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民主制被推翻</h4>
尽管经历了这次失望，派桑德仍然对自己的使命充满希望。在雅典，他征募的那些极端派贵族青年已经刺杀了一些民主派领导人，其中包括安德罗克利斯，他是当时受民众欢迎的主要政治家，寡头派杀他不仅因为他是擅长煽动民众的政客，还是为了取悦亚西比德。这些寡头派显然还不知道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不晓得密谋集团领导人的目标也发生了变化，所以他们仍然鼓吹温和派的纲领，公开提议不再为服兵役的人支付军饷，并将公民权仅限于重步兵阶层或地位更高的五千人。
与此同时，这些贵族青年还在刺杀其他一些被选定的政敌，这不是温和派能够赞同的做法。除安德罗克利斯之外，他们“以同样的方式，秘密杀死了其他一些对他们造成不便的人”（8.65.2）。这些谋杀事件是恐怖政策的一部分，目的在于削弱反对派，以便更轻松地推翻民主制。公民大会和议事会仍然召开会议，但现在寡头派运动的成员控制了会议议程，也只有他们发言，因为他们的对手都因为恐惧而陷入沉默。“若有人胆敢反对他们，他们便立刻以某种方便的手段杀害他。”（8.66.2）谋杀犯得到容忍，不曾受到调查、逮捕、指控和审判。民主派成员不敢公开地互相交流，互不信任，因为即便是有名的民众煽动家派桑德和普律尼科司也曾摇身一变，成了寡头派领导人。
密谋者就这样制造了恐怖气氛，在合法性、正当程序和民众认同的假象掩护下控制了国家，而无须直截了当地动用武力。在公民大会的一次会议上，他们建议任命一个三十人委员会（包括十名贤哲），委员会拥有全权，将在“指定日期”起草“治国良方”。这简直就是授权他们起草新宪法。受到恫吓的公民大会未提出质疑便通过了这个建议。
三十人委员会在指定日子做了报告，但不是按照惯例在雅典的普尼克斯山，而是在城外约1英里处一座叫克罗诺斯西比乌斯的山上。选择这个地点，可能是为了让下层阶级更加畏惧；虽然一队武装重步兵出现在会场，可以理解为对城墙之外的集会提供保护，但将开会地点转移到一个不寻常的地方，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三十人委员会没有为国家安全或管理国家提出建议，而仅提出一项动议：“允许任何雅典人提出任何建议，而不对其施加惩罚。”（8.67.2）这意味着，宪法中禁止提出非法动议的条例被暂时搁置了。
在此次会议的紧张气氛（群众受到恫吓，会议受到严格控制）下，这样的措施不是为了允许大家自由发表意见，而仅仅是为那些筹划革命的人提供法律保护。只有派桑德一个人发言，阐述了密谋者的计划。与战争无关的公共服务人员将不再得到报酬，但九位执政官和五百人议事会的执行官员除外，他们的薪水是每人每天半个德拉克马。派桑德提出的计划的核心部分是组建一个四百人议事会，“拥有全权，按照他们认为最好的方式治国理政”（8.67.3）。四百人议事会成员将通过一种复杂而间接的方式选出。在如此杀气腾腾的环境下，四百人议事会的成员无疑是密谋者内定的人选。此外，计划还指定了一个包括重步兵阶级及以上人员在内的五千人名单。四百人议事会得到授权，在自己认为必要时召集五千人会议。
公民大会通过了这些措施，没有反对意见，随后便解散了。政变成功了。在雅典统治了近一个世纪的民主制政府被一个新政权取代了。新政权将下层阶级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将统治权交给了一个狭隘的寡头制集团。
尽管规定五千人的条款是骗人的，但对前411年的雅典人而言，这些建议大体上与温和派的计划相一致。为了打仗，必须节约经费，所以削减公务人员的薪水；在战争期间，激进民主制必须让位于一个更受限制、温和的政权。因此，四百人议事会也可算作一个临时性的执政团体，仅仅在五千人大会接管权力之前有效。
余下要做的就是处理亚西比德和他的诺言（将提萨弗涅斯和波斯人拉到雅典阵营）。尽管派桑德知道这已经不可能办到，但我们不知道温和派此时有没有得知与提萨弗涅斯的谈判已经破裂。雅典的温和派继续支持政变，或许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听说与提萨弗涅斯谈判破裂的消息，但即便听说了，他们仍然有理由保持原路线。萨摩斯岛上的温和派即便在得知关于亚西比德和波斯的希望破灭之后，仍然支持政变；和他们一样，雅典的温和派也继续坚持下去，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已经身处险境”，因此更安全的办法就是继续前进。或许，他们仍然真诚地希望节约国家资金以便投入作战，并且相信将公民权局限于有产阶级是帮助雅典生存下去并赢得战争的最好办法。
<h4>寡头派领导人</h4>
推翻民主制运动的领导人是派桑德、普律尼科司、安提丰和塞拉门尼斯。前两位，像“四百人”中的大多数一样，仅仅是自私自利的机会主义者，为了个人野心而行动。但安提丰的谋划却不同。普律尼科司和派桑德是高度活跃和为人民熟知的政治家，安提丰却在幕后活动。他可能是雅典最早的一位专业的演讲稿撰写人，赢得了修昔底德的仰慕，被誉为“最有才干帮助别人在法庭或公民大会斗争的人”。但他不是民主制的朋友，并且“由于他危险的聪明，而成为群众怀疑的对象”。正是他“设计了整个计划，并确定了此事发展到当前阶段的方法”（8.68.1）。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安提丰认为雅典最好的前途就是推翻民主制和建立一个真正的狭隘寡头政权。他愿意为了实现这个前途而努力工作，也愿意为了达成目标而不择手段。修昔底德“在他所处的时代，安提丰的勇气和美德不逊于任何人，他最擅长构建一种思想，并用演讲将其表达出来”（8.68.1）。
但在前411年起到最大作用的却是塞拉门尼斯。他也是四个人当中最有争议的一位，有些人指控他是寡头派，是民主制的敌人，他的敌人称他为“对左右脚都合适的悲剧靴子”。但他的整个政治生涯表明，他是一位爱国者和真正的温和派，真诚地忠于将权力交给重步兵阶级的政体，不管是受限制的民主制，还是执政基础较宽泛的寡头制。
出于各自不同的原因，受到不同哲学思想和目标的驱动，这四个人“开始剥夺一个民族的自由。这个民族不仅自己不曾臣服于其他人，并且在半个世纪以来习惯于统治其他人”（8.68.4）。
派桑德没有为新政权接管政府定下确定的日期，许多雅典人一定认为，他们的掌权会推迟到大约一个月之后，那时本届议事会年度就结束了。但密谋者行动迅捷，在前411年6月9曰，也就是克罗诺斯会议结束仅仅几天之后，就夺取了政权。当雅典人去往他们在城墙和操练场的军事哨所时，密谋者们采取了行动。他们之前为了政变特地从蒂诺斯岛、安德罗斯岛、卡利斯图和埃吉那岛征募了四五百名武装人员，这次将其派上了用场。
“四百人”的长袍下藏着匕首，在120名令雅典心惊胆战的年轻贵族的帮助下，冲进了议事会大厅。他们向议事会的民主派成员支付了当年余下时间的薪水，然后命令他们出去。议员们拿了钱，不加抗议地乖乖离去了，没有其他人施加干预。“四百人”抽签任命了议事会执行人员和主持会议的官员（这是旧时议事会的惯例），然后举行了就职仪式上惯常的祈祷和献祭。他们尽一切努力保全体面，让大家觉得他们是延续前一届议事会的正常的、合法的机构，但很少有人上当。自前510年庇西特拉图僭主家族被驱逐以来，雅典国家第一次被威胁和暴力手段控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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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官（Archon）的字面意思是统治者或领主，是古希腊许多城邦最高长官的职衔。雅典早期的共和国体制中，每年有九位执政官，掌管政治、军事和宗教事务，分別为名年执政官（Eponymos Archon，他掌权的那一年以他的名字命名）、军事执政官（Polemarch）、宗教执政官（Archon Basileus）及六名立法者。执政官从富裕阶层选举产生，起先任期十年，前683年后改为一年。前487年后，执政官在公民当中抽签产生，军事执政官的职责被每年十位将军（Strategos）的制度取代，十位将军每天轮流担任军事执政官，军事执政官仅在名义上是十将军的上级。名年执政官在名义上是民主制雅典的国家元首，但政治意义已经弱化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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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卑亚岛上的一座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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