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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可以称得上“伟大”的成功，起码要具备三个因素：想象力、判断力、坚定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努力行动。
波音公司的B-29型“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机就是一例。
普里斯特利·惠特尼先生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喜悦地看着银色机身的巨大B-29从总装车间里拖出来，缓缓地通过厂区的道路。即使它的三十一吨重量被均匀地分摊在六只轮子上，它也还是太大太重，地面发出轻轻的震颤。B-29是一种全新概念的轰炸机，它的所有性能和数据都是“世界之最”。四台蛮牛般强劲的莱特R-3250-23十八缸活塞引擎，每一个都能发出两千三百匹马力，把B-29长三十米、翼展四十三米的庞大机身，稳稳地托到一万米高的同温层上。B-29的最高时速达五百八十五公里，接近当时先进战斗机的时速，加上它的十挺12.7毫米机枪和一门20毫米尾炮，就足以使它能对付任何敢于向它挑战的敌机，而无须战斗机来护航。如果它把轰炸半径从最远的一万公里(单程)缩短成从塞班岛到东京的两千三百公里，那它就能携带八吨炸弹。它一架就可以顶十架航空母舰上的舰载轰炸机。
盖达尔先生从对面走过来。他早注意到老惠特尼先生那专注迷恋的表情——那种人类对于复杂庞大的机械的敬畏，再加上一位设计师和投资者对自己成果的父爱。
盖达尔笑笑说：“它真是一个令人生畏的赫尔克利斯呀！”
老惠特尼先生说：“现在，它就要完成密刻奈国王欧律斯透斯给它的十二件伟大任务，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一项就是：用它非凡的心脏、双翼和胴体，把死亡之火播遍那群罪恶的列岛，最后摧毁‘帝国’。”
他们俩来到波音公司专供高级职员用餐的餐厅里，坐下来，要了咸肉、煎蛋、腰子、蜂蜜烤面包片和酒。盖达尔说，他在土耳其吃过一种很好吃的羊肉、果脯、洋葱和豌豆炒的饭。他们谈起了土耳其菜系。它是世界著名的三大菜系中的一派，另外两派是中国菜系和法国菜系。盖达尔开玩笑说：英国什么都好，就是两样太差：一是雾太多，二是菜单太短。普里斯特利先生不肯认输——他从来把自己当成半个英国人。他说，英国的雾保证了不列颠空战的胜利，英国的菜单调，才使英国人性格坚韧，想去征服海外领地，遍尝其他民族的美味佳肴。盖达尔也讲了他的家乡喀尔巴阡山和提萨河沼泽区的乡情民俗。两人谈兴很高，气氛轻松愉快。
空中，一架架B-29在进行各个科目的试飞。蓝天上，有时一架大飞机会拉出七八道白色的雾化尾迹，素练穿梭，机声隆隆，好不热闹。
盖达尔说：“此时此刻，加州圣塔莫尼卡的道格拉斯公司、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马丁公司、堪萨斯城的北美公司、佐治亚州马里埃塔的贝尔公司、和我们公司设在堪萨斯州维奇托的新工厂，正在按咱们的图纸，大批地生产B-29，月产量已经超过一百架，估计半年以后，月产量将达到五百架，甚至更多，够那些日本人喝一壶的了。”
“哦”，惠特尼先生咽下一片嚼烂的熏肉。“我们的达克威试验场和爱基乌德兵工厂试验场，正在试验M-47单发燃烧弹和M-69集束燃烧弹。我想，它们对日本的竹木结构民用建筑是破坏力极大的武器。在洛克伍德将军的潜艇剥夺了日本人的食物和工业原料之后，B-29将把他们的住处也烧掉。”
盖达尔先生忽发奇想：“咱们这些设计和制造杀人武器的人，会不会有朝一日被自己的良心和历史所审判?虽然B-29上有精密的陀螺轰炸仪和计算器，但我敢打赌，它杀的十个人中有九个是平民，而它摧毁的十间日本房屋中最多有一间是放着机器的军需工厂。”
“不要去讨论战争的哲学问题吧。从柏拉图到斯宾诺莎，这个问题讨论了几千年还是纠缠不清。对于太平洋战争，我们的选择只能是胜利或失败。如果日本人登上美国西海岸，那他们就不是那么一副可怜相了。全体美国人都会变成犹太人。美国的工业机器将由一群恶魔控制着，由变成奴隶的美国人——包括咱们俩——来开动，整个世界就会变成人肉和人脑的宴席，没有任何自由、正义、平等和博爱可言。人类会倒退成为野兽，象坎贝尔在他的科学幻想小说中写的外星恶棍一样。欧洲沦入希特勒之手，你可以看到这幅前景。我们必须狠狠打日本人，战争结束越早，死人越少，包括日本人。因此，我们动用合众国的全部力量和上帝给予我们的全部力量，制造出B-29，听说还有一帮物理学家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搞一项什么‘曼哈顿工程’，利用铀的链式裂变反应制造‘原子弹’，理论就是那个爱因斯坦的著名公式E＝mc2。果真能搞出来，那B-29带上一颗，就足以荡平整座日本城市了。”普里斯特利先生丝毫也不感到内疚。
“老兄，我前几天到书摊上去，想买本杂志，你知道我很爱读科幻小说。我随手拣了一本带回家，读到其中一篇名为《期限》的小说。嘿，这文章把原子弹说得活灵活现，我想也不必再怀疑洛斯—阿拉莫斯的先生们在搞什么了。愿他们成功。上帝，人类又一次从您那里偷下了天火。”盖达尔说。
“盖达尔，我们没有什么要忏悔的。该忏悔的是日本人，是他们先动了手，而且几乎把我们打懵了。他们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我们已经死了成千上万的小伙子了。我们必须加紧干！”
普里斯特利·惠特尼先生真是一个地道的盎格鲁萨克逊人。他的哲学也是地道的英国式的：目标坚定，全力以赴，义无反顾。
老惠特尼举起酒杯：“为B-29的成功干杯！”
机群掠过厂区，发动机的爆音震得杯中的香槟酒酒面泛起涟漪。
“可爱的B-29！”盖达尔先生轻轻说。
远程战略轰炸机的问世，证明了想象力、判断力和行动加在一起所产生的惊人结果。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战略轰炸机在三十年的时间中孵化，出壳，长大，成熟，同汽车、轮船、无线电设备一样日臻完善，显示了人类在技术海洋中卓越的航海技艺。
早在一九一五年，由雷蒙·弗烈帝都中校指挥的早期战略轰炸机群，包括“齐柏林”巨型飞艇和“哥达”轰炸机，就从比利时越海轰炸英伦。英军还以牙眼，多伦上校指挥汉达尔贝奇轰炸机队猛袭德国工业城市，投弹五百四十吨。这时候，一个南非佬扬·史默兹将军想象出战略轰炸的远景：“它将凭着破坏敌国大规模的产业中心和人口众多的都市，使之丧失战争能力和士气，从而扮演起战争的主角……而旧式的海、陆军作战，将沦为次要的，或是辅助性的战斗。”
任何幻想都包含着不切实际的迷雾，都受到现实和守旧者的指谪。这也难怪，人类的惰性是人类的自我保护，或曰“反馈”。否则，人类早在电子学中说的那个“自激振荡”中毁掉了。
然而确有些雄才大略的人物从幻想中看到了智慧之光。幻想以它特有的频率，在明智的决策者心中引起了振荡。当初，一位三十六岁的美国陆军准将威廉“比利”·米切尔，在他身为美军驻法国远征军航空队司令官的时候就力主建立一支独立于陆、海军之外的“大空军”。
革新思想在战时就被埋没在世俗见解的泥沙中，战后，更是污积垢沉，无人问津。一九二一年。“比利”做出惊人之举，把缴获的几艘德国军舰，开向切萨皮克湾，然后用他自己陆军航空队的马丁式轰炸机把它们一一炸沉。舆论大哗。起码在一个日本人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就是刚刚结束哈佛留学生活的三十六岁的山本五十六，一个中学校长的儿子，未来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
年轻英俊的“比利”·米切尔的建议未能在美军中吃开，因为他头上有一大堆挂满勋章、大腹便便、自负而僵化的陆军将军们，其代表者就是美国远征军司令约翰·巴兴元帅。一九二四年，巴兴从陆军参谋长的职位上退役，仍然在自己的报告中声称：“航空部队只是陆军的辅助兵力，唯有与地面部队密切配合，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用”一言定案，航空部队分属陆海军，一晃二十年，坐失了良机。
思想超越了时代的人往往给自己带来众多的烦恼，在后世人认为“正常”的人，前世人会认为是“疯子”。“比利”·米切尔就未能逃脱这一悲剧式的命运。他反复陈言，得罪了许多朋友。后来又因“谢南多亚”号飞艇案[1]遭到停职处分，他愤然辞去陆军职务，自甘寂寞，冷眼看着历史怎样把他的理想变成现实。他未能活到那一天，一九三六年，带着一股怨恨瞑目逝世。
伟大的事业都是在许多代人的手中完成的。理想和真理能感召一个人，就能感召许多人。米切尔的接力摔交给了他的得意门生亨利·“哈普”·阿诺德陆军中校。阿诺德运气很好，活着干到了美国空军司令。
西雅图波音公司的设计师们也是一帮子“狂人”。一九三○年，他们就在美国最偏辟的华盛顿州造出全金属双引擎的B-9轰炸机。虽然，它在俄亥俄州帝芬的莱特航空技术中心表现了优越的性能，却屈居在科罗拉多州丹佛的马丁公司之下。马丁公司的B-10轰炸机中标，陆军大举定购，一直用到了珍珠港事件。
B-10轰炸机在当时堪称群龙之首，它打破过许多世界纪录，包括阿诺德亲自指挥的从阿拉斯加的朱诺到西雅图的长程不着陆飞行。一九三八年二月，从华东机场起飞的中国中央政府空军B-10轰炸机，跨海飞临日本长崎，投下传单，表明中国政府和人民将同日寇血战到底。
美国人一向有认准苗头就拼命投资的狂热。陆军航空队为马丁B-10的后继机进行了一次招标。设计书要求它的载弹量是B-10的两倍。即两吨炸弹。加州圣塔莫尼卡的道格拉斯公司中标，推出了双引擎的B-18轰炸机。陆军航空队的胃口又受到了刺激，当年米切尔将军理想的光芒已经象烟云映红了地平线。无论向东向西，美国陆军都必须跨过两个大洋，那么，为什么不能造出一架越洋轰炸机呢?！
于是，著名的“A方案”提了出来。它要求航空公司造一架航程八千公里，载弹九百公斤的“超级”轰炸机。在叫做“美国”的这块土地上，只要有钱，似乎无事不可为。(当时是一九三三年，又过了三十六年，美国人就凭这股蛮劲把阿姆斯特朗送上了月球)。
波音人再次卷起了袖子。其实，他们对两次竞争的失败早己刻骨铭心。他们认定：飞机的关键是发动机，想进一步提高各项性能指标，必须从引擎下手。那么，为什么不造它一架四个引擎的轰炸机呢！(二十多年后，他们又造出了八引擎的B-52轰炸机)。
正当波音公司搞出了一架四十一吨的不伦不类的XB-15原型机的时候，陆军航空队的头头们也觉得“A”计划大得离了谱儿，于是减了码。波音人获得了制造四引擎机的丰富经验，很快就按新要求搞出了B-17。B-17轰炸机各项性能都超过了陆军的预计，尽管它的诞生和成长也多灾多难，可是当二次大战的烽火燃烧在这个星球上的时候，它的双翼已经展现在蓝天上了。试想：如果没有当初的理想，没有不懈的努力，一旦法西斯军人举起了屠刀，又怎么能凭空出现一种金属的巨乌，能飞过滔滔大洋，去啄食敌人的肝脏呢！
哎哟！事情都已经明朗化了，不是连傻瓜也知道该投明星的票吗?到了西班牙内战时期，希特勒的轰炸机把戈尔尼卡市当成轰炸机的试验场，不单巴布洛·毕加索愤怒地画出了他的传世之作，全世界每一位政治家和军人都看清了未来战争的命运将由天空来决定。
罗斯福、霍普金斯、马歇尔都全力支持发展空军。总统在一九三八年声称：“空军乃是唯一的使希特勒理解美国的军种。”获得普利策奖金的大牌记者瓦尔特·李普曼说得更具体：“如果敌人强大的空军部队，能够在不及一小时的时间内，前来攻击华盛顿、纽约、波士顿、底特律、匹兹堡和芝加哥的话，仅一次空袭就能杀伤三万到四万五千人的生命，美国国民该不会无所谓了吧。”(现在，战略导弹又重演了这段历史。)时间表越排越紧，战云四合，雷霆将至。这时一天中决定的事比和平时期几年还多。罗斯福终于击败了孤立主义者，通过了给陆军航空队增拨三亿美元的预算。这笔钱来得恰到好处。因为在“比利”·米切尔的旧位上坐的正是他的门生阿诺德。阿诺德的机器立刻加速运行。他先访问了大名鼎鼎的飞行英雄林白上校，向他咨询德国空军的现状。查尔斯·林白本来就崇拜德国人的干劲和效率，于是添油加醋地把戈林的空军大吹一通。接着，这位首次飞越大西洋的美国空中老手参加了基尔纳准将为首的特别委员会。后来，除林白本人因亲德观点遭美国公众唾弃外，特别委员会的卡尔·斯巴兹、E·尼登、A·莱思等人均成为美国战略空军的开山鼻祖。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日，阿诺德将军在特别委员会敦促下，正式向陆军当局提出了研制新机种的一揽子计划。
陆军向各大公司发出招标。任务书要求很苛刻，因为设计任务书的人里有一个是经验丰富的老手多纳德·普德上尉。他在一次严重的事故中，是燃烧的B-17轰炸机中唯一的幸存者。
波音、洛克希德、道格拉斯和堪索利德雷特四家公司应聘参加了竞争。经过一番较量，只剩下波音和洛克希德。它俩拼到最后的一轮，洛克希德退让了。它转身去发展战斗机，因为波音已经拿出了决定性的XB-29。
以后的事都是技术问题了：风洞实验、翼载荷、超长襟翼、埋头铆钉和大规模钎焊、翼桁的网状结构、专供高空用的密封式座舱、为提高气冷式莱特发动机出力的一系列努力、各种先进仪表和闻所未闻的导航轰炸设备、为减轻每一克重量所作的努力(普里斯特利先生领导了那个“减轻重量委员会”)……千千万万的工程师、设计师、技工、试飞员为B-29熬过无数不眠之夜和困倦的黎明。甚至，第一架B-29还没有试飞，联邦政府就同波音公司签订了三十亿美元的合同，被报纸称为“世纪的赌注”。
现在，这个赌注是押中红心了。
在普里斯特利·惠特尼先生和纽曼·盖达尔先生吃便餐的当口，餐厅的几台专线电话不停地响着。有时是找别的工程师的，大部分却是找他们两个人的。
虽然，XB-29的原型机在一九四二年九月就飞上蓝天，但其后，发动机事故频繁——研制莱特R-3350引擎甚至比研制飞机还要吃力，飞机本身也远非完美。阿诺德将军和乌尔夫将军组成的“B-29专门进程小组”，为了力促把它在一九四三年底投入实战，赶工赶时，急如星火。因此，每一批生产型的B-29同前一批都不一样，图纸、工艺、工夹量模具也不断修改。B-29“超级空中堡垒”是一种从设计、试飞、调整、训练、使用、作战的全过程都在战时进行的战略轰炸机。开始，仓促上阵，以后，又加鞭催行，各种纰漏多如筛孔。
实验车间、生产线、装配桁架上的工人和技师们，不停地就图纸和实物提出各种问题、其中钣金、油泵、冲压件和电气系统的问题全有。生产任务紧急，“专门小组”一催再催，老惠特尼先生深深感到：国内的人们在另一条战线上也在打一场大战。
幸而，他们俩受过全面的教育，实际经验丰富，判断准确，大部分问题都快刀斩乱麻地处理了。还有些问题需要计算和试验，他们记下来，让设计室、工艺室和中心试验室的工程师们去处理。
连一顿便饭也吃不顺。然而，想到儿子查尔斯为了给B-29夺得一块前进的基地，浴着血火踏上塞班岛，老惠特尼先生的爱国之情便油然而生，一直顶在生产第一线上。盖达尔先生失去爱子后，也拼命干活，仿佛要用疯狂的工作，来抑制丧子的悲哀。
他们已经整整一个月没回家了。苔西·惠特尼太太多次打电话来问，只好推辞。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日本的军火工业都曾在工作效率上创造了自己的记录的话，那么美国的军火工业作为民主世界的大兵工厂，确实也建立了辉煌的业绩，而这些业绩，都是老惠特尼他们和上千万美国工人奋力创造的。
“今天，事儿办得差不多啦。”盖达尔先生看看太阳。“我说朋友，你也该回趟家去啦。这里由我给你顶着。”
“我也是这个意思，不过，咱们一块儿走。”
“一块儿走，太好了。我刚培养了一个新手布鲁姆斯基，一个加州理工学院的天才，他似乎比我这老头子强得多，我还看出他雄心勃勃，前途不可估量。我把任务交待给他。我也回家，我的太太也等急了。”
他俩在电话上给助手交待了任务，然后穿上外套去推餐厅的玻璃门。九月的华盛顿州，金风飒飒，枫叶如丹，美极了。他们还可以在路上休息一下大脑呢。
门没等他们推就开了，正面走进来一位上将。他脸上细细的皱纹勾出了他走过的艰辛岁月，他似乎经常带着一种微笑，掩饰了他性格中的狂烈和暴躁。他的个子不高，眼光非常锐利，他神经稳定又反应机敏，胆大包天又心细如发，他是一位生来注定要在天空中飞行一生的人。
盖达尔轻声说：“哈普”。
惠特尼大声向他致意：“您好！阿诺德将军。”
阿诺德将军热烈地同他们握手，并且把一位气宇轩昂的将军介绍给他们：“汉西尔少将，即将上任的第二十一航空军司令官，原来驻中国的第二十航空军参谋长。”
汉西尔将军同两位高级工程师握手。军人说话素来直率。他开门见山地说：
“普里斯特利先生，盖达尔先生，见到你们我很高兴。我多次亲自驾驶过B-29。这是一种顶呱呱的飞机。它是B-17重量的两倍，操纵起来却灵活得象一架战斗机。我们从中国轰炸过日本九州的八幡钢铁厂，从成都彭山机场起飞轰炸过鞍山钢铁厂，从锡兰起飞轰炸过苏门答腊的巨港炼油厂。世界上没有一架飞机能象B-29飞得那么远，并且能携带那么多炸弹。我作为一名飞行员，向你们表示感谢。”
“不必客气。”两位平民说。
“是的，我是不会客气的。我要给B-29提些意见。由于它的故障，我的小伙子们已经牺牲了二百多人了。它的引擎毛病太多，负荷不了。我们不得不降到七千米的高度上投弹，这就要同日本战斗机拼个死活。另外，操纵系统生存性差，油路漏油严重，很容易引起火灾。”
“先生们，”汉西尔将军说。“你们还要改进B-29。塞班岛的伊斯利机场已经扩建好了。我们花了一万六千人伤亡的代价夺下了塞班，就是为了用它来轰炸日本。我已经被任命为马里亚纳基地的第二十一航空军司令官，我的目标是摧毁整个日本，给我更多更好的B-29吧，我会比你们知道你们的努力将获得丰厚的报偿。”
阿诺德又同他们讲了许多话。他们三人已经是老熟人了。阿诺德从XB-29还是木制实体模型的时候就认识了惠特尼和盖达尔，不止一次地夸奖过他们，但比起他暴风雨般的责怪和斥骂来，夸奖的次数又委实太少。他俩都记得半年前，阿诺德将军把他们叫到沙利纳空军基地，当着两位绅士的面暴跳如雷，吹胡子瞪眼睛，微笑的面孔早就不见了。老惠特尼真不知一个五十八岁的老人何以动这么大的肝火。后来，他才知道是罗斯福在催逼阿诺德赶紧从中国基地用B-29轰炸日本。阿诺德一见他的面，劈头就问：你们这帮家伙是干什么吃的，谁负责全盘?好哇！无人敢担当，那我就不客气啦，我亲自来抓，惠特尼先生，立刻把B-29的易损件明细表开出来，你手里到底有没有这些东西?”
老惠特尼加了一夜班开出单子来，它实在太长，阿诺德这位航空前辈也望之生畏。普里斯特利说：“将军，B-29这飞机毕竟不同于一支步枪啊！”
结果，波音设在堪萨斯的维吉托厂还是赶出了易损件，B-29在一九四四年三月底飞赴印度，三个月后，轰炸了曼谷。阿诺德回忆起了当时的情景，感慨地说：“普里斯特利先生，你这老骨头里油水还不少哇！”
总之，将军们拼命地要快！快！快！而且质量还得好上加好。汉西尔是个行家，别拿专业问题唬他。许多美军将校都有工程学院的学位，汉西尔将军就是其中之一。
紧张的会见结束了。将军们的大棒后面出现了胡萝卜。他们大吹了一通飞行员们如何欣赏B-29，它在印度被当成神话中的大鸟，在中国开了成千上万人的眼界，它已经同日本战斗机交过手，并且小规模地空袭了佐世保、长崎、大村和八幡。阿诺德的雷厉风行不单老惠特尼受不了，就连组建B-29飞行切的元勋乌尔夫将军也被他撤了职。据说乌尔夫愤愤不平：“我已经学会了许多东西。指挥B-29飞行团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唉，我刚学会爬，阿诺德就逼着我跑百米赛。我说只能出动五十架B-29，他一定会说出动一百架吧，我咬着牙保证一周才能干出的事儿，阿诺德偏让第二天就办好。嗨！也许就凭这股劲儿，才能搞出今天规模的战略空军。”
老惠特尼同盖达尔向将军们告辞，他们还要去找波音的经理们。普里斯特利先生最后对“哈普”开玩笑说：“将军，幸亏我是个民职人员，否则。恐怕早叫您撤了吧?”
“不，惠特尼先生，您如果穿上军装，我一定让您当将军！”
……他们离开了西雅图波音镇。盖达尔开车，在五号公路上把车开到时速七十英里，风驰电掣地掠过秋天的山丘和树林、小湖和海湾。紫色的雏菊、橙黄的白桦树叶、高爽的卷云和收完玉米、遍地干茬的田野都在风挡玻璃中向后退去，直到圣海伦斯高贵的白冠映入眼帘。那时，残阳已经快跌到哥伦比亚河口的海面下去了。
普里期特利先生告别了匈牙利佬，从花园的门栏中走进院子。门虚掩着。苔西太大意，虽然华盛顿州比加州安全，可也……他推开门，立刻呆呆地站住了。
他听见孙子戴维叫了一声：“爷爷，爸爸回来啦！”
查尔斯·惠特尼上校就站在离他三英尺远的地方，亲切地叫了他一声：“爸爸”。
在查尔斯旁边，有一位婷婷玉立的年轻女郎。她穿着绣花上衣，法兰绒长裙，浑身上下透出一股清纯朴雅之气。她的黑发盘在头顶上，大眼睛里有股活泼的灵气，非常迷人。
查尔斯拉着她的纤纤小手：
“爸爸，她就是苏菲娅·范尼尼小姐。”
就是耶稣下凡，普里斯特利·惠特尼先生也不会象现在这么高兴了。
“爸爸，妈妈，我同范尼尼小姐是来结婚的。”查尔斯上校说。
“是的。”范尼尼小姐行了一个天主教妇女的旧式大礼，亲切地对苔西和普里斯特利先生说：“我从惠灵顿赶到夏威夷。查尔斯从塞班岛打电报叫我来。电文短极了：速来檀香山结婚。哎，我还没来得及同爸爸商量呢。他在澳洲忙一件业务，他是一位投资广泛的保险商人。我这辈子头一次自己作主决定了这么大的事。我飞到瓦胡岛，办好了签证，然后就同查尔斯来美国了。”
苔西太太得意地说：“查尔斯和范尼尼昨天就来了，我没给你打电话，我想给你这老头子来一个什么来着，噢，查尔斯说的‘突然袭击’”。
老惠特尼先生非常高兴：“那我就举手投降。”
女仆玛丽娅铺上绣花台布，然后往桌子上摆各种好吃的东西：汤、熏鱼、龙虾、牛排、鹅肝、沙拉和酒。她手脚利落，一会儿桌上就摆满了五颜六色的菜肴，甚至还在桌子中央放了一个插满鲜花的中国花瓶。从血战的塞班岛上撤出来，告别单调的兵营和怨气冲天的老兵，忘掉烧焦的尸体和缠着肮脏绷带的伤兵，看到亲人、恋人、故乡、家、儿子、鲜花和精美的食品，查尔斯上校几乎想哭出来。
三年战争，无数磨难，负伤，征杀，使英俊的查尔斯·惠特尼显得老多了。其实，他才四十三岁，作为一个英国人，这年龄他风华正茂；作为一个美国人，这岁数他已经事业有成。他也确实如此。只是浅浅的皱纹拉上了眼角，说话显得老成，办事稳重——他毕竞是个战斗力最强的陆战师的团长嘛。然而在普里斯特利先生眼里，查尔斯永远是个孩子。
席间，三代人热热闹闹地谈论着战争、新西兰、国内、戴维和范尼尼。范尼尼虽是初来美国，但她的文化修养和意大利文明传统使她热情大方，毫无拘束，她银铃般的笑声博得了惠特尼一家人的好感。甚至连独立性很强的小戴维，对这位异国的“后娘”，也开始抱着有保留的好奇心。
范尼尼说话得体，谈吐风雅，常常淡淡一笑，使人想起古老的北地中海文明和罗马时代的美女雕塑。她对新大陆充满了好奇心，却又不失一个拉丁文女教师应有的端庄和持重。
大家谈着、吃着、喝着，渐渐地把话题从诺曼底滩头和巴顿将军、毛利族人和彼得·弗雷泽总理、罗斯福的第四次竞选和美国妇女的战时服饰，转到查尔斯的婚礼上面来了。
惠特尼一家是公理会教友，而范尼尼小姐是天主教徒，大家担心她会有什么不方便，小姐嫣然一笑：“入境随俗，由大家安排，我都敢同查尔斯‘私奔’，婚礼的仪式当然不会计较。其实，我觉得美国挺好。自从陆战一师和‘海魔’来到新西兰以后，新西兰姑娘都迷上了美国小伙子。”她看看查尔斯上校：“如果你愿意，打完仗，咱们在惠灵顿和美国西海岸各住半年。你可以跟我爸爸经商，也可以在波音公司任职。当然，这一切都取决于你是否想当海军陆战队将军。”
婚礼就在西雅图市的教堂举行。那座公理会教堂挺有气派。四周松树和松树郁郁葱葱，虽无很久的历史——华盛顿州的开发还是十九世纪的事情，却也有瓮缸、长廊、尖塔、和各种大理石墓碑。阳光明媚，白云朵朵，气爽秋高。由于“海魔”在太平洋上的成名，加上老惠特尼先生是本地名流，又是波音公司的台柱，前来恭贺婚礼的人委实不少，其中包括西雅图市长夫妇和一些社会贤达。
一辆老式四轮马车把盛装的惠特尼上校和范尼尼小姐送到教堂跟前。活泼的年轻人同和气的老人们把他俩拥入柱廊和大门。女傧相们异常活跃，插科打诨，象一群林鸟。
主持牧师隆重地举行仪式，说着老一套的证辞，后来又独出心裁地加上华美的篇章。他给他俩戴上戒指。风琴手奏出悠扬的涤荡心灵的乐曲。惠特尼上校想起那首圣歌：
希望他俩，
欢心消尽了愁心，
求赐他俩，
平安息事宁争；
百年偕老，
又加灿烂前程，
重见黎明，
生命永恒。
当初，他就是同贝莎·奥勃莱恩小姐一道唱着这首歌走出摩门教堂的。她当时和现在的范尼尼一样，披着白纱，捧着鲜花，陶醉在幸福之中。但愿贝莎的灵魂在天国里原谅他。
范尼尼现在是新嫁娘，从柱廊和甬道重新跨上四轮马车，就是惠特尼太太了。她兴奋得脸上放出光芒，象含露的玫瑰花。
市长向新郎和新娘祝词，市长夫人代表女客们向新娘赠送礼品。新娘子的答词，英语说得很漂亮，有时还带上点儿拉丁化的尾音。她的谈吐朴实无华，要说有特色，那也就是有点儿宗教的色彩，这在追求时氅、一切效法巴黎的美国女界中更显得一枝独秀。
人们在“啊唷，啊唷”声中向他俩撒花瓣。据说本地的报纸还给了头版位置准备加以报道。美国本是世界各民族汇集之处。现在，通过世界大战，他们又融合到全世界去。一位美国军官，娶一位英国小姐，或中国姑娘，或澳洲女子，甚至，随着战争的进展，同一位欧洲女郎结婚，不是很正常的吗！
惠特尼想到十八年前他同贝莎·奥勃莱恩小姐的摩门教婚礼。那时候他刚拿到少尉军衔。默默无闻，婚礼朴实无华。现在，他已经是上校了，同样的婚礼惊动了半个华盛顿州。如果他是一位上将，哪怕是第三次结婚，也会轰动美国。事情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范尼尼小姐可是头一次披嫁衣，她全心全意地爱着他的丈夫，不管他是惠特尼少尉还是惠特尼上校。
惠特尼搂着范尼尼的腰。范尼尼偎在他肩上，轻声说：“查尔斯，你都不知道我多么爱你。”
惠特尼彻底回到现实生活中。新娘、教堂、市长、傧相，给了他和平生活的质感。所有这一切，都是属于美的，属于爱的，属于善的。他们象一幅宁静的风景画，一片活泼飞舞的落叶，一只跳跃的松鼠，一只嘶嘶叫的咖啡壶，给了陆战队上校温暖与和谐，音乐感和诗意。如果战争此时此刻结束，他就立刻退役，与范尼尼，与戴维，与一亿多美国国民，开始一种新的生活。用他们无穷尽的创造力和进取精神，象大火一样烧红人类的天际。战争给了生活巨大的反差和衬托，战争是和平的溴化银，它可以冲洗出生活的基片，让人们去热爱它，尊重它，珍惜它。
生活呀！你多么美好！
然而，此时此刻，当载着新娘和新郎的四轮马车在石子路上颠簸时，几十亿人还在用他们的全部身心和热血投入残酷的杀戮之中。
胜利的结局象熹微的晨光出现在地平线上。
然而——
战争尚未结束。
一个陆战队军官，要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踏上充满敌意的滩头，命运将给他带来什么，是不难测知的。
这一切，又都将留给坐在他身边的、充满了梦幻般憧憬的范尼尼。
他几乎不出声地叹了口气。
战争和军人，在哪一个世纪中，才能不是死亡而是幸福的同义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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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西维尔”号重巡洋舰驶离了荷兰地亚港。它走着Z字形的反潜航线，目标对准真方位315度，那就是一五二一年三月十六日，伟大的西班牙航海家费迪南德·麦哲伦横渡太平洋以后遇到的第一片广袤的土地。西班牙人在一五六○年征服了它，管它叫做菲律宾。
“纳西维尔”号汇合在一支太平洋上空前庞大的远征船队里。它们从荷兰地亚和马努斯岛汇集起来，光水手和海军就有五万人。千舟跨海，无数锋锐的舰艏劈开白浪，场面宏大，蔚为壮观。在“纳西维尔”号的舰桥上站着一位高大的老人。他双手反握在背后，嘴里叼着一只玉米芯烟斗，鼻梁上架了一副太阳镜。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四日，他从菲律宾的千岛之中被赶出来，九死一生，落魄逃亡到澳洲。当时，日本帝国凶焰万丈，一轮旭日有如中天，反攻的前景非常暗淡。然而，他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努力、挫折、奋斗、沮丧，博战，牺牲。近千个日夜过去了，他脸上多了许多皱纹，他的心脏也渐渐负担不了繁重的工作了，他的大脑经常由于操劳过度而发昏，使他有时说起话来语无伦次。然而，重新回到菲律宾的信念是坚不可摧的，他一生的荣辱、兴衰，伟大与卑微、辉煌与暗淡都融合在这个目标里了。他生命的价值就在于重返菲律宾，重返马尼拉。为此，他不得不保卫莫尔兹比港，争夺所罗门群岛，挺进一千五百英里从新几内亚的鸟尾打到鸟头，并且在另一条战线上同海军和总统周旋。现在，一切都完成了。赫尔克利斯完成了所有分配给他的难以置信的工作，阿尔戈的英雄们克服了千难万险就要拿到了金羊毛。“纳西维尔”号航程的终点站就是菲律宾的土地，它叫做莱特岛。随着螺旋桨推进器的每一下转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就一英尺一英尺地接近他毕生追求的目标。
在麦克阿瑟将军赌命打回菲律宾的同时，日寇铁蹄下的菲律宾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除了中国以外，菲律宾是日本占领区反抗最激烈的国家之一。早在奎松总统从巴丹乘潜艇流亡之前，菲律宾政府就布置了大规模的地下抵抗运动。各种政治和宗教信仰的人——天主教徒和回教徒、华人和马来人、中产阶级和农民、共产党人和长年与美国合作的人，渔民和圣托马斯大学的教授，都在抗日的旗帜下，用各种形式、各种手段进行了抗日斗争，许许多多的菲律宾人为抗日流了血。到美军大举反攻前夕，一千八百万菲律宾人中有二十万人直接间接地打击着日本占领军。尽管日本南方军司令部在菲律宾派驻了四十万部队，数量仅次于驻中国的侵略军，然而，日军仅仅占领了几十个较大的海岛上的大居民点，广大的山区和森林都在游击队的控制下。这些游击队大多数在各个海岛上各自为战，也有些受到麦克阿瑟指挥。他派出潜艇给游击队送去军官、武器和电台，接到游击队报来的各种日军情报。他自认为控制着相当于法国地下抵抗运动的庞大情报网，随着日本帝国败势越来越明显，游击队发来的情报越来越多，使麦克阿瑟了解到日军每一个小队的调动和每一门九二式步兵炮的设置。光有记录的电文，他在荷兰地亚的司令部中每月就收到四千封。
日本占领军愚蠢而疯狂地杀人。他们照例象对待所有占领区的人民一样，放肆地发泄自己的淫威，马尼拉的圣地亚哥堡里关满了菲律宾爱国者，日本人企图用这座十六世纪西班牙的“巴士底狱”来巩固自己的法西斯统治。当然，他们也没忘记了培养自己的菲奸，他们扶植了傀儡政府——“独立菲律宾共和国”。其首脑是尤斯·劳雷尔，前菲律宾政府司法部长，日本东京帝大的毕业生。说来也伤心，劳雷尔先生曾是奎松总统的好朋友。
日军占领当局除了关人、拷打人、杀人之外，任何一件有益于公共事业的事儿也没干。马尼拉垃圾成堆，乞丐满衔，大米早换成了“橡子面”，池塘的水发臭了，西班牙的洛可可式石质建筑物更陈旧了，老鼠更多了，人更穷了，那些热闹的卖辣子鸡、芒果和椰干的小贩星散了。乐天的菲律宾人阴沉下来，准备拿起枪杆子，象当年黎萨尔反抗西班牙人一样，把日本鬼子消灭在这片愤怒的群岛上。
从正统的观点来看，菲律宾一部分抗日运动的旗帜是奎松和麦克阿瑟。因为奎松历来唯美国人马首是赡，而麦克阿瑟则是个彻头彻尾的反共分子。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来写的。他们根本就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菲律宾共产党和菲共领导的人民抗日军——“胡克”。尽管“胡克”们牵制和杀伤了许多日军，麦克阿瑟重返吕宋的头一件大事就是解除人民抗日军的武装。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乱了各国资产阶级和国际帝国主义的方寸，因此，在许多国家中共产党象燎原野火似的发展壮大。美英资产阶级非常担心，在战后的世界里，会有一系列的共产党国家同他们抗衡。(后来，这种担心终于成了现实。)当年，奎松同麦克阿瑟一起逃走。如今，道格拉斯形单影只地踏上归途，奎松则已经返归天国去了，就在他和罗斯福总统拍板定下反攻吕宋后一周，奎松因患了肺结核死在纽约市萨拉南科医院。在各种系列的抗菌素问世之前，那也是一种不治之症。
奎松是很细心的人，早在巴丹被困之初，为后事计，他就指定了塞尔吉欧·奥斯梅里亚当他的继承人。他甚至指定了他和奥斯梅里亚之后总统的接力捧应交给马努埃尔·罗克萨斯博士。博士留在了日本占领的马尼拉，麦克阿瑟曾派“长尾鲨”号潜艇专程去偷接他，罗克萨斯先生在马尼拉市雷班托大街893号他的住宅中，镇定地对冒险潜回虎穴的克鲁兹博士说：我不离开马尼拉。替我回谢奎松总统。我在此地还有重要的事干。我要劝那些抵抗分子策略点儿，目前的行动只能招致日军更多地枪毙人质。
麦克阿瑟虽然在菲律宾多年，仍然不太理解那些信奉天主教的亚洲岛民的心理。他不理解罗克萨斯，也不理解奥斯梅里亚。在他眼里，奥斯梅里亚不是菲律宾的“当选”总统，而是“指定”总统。奥斯梅里亚迟钝，内向，紧要关头不决断，缺乏个性的魅力。他的青年时代被他的中学教员称为“斯芬克斯”。麦克阿瑟认为他没有想象力，没有判断力，是个平庸的人，当年还批评麦克阿瑟在防务上花钱太多。奇怪的是：他所信任的奎松为什么一口咬定奥斯梅里亚就是当总统的料。麦克阿瑟连罗斯福都不放在眼里，更不把菲律宾本地官员当回事儿。就算他奥斯梅里亚是个谜，一切也得听他道格拉斯的。他统帅着两个庞大的美国集团军，他才是菲律宾的救世主，他才有能力把号称“马来亚之虎”的山下奉文大将赶出或消灭在菲律宾。
往事如烟，毕竟俱往矣。奥斯梅里亚也好，罗萨克斯也好，都是以后的事情。当前的事是全力以赴踏上莱特湾的滩头。
选择莱特岛登陆也费了一番心计。九月初，哈尔西的一名海军驾驶员托马斯·凯拉少尉在菲律实内海区机毁跳伞，降落在莱特岛上。他受到了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并向哈尔西报告：莱特岛上几乎没有日军。哈尔西向麦克阿瑟建议在莱特登陆，那样可以兵不血刃地获得一块二千七百八十六平方英里的巨大前进基地。迄今为止，美军在太平洋上所夺占的地方，除了弹丸小岛，就是几个环礁，作为向吕宋、台湾、冲绳甚至日本本土进军的后勤基地，非得有莱特这样的大岛不可。
麦克阿瑟不以为然。他通过自己的情报系统得知莱特岛驻守着牧野四郎中将的第十六师团两万人，并有司令部设在宿务岛的铃木宗作中将的三十五军其他部队的支援，并不好啃，更谈不上占便宜。麦克阿瑟的计划是先夺回棉兰老岛。因为他是从棉兰老逃离菲律宾的，而且，等于六倍的莱特岛大的棉兰老岛上仅驻有日军一个不满员的旅团。棉兰老海岸很长，各处都可以选做登陆点，这才是“兵不血刃”的登防。
九月底，麦克阿瑟从情报得知：日本驻中国关东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山下奉文大将已授命调往菲律宾。山下在马来亚和新加坡作战中，表现了高超的丛林战指挥能力和坚定的决心。如果他防守吕宋和菲岛，整个战役一定会非常艰苦。山下奉文有驻瑞士、德国、奥地利武官的履历，又担任过日本陆大兵学教官，熟知欧美战术。这一点在他对英将帕西瓦尔的攻击中就显示出来了。无论从哪一个角度上看，山下都是麦克阿瑟旗鼓相当的对手。
麦克阿瑟于是决定在莱特岛登陆。
莱特岛的面积在菲律宾群岛中排第八。它的位置在以吕宋和米沙焉群岛为主的北菲律宾以及棉兰老为中心的南菲律宾之间，非常重要。美军一旦占领它，就可以把菲律宾群岛一切为二，然后各个击破被孤立的海岛上的敌军。鉴于敌军的统帅非等闲之辈，敌军数量又多，菲律宾又远离美军在太平洋上的各个后勤补给基地，麦克阿瑟袭占莱特岛后，日军将会从南北两面进行增援。莱特将成为“铁砧”：它将吸引日军蜂拥而来，并把他们歼灭在莱特。在莱特岛上消灭的日军越多，攻占吕宋和其他海岛就会更轻松些。
麦克阿瑟的作战设想，和日军统帅部的“捷一”号作战方略不谋而合。日军指挥机关，也认为莱特一失，菲岛防务动摇；菲岛一失，从南洋输往日本的石油、橡胶、锡和大米等将被切断，日本的战争手段也将丧失掉。日本天皇裕仁在山下晋谒的时候，尖细而缓慢地对山下说：“……帝国安危重任，皆落于驻菲部队之肩上。”米内光政海相也对山下讲：“菲岛是‘天王山’(丰臣秀吉击败明智光秀的古战场)。请好好干吧”。
另外，由于战线缩短，哈尔西海军上将重新返归海上，指挥第三舰队。他同麦克阿瑟在所罗门群岛之战中交谊甚笃，答应全力掩护麦克阿瑟的登陆部队。这样，除了一直跟随麦克阿瑟的金凯德中将的第七舰队之外，又多了哈尔西的主力，麦克阿瑟决定断然攻击莱特湾。
“公牛”·哈尔西实在很够朋友。“纳希维尔”号一路上远征菲律宾的航程，哈尔西就率领庞大的第三舰队猛烈地空袭了吕宋、冲绳，特别是台湾岛。
台湾是日本本土列岛通往菲律宾的中间站，面积三万六千平方公里。山高林密、溪流多而湍急。西方人长期以来一直管它叫做“福摩萨”，这个葡萄牙称呼浸透了对中国人民的蔑视。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一六六一年，明将郑成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两栖登陆，最后赶走了荷兰殖民者。一八九四年日清战争以后，日本鲸吞了台湾，一方面血腥镇压了台湾人民的反抗，一方面投资开发，加紧消化它。到一九四四年，日本在台湾已经修了七十多个飞机场。当年轰炸吕宋岛克拉克空军基地的飞机就是从台湾起飞的。
哈尔西采取了挑逗和诱杀的战术。他已经六十二岁了，海风吹皱了他的脸颊，使他深陷的双眼随得更深。岁月催人老，他早已经超过了一个前线舰队司令的年岁。他在海军里整整干了四十年，方方的下巴上却带着一股怨恨。连他的父亲老威廉也打沉过四条西班牙船，而他身为海军上将，却没捞到打一场纳尔逊、彼梯和东乡平八郎式的世界性海战。由于一系列的阴差阳错，好机会全都轮到斯普鲁恩斯去消受了。
他采取了空前冒险的行动，把第三舰队的十来条舰队航空母舰从加罗林群岛的乌利西环礁拉出来，渡过一千海里的菲律宾海面，在台湾东南一字儿排开，不顾兵家之大忌，把珍贵的“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暴露在日本陆基航空兵的威胁下，引诱它们出来挑战。
马里亚纳海战以后，日本海军航空兵精华尽丧，只剩下一些没有飞完航校课目的年轻学员。他们毫无战斗经验，根本不是久经沙场的美国海军航空兵的对手。让他们去攻击美舰，只能是自取灭亡。
可是，日本军阀发动战争本身就是自取灭亡。何况，诱惑毕竟是诱惑。
台湾各机场上的日本飞机都升空作战了。它们除此之外也无可选择，稍有犹豫，就会被哈尔西的舰载机把它们炸毁在地面上。它们一群群扑向哈尔西，于是爆发了一场战争史上最大的陆基飞机对母舰飞机的空战——台湾空战。
哈尔西的计谋成功了。
他的“台湾猎火鸡”比斯普鲁恩斯的“马里亚纳猎火鸡”收获还丰富。因为日本的飞行员技术更差，大部分陆军飞行员从未受过攻舰训练，无论是水平投弹还是俯冲投弹精度都不高。何况他们训练课目的内容是如何对付敌人的地面部队，而不是拥有大量防空炮火、无线电近炸引信、战斗机防护的机动舰艇，这些舰艇从三千米的空中看去，大的不及火柴盒，小的简直象一粒豌豆。哈尔西的部下击落了六百余架日本飞机。这些飞机本来是准备派往菲律宾的。这一下子可帮了麦克阿瑟的大忙了。
日军大本营又在吹嘘他们的战果：“击沉敌母舰十一艘；战列舰两艘；巡洋舰两艘……”迷信政府的日本市民又在日比谷公园举行了庆祝大会。
对于这种吹嘘，威廉·哈尔西上将嗤之以鼻。如果按日本人的说法，第三舰队早不存在了。其实，除两股重巡洋舰受到重创外，其余各舰安然无恙。他给尼米兹打了一封密码电报，第三舰队被击沉和损坏的船只均获救助，现正高速撤向敌人。
一切不过如此。
“公牛”开了一个美国式的玩笑。
今天是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九日，星期三。麦克阿瑟情绪高涨。他的二十万大军实力雄厚，将校如云，桅樯如林。特别是他手中的三张王牌，即三个“老K”：肯尼(Kenney)、克鲁格(Krueger)、和金凯德(Kinkaid)。他们已经长期配合，互相默契，啮合得如闹钟表上的齿轮。这次远征的唯一冒险之处是远离美国战斗机护航圈，比上次荷兰地亚登陆还危险。肯厄曾看见麦克阿瑟不断地来回踱步，并且轻声对他说：“如果没有您的B-17掩护我的上空，我将不得不靠一叶轻舟涉水上岸，此行甚至会失败。”
明天就要涉水上岸了，“将军”在做他的私人的最后准备。他把其父阿瑟的一支家传短筒大口径旧式手枪放到旅行袋里，以防登陆时的不测。他命令所有的军官——不论是陆军的还是海军的——一律戴上钢盔，装上盛满阿托品药片的棕色药瓶——菲律宾的疟疾可开不得玩笑，他自己也如此照办，毫不含糊。他戴上自己的腕表，他很少戴表，(这也是他的大将风度)他的部下习惯于向他提醒时间。他最后又整理了一遍他的演说稿。稿子很短，但无疑是历史性的，他准备一踏上菲律宾的土地就对着麦克风讲下去。他的声音将由“纳希维尔”号上功率强大的电台播出，传遍菲律宾的土地和天空，传遍全世界。他想象着菲律宾人如何在收音机前侧耳聆听他的演说。
他很激动，很想知道这次演说的客观效果，为此不得不找几个心腹来看看演说稿，提点儿意见。他的私人医生埃凯尔伯格直率地说：“他很象一个小孩重返故乡发出的欢声笑语。您最好别这样说。”“应该怎么说?”麦克阿瑟问。“战斗激烈进行，容不得这么四平八稳的演说。”其他两个校官也打边鼓：“对于基督徒来说读《圣经》，有它的三分之一篇幅就满够了。”
麦克阿瑟很恼火，他用指关节不停地敲着桌面，然后一下子冲到他们面前吼着：“孩子们，我希望你们知道我在提到上帝的时候所怀有的最深的敬意。”又过了一会儿，他才说：“那我就把这三大段删掉些吧。”
登陆点选在莱特岛首府塔克洛班镇和杜拉古镇东而的宽广海滩上。一九○三年，二十三岁的道格拉斯中尉曾到过这一带。深夜，麦克阿瑟在他的笔记中写道：
在暗无月光的最黑的仲夜时分，我们来到了莱特岛。脚下是阴森的海水，头上是幽暗的天空，整个漆黑混沌的世界包围了我们，甚至黑到看不见身上的斗篷。我们只好躺下来，静待黎明的降临……在晚上的时候，我曾回过我的舱室，重读《圣经》中的那几页……我总是从其中汲取鼓舞和希望……我祈祷全能的上帝，在早晨保佑这些船上的每一个人。
麦克阿瑟一生中最激动的黎明终于来临了。
菲律宾离美国非常遥远，它的风俗习惯又都是亚洲式的，缺乏欧洲大陆所能引起美国人的那股乡情，因而它精神上离美国更远。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日，巴顿的坦克已经辗过巴黎，深入欧洲腹地，人们都在地图上找那些自己熟悉并且去过的名城古都。而这一天，在莱特岛东岸，万炮齐鸣，五彩缤纷的信号弹窜上天空。红滩和白滩设在塔克洛班，紫滩和黄滩设在杜拉古。朝霞映亮了莱特湾的碧水，上千的登陆艇驶向滩头。一场东方的诺曼底之战打响了。为了专门同艾森豪威尔的D日区别，麦克阿瑟把这天定为A日。他本人乘一艘希金斯小艇驶向塔克洛班。他向部下说：“塔克洛班只变了一点儿。我上次来还是在四十一年前，我从西点军校刚毕业，在我分配到部队之前。啊！对我来讲，今天是一个多么难忘的时刻！”
麦克阿瑟亲自冲滩，冒了相当的风险。菲律宾正值台风季节，狂暴的热带气旋一直在这一带逞威。前几天，莱特湾一带骤雨连绵，肯尼占领的几个前沿机场，跑道一片泥泞水洼，战斗机无法起飞担负空中掩护。麦克阿瑟毫不在意。冥冥之中的神已经助他克服了千难万险，现在还不到召他上天的时候。
受金凯德指挥的第七舰队护航航空母舰共编成三个群：C·斯普拉格少将的北方群，斯图普少将的中央群和T·斯普拉格少将的南方群。他们每群都有六艘以海湾和海岛命名的护航航空母舰和一百五十架左右的舰载机，就是这些舰载机掩护着莱特湾的天空。然而金凯德的这些海军飞行员，远远无法同哈尔西的老手们相比，他们只学过攻击陆上的固定目标，而正经的海战还一次也没参加过呢！
麦克阿瑟穿着军便服，戴着太阳镜和他独特的帽子。他双手叉腰迎风而立，微笑着远眺被烟云罩裹的莱特湾海岸。他拍拍参谋长萨瑟兰中将的肩膀，快乐地哼着《圣经》中的诗篇：“正如李普莱所说：不管信还是不信，我们反正在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