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安静。”大卫道，“若我们不能向上司证明我们有控制城市的能力，那这些实验很可能会被关掉。芝加哥若再出乱子，只能证明我们的努力已远远超过它存在的意义——要想继续与基因缺陷作斗争，我们就绝不能允许类似事情发生。”

不知为何，大卫疲倦憔悴的表情后，却是坚毅刚强的决心，我信他说的话，他绝不会允许那样的事情发生。

“是时候用记忆血清来进行大规模记忆重置了，”他说，“我觉得我们在剩下的四个实验中要一块儿用。”

“重置记忆？”我抑制不住地脱口而出，话音一落，整个屋子里的人都扭头看我，他们好像全然忘了我这个来自他们所讨论的实验中的成员还在这间屋子里。

“‘重置’即在大范围内抹掉人们的记忆，”大卫说，“当包含行为修正的实验有失败的危险时，我们通常都会采用这种手段。我们在创立每一个有行为修正内容的实验时都会这么做，最后一次是在芝加哥，在你们往前的几代时。”他看向我，脸上挂着古怪的笑，“你以为无派别区域为什么有那么多废墟？其实当时有一场起义，我们必须彻底地把它镇压住。”

我震惊地坐在椅子上，脑海中想象着无派别区域那被毁掉的一条条街道，那碎掉的一扇扇窗子，那倒在地上的一个个路灯……那里的损毁和其他任何地方的都不同——甚至也不同于大桥北边那片凄凉的土地，那里虽然也是一片寂寥，却能看出是和平撤出的。我一直泰然自若地看待芝加哥城这片败落的区域，以为这里仅仅是证明无派别的人生活有多困苦的地方，却不曾想，那片废墟竟是镇压起义的结果，竟是记忆重置后的结果。

我因愤怒而一阵作呕。他们镇压暴乱是为了救下他们那宝贵的实验而非挽救成千上万的性命，我可以理解，可他们怎么又理所应当地认为自己有夺走他人记忆和身份的权力呢？仅仅是为了给自己扫平道路吗？

当然，我知道问题的答案。在他们眼中，我们城市里的人们只是GD，只是包含基因材质的载体，唯一可用之处就是一代代传下去的修复基因，而不是睿智的头脑或跳动的心脏。

“什么时候？”一个议员问。

“四十八小时以内。”大卫回道。

大家点了点头，像是觉得这个答案很合理。

我还记得他在办公室中讲过的话：“我们要想在与基因缺陷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就必须有所损失，有所牺牲。你也知道这点，对不对？”我早就该猜到，他会拿成千上万GD的记忆或身份做代价，换取对实验的控制权，他甚至不会去想还有没有其他办法，不会觉得他应该想办法救这些人。

毕竟，他们都是受损基因携带者，不值得他那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