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陈尚：《记中共上海海关支部十五年英勇斗争的几个片段》，《解放日报》，1951年7月2日。

[52]陈庆楣：《英勇坚持地下斗争的上海大隆机器厂中共党支部》，第74—80页。

[53]《1950：人民年鉴》戊第9页；《大革命以来……》，第36页。

[54]上海《和平日报》，1948年2月3日。

[55]工人和警察之间的斗争持续了几个小时。很多工人受伤，超过250名工人被捕——很多很快被释放。公众意见似乎偏向工人一边，工厂最终同意向他的职员分发米和煤。（华东人民出版社编：《在斗争里壮大》，第33—40页）

[56]上海《中央日报》，1947年9月24日。

[57]上海《大公报》，1947年9月26日。

[58]缪雨：《上海工人运动的一座坚强堡垒：记中共法商水电公司支部的斗争史迹》，《解放日报》，1951年6月27日。

[59]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1948年10月24日陕北新华电台电讯。

[60]见前引钟洛文章，第24—40页；柯蓝、赵自：《不死的王孝和》。

[61]上海《文汇报》，1947年，2月10日。购买国货运动得到中国产业主和商人的支持，但是在消费者中却流行不起来。在上海，出售国货的最大一个商行据说日销售额在1000万法币，而出售外国货的永安公司，日销售额是它的4倍；广州《西南日报》，1946年12月28日。

[62]上海《和平日报》，1947年2月10日。

[63]在上海解放后不久，三个人被指控对该事件负责：永安第一纺织厂员工毛德康，纺织厂人事科科长魏荣来，国棉十四厂工人关云康。见上海《大公报》，1949年10月20日。

[64]上海《大公报》，1947年2月11日。

[65]上海《大公报》，1947年10月1日。

[66]庄晴勋：《依靠群众坚持斗争——中共永安公司支部解放前的斗争》，《解放日报》，1951年7月1日。

[67]上海《申报》，1948年6月15日。共产党地下组织除了在学生和劳工运动中发挥作用，据说他们还购买了紧俏商品比如汽油和煤油，运输到解放区。借助秘密的无线电发射机，国统区的地下工作者可以联系到解放区。这一信息来自1969年和1973年的访问。同样见：上海《新闻报》，1947年10月30日；上海《解放日报》，1947年11月3日；上海《申报》，1947年11月7日、1948年1月14日。

[68]天津《大公报》，1948年2月18日。

[69]季崇威：《上海工业危机透视》，上海《大公报》，1946年6月25日、26日、27日。

[70]张嘉璈：《通货膨胀恶性循环》，第353页。

[71]大米贷款丑闻被上海新闻界广泛披露。比如：《新闻报》，1946年6月12日；《时事新报》，6月14日；《大公报》，6月19日；《文汇报》，7月9日。

[72]想要查看这些政策和其他政策的完整讨论，见张嘉璈《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和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1937—1949）》。有的政策相对成功，比如1946年3月8日和1947年2月17日期间的政府出售黄金计划以及在一些城市分发必需商品。1947年7月，配给必需商品开始于上海，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后来，政府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和广州配给大米和面粉。但是这些项目涵盖的范围有限，对全局几乎没有影响。关于税制的缺陷，见周书，第64—67页。

[73]“官僚资本主义”这个词汇一般不用来指代大型国有企业比如中国纺织发展公司或国家资源委员会下属的很多公司。它专门指代使用公职和关系来壮大私有企业和谋取利益。

[74]昆明《云南日报》，1947年4月9日。

[75]《中国周报：每月报道》，1947年1月31日，第6页。

[76]《中国周报：每月报道》，1946年12月31日，第8页。

[77]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第194页。

[78]上海《和平日报》，1948年8月20日。

[79]上海《大公报》，1948年8月21日；上海《新闻报》，1948年8月23日。政府的三次冻结工资和价格的实验分别在1938年、1942年和1947年2月，三次实验都没有取得成功。

[80]上海《大公报》，1948年8月23日。

[81]上海《时与文》，1948年8月27日。

[82]同上；上海《前线日报》，1948年9月14日；上海《新路》，1948年9月20日。

[83]上海《金融日报》，1948年8月28日。

[84]上海《新闻报》，1948年9月9日。

[85]上海《大公报》，1948年9月15日。

[86]上海《新闻天地》，1948年10月16日，第50期。

[87]刘涤源：《论物价的局部管制》，载于《观察》，1948年10月2日，第4—7页。

[88]上海《前线日报》，1948年10月7日。

[89]上海《大公报》和《商报》，1948年10月6日；上海《大公报》，1948年10月7日。

[90]上海《商报》，1948年10月15日。

[91]上海《新民晚报》，1948年10月16日。

[92]上海《新闻天地》，1948年10月16日，第50期。

[93]上海《大公报》，1948年10月28日。

[94]上海《大公报》，1948年11月1日。

[95]张嘉璈：《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第359页。

[96]同上，第80页。

[97]上海《东南日报》，1948年10月6日。

[98]上海《大公报》和《中华时报》，1948年11月2日。

[99]《金圆券下的牺牲者》，《时代批评》，1948年11月15日，第2页。

[100]张嘉璈：《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第63—65页；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1937—1949）》，第244页。到1946年中期，一位昆明教授估计他的同事的真正收入比1937年的水平减少了98%。见上海《大公报》，1946年8月30日。

[101]此时，中国大约有180所高等学府，其中有122所是国立学校，有大约1万名教师。国立（省立）中学也为数众多。见天津《大公报》，1947年7月10日；上海，《中美日报》，1946年2月28日。

[102]季崇威：《上海劳工漫记》，上海《大公报》，1946年5月2日；上海《大公报》，1948年2月20日（参见此处）。

[103]上海《中美日报》，1946年2月28日。

[104]上海《和平日报》，1946年5月28日；天津《大公报》，1946年4月2日。

[105]昆明《中央日报》，1946年12月25日。

[106]上海《大公报》，1946年4月10日。在1947年底，鲍大可发现上海大学教授的工资和拉黄包车的苦力生意好的时候差不多，一些机构付给专业人员工资和付给体力工人的工资差不多（《共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第19页）。

[107]上海《申报》，1946年6月10日；天津《大公报》，1947年10月17日；天津《新星》（独立报纸），1947年8月21日。

[108]天津《商务日报》，1947年4月6日。

[109]王遵明等：《我们对于改善公教人员待遇的意见》，《观察》，1947年10月18日，第3页。

[110]上海《申报》，1948年3月16日。

[111]上海《大公报》，1948年3月13日。想了解进一步的分析，见伍启元：《公教人员的待遇怎样才能得到真正的改善？》，载于《观察》，1946年10月19日，第8—9页。

[112]欲了解该杂志当时的流行程度，见第五章和书后关于征引文献的说明。

[113]张嘉璈：《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第65页。

[114]这里的观点并不是批评国民党政府接受外国援助，而是强调政府似乎不愿意面对中国经济处境的残酷现实。这一弱点从政府依靠印钞机和依赖外国援助上就可以看出来。这两点也将政府置于尴尬的处境：在经济危机加剧的时候，没有别的生存之法，只有继续求助于华盛顿。这一弱点为社论作家提供了很好的材料。比如，《时代批评》（1948年1月15日，第3页）将政府比作一个腐朽的旧家庭，不得不借钱糊口，不得不为他堕落的子孙购买鸦片。这个弱点还提供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对比的另一方是简朴和自力更生的共产党。欲了解美国给予国民党的救助、贷款和售贷的细节，见《中国白皮书》第1卷第360—409页，第2卷第939—980页，第1042—1053页。想了解对美援计划的分析，见周舜莘著《中国的通货膨胀》第173—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