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她是干扰了那东西在墙上写字。”我说。
“它把她弄成了这样？”她像是在乞求我找出另一种解释。
我找不出，因此没有回答，只是继续观察，而她就站在一旁看着我。
生物学家并非侦探，但我开始像侦探一样思考。我查看周围地面，先是辨认出阶梯上自己的足印，然后是勘测员的。我们扰乱了原先的脚印，不过我仍可以看出一些痕迹。首先，那怪物——不管勘测员的期望如何，我无法想象那是个人类——显然是猛地转回身来。粘液残留物不再是平滑的移动轨迹，而是构成顺时针漩涡，我想象中的“脚”所留下的印迹在突然转变中被拉得更长。然而在漩涡之上，我还能看出鞋印。我小心绕开这片冲突的证据，捡起那只靴子。漩涡中间的脚印的确是人类学家的——我也能顺着残缺的鞋印追溯到右边墙壁，她似乎曾紧扒住墙面。
我脑中开始形成一幅景象，人类学家悄悄地在黑暗中摸下来，观察那东西书写文字。尸体周围闪亮的玻璃试管让我猜测，她大概是企图采集样本。但这是多么疯狂与轻率！风险实在太大，而我印象中人类学家根本不是那种冲动或勇敢的类型。我静立片刻，然后继续顺着楼梯往上走，并示意勘测员守在原地，尽管这让她很不安。假如有可供射击的目标，她或许会比较平静，但我们只有自己的想象。
十几级阶梯之后，我仍能在狭窄的视野中看到死去的人类学家。在这里，我找到面对面的两组鞋印。一组属于人类学家，另一组既不是我的，也不是勘测员的。
我一下子明白过来，仿佛看到了一切。半夜里，心理学家叫醒人类学家，将她催眠，然后一起进入塔内，并一路下行至此。这时，心理学家给催眠状态下的人类学家下了一道她应该也知道是自杀性的命令。于是人类学家径直走到在墙上写字的怪物身边，试图采集样本——并因此而丧命，多半十分痛苦。接着，心理学家逃跑了。毫无疑问，当我从此处往下走回去时，没有再发现她的脚印。
我是否对人类学家感到怜悯与同情？软弱，受困于陷阱之中，她别无选择。
勘测员仍在不安地等着我：“你发现什么了？”
“另外有个人跟人类学家在一起。”我把自己的推测告诉勘测员。
“但心理学家为什么要这么做？”她问我，“到了早上我们反正都会下来的。”
我感觉就像从千里之外看着勘测员。
“我不知道，”我说，“但她一直在催眠大家，不仅仅是为了让我们保持平静。也许这勘探的目的跟他们所说的不同。”
“催眠。”她的语气就好像那个词毫无意义似的，“你怎么知道？你怎么可能知道？”勘测员似乎很怨恨——怨恨我，或者我的推测，但不知是哪一样。然而我理解其中原因。
“因为，出于某些原因，我变得不受催眠影响，”我告诉她，“今天我们下来之前，她把你催眠了，以确保你会尽责。我看着她这么做的。”我想要向勘测员坦承——告诉她我是如何变得不受影响的——但我相信，那将是错误的举动。
“你居然什么都没做？假如真是那样的话。”至少她有考虑要相信我。也许她脑中仍有些模糊的残留印象。
“我不想让心理学家知道她无法催眠我。”而且我想要下来。
勘测员静立思考了片刻。
“信不信由你，”我说，“但请相信一点：等我们回到地面时，需作好准备应付任何情况。我们需要束缚住或杀死心理学家，因为我们不知道她的计划。”
“她为什么要有所计划？”勘测员问道。她的语气是鄙视，还是依然只有恐惧？
“因为她得到的命令跟我们的不一样。”我说道，仿佛像是在向个孩子解释。
她没有回答，我认为这是她开始接受这一概念的迹象。
“我先上去，因为她无法影响我。你得戴着这个，也许能帮你抵抗她的催眠暗示。”我将额外的一副耳塞递给她。
她犹豫地接过去。“不，”她说，“我们一起上去，同一时间。”
“这不明智。”我说。
“我不管这是怎么回事。我得跟你一起上去。我不会等在黑暗中让你来解决一切问题。”
对此，我思索了片刻，然后说：“好。不过假如我发现她开始控制你，我就得阻止她。”至少是尝试阻止。
“假如你是对的，”勘测员说，“假如你讲的是实话。”
“我是的。”
她没有理会，继续说：“尸体怎么办？”
那是否意味着我们达成了一致？希望如此。也许在返回途中，她会试图缴我的械。也许心理学家早就让她准备好应付这种状况。
“把人类学家留在这儿。我们不能负担太重，也不知道会携带什么样的污染。”
勘测员点点头。至少她不感情用事。我们都清楚，人类学家就只剩下一副躯壳而已。我竭力控制自己不要去想人类学家生命中的最后时刻。她被迫执行一项会导致自己死亡的任务，一定充满恐惧。她看见了什么？在一切陷入黑暗之前她看到的是什么？
返回之前，我捡起一支散落在人类学家周围的玻璃试管，其中有微量的暗金色物质，仿佛黏乎乎的血肉。也许临终前她终究还是采集到了有用的样本。
我们向着光明攀爬回去。为了让自己分心，我一遍遍回想训练时的情形，寻找有什么线索与信息可以解释我们的发现。但我一无所获，只是发现自己竟如此容易受骗，以为他们告诉我的是有用的东西。训练时，重点始终是我们自身的能力和知识。回头想来，我感觉他们当时几乎是故意在掩饰和误导，还装作是为了让大家不至于受到惊吓与打击。
地图是最首要的误导，因为其作用不就是强调一些东西，又隐藏一些东西吗？他们总是让大家查看地图，记住其中的细节。六个月中，那不知名的教官不停地训练我们记忆灯塔的位置。它在大本营的哪个方位，距离这片房屋有多远，离那一片又有多远。我们需要勘测的海岸线有多长。一切似乎都围绕着灯塔，而不是大本营。我们太习惯于地图，习惯于它的尺寸，习惯于其中的内容，以至于想不到去问为什么，甚至想不到去问有什么。
为什么是这一段海岸？灯塔里有什么？为什么营地设在森林中，远离灯塔，却靠近地下塔（当然，它并不存在于地图中）——还有，大本营是否一直设在此处？地图以外有什么？如今我知道催眠暗示的作用有多强，因而意识到，集中注意力在地图，这本身或许就是一条植入的暗示。我们不提问题是因为被预设了不要提问的指示。而灯塔或许也是触发催眠的潜意识信号，不管它是象征意义的，还是真实的——无论扩张成X区域的是何种存在，灯塔可能就是一切的中心。
他们给予我的本地生态系统概述也有类似的障眼效果。我把大多数时间花在了熟悉此处的过渡生态系统，包括可能遇到的动植物群落、交叉授粉现象，等等。但我也接受了关于菌类和地衣的加强课程。鉴于墙上的文字，我此刻赫然意识到，这才是所有研习的真正目的。假如地图只是为了分散注意力，那生态学研究才是真正替我作准备的课程。除非是我太多疑，不然的话，那意味着他们知道塔的存在，而且可能一直都知道。
我的怀疑由此开始延伸。我们需接受高强度的生存与武器训练，以至于大多数夜晚，每个人都在各自的房间里倒头便睡。即使偶尔一起参训，也是分头行动。第二个月时，他们消除了每个人的名字。只有X区域里的东西可以有名字，而且都只是最宽泛的词条。这同样是一种扰乱，防止提问题，因为有些问题只有通过了解具体细节才能提得出。不过必须是恰当的细节，而不是像X区域有六种毒蛇这样。没错，这是一种猜测，然而我没心情去排除哪怕最不现实的状况。
当我们准备好越过边界时，已经了解一切……但其实也一无所知。
我们从地底钻出来，扯掉面具，眨着眼走进阳光，呼吸新鲜空气，但心理学家并不在附近。我们已准备好应付任何情形，却没考虑到心理学家会消失。这让我们一时不知所措。那是普通的一天，天空明亮蔚蓝，林立的树木投下长长的影子。我取出耳塞，发现根本听不见塔的心跳。塔底下看到的情景与日常平凡的一切竟然可以共存，这让人颇为困扰。就像潜水至深海后上浮太快，只不过让我们得减压症的是记忆中所见到的生物。我们一直在附近寻找心理学家，相信她是躲了起来。我们希望能找到她，因为她一定会给出解释。一段时间过后，继续在塔边的同一区域搜寻显得有些病态。然而在将近一小时内，我们却始终停不下来。
最后，我无法否认事实。
“她走了。”我说。
“她可能回大本营去了。”勘测员说。
“你是否同意，她的消失是一种负罪的表现？”我问道。
勘测员向草丛中啐了一口，凝神注视着我：“不，我不同意。也许她出了什么事。也许她需要回营地。”
“你看到了脚印，也看到了尸体。”
她用步枪指了指：“我们先回大本营。”
我完全无法看透她。不知她是对我产生了敌意，还是仅仅出于谨慎。总之，来到地面上让她胆大起来，而我还是希望她多一点犹疑。
然而回到大本营之后，她的坚决又有些消退。心理学家并不在。不但不在，她还带走了一半补给和大部分枪支，或者是将它们埋到了别处。因此我们知道心理学家还活着。
你得明白我当时的感受，还有勘测员的感受：我们是科学家，接受的训练是为了观察自然现象，以及人类活动的结果。我们不曾受训应对此等奇异事件。在特殊状况下，即使存在假想的敌人，也是一种安慰。如今我们经历的事可谓前所未有，任务开始不到一周，我们不仅在边界上失去语言学家，现在连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也没了。
“好吧，我放弃，”勘测员一边说，一边扔下步枪，垂头丧气地坐到在人类学家帐篷门前的椅子上，而我则在帐篷里面翻查搜寻，“我暂且相信你。因为我实在别无选择。因为我没有更好的推测。现在怎么办？”
人类学家的帐篷里依然毫无线索。她的恐怖命运仍使我心惊。被迫自寻死路。假如我猜得没错，那心理学家就是凶手，比杀死人类学家的怪物更残忍。
我没有回答勘测员，于是她又加强语气重复道：“现在到底要怎么办？”
我从帐篷里钻出来，说道：“检查我拿到的样本，冲洗并查看照片。明天也许再回到塔底下去。”
勘测员发出刺耳的笑声，她在竭力思考如何回答。一时间，她的脸仿佛像要撕裂开来似的，也许她仍在跟催眠暗示的残余效果奋力抗争。最后，她终于说：“不。我不要再下去那地方了。而且那是隧道，不是塔。”
“那你想要干什么？”我问道。
她似乎突破了壁垒，语速变得更快，也更坚决：“回到边界，等待撤离。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继续下去，假如你的猜测是正确的，心理学家此刻正在暗地里策划，哪怕只是寻找借口跟我们解释。不然的话，假如她因为受到攻击而致死伤，那更是需要赶紧撤离的理由。”她点起一支烟。那是我们为数不多的存货之一。两股长长的烟雾从她鼻子里喷出来。
“我还不打算回去，”我告诉她，“现在还不行。”尽管发生了这许多事，我依然一点也没打算返回。
“你喜欢这地方，是真喜欢，对吗？”勘测员说。那其实并非问句，她的语气中带着怜悯或者说厌恶，“你认为这应该持续得更久？告诉你吧，即使是在模拟失败结果的军事演习中，我见过的形势也比这更好。”
她的观点或许没错，但她受到恐惧的驱使。我决定偷师心理学家的拖延策略。
“那就先看一看带回来的东西，然后再作决定。明天你随时可以出发返回边界。”
她又吸了口烟，仔细琢磨着。毕竟去边界需要步行四天。
“有道理。”她说，态度暂时缓和下来。
我没说出心里的想法：也许没那么简单。她穿越回边界之后，或许会跟我丈夫的情况一样，失去独立人格。但我不想让她感觉毫无出路。
下午的剩余时间里，我都在自己帐篷外临时搁置的桌子上用显微镜观察样本。勘测员则在充当暗室的帐篷里冲洗照片，这对习惯于数码上传的人来说是件繁琐的事。等待照片显影的时候，她又去翻查前期勘探队留在大本营的各种地图与文件。
那些样本就像是一串莫名的笑话，我无法理解其精妙之处。构成墙上文字的细胞结构不同寻常，但仍在可接受范围之内。或者说，这些细胞极为完美地模拟了某种腐生生物。我提醒自己，下次要记得从文字后面的墙壁上取样。我不知道菌丝渗入有多深，底下是否还有结节，而表面的菌丝是否只起到岗哨的作用。
手掌状生物的样本组织根本难以解释，虽然这很奇怪，但无法从中获取任何信息，我的意思是，样本里并无细胞，只有连续的琥珀色表面，内部还有一些气泡。当时，我的解释是，这批样品受到了污染，或者此种有机组织分解太快。后来我又有个想法，但那来得太迟，来不及测试：我吸收了该生物的孢子，有可能导致样本作出某种反应。我没有合适的医疗设备，无法检测自从那次遭遇之后，我的身体与思维是否产生了进一步的变化。
然后是人类学家试管里的样本。基于明显的理由，我将它留到最后。我让勘测员取出一部分，抹在玻璃片上，用显微镜观察，并记下结果。
“为什么？”她问，“为什么要我来做？”
我略一迟疑：“理论上说……可能有污染。”
她紧咬牙关，表情生硬：“理论上说，你跟我的受污染程度为何会有不同？”
我耸耸肩：“没什么特殊原因。但我是第一个发现墙上有字的人。”
她看着我，发出刺耳的笑声，仿佛我在胡言乱语。“我们已经走得那么深。不管这地方是怎么回事，你真以为面具可以保护我们吗？”她错了——我认为她错了——但我没有纠正她。出于许多原因，人们可能忽略或简化信息。
于是没什么可再多说的，她继续干她的事，我依然眯缝着眼通过显微镜观察从杀死人类学家的怪物身上取下的样本。起初，我搞不清这是什么，因为太出乎意料。那是脑组织——不是别的脑组织，而是人类的脑组织，只不过稍许有点异常。我当时的想法是，样本已经变质，但即便如此，也并非因为我的缘故：勘测员的记录与我所见到的完全吻合，而当她稍后再看时，也确认样本并无变化。
我通过显微镜窥视，然后抬起头，而后继续窥视，仿佛无法看清样本。最后，我定下心凝神注视，直到眼中只剩下一堆圆圈和歪歪扭扭的曲线。这真是人类的吗？还是它在冒充人类？正如我所说，它有些异常。而且人类学家是如何取样的呢？就拿着个勺子走到怪物跟前问“我能搜集你大脑的活体组织吗？”？不，样本一定是取自外部表层。就是说，不可能是脑组织，也就是说，绝对不可能是人类。我再次产生飘忽晕眩的感觉。
此时，勘测员走过来，将冲印出的照片扔到我桌上。“毫无用处。”她说。
墙上文字的照片全都是混乱的彩色荧光，仿佛对焦不准，而除文字之外的影像则是一片黑暗，少数过渡区域的照片也全都失焦。我想，这大概是由于墙壁缓慢稳定的呼吸所致，也许它还释放其他引起光线扭曲的因素，比如热量之类。这让我想到，我并未从墙壁上取样。我认出文字是生命体，我知道墙壁也是生命体，但我的大脑依然把墙当作无生命的物体，把它当作建筑的一部分。
“我理解。”勘测员说，她显然误解了我的咒骂，“你的运气如何，那些样本怎么样？”
“不行，运气太糟。”我一边说，一边依然注视着照片，“地图和文件里有什么吗？”
勘测员用鼻子出了口气。“什么鬼东西都没有，只是一切似乎都围绕着灯塔——观察灯塔，前往灯塔，住在那该死的灯塔里。”
“所以我们一无所获。”
勘测员并不理会，而是说道：“现在怎么办？”显然她很厌恶这个问题。
“晚餐，”我说，“然后沿着营地周围转一转，确保心理学家没躲在灌木丛里。然后再考虑一下明天做什么。”
“我告诉你吧，有一件事明天我们不会做。我们不会回到那隧道里。”
“塔。”
她瞪着我。
没必要与她争辩。
黄昏时分，我们在营火边吃晚饭，熟悉的哀号声又从盐水沼泽那里传来。我专注于用餐，几乎没有注意。不知何故，食物非常美味。我狼吞虎咽地吃完之后，又去添加，惹得勘测员疑惑地瞪视着我。我们几乎没什么可说的。交谈意味着制订计划，而我定的计划她肯定不喜欢。
起风了，天开始下雨。我感觉每一颗落下的雨滴都像是有着诸多刻面的液体钻石，即使在黑暗中也能折射出光芒。我嗅到海洋的味道，脑中想象着翻滚的波浪。风仿佛有自己的生命，夹带着沼泽芦苇的泥土气息，钻入我的每一个毛孔。在塔内的封闭空间里，我试图忽略自身的变化，但我的感知似乎太过敏锐。我仍在逐渐适应，但这种时候，我往往会想到，仅仅一天之前，我还是另一个人。
我们轮流值夜。让心理学家偷偷摸进来似乎比牺牲睡眠更不明智。她知道营地周围每一根警报触发线的位置，而我们还没时间将它们卸掉重装。我让勘测员值第一轮岗，以示诚意。
半夜里，勘测员进来叫醒我值第二轮岗，但我早已被雷电吵醒。她心情烦躁地上床睡觉去了。我怀疑她并不信任我，只是经过一天的压力，她肯定一刻也无法再睁开眼。
雨依然很大。我并不担心帐篷会被冲走——这是军队制式的，可以承受除龙卷风外的一切天气——但如果我一直保持清醒，还不如去体验一下暴风雨。因此我走到外面，步入杂乱灼人的雨水和阵阵狂风中。我听见帐篷里传来勘测员的鼾声，她或许曾在更恶劣的条件下入睡。营地边缘的信号灯发出昏暗的光线，在其照射之下，帐篷就像是一块块三角形的阴影。我感觉连黑暗都有了生命，围绕在我四周，仿佛具备实际形体。我甚至不能断言这是不是一种凶险的存在。
那一刻，我感觉一切就像是个梦——训练、从前的生活、我离开的那个世界，所有这些都不再重要。唯有此时此地才有意义，而且并非因为我受到心理学家催眠。在这种强烈情绪的控制下，我透过树木间参差狭窄的空间，凝视着远处的海岸。在那里，黑夜、云团与海洋汇聚成一片更广阔的黑暗。再往远处，是另一道边界。
接着，就在那黑暗中，我看到闪动的橙色光芒。只是一小缕光，悬在高高的天空中。我很疑惑，但随即意识到，一定是源自灯塔。我看着它略略移向左上方，消失片刻之后，又出现在更高处，然后便永远消失了。我等待那光芒重新出现，但它再也没有亮起。不知何故，光线熄灭越久，我就越不安，仿佛在这奇怪的地方，一点亮光——不管什么样的亮光——就是文明的迹象。
我丈夫从第十一期勘探队返回，在他与我单独相处的最后一天里，也下了一场暴雨。那一整天就像梦境一样清晰，既熟悉又怪异——在熟悉的日常惯例中，有一种怪异的平静，甚至超越在他走之前我所习惯的气氛。
在他出发去勘探前的数周中，我们经常争吵——激烈地争吵。我将他推到墙边，朝他砸东西，试图击穿他那盔甲般牢固的决心，但如今我知道这多半是催眠暗示强加于他的。“你要是去了，”我对他说，“也许就回不来；就算回来，我也不能保证会等你。”对此，他发出令人恼怒的笑声，并说道：“哦，你一直在等我吗？我到了吗？”当时，他已下定决心，任何阻碍只不过是刺耳的笑话——无论是否被催眠，这都是十分自然的反应，完全符合他的个性。他要决定去做一件事，就会不计后果，一路走下去，让冲动变成动力，尤其是当他感觉自己的贡献意义重大，甚至超越自身的存在时。这是他当初跟随海军进行第二轮巡航的原因之一。
我们的关系变得很脆弱，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很合群，而我偏好独处。这曾经是促进我俩关系的动力，但如今已不再有效。从前，我不仅觉得他英俊，更赞赏他那自信外向、乐于与人接触的性格——我认为这是对我自身个性的一种有益补偿。他也颇具幽默感，我们初次相逢，是在本地一个拥挤的公园里。他假装我俩都是侦探，正在为调查案件而监视一名嫌犯，并由此渗透瓦解了我的沉默寡言。借由编造周围忙碌人群的生活，我们也谈及彼此的日常。
即使当他感觉已突破我的防线，我依然谨慎而孤僻。因此，刚开始的时候，我对他来说一定就像是个谜团。也许我是个待解的谜，也许他只是认为一旦对我有所了解，就能继续突破，找到藏在内心深处的另一个我。在一次争执中，他也的确如此承认——试图将他志愿参加勘探这件事归结为某种标志，以证明我将他推拒得有多远，但后来，他惭愧地收回了这番话。为避免误解，我明确地告诉他：他想要进一步了解的那个人并不存在，我表里如一，也永远不会改变。
在交往早期，我们经常躺在床上聊天。我曾告诉他泳池的事，他被深深吸引住了，或许还期待会有更多有趣的内容。关于我孤独的童年时代，他避而不谈，只是专注于泳池本身。
“要是我的话，就会在池子里开船。”
“船长一定是‘老扑腾’，”我答道，“一切愉快而完美。”
“不，因为我会发现你闷闷不乐，固执阴郁。相当的阴郁。”
“那我会发现你轻率肤浅。真心希望乌龟把你的船撞沉。”
“那样的话，我会造一艘更好的船，然后告诉大家，有个阴郁的孩子老是跟青蛙说话。”
我从不跟青蛙说话；我讨厌将动物拟人化。“所以，假如小时候的我们不喜欢对方，那会怎样？”我问道。
“哦，就算那样，我仍然会喜欢你。”他咧嘴笑道，“你会让我着迷，我会跟你去任何地方。毫不犹豫。”
于是我们就这样以特有的方式重归于好。性格截然相反，却因此建立牢固的关系，我俩对此引以为豪。我们始终陶醉于此种构想中，仿佛那是永不消散的波浪，直到婚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以熟悉的方式将我们摧毁，令人深感沮丧。
然而当他从勘探队返回，所有这一切——无论是好是坏——都不再重要。我没问问题，也没提及以前的争执。他回来之后的第二天早上，当我在他身边醒来，我就知道，我俩相处的时间已到了尽头。
我替他煮早餐，外面大雨如注，闪电在近处闪烁。我们坐在厨房餐桌边，透过玻璃移门，可以看到后院。我们谈论鸡蛋与培根，态度礼貌得令人痛苦。他称赞我新装的灰色鸟食容器，以及随着雨点波动的庭院水景。我问他睡眠是否充足，感觉如何；甚至问他与昨晚相同的问题，比如回来的旅程是否艰辛。
“不，”他说，“毫不费力。”他露出微笑，跟以前那种令人恼火的笑容有几分相似。
“路上用了多久？”我问。
“没多久。”我无法解读他的表情，然而从他呆滞的脸上，我能感觉到悲哀，仿佛他内心仍希望交流，却力不从心。自从我与丈夫相识以来，他从不曾如此忧郁悲哀，因而我有点害怕。
他问起我的研究工作，我告诉他一些新的进展。当时，我所效力的公司正致力于开发能够分解塑料等非生物降解物质的天然产品。这份工作很无趣。之前，我一直依靠各种研究经费在野外考察。再往前追溯，我曾是激进的环护主义者，参与示威抗议，并受雇于一家非营利组织，通过电话寻找潜在的捐助人。
“你的工作呢？”我试探性地问道。关于这个谜团，我不知还有多少绕圈的余地，因此随时准备把话题岔开。
“哦，你知道，”他的语气就像才离开了几周，仿佛我是他的同事，而不是他的爱人，不是他的妻子，“哦，你知道，就那样。没什么新鲜的。”他喝了一大口橙汁——是真的认真品尝，一时间，屋里就只有他享受的气氛。然后，他随口问起房子里的其他改良之处。
早餐后，我们坐在门廊上，看着瓢泼大雨和药草园里的积水。我们看了一会儿书，然后回屋里做爱。那是一种神情恍惚、不断重复的交媾动作，只是因为困在这样的天气里，才感觉比较轻松舒缓。如果说，到目前为止，我仍在假装，那现在就再也不能欺骗自己了，我丈夫并没有完全回家。
午餐之后是看电视——我为他找到一档双人帆船竞赛的重播——以及更多乏味的交谈。他问及一些朋友，但我无法给出答案，我从没再见过他们。这些人其实并非我的朋友，我不会去交朋友，而是从丈夫那里转承。
我们玩一种桌面游戏，对其中一些愚蠢的问题抱以笑声。然后，他记忆中的空缺明显暴露出来，我们停止游戏，沉默笼罩着彼此。他阅读报纸和喜爱的杂志，看电视新闻，但也许只是在装模作样。
我在沙发上打了个盹，醒来后雨停了，而他不在我身边。我逐一查看每间屋子，却找不着他。我尽量克制住惊慌。最后，我来到室外，在房屋的侧面找到了他。他站在几年前买的小船跟前。那船塞不进车库。虽然只是一条大约二十英尺长的游艇，但他很喜欢。
我走上前，挽住他的胳膊，他脸上有一种疑惑而近乎凄凉的表情，仿佛记得这船对他很重要，却想不起原因。他并未对我的存在有所表示，而是继续盯着船看，显得越来越茫然。我能感觉他在尝试唤起某种重要的记忆，但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那跟我有关。当时他要是能想起来，或许就可以告诉我一些至关重要的事。于是我俩只是呆呆地站着，尽管我能感受到他的体温与重量，也能听到他平稳的呼吸，但其实我们相隔甚远。
过了一会儿，我再也无法忍受——受不了他那无缘无故、难以名状的焦虑与沉默。我带他回到室内，他没有阻止我，也没有抱怨。他没有回头看那艘船，我想我就是在此时下定了决心。假如他回头看，假如他有反抗，哪怕只是一下子，情况或许就会不同。
当他快要吃完晚餐时，他们乘着四五辆没有标识的小车和一辆监控面包车过来，将他带走。进门时，他们举止并不粗暴，也没有高声叫嚷，更看不见手铐和武器。相反，他们对他态度恭敬，甚至可以说是敬畏：谨慎小心，就像处理一颗尚未引爆的炸弹。他离开时并未抗议，而我也任由他们把这陌生人从家中带走。
我无法阻止他们，但也无意阻止。与他相处的最后数小时中，我越来越恐慌，也越来越确信，在X区域的经历已将他变成一具空壳，就像毫无情感的机器，就像素不相识的人。他的每一个反常举动、每一句反常的话，都令我记忆中那个人变得越来越模糊。然而，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保留住他的印象依然很重要。因此我拨打他以前留给我的紧急号码：我不知该拿他怎么办，也无法跟这个状态异常的人继续相处下去。坦白讲，看着他离去，我有种解脱的感觉，而不是背叛的负疚感。我还能怎么办？
如前所述，我经常去观察所探望，直到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从谈话录像来看，即使在催眠状态下，他也的确没什么新的内容可说，除非是他们没给我看。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话语中始终存在的悲哀。“我沿着那条路从边界走向大本营，仿佛永远走不到头。路上花了很长时间，但我知道，回程的时间会更久。我没有同伴，只有孤身一人。那些树其实不是树，鸟也不是鸟，而我也不是我自己，只是长时间在路途中行走的某种存在……”
这其实是他返回之后，我在他身上发现的唯一特质：深邃而永无止境的孤独，就好像他获得了某种天赋，却不知拿它如何是好。于是那天赋就变成毒药，最终要了他的命。但它能杀死我吗？最后几次见面时，我凝视着他的眼睛，徒劳地盼望着能了解他的思维，于是这个问题便渗入我脑中。
我的工作重复性越来越强。在一尘不染的实验室里，我总是想到X区域，感觉倘若不去看一看，便永远无法知道它是什么样。没人能够明确告诉我，也没有谁的描述可以替代亲眼所见。因此，在丈夫死后几个月，我便志愿申请参加X区域的勘探。前期勘探队成员的配偶从来没有过报名签约的。我猜想，他们接受我，部分原因是想看一看此种联系是否会带来不同。他们接受我，是一种试验。不过，也有可能打从一开始，他们就料想到我会加入。
早晨，雨停了，天空蓝得灼人，几乎没有一丝云。唯有帐篷顶上散乱的松针，以及地上的泥水坑和落枝，才显示出昨晚有过一场暴风雨。影响我知觉的光亮感扩展到了胸部，我无法用其他词语描述这种感觉。我体内有一种光亮感，仿佛某种能量与期待，如同针刺一般麻痒，并且有力地帮助我抵抗睡眠不足。这是变化的一部分吗？但即便如此，也没关系——我无法阻挡自身的转变。
我发现自己在灯塔和地下塔之间犹豫不决，我必须作出决断。那光亮感似乎倾向于立即回到黑暗之中，其原因或许与勇气有关。不假思索、毫无计划地一头扎进黑漆漆的塔里，那是信心的体现，坚决而不计后果，除此之外，便无任何依托。然而我现在知道，昨晚有人在灯塔中。如果心理学家躲在那里，我就可以追踪到她，从而在继续探索地下塔之前，对它能有更深入的了解。与昨晚相比，这似乎越来越重要，因为关于地下塔的未知数增加了十倍。因此，当我与勘测员交谈时，已经打定主意去灯塔。
早晨的气味与感觉属于新的开始，但新开始并未出现。勘测员不仅不愿意回地下塔，对灯塔也同样不感兴趣。
“你不想知道心理学家是否在那里？”
勘测员看了我一眼，仿佛我的话很愚蠢：“当她守在制高点，四面八方视线毫无阻拦？在一个据说储藏着武器的地方？我宁愿留在这儿赌一赌运气。你要是聪明的话，也应该这么干。也许你会‘发现’，你并不喜欢脑袋上有个弹孔。另外，她有可能在别处。”
她的固执让我很难办。出于纯粹务实的原因，我不愿分头行动——他们的确说过，以前的勘探队在灯塔里存有武器——而且我相信，勘测员很可能会离开我独自回家。
“要么去灯塔，要么去地下塔，”我试图回避问题，“在回地下塔之前找到心理学家会比较好。她看见是什么杀了人类学家。她没把所知的情况都告诉我们。”未说出口的想法是：一两天过后，塔里那个在墙上缓缓写字的怪物或许就消失了，或者走到前面很远，我们再也追赶不上。然而这又让我脑中呈现出一幅令人不安的景象，那座塔永无止境地向地底延伸，有着无穷无尽的层级。
勘测员抱起双臂：“你是真不明白，对吗？任务结束了。”
她害怕了吗，还是因为不喜欢我，所以才不愿赞同？无论原因何在，她的反对和脸上得意的表情让我很恼火。
此时此刻，我干了一件现在想来十分后悔的事。我说：“假如马上回塔里去，风险并无回报。”
我自认为很巧妙地念诵出心理学家的催眠暗语，然而勘测员脸上一阵战栗，暂时的扭曲过后，她的表情告诉我，她明白我的意图。那甚至都不是惊讶的神情，更像是她早就渐渐对我形成某种印象，而现在得到了印证。于是我也明白，催眠暗语只有心理学家能用。
“为达到目的，你不惜用尽一切手段，对不对？”勘测员说。然而事实是，她握着步枪。我有什么真正的武器呢？我告诉自己，我不希望人类学家死得毫无意义，因此才建议如此行动。
她见我没有回答，便叹了口气，然后语气疲惫地说：“你知道吗，我在洗那些没用的照片时终于搞明白了。最令我不安的，不是隧道里那怪物，不是你的行为举止，也不是心理学家干的事，而是我手中握的枪。就这把该死的枪。我把它拆开清洗，发现那是三十年前的部件拼凑起来的。我们带的东西没一样是现代的，包括衣服和鞋，全都是以前的垃圾，修修补补又拿出来。我们相当于一直活在过去。类似于历史再演。但为什么呢？”她嘲弄似的哼了一声，“你甚至都不知道为什么。”
她从没一次跟我讲过这样多话。我想要说，与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情况相比，这条信息最多只能算稍许有点令人惊讶。不过我并没说出口。我必须言简意赅。
“你会在这儿等我回来吗？”我问道。
这是个重要的问题，然而她答得太快，语气也不对，令我很不安。
“随你便。”
“做不到就别答应。”我说道。我早已不相信承诺。生物学规律，我相信。环境因素，我相信。承诺，我不信。
“快滚吧。”她说。
于是，我们的对话到此为止——她斜躺在摇摇晃晃的椅子里，捧着突击步枪，而我出发前去寻找昨晚见到的光源。我背着满满一袋食物和水，还有两支枪，再加上取样用的设备，以及一台显微镜。不知何故，带上显微镜让我感觉比较安全。虽然我力图说服勘测员一起去，但心中仍有几分期待可以有机会独自勘察，不必依赖或担心他人。
我数次回头张望，直到小径拐过一个弯。勘测员一直坐在那里瞪视着我，仿佛是我自己短短数天前的扭曲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