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森嘟囔着说了一大堆骂人的字眼，然后转过身去，通过商务舱的出口下了飞机。

2A男子打开头顶上的行李架，掏出了我的行李。在他的手中，行李箱的重量似乎微不足道。

在他把我破旧的黑色行李箱放在过道上时，我畏缩了一下。他松开手，箱子微微倾斜了一下——4个轮子中的一个已经丢失了。这个行李箱是我在上大学时某年圣诞节的礼物。鉴于自己很少外出旅行，我似乎没有必要花钱去更换它。它摇摇晃晃的样子让我感觉自己仿佛因为欺骗罪而出现在了英国政府的一号法庭里，被人指正我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305航班的头等舱里。律师无疑会将陪审团的注意力引向我未曾撕掉的标签残留物上。那个标签是我一个喝醉酒的朋友大约10年前在西班牙为我贴上的，上面写的可能是“我爱鳄梨色拉酱”，也可能是“革命万岁”——我记不清了。

“谢谢。”我的声音有些尖利刺耳。

先是前往帕丁顿火车站的希思罗机场快线，然后是地铁。我一直盯着自己的手机，却没有开机，害怕等待着我的消息。

回到家，我终于按下了开机键。

两条语音留言。一条来自我的经纪人，另一条来自母亲。

经纪人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尖叫起来：“<b>嘿，哈珀，希望你旅途愉快。到家给我打电话。他们正在催我回复你的决定。如果你退出，他们会继续寻找别人。他们不想那么做，我也不想他们那么做。这是个很棒的机遇，哈珀。我们要想清楚，对吗？”</b>

母亲只不过想要确定自己的独生女没有坠入大西洋或是英格兰郊外的某个地方。时间已经很晚了，但我知道她还没有睡，而是忧虑地等待着我的电话。于是我拨通了她的号码。

对话显然是单方面的：唠唠叨叨的人一直是她。我坐在铺着奶油色沙发套的塌陷沙发里，听着老老少少的亲戚们最近的消息。我知道她最后打算提及什么，并且已经在心理上做好了准备。我的表兄伊森就要去哈罗读书了，可我的舅舅和舅妈根本负担不起。说到舅舅们，克莱夫买了一匹马。母亲猜测这是因为他遭遇了中年危机。她认为这样的结果总比婚外恋要好得多。而且……说到约会——

在那之后，我挂断了电话，在公寓里踱了一会儿步，反复思索着那个决定。我从床垫下抽出爱丽丝·卡特的笔记本，把它放在咖啡桌上，满怀同情地注视着它，仿佛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孩子，要趁她心碎之前安慰她。<b>暑假必须再等一年了，亲爱的。妈妈必须要工作。</b>我想结果一定会是这样。但随后我就能自由地完成爱丽丝的故事了，给予她应得的时间。

这话听上去像是一个理性、有负责感的成年人做出的决定。

我在骗谁呢？我还在摇摆不定，就像我破旧不堪的三轮行李箱。也许我可以用稿费把它换掉。

只有一件事要做了，一件能够帮助我做出决定的事情。

我重新穿上外衣，迈着沉重的脚步走下楼去：伏特加还是葡萄酒？

鉴于我现在必须做出实用、理性而又成熟的决定，我会选择伏特加。更划算，更容易带来启示，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拥有让人坚定自己决定的力量——何况卡路里也要更少一些。少摄入些卡路里是件好事。正如母亲刚才提醒我的那样，我可不想成为一个顶着啤酒肚的老姑娘，像表姐多莉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