传记角度来考察达尔这个人物的可能。也有评论家指出：福克纳在青年时代，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复员回家的那个阶段，他像达尔那样，性情古怪，成天东游西荡。那段时间福克纳也经常写诗。评论还提到，小说中的艾迪和安斯与福克纳的母亲莫德、父亲默里的情形也有相似的地方，小说中艾迪夜间拒绝安斯，莫德也有不让默里进卧室的时候。

报复心理在小说中也是一个有趣的话题。由于丧失了传统的精神价值，本德仑一家没有尊老爱幼、相互关爱的情怀，缺少母爱更给子女带来精神伤害，使他们性格扭曲。小说中的送葬历险情节就架构在恶意的报复上。艾迪生了第二个孩子达尔，感到是受了安斯的欺骗，于是决定报复安斯，她说：“我的报复是让他永远不知道我在报复他。达尔出生后我要安斯答应，我死后把我运回杰弗逊安葬……”（见40节，第150页）她当了小学教师后感到教师生活平淡无聊，怨恨她的父亲，“当我想到这种日子似乎就是通向不死不活的唯一途径时，我会憎恨父亲干吗要播下我这颗种子”（见40节，第147页）。父亲死了报复谁呢？她于是对小学生充满仇恨，通过鞭打他们来发泄恨意：“我总是期待那些学生犯错，这时我就可以用鞭子抽打他们。每一鞭打下去，我都会感到像是打到自己的身上；每一条留下的鞭痕和从印迹涌出的血，都像是我自己的血液；每抽一鞭我都会想：现在你可知道我的厉害了吧！”（见40节，第147页）也许在她这种心理的影响下，她的孩子们也把自己的孤独的苦恼和生存的失落感发泄到他人身上。达尔不满艾迪对珠尔的偏爱，常常充满嫉妒，处处与珠尔过不去，虽是兄弟，他竟冲着珠尔问：“珠尔，你娘是一匹马，可你爹是谁呢？”（见48节，第183页）他在艾迪弥留之际，还怂恿安斯让他和珠尔去拉一趟木料，耽误了送葬出发的时间；在返回的路上，他一再重复地说：“你知不知道艾迪·本德仑就要死了？艾迪·本德仑就要死了。”（见10节，第33页）在送葬快到目的地时，达尔竟然放火企图烧毁艾迪的棺材。反过来也一样，珠尔得知是达尔放的火，极力主张“把他抓了绑起来”（见53节，第202页），还叫嚷着：“宰了他！宰了这狗娘养的！”（见53节，第207页）杜薇·德尔被达尔发现了丑闻，二人虽然心照不宣，但她一直害怕达尔看她时的那副目光。等到有人来抓达尔的时候，报复的机会到了，杜薇·德尔“像只野猫似的猛扑向他……对着达尔又抓又扯”（见53节，第207页）。

小说的结尾耐人寻味，送葬历险以光明的喜剧收尾，艾迪安葬之后，本德仑一家似乎获得了新生，起码生活有了一个新的起点。安斯装了一副假牙，有了一台留声机，他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子女面前，还出人预料地娶了一个新夫人。不难想象的是，还有打胎未成的杜薇·德尔，她会给这个世界增添一个新生命。这样，死亡与新生获得了平衡。这就是福克纳的乐观主义，正像他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里说的：“我不想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人是不朽的，因为他的族类会延续下去。”

《我弥留之际》是公认的福克纳名著之一，名著是耐读的，它的主题是多样的，不确定的。深读见深，浅读见浅。以不同的角度阅读，往往会见到不同的景色。

蓝仁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