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延安新华社，1946年6月26日。

[53]延安新华社，1946年4月30日。

[54]延安新华社，1946年5月3日。

[55]新华社编：《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第3、9—10页。

[56]《坚持职工运动的正确路线反对“左”倾冒险主义》，载于东北书店编：《职工运动文献》，第一卷，第20页。这篇社论纪念了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罢工二十周年——该罢工被吴佩孚镇压。

[57]毛泽东：《关于工商业政策》（1948年2月27日），参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203页（第1285页）。

[58]陈伯达：《发展工业的劳动政策与税收政策》，1948年5月1日，载于解放社编《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第99页。

[59]《第二届哈尔滨市职工代表大会宣告》，1948年5月13日，载于东北书店编《职工运动参考资料》，第10页。

[60]《冀中区首次工业会议：检讨职工运动的左倾冒险主义》（1948年4月28日），载于陈伯达等人的《工商业》，第46页。

[61]《中共东北局关于国营职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1948年8月1日，载于华北新华书店编《关于城市政策的几个文献》，第32页。

[62]《华北解放区工商业会议》，见《新工商政策》，第106页。

[63]王康（音）：《改正过高红利以后的哈尔滨市新东油坊》，载于东北书店编《参考资料》，第33—34页。

[64]1956年，42%的中国产业工人是按件计酬的，这个比率后来有所下降。1953年，77%的苏联工业工人是按件计酬的。见奥德丽·唐尼桑：《中国的经济制度》，第206—207页；阿布拉·柏格森：《苏联的计划经济》（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64），第110页。

[65]见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9年香港版，第115页。毛在1942年写下这篇文字。

[66]陈伯达，第96—101页（参见此处）。

[67]此次会议召开时间是1948年5月1日—3日，有397名工人代表参加。它通过了一部战时劳动法草案，一部哈尔滨总工会章程以及关于福利与工人教育的决议。当时全市有549家分会，共有会员6.8万人。

[68]《推广计件工资制与超额奖励制》，载于《哈尔滨日报》，收入东北书店编《参考资料》，第17—20页。

[69]（1）刘云光、朱黎明：《一个造船厂的计件工资制》，载于《哈尔滨日报》，收入东北书店编《参考资料》，第20—23页；（2）刘云光、朱黎明：《一个机械厂的按件累进工资制》，载于《哈尔滨日报》，同上，第24—30页。

[70]《安东纺织厂生产立功运动的几个问题》，载于《东北日报》，同上，第51—55页。

[71]参见此处。

[72]刘云光、朱黎明，第24—25页〔参见此处〕；第22页〔参见此处〕。

[73]郭林春：《关于工资的民主评价》，载于《哈尔滨日报》，收入东北书店编《参考资料》，第38页。

[74]郭林春：《关于工资的民主评价》，载于《哈尔滨日报》，收入东北书店编《参考资料》，第36—38页。

[75]王康，第33—36页（参见此处）。

[76]苏宁（音）：《吉林船营区铁厂的工资问题是怎样解决的》，载于《东北日报》，收入东北书店编《参考资料》，第30—33页。

[77]王志一、黄启云（音）：《电车厂定工资的问题》，载于《东北日报》，同上，第38—40页。

[78]《正确执行劳资两利方针》，1948年9月21日，收入华北书店编《关于城市政策的几个文献》，第25—26页；陈伯达，第99页（参见此处）；《合营兴源被服厂》，载于《东北日报》，收入东北书店编《参考资料》，第40—42页。

[79]《1949年手册》甲卷，第26页。在劳大开幕讲话中，李立三强调了这一传统的重要性，并追溯了前五次劳大和中国劳工运动的历史。见华北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编《第六次全国劳大决议》，第1—6页。

[80]《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来自东北书店编《职工文献》，第三卷，第32—37页。《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名单》，出处同上，第45—50页。选出53名常务委员和20位候补委员组成执行委员会。同见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8年9月5日。

[81]《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案》，由第六次中华全国劳动大会通过，来自东北书店编《职工文献》，第三卷，第6—21页。同见毛泽东等人的《新民主主义工商政策》，第69—86页。

[82]《关于职工运动当前任务决议案中的问题的说明》，1948年9月，载于东北书店编《职工文献》，第三卷，第23—24页。

[83]出自东北书店编《职工文献》，第三卷，第26—27页，以及肖明（参见此处）。执行委员会建议，拥有各类职工的大企业研究平汉铁路老的累进工资制。该制度将普通工人分成28个级别；熟练工分为三个等级，每个等级分成几个级别；管理和医疗员工分为四个等级和若干级别；技术工人分为五个等级和若干级别。

[84]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3月30日。

[85]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5月31日和6月3日。

[86]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3月26日；沈阳新华电台，1949年6月6日、8日、20日。

[87]《东北日报》，1948年12月31日社论，载于东北书店编的《职工文献》，第四卷，第41页。

[88]《东北公营企业战时暂行劳动保险条例》，1948年12月27日，来自《职工文献》，第四卷，第3—12页；《东北公营企业战时暂行劳动保险条例施行细则》，1949年2月28日，出处同上，第13—33页。又见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2月12日、21日和3月18日、27日、31日。

[89]《东北公营企业战时暂行劳动保险条例的总宣传原则》，1949年1月1日，来自《职工文献》，第四卷，第39页；《东北日报》，1948年12月31日，出处同上，第42页。附在基本劳动保险档案中并随之一起流通的，是一份附录，概括了苏联的30年社会保险历史。该附录载于1947年11月的苏联杂志《工会》，翻译后收录于《职工文献》，第四卷，第46—54页。

[90]《东北日报》，1948年11月9日社论，载于东北书店编《新的任务与新的力量》，第1页。

[91]参见此处和参见此处、参见此处、参见此处。

[92]参见此处。

[93]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6月6日。

[94]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编：《职工参考文献》，第124页。

[95]《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职工会》。

[96]见第六章。

[97]参见此处。

[98]《时代批评》，1948年12月15日，第1页。

[99]斯特朗：《中国人征服中国》，第259—260页。

[100]参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68页（第1255页）；以及毛泽东等人：《新民主主义工商政策》，第5页。

[101]见毛泽东等人《新民主主义工商政策》，第7—9页。

[102]1948年4月，中共晋冀鲁豫局发布了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指示，规定所有工商业——包括地主和富农在城乡所有的工商业——将受到保护，免受清算、没收和分配。见韩丁：《翻身》，第404—405页。

[103]《关于工商业政策》，参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203页（第1285页）。

[104]可参见陈伯达等人编的《工商业：1949年手册》甲卷，第65—66页；还可参见第九章中讨论的各种军事命令。

[105]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8年4月21日。

[106]1948年春，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边区合并，形成了华北解放区。几个月后，正式成立了统一的华北人民政府。

[107]1948年5月17日—6月27日召开会议，有320人参加了会议，包括工会代表、公营企业管理人员、合作制企业代表以及36名私企代表。这里概括列出的一些关键问题是参看了下列文献后的结论：《新工商政策》，第31—32、105—112页；毛泽东等人《新民主主义工商政策》，第55—62页；《工商业：1949年手册》甲，第66—68页；以及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8年8月11日、15日、17日。

[108]1948年9月3日—19日召开会议。会议召集人为戎子和与吴波，他们分别是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正副部长。差不多有80人参加会议，这些人包括了行政局和财政部的负责人以及华北税务局的局长。通过的决议是关于酒和烟草税，粮食采购，军事劳务系统，累进农业税的修改以及征收工商税的。本次会议还拟定了1949年华北解放区的预算草案。见《华北解放区财政会议讨论农工商业税则》，来自《新工商政策》，第33—34页；以及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8年10月14日。

[109]《工商业：1949年手册》，第68—69页。

[110]《吉林恢复和发展私营工商业的几个问题》，载于《东北日报》，收入东北书店编《参考资料》，第44—48页。

[111]许涤新：《论城市的社会改革》，1948年8月9日，选自他的《中国经济的道路》，第307—309页。

[112]李立三：《关于发展生产劳资两利政策的几点说明》，载刘少奇编：《新民主主义城市政策》，第13页。

[113]华商报资料室编：《解放区贸易须知》，第36—43页。山东和华北解放区早先的外贸规定亦载于《新工商政策》，第36—83页。

[114]《现代批评》，1948年12月15日，第1页。

[115]列宁在特别提到“泰罗制”的时候写道：“社会主义能不能建设起来，恰恰取决于我们能否成功地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行政体制与最新的资本主义的成就结合起来。”见列宁：《苏维埃政府当前的任务》，1918年4月，载于《列宁选集》（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65年）第27卷，第259页。“泰罗制”由弗瑞德里克·泰罗发展起来，在20世纪初赢得了国际知名度。泰罗系统最广为人知的是在工作机构中用科学的方法实现高效生产——而基本上不考虑机构中人的因素。

[116]引用自《新工商政策》，第109页。

[117]引用自《新工商政策》，第107—109页。

[118]参见此处。

[119]苏联的驻扎是依据1945年8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一系列补充协定。《长春铁路协定》让中国“东满”和“南满”的铁路为中苏共同所有，规定苏联人担当合营系统（也被称为“中长路”）的经理。见罗伯特·C．诺斯：《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人》，第219—220页。

[120]欲了解关于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曾采用过责任制而又最终否定之的讨论，见舒曼：《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第242—253页。

[121]《新民主国营企业应学习苏联的经验》，来自华北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编《第六次全国劳大决议》，第58—60页。1946年后苏联对东北的介入性质和程度需要进一步研究。就像1946—1947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共产党统治区域游历了一番后所强调的那样，总体意见认为两个共产党派之间没有官方联系，苏联共产党也没有为中国共产党提供军事支持。但是两党之间依然存在某种联系，从下面几点就能看出来：在东北铁路管理层中出现了苏联人员，哈尔滨有中苏友好协会这一专门的机构，中国共产党在开始学习苏联劳动管理经验时发表了一些由俄文翻译成中文的文章。1948年，中国长春铁路还成立了哈尔滨工学院，这是一所致力于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高等学府。学校提供下列领域的学位：建筑工程、交通、电机工程、土木工程和经济学。见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8年8月16日。

[122]载于东北书店编《参考资料》，第49—50页。

[123]载于东北书店编《职工文献》，第3卷，第3页。

[124]李立三，第9—12页（参见此处）。

[125]杨贵昌：《城乡关系问题》，第16—18页。

[126]杨贵昌：《城乡关系问题》，第13、37—38页。

[127]参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364—365页（第1424—1439页，原文：今后，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将是恢复和发展生产，主要发展工业生产，同时也兼顾公有企业生产、私营企业生产以及手工业的工作生产。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治机关的建设，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要围绕工业生产这个核心任务进行。最后，毛泽东号召全体党员尽最大努力学习工业生产、商业以及银行业的技术和管理方法）。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3月24日；刘少奇编：《新民主主义革命城市政策》，第3—4页。

[128]《如何贯彻东北全党的转变？》，第4—9页。

[129]杨贵昌，第35—36页（参见此处）。

[130]《如何贯彻东北全党的转变？》，第2—4页。

[131]东北职工总会：《关于工会费的决议》，1949年1月9日，来自华北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编《第六次全国劳大决议》，第55—57页。工会成员将拿出每月总收入的1%作为工会费。

[132]《如何贯彻东北全党的转变？》，第2页。

[133]《把我们在城市中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适应城市的特点》，1949年6月22日，见刘少奇编《新民主主义城市政策》，第47—48页。

[134]新华社：《天津市人民政府宣布变更区街组织形式》，1949年6月22日，出处同上，第49—50页。每个区设区办公室，办公室有七八个成员，负责协助贯彻市政府的决定和报告当地情况。市公安局的各区分局和它们管辖的272个派出所负责维持公共治安和进行户口登记。

[135]见第九章。

[136]转引自杨贵昌，第20—22页（参见此处）。

[137]高岗：《站在东北经济建设的最前面》，第6页。这是高岗在第一届东北党代会上所做的报告。

[138]引自迈克尔·弗洛里克：《北京大学访问记：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时代周刊》，1971年10月24日，第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