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前430〜前429年）

前430年5月初的时候，阿希达穆斯二世再次率军入侵阿提卡，将战争第一年开始的破坏行动继续开展下去。这一次，伯罗奔尼撒人蹂躏了雅典城前方的大平原，然后进攻阿提卡东西两面的沿海地区。原先的战略——将阿提卡土地作为“人质”——已经没有继续下去的意义了，因为雅典人显然不愿投降，也不愿出战。伯罗奔尼撒军队在阿提卡停留了四十天，这是整个战争期间他们在阿提卡停留时间最久的一次，直到给养耗尽才撤退。

<h4>埃皮达鲁斯</h4>

5月底，伯里克利亲自率领100艘雅典三列桨座战船和50艘来自希俄斯岛与莱斯博斯岛的战船出征了。这支舰队运载着4000名重步兵和300名骑兵，步兵的数量与前415年远征西西里的兵力相当，也是雅典人曾用船只运输的最大规模部队之一。有些学者认为，出动兵力如此之多，说明雅典的战略从守势转向了攻势。他们相信，这支远征军的目标是占领埃皮达鲁斯城，在那里驻军并守住该城。那样的话，雅典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就会拥有一座要塞，很适合骚扰和威胁科林斯，鼓励阿尔戈斯加入反对斯巴达人的战争。

如果伯里克利此举的目标真的是这样，那么他的战略的确发生了大转变，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此次远征的目的并非如此。首先，修昔底德不曾提及伯里克利的战略发生了变化。一直到伯里克利去世前，修昔底德都这样描述他的战略：“雅典人不动声色，照管好自己的舰队，在战时不要企图扩张自己的帝国（因为那样会让他们的城市陷入危险）。”（2.65.7）另外，如果雅典人的确打算攻克和据守埃皮达鲁斯，那么他们的实际操作就太糟糕了，因为他们大肆蹂躏埃皮达鲁斯人的领土，让敌人早早就知道他们即将杀到，并做好了相应准备。

我们最好将这次远征理解为最大规模地执行雅典战略。在战争最初两年里，雅典人从海上登陆，袭击了一系列敌城，包括墨托涅、厄利斯的腓伊亚、特洛伊曾、赫尔米奥尼、哈雷斯和普拉西埃（见地图1），就是在执行这种战略。在每一次行动中，雅典人开始时都蹂躏敌城周边地区，如果那里的防御薄弱，偶尔还会企图洗劫城镇。对埃皮达鲁斯的进攻仅仅是同一计划的升级，或许是因为雅典国内呼声很高，要求对敌人造成更大伤害，所以当权者受到了很大压力。

洗劫埃皮达鲁斯能够提升雅典人的士气，并帮助伯里克利继续开展他在政治上的斗争，或许还能让邻近的伯罗奔尼撒城邦不敢出兵加入正在入侵阿提卡的伯罗奔尼撒军队；也许还能让一些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沿海城市从斯巴达联盟中叛逃，尽管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么，雅典人的第二次海上远征说明，伯里克利自己也开始意识到，他原先的战略没有奏效。斯巴达人仍然在蹂躏阿提卡，雅典国库资金也因为波提狄亚出人意料的顽强抵抗而不断流失。他认识到，必须采取更咄咄逼人的措施，以说服敌人议和，尽管他还没有放弃根本上属于防御性质的战略。

前430年，雅典远征军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岸只前进到普拉西埃，没有继续征讨。无疑此时雅典远征军已经得到消息，伯罗奔尼撒军队已经从阿提卡回国，这意味着雅典人在半岛的登陆行动可能遭到优势敌人的冲击，因此雅典人必须离开伯罗奔尼撒半岛。即便如此，雅典远征军还可以继续前往西北方，就像前一年做的那样，因为他们的兵力足够强大，可以对科林斯及其在西方的殖民地造成很大破坏。那么，强大的舰队为什么没有取得多少战绩就返航呢？

<h4>雅典的瘟疫</h4>

伯里克利之所以中断了远征，是因为他得到消息称，本年度作战季节开始时，雅典的瘟疫造成了严重后果。据说，此次瘟疫源自埃塞俄比亚，随后传播到埃及、利比亚和波斯帝国大部分地区，然后蔓延至雅典。修昔底德自己也染上了疫病，他仔细描述了症状，它与肺鼠疫、麻疹、伤寒和其他多种疾病的症状相似，但与我们所知的任何一种疾病都不完全吻合。这次瘟疫一直到前427年才渐渐消失，在雅典导致4400名重步兵、300名骑兵和数量不详的下层阶级成员死亡，夺走了雅典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口。

远征军在6月中旬之后的某个时间返回了雅典，此时瘟疫已经肆虐了一个多月。伯里克利的政策使雅典城内非常拥挤，所以瘟疫特别容易传染，它夺去了一些人的生命，打击了所有人的士气。人人自危，惊慌失措，最神圣的文明纽带也崩溃瓦解，以至于很多人竟不为死者举办恰当的葬礼（在希腊宗教里，葬礼是最庄重的仪式）。雅典人忍受了战争第一年的苦难，但“在伯罗奔尼撒人第二次入侵之后，雅典人的土地第二次遭到蹂躏，再加上瘟疫和战争施加的极大压力，于是他们改变了主意，责怪伯里克利劝说他们投入战争，要求他为他们遭到的不幸负责”（2.59.1）。

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雅典人将刚刚从伯罗奔尼撒半岛返回的部队派去执行一次新的远征，由伯里克利的盟友哈格农和克里奥滂浦斯指挥，目标是粉碎波提狄亚的抵抗，并镇压哈尔基季基半岛的叛乱。波提狄亚仍然负隅顽抗，而原先在波提狄亚的雅典军队不曾受到瘟疫影响，如今却被前来增援的哈格农部队传染了。40天后，哈格农率领残余部队回到雅典，他原先的4000人中已经损失了1050人。

两面受敌的伯里克利之所以决定让哈格农和克里奥滂浦斯出征，主要是因为受到了雅典政治的压力。我们用来描绘希腊城邦政治群体的任何标签都只是为了方便研究，这些群体与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差别很大。雅典的政治群体瞬息万变，往往是围绕着一个人，有时是围绕一件事情，偶尔两者兼有，基本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党内纪律。虽然这些群体的延续性很有限，但在十年战争的最初岁月里，雅典民意似乎主要分为三派：希望立即与斯巴达议和的派系，我们称其为主和派；决心积极对外作战、为了在战场上打败（而非慢慢拖垮）斯巴达而甘冒风险的人，我们可以称之为主战派；愿意支持伯里克利政策，即避免正面交锋、企图拖垮斯巴达人并根据战前局势通过谈判得到和平的人，我们称之为中间派。自斯巴达第一次入侵以来就占上风的主和派再次要求与敌人媾和。主战派指出，阿提卡受到了极大伤害，而对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进攻没有取得多少效果。波提狄亚围城战仍然占用了很大比例的军费预算，这场战争不可能以现在的开支水平维持下去。雅典需要一场大胜利来节约军费、鼓舞士气。而事实上，雅典遭受了痛苦的失败。

<h4>伯里克利遭到猛烈攻击</h4>

前430年夏末，瘟疫还在肆虐，雅典人转而反对他们的领导人。他们从未经历过如此严重的瘟疫，它对城市的沉重打击此时已经大大削弱了伯里克利的地位，人们对其战略的信心动摇了，责怪他的顽固导致了这场战争。人们不愿意将战争继续下去。

在民意的转变中，传统宗教也起了重要作用。希腊人一直相信，瘟疫是诸神为了惩罚激怒他们的人类而降下的灾难。最著名的例子是荷马的《伊利亚特》开篇的那场瘟疫，阿伽门农侮辱了阿波罗的祭司，于是阿波罗降下瘟疫惩罚他。希腊人往往认为，瘟疫的起因是人们忽略了神谕或者宗教上的玷污行为。瘟疫降临雅典的时候，年纪较长的人回忆起了过去的一条神谕，它预言“将会发生一场多利亚人的战争，并将暴发瘟疫”。这其实是对伯里克利的指责，因为他最坚决地主张以战争反对多利亚人（伯罗奔尼撒人），并且人们都知道，他相信理智，喜欢结交对宗教持怀疑态度的人。虔诚的人们指出，在雅典大开杀戒的瘟疫不曾传播到伯罗奔尼撒半岛。

其他人则指责伯里克利是造成战争的罪魁祸首，并且雅典人原本是散居于阿提卡各地的，若不是伯里克利的战略将大量人口聚集在城内，疫情也不会这么严重。普鲁塔克向我们解释，伯里克利的政敌们说服了人们，是挤在城内的农村难民造成了瘟疫：“他们说，这一切都是伯里克利的责任；由于战争，他将农村的大批暴民迁往城市，并且让这么多人无所事事。”（Pericles.34.3-4）斯巴达人撤军和伯里克利率领的雅典远征军从伯罗奔尼撒半岛返回后，伯里克利已经无法阻止公开辩论，因为必须召开公民大会，以便投票决定远征波提狄亚的军费开支和指挥官人选。这支远征军及其将军的离去使伯里克利丧失了更多政治上的支持。我们可以肯定，在远征军及其将军不在雅典期间，政敌们对伯里克利的攻击终于取得了成功。

<h4>和谈</h4>

雅典公民大会不顾伯里克利的意愿和建议，投票决定派遣使者去斯巴达议和。这个决定比该时期的任何事件都更有力地驳斥了修昔底德的说法——“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只有民主之名，而无民主之实，或者正在变成首席公民的独裁统治。”弄清雅典与斯巴达的这些谈判的性质对于理解后来的战争进程非常关键，但古代作家对雅典人提出了什么样的和平条件、斯巴达人又如何答复，都缄默不语，所以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复原这些谈判。

斯巴达人可能重申了他们在战前向雅典人提出的建议：撤离波提狄亚，恢复埃吉那岛的自治权，并撤销对墨伽拉的禁运。前430年的局势对斯巴达有利，所以他们或许还增加了最后一个使团提出的条件：恢复希腊各邦的自治权，这意味着瓦解雅典帝国。

这些条件是不可接受的，会让雅典在敌人面前束手无策；而斯巴达坚持这些条件，就等同于拒绝雅典的议和请求。谈判的结果恰恰证明了伯里克利的判断：雅典人要想获得令人满意的和平，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斯巴达人确信，雅典既不会投降，也不会被打败。但雅典的主和派仍然将伯里克利视为和平的主要障碍，他们决心让他出局。

斯巴达拒绝雅典的和谈建议，说明了阿希达穆斯二世及与他持有相同政见的人在斯巴达同胞当中没有取得任何进展。雅典人拒绝出城应战以保护自己的家园和庄稼，这让大多数斯巴达人愈发坚信，雅典人都是懦夫，只要斯巴达继续施加压力，雅典人迟早会屈服。雅典人对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进攻没有造成严重损害，但非常烦人，令伯罗奔尼撒人更加愤怒。雅典的瘟疫是新的鼓励因素，因为它令雅典衰弱，轻松的胜利似乎很快就会降临到斯巴达人那边。

但斯巴达的主战派严重误判了形势，尽管瘟疫削弱了雅典人，却没有摧毁他们继续战斗的能力。若对当前局势做更理智的分析，斯巴达人就会发现，他们在一场漫长战争中的胜算也不大。雅典人从瘟疫中恢复之后，在舰队和城墙的保护下仍然是坚不可摧的，而且斯巴达人还没有想出战胜对方的办法。更温和的办法或许是，劝说雅典人解除墨伽拉禁运、放弃克基拉岛，或甚至交出埃吉那岛和波提狄亚。这至少能够分裂雅典民意，但由于大多数斯巴达人相信敌人已经走投无路，所以他们提出了敌人哪怕在最绝望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接受的苛刻条件。

与此同时，在雅典，伯里克利的政敌们对其进行了集中攻击，直到他最后不得不为自己和自己的政策辩护。在民主制国家里，他这样的领导人是罕见的：他在奉行有争议甚至不得民心的政策的同时，仍然对人民坦诚相待。伯里克利始终直言不讳，让那些恼怒的听众无法反驳，因为他们不能说伯里克利没有告诉他们实情，也不能说伯里克利欺骗他们。他非常明确地表示，责任既是他的，也是大家的。他对雅典人说：“你们当初觉得，我拥有必要的领导能力，至少我的领导能力比其他人要强一些，所以被我说服，投入了这场战争。那么，你们现在就不应当责怪我做得不对。”（2.60.7）

在这次演讲中，他提出了一个新论据，主张坚持原战略。他赞颂了雅典帝国和海军力量的伟大和强盛。海军是帝国的基石，使它能够主宰整个海洋。他认为，与这相比，损失一些土地和房屋根本不值一提，它们“不过是伟大财富的小小点缀罢了。若雅典能够保全自由，就能轻易地重新得到这些东西。但如果雅典丧失了自由，其他东西就会全都丢掉”（2.62.3）。

尽管他之前劝雅典人不要扩张帝国，但在此次演讲中，他似乎在鼓励扩张主义。我们必须认识到，他此时的演讲是为了应对新形势：之前攻击他的那些人，比如克里昂，想要的是更积极地作战；而如今攻击他的人是那些根本不想再打下去的人，所以他需要新的侧重点。他指出，雅典人拥有独特的力量，所以他们不必担心输掉战争，他们只需要担心缔结的和约对自己不利，以及担心失去自己的帝国。雅典人抓住了一只老虎的尾巴：“到目前为止，你们控制的帝国是对他人的暴政，拥有这个帝国似乎是不道德的，但如果放弃它，肯定会很危险，”因为“之前被你们统治的那些人将仇恨你们”（2.63.1-2）。

伯里克利的这一席话表明，反对派再次拿出了这样的论点：雅典的帝国主义和这场战争是不道德的。伯里克利没有反驳“帝国主义本身是不道德的”，而是用这个观点作为武器，捍卫自己的政策。他指出，考虑道德与否的时间早已过去了，现在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他呼吁雅典人不要将自己的眼光仅局限于当下的磨难，而要眺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