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将军在公共事务中的优势地位，是其他国家的将军所无法比拟的。但如今他们开始恐慌了。面对法俄联盟，德国的战争计划已昭然若揭。俄国仍然是一个落后国家，它所拥有的铁路仍然远远少于西欧列强；如果战争打响，在法军溃败的时候，俄军只是刚刚完成集结。在这种情况下，德军总参谋长施里芬伯爵[31]在1897年指出，德军有充裕的时间再现1870年打败法国的胜利，接下来再对付俄国。可德军的调动将会是一项巨大的任务——100万称职的铁路工人要在17天中，在超过4万英里的双线铁路上，动用3万辆火车头、65 000节客车车厢和70万节货车车厢，运送300万士兵、86 000匹战马和大堆大堆的战略物资，尤其是枪支弹药。一个集团军就需要6 000节车厢，一个骑兵师也需要1 200节车厢。德军确实能够有效地安排好这些士兵和物资，这样，在宣布调动兵力17天后，德军就将在边界地带进入战备状态。与此同时，德国人多年来一直确信俄国人效率低下，因为他们的铁路太少，在供水、电报、煤炭储备，甚至站台建设等方面的技术能力都太差。确实，在当时的俄国，协助军队的铁路员工共有4万人，其中1/3是文盲。但是，所有这些至关重要的设想都将失去真正的基础，因为列强关系中出现了另外一个因素：德国唯一的真正盟友奥匈帝国不久就要解体。

奥匈帝国行将瓦解的迹象，随处可见。在一个民族主义时代，这个庞大的多民族国家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错误（它的帝国国歌《上帝保佑吾皇弗朗茨》有15种语言版本，包括一种意地绪语版）。而且，维也纳在外交上并没有运用好平衡策略。在奥匈帝国控制的南斯拉夫，当最重要的南斯拉夫民族塞尔维亚在巴尔干战争中获得胜利之时，它的榜样力量激起了许多反对奥匈的政治运动。维也纳是如何反应的呢？一个切合实际的方案是在维也纳的控制下，把所有南斯拉夫各族联合成一个所谓的南斯拉夫国家，对此，明智的塞尔维亚人是会支持的（在奥匈帝国中，他们经常这样教育自己）。但是，真正掌控帝国的匈牙利人却不想出现第二个民族国家。这样，在1914年时，维也纳就没有提出任何解决办法。根据泰勒[32]的说法，维也纳只是在静观事态发展，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希望一切问题自行消失。但是，事件还是发生了，而且突如其来地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期间，奥匈帝国的外长切尔宁伯爵则换了种说法，他指出：“我们必定要消亡。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消亡的方式，不过，我们选择了最糟糕最恐怖的一种。”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的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南斯拉夫的心脏地带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遇刺身亡。哲学家们往往认为这是一桩“不可避免的事件”，而实际上却是一起完全偶然的事端。一些年轻的塞尔维亚恐怖分子计划在皇储进行国事访问之际暗杀他。他们本来已经搞砸了这份差事，虽然投掷了一颗炸弹但没击中目标，他们中有一个人跑到路边的咖啡店去调整自己的情绪。大公驱车继续前往总督波蒂奥雷克[33]的司令部（在那里，他接见了一些民俗表演团的小姑娘），并对总督进行了严厉斥责。随后，他愤怒地离开了司令部，要去医院探望在稍早的爆炸中受伤的一位官员。这样，大公的汽车再度出发，哈拉赫伯爵站在汽车的迎宾踏板上。汽车在穿过萨拉热窝河的一座桥梁后，司机驾车向左拐去，但发现走错了路。司机被告知停车掉头向回开。在倒车时，这类汽车有时会熄火，而大公乘坐的这部车正好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前文提到，塞尔维亚暗杀组织中有个成员跑到一家咖啡厅里稳定自己不安的情绪，正是从那个咖啡厅的位置能看到，哈拉赫伯爵站在了车的另一面。此时，加夫里洛·普林西普的暗杀目标缓慢地向上行驶并停了下来，那位稳定了情绪的杀手开枪了。普林西普年仅17岁，是一位受过民族主义和恐怖主义训练的浪漫主义者，也是一个从19世纪俄罗斯虚无主义者中发展出来的一个成员，而这个组织尤其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The Possessed）和约瑟夫·康拉德的《在西方目光下》（Under Western Eyes）中的人物作为榜样。奥匈的法律不对未成年人执行死刑，普林西普还很年轻，因此得以幸存。他被关押起来并于1918年去世。在他死前，监狱里的一位心理医生曾问他是否对自己那导致“一战”爆发的行为和数百万的死伤有任何悔意。他回答说，如果他没做那件事，德国人也会找到别的借口。

在这一点上，普林西普说对了。柏林在等待发生“不可避免的事件”。在一段时间里，德军一直在说它此时此地能够赢得一场欧洲战争，但是一旦俄国站稳脚跟，情况就会失控。德国人预计这一转变可能会发生在1917年，到那时，俄国的战略铁路将能够以德国人的速度快速地来回运送军队。现在，潜在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很杂很多——德国唯一的朋友在解体，要么在近东和中东出现德意志帝国，要么诞生一个超级大国俄国。人们可以日复一日地信口开河漫谈所有这一切，但是，现在这些问题已经迫切地摆在德国人面前。德国的创建者俾斯麦能够非常英明地捕捉到偶然事件，并利用它们把他的敌人们引到错误的方向上去。俾斯麦的雕像矗立在无数的城镇中，他的继承者都想弄明白他是怎么做到如此英明的。如今，1914年，又一桩偶然事件发生了：斐迪南大公遇刺身亡。奥匈帝国的外长一直想知道如何把德国牵连进来。霍约斯伯爵被派到柏林来确定到底该怎么办。这是一个正在寻找开战借口的国家。

在战争失败之后，几乎所有卷入决策的人们，包括德国首相、奥匈帝国的外长和差不多全部的德军军官，都毁掉了他们的私人文件。我们要想真正了解1914年时柏林发生了什么事，只能借助长途电话的通话内容、阁楼中被遗忘的东西和一份内容非常多的文献——贝特曼·霍尔维格的秘书库尔特·里茨勒（一位犹太人）4的日记。在他的日记中，1914年7月7日是毁灭性的一天。当天晚上，这位年轻人与胡须灰白的贝特曼·霍尔维格首相坐在一起。他们亲切交谈，里茨勒知道，首相虽然在倾听，但他其实是要抓住命运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一天日记中关键的一行字是：“俄国在变强变大，它已经成了一个噩梦。”贝特曼·霍尔维格指出，将军们都确信必须发动一场战争，否则就来不及了。现在，德军拥有一个完全可行并将获得成功的大好机会。要是到了1917年，德国就没任何指望了。因此，如果俄国人现在就进行战争，那么，对德国来说，1914年要比以后合适得多。而且，如果俄国率先宣战，西方列强有可能抛弃俄国，在这种情况下，协约国集团就会分裂。总之，不论哪一种出现情况，德国都将是赢家。

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密谋的过程中，决策层的很多人展现出一副无辜蒙冤的样子，就好像他们没有参与一样——德皇坐着他的游艇出游了，外交部部长在度蜜月，总参谋长则在游泳。不过，在自己庄园中的贝特曼·霍尔维格却以一种最古怪的方式证明那一切都是假象。有一份没被毁掉的记录显示了他的开支。而且他的开支有所增加。在贝特曼·霍尔维格假装度假期间，他几次前往柏林。由于小气，他都要国家支付费用。为了可能爆发的战争，他往返几次，安排国家的财政（当然，可能也有他自己的财务，他可是出身于银行世家），收取债务和审慎地买卖债券。一位特殊的情报人员通知汉堡的沃伯格家族[34]应该做的事情。柏林打算发动战争了。

奥匈帝国外交部有一位脾气火暴的外交官，他曾把斐迪南大公被谋杀一事称为“战神马尔斯赠送的礼物”——一个解决所有问题的奇妙借口。他认为奥匈帝国将重现辉煌，俄国会乖乖就范，甚至土耳其也可能会被接管。在6个星期里，就能赢得一场俾斯麦式的胜利。正像德皇威廉二世所说：“要么现在，要么永不”。德国要战争，斐迪南大公遇刺身亡正好是一个完美的机会。奥匈帝国意识到：要利用这个机会进攻俄国的附庸塞尔维亚，他们发布最后通牒，其中包括塞尔维亚无法接受的会丧失独立地位的要求。从事态的进展来看，奥匈帝国根本没有热情与俄国打仗——塞尔维亚可以打，但俄国太大了。奥国把它的担忧变成了拖延——要安抚匈牙利人，要收割庄稼等。柏林方面则审慎地敲打着桌子，进行督促，1918年7月23日，奥国发出最后通牒。25日，塞尔维亚有保留地予以接受，与此同时，奥国宣布进行军事动员，但仍没有宣战。德国政府则发出了更多的催促声，28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

此时，俄国面临的挑战，显而易见：它能保护自己在巴尔干半岛的地位吗？进一步说，它能确保在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海峡[35]的未来局势吗？起初，沙皇完全不相信正在发生的一切（当德国大使最终将德国的宣战书呈交给沙皇时，他眼含泪水，接受了这一事实）。也许只是动用一部分军队，单独对付奥国？德皇本人也曾重新考虑过战争问题，因此，才有许多俄德两国皇帝的电报交流。在战争即将爆发的时候，贝特曼·霍尔维格首相似乎也曾对战争有所怀疑。但在当时，德军将士则坚持己见，因为他们有理由认为他们拥有不可动摇的力量。这一切都取决于铁路。拥有铁路就将赢得战争。如果一个大国能够设法在征召和运输100万军队方面取得领先，那么，它就能够在其他国家的军队准备就绪前到达敌人的边界。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这种情况就曾发生过，当时法军的部队运输一团糟，而德军的参谋人员则高效地完成了这项工作。实际上，法军在6周的时间里就被包围和俘虏了。在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也曾发生一次因铁路供应不足导致的灾难，当时，两个大国因在中国的利益而发生冲突，由于跨西伯利亚铁路无法解决供应问题，俄国不得不寻求和解。现在是1914年，每位参谋都担心敌军会率先采取行动，德国人为此坚持要求奥匈帝国针对俄国进行全面动员，他们认为只要这样，“铁骰子就会滚动起来”。德军本身明显想打一场战争，而且已经决定进行动员，而就在此时，俄国人送给了他们一份大礼。7月31日，圣彼得堡宣布总动员，这刚好发生在德军宣战前夕。这也意味着德军的军事调动可以说成是出于防御。考虑到帝国国会中潜在的反对力量，这一点十分重要。在当时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人没有制造任何麻烦，他们投票支持战争。德国大使向俄方呈交了一份要求俄国结束动员的照会，在遭到拒绝时，德国于8月1日宣布进行战争。德国的战争计划是想立刻进攻法国，为此，列车立刻启动。巴黎收到一份最后通牒，大意是法国必须宣布中立，并做出保证。在这种通牒被拒绝后，法德之间随后也在8月3日爆发了战争。

德国还需按下最后一个战争按钮。德军不可能真的直接进攻法国，因为在并不长的法德边界上，双方的防御工事都非常强大。德军只能通过比利时平原侵入法国，可比利时是个中立国，而且它的中立地位得到了包括英国和德国在内的列强的保证。如果德国入侵比利时，英国人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根据条约义务，这种情况只能被怒斥为战争行径。时任海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立刻命令皇家海军进入待命状态。欧洲东面的某个危机，会在西面引发战争，这就是1914年时的形势，人们对此早有预见。研究一下威斯特伐利亚地区[36]的铁路情况，就完全能够意识到德军会在战时入侵比利时。但从许多方面来看，英德之间的战争都是不可思议的。德国已是一个榜样国家，有着欧洲最大的社会民主党、最出色的地方政府和最优良的教育系统。那么，为什么英国还要站在俄国一方与德国作战呢？正像在1939年出现了德军数量翻了两番这种情况一样，英德开战的原因几乎不需解释。德国打造了一支直指英国各港口但却完全没有必要的海军，并不断对俄国和法国进行攻击性行动。英国内阁成员对于所发生的事情有着完全正确的看法。他们认为，自1850年以来，英国外交政策的核心问题就是选择德国还是选择俄国。如果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现身《布列斯特和约》谈判现场，并表示英国并不反对德国控制欧洲，而且，如果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利益得到保障，情况又会怎么样呢？麻烦在于到了那个时候，已经没人相信德国人了。当时英国政坛最聪明的人物戴维·劳合·乔治[37]曾说过，一个控制了俄国资源的德国，将不可被打败，也将难以控制。如果德军没有入侵比利时，那么，英国海军无论如何都会致力于保卫法国大西洋海岸的安全。而德军侵入比利时，给了英国充足的理由进行干涉，也使许多（尽管不是全部）持怀疑态度的人哑口无言。8月4日，英国政府发布一份最后通牒，要求德军撤出比利时。但德国政府一直没有给予答复，这样，这场欧洲战争就变成了一场世界大战。

<h3>说明：</h3>

1 法国能够抽出资金，部分地是因为在当时的欧洲，只有法国的人口在1870年到1914年间几乎没有增长，本该为人父母的人们疯狂储蓄。

2 帝国主义思想让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教授跟班们更强大，这当然是事实，但代价也是巨大的。在这个问题上，韦伯本人也学到许多东西。在那次就职讲演之后，韦伯成了一位民族英雄，并吸引了一位非常聪明女性的注意，她把他带入了一个他完全不了解的世界。在当时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的精神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因此，他似乎明白了教授和博士们真的无法垄断智慧。他更成熟了。1914年，德国文化界的一千多位重要人物，几乎都在一份“知识分子请愿书”上签了名，支持韦伯在就职讲演中提出的主张。而韦伯本人则到西线做了一位医疗助理。

3 甚至党员要身着特殊制服的想法，希特勒也是从墨索里尼那里学到的，墨索里尼选择了黑衫党服。在当时堆放着各色制服的市场中，他碰巧看中了褐色制服。这批货物是为在东非的德军准备的，并被存在土耳其东南部的一个地方，一位很有胆量的奥地利人获得了这批制服并运回欧洲销售。

4 有几位具有中欧血统的人士著有关于20世纪的传记，里茨勒的传记是其中之一。里茨勒是一位重要的哲学家他学识渊博，写有讨论巴门尼德的著作，也是普鲁士研究院院长（直到希特勒上台时为止）、画家马克斯·利伯曼（Max Liebermann）的女婿。他曾任职德国外交部新闻处，并成为了贝特曼·霍尔维格的私人秘书，与后者共处了很长一段时间。在1917年，由于贝特曼·霍尔维格下台，里茨勒成为了外交官，负责安排列宁抵达斯多哥尔摩有关事宜。接下来在经过一番筹划之后，他又在20年代与支配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建立了联系，并成了社会民主党人艾伯特总统的私人秘书。但他政治上“左倾”，并成为了新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教授。在1933年，里茨勒移民美国，并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在芝大期间，他曾利用其影响力否决了卡尔·波普尔——当时还是身在新西兰的流亡者（来自奥地利）——教授职位的候选资格。1945年，核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为抗议投放原子弹，想与罗斯福总统直接取得联系。他需要一封介绍信，为此，他寻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支持，并得到了帮助，这促成了他与埃莉诺·罗斯福面谈。可是，罗斯福总统本人随后就去世了。爱因斯坦的介绍信转给了罗斯福的接替者杜鲁门。但杜鲁门总统安排了一个判断投放原子弹是否合乎道德的委员会。库尔特·里茨勒不相信杜鲁门竟然成了总统。他的建议是支持投放原子弹。

[8]　帕夏，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行政系统里的高级官员，通常是指总督、将军及高官。——译者注 [9]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也称《布列斯特和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苏俄政府与同盟国于1918年2月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签订的和约。和约的内容对苏俄政府是一个直接和沉重的打击，但随着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该和约自动成为一纸空文。一般认为，这是苏俄政府以空间换时间的成功外交。它充分地利用了各国的矛盾，使新生的苏俄政府有了巩固政权的时间，为此后维护政权创造了有利条件。——译者注 [10]　乌拉赫公爵是威廉的父亲，符腾堡王国的威廉一世获得的爵位，他是第二任乌拉赫公爵。——译者注 [11]　明道加斯二世（1864年3月3日~1928年3月24日），即乌拉赫的威廉，全名威廉·卡尔·佛罗莱斯坦·格洛·克莱申提乌斯（Wilhelm Karl Florestan Gero Crescentius），第二任乌拉赫公爵，1918年7月11日被选为立陶宛国王，四个月后立陶宛君主制覆亡。——译者注 [12]　意大利战线，指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5年到1918年在意大利北部进行的战事。交战双方是奥匈帝国和意大利。——译者注 [13]　费迪南德·保时捷（1875~1951），又译为费迪南德·波舍尔，是德国著名的汽车工程师。他从未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凭靠兴趣自学成才。他是汽车发展史上的革命性人物，保时捷公司的创始人，曾先后参与戴姆勒–奔驰公司和大众汽车公司的建立和运营，也是甲壳虫汽车的设计者。“二战”期间因与纳粹合作，战后曾被定为战犯，后获释。——译者注 [14]　 卡波雷托战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7年10月24日到11月9日，德奥联军与意军在卡波雷托地域（今斯洛文尼亚的科巴里德）进行了一次战役，这是“一战”期间最大规模的山地交战。战斗伊始，德奥联军迅速突破防线，纵向深入北意大利100公里，意军损失惨重，后在英法11个师的驰援下，意军阻止了德奥联军在皮亚韦河的攻势，并在11月底稳定了战线。——译者注 [15]　三月攻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8年3月21日到4月4日，德军在西线对英军实施了一次战略性进攻战役。战役的目的是分割英法联军，并迫使英国退出战争。在近半个月的战斗中，德军曾楔入英法联军防御阵地80余公里，逼近交通枢纽亚眠，双方伤亡惨重，但德军没有达到战役目的。——译者注 [16]　“泛德意志联盟”，又称“泛德意志协会”，成立于1891年，宣传日耳曼民族优越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征服世界的狂想。到“一战”爆发前夕，已有成员两万多人，人数虽不多，但基本上由容克贵族、工商业家、军官、律师和教授组成，在当时众多沙文主义团体中能量最大。——译者注 [17]　英法协约，又称挚诚协定，是指1904年4月8日英国和法国签订的一系列协定，它标志着两国停止关于争夺海外殖民地的冲突而开始合作对抗新崛起的德国威胁。在协定中，双方就一系列国家和地区的控制权达成了一致，包括埃及、摩洛哥、马达加斯加、中西非洲、暹罗（泰国）等地。协约同时也对两国在“一战”中的政治和军事合作奠定了基础。——译者注 [18]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1890~1969），美国陆军五星上将，“二战”期间美国驻欧洲盟军司令，战后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美国第34任总统（1953~1961年）。——译者注 [19]　军事–工业复合体，也称军事–工业国会复合体，中文语境中也简称军工复合体，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告别演说时使用而后普及的用词。在美国外交中，它指的是侵略性的外交或军事政策中获益的某些特定的利益集团。军事–工业复合体的社会实体主要由四部分构成：行政部门内的军事机构、工商业、国会、学术和学科团体。这四个部分之间是有组织的、互补的利益关系。由于这些互补利益的存在，军工复合体推行遏制和威慑的对外政策，是军备竞赛和武器扩散的重要动力源。——译者注 [20]　加富尔（1810～1861），撒丁王国首相、意大利王国第一任首相。1852年11月出任撒丁王国首相。1859年1月与法国拿破仑三世签订秘密条约，缔结反奥同盟，条约规定：法国帮助撒丁王国击败奥地利，建立北意大利王国；撒丁王国把萨伏依和尼斯割让给法国作回报。当年4月撒丁与法国联合对奥开战，取得胜利，收复伦巴底，但将萨伏依和尼斯割让给法国，遭反对，加富尔被迫辞职。1860年复首相职，利用高涨的人民革命形势，推动托斯卡纳、帕尔马、摩德纳与撒丁王国合并；同时又利用加里波第对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的忠诚，将西西里王国并入撒丁王国，实现了意大利的统一。意大利王国于1861年3月17日正式成立后，加富尔出任第一任首相。同年6月6日在都灵病逝。——译者注 [21]　两次摩洛哥危机，指在1905年和1911年，英法德等欧洲列强在摩洛哥的控制权问题上发生冲突引发的危机，两次危机强化了英法关系，激化了德国与英法的矛盾，是导致“一战”爆发的重要因素。——译者注 [22]　第二次巴尔干半岛战争（1913年6月16日~1913年7月29日），是指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1912年）中获胜的巴尔干半岛各国，因分配不均而发生的内部战争。战争以保加利亚为一方，塞尔维亚、希腊、门的内哥罗（黑山）、罗马尼亚和奥斯曼帝国为另一方，保加利亚认为与土耳其作战中他们出力最多，所以希望能多分土地，因此在奥匈帝国的支持下，保加利亚便于1913年6月29日向塞国及希腊宣战。保加利亚不久就陷入困境，因为门的内哥罗、罗马尼亚也宣布参战，并加入塞尔维亚一方。土耳其为了收复亚德里亚堡，也从东进攻。在四面受敌的困境下，保加利亚国王斐迪南一世宣布投降。战争不但没有解决巴尔干半岛的矛盾，反而促使矛盾更加尖锐化。因为经过这次战争，塞尔维亚实力大为增强，阻碍了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扩张，而巴尔干战争推动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民族解放运动。两地人民要求摆脱奥匈的统治与塞尔维亚合并，必然引起奥塞之间的冲突，同时俄国则借由塞尔维亚插手巴尔干半岛事务，奥塞冲突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协约国和同盟国两大集团的军事冲突。致使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译者注 [23]　这里所说的意大利战争，即指1911年9月到1912年10月的意土战争，又称的黎波里塔尼亚战争或利比亚战争，是意大利为夺取奥斯曼帝国的北非省份——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今利比亚）而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在战争中意大利开创了使用飞机完成军事任务的首例，引起世界各国的瞩目和效法，从而大大促进了军事航空事业的发展。意土战争开创了飞机参战的新纪元。——译者注 [24]　利曼·冯·桑德斯（1855~1925），出身于波美拉尼亚斯托尔普的庄园主家庭，是一位改宗的犹太人。因此，按照呆板的德国政府思维，他是处理以奥斯曼帝国解体为核心的东方问题的合适人选。从1913年到“一战”结束，他长期任职奥斯曼帝国陆军高层，对该国军队的现代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并曾指挥该国军队在“一战”中取得很多战役的胜利。“一战”后曾遭拘押，后无罪释放。1925年病逝于慕尼黑。——译者注。 [25]　 恩维尔·帕夏（1888~1922），原名马特·伊斯梅尔·恩维尔，青年土耳其党人领袖。在1908年的土耳其革命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斯曼帝国的三巨头之一。“一战”帝国失败后，他流亡苏俄，因在中亚从事反对苏俄的活动。1922年8月4日在帕米尔高原被苏军击毙。1996年8月4日，土耳其共和国政府将他的遗骸从塔吉克斯坦接回，为其举行国葬。——译者注 [26]　青年土耳其党，1889年5月，伊斯坦布尔医学院的学生建立了一个反专制统治的团体，取名奥斯曼同盟，后改名为同盟进步委员会，欧洲人称它为“青年土耳其党”。很快，许多青年学生、军官、知识分子和国外流亡者参加了该党。青年土耳其党代表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地主的利益，主张保持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反对专制制度，要求恢复1876年宪法。1908年该党控制了马其顿地区的部分军队。1909年年初领导和发动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4月该党执掌政权，随后推行大“奥斯曼主义”，镇压帝国境内民族解放运动，对外奉行亲德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加入德奥同盟国集团作战，战败后于1918年10月签订丧权辱国的《穆德洛斯停战协定》。——译者注 [27]　多玛巴切皇宫，是奥斯曼帝国后期仿欧式建筑建造的皇宫，又称新皇宫，始建于1843年，1856年完工，位于今伊斯坦布尔欧洲部分，能够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它是奥斯曼帝国最后6位皇帝生活的地方，也是土耳其共和国国父凯末尔生前生活和办公的场所。——译者注 [28]　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1856~1921)，德国政治家，于1909年至1917年间任德意志帝国首相。——译者注 [29]　里加，今拉脱维亚首都。——译者注 [30]　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1862~1911），俄国政治家。曾任格罗德诺州和萨拉托夫州州长。因镇压农民起义受尼古拉二世宠信。1906年任首相兼内务大臣。1907年发动“六三政变”，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建立军事法庭残酷镇压工农群众，从而开始了“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但他推行土地改革，使得200万农民退出村舍，成为富农，活跃了当时的经济，史称斯托雷平土地改革。1911年遭社会革命党人暗杀。——译者注 [31]　阿尔弗雷德·格拉夫·施里芬（1883~1913），德军陆军元帅，卓越的天才战略家。1891年到1913年担任德军总参谋长，提出过著名的“施里芬计划”。——译者注 [32]　艾伦·约翰·珀西瓦尔·泰勒（1906~1990），20世纪英国最著名和最具争议的历史学家之一。积极介入现实政治，是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一生著述颇丰，其中《德国历史进程》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好评如潮，却也争议不断。——译者注 [33]　波蒂奥雷克，也译为波提奥列克，1913年到1914年“一战”爆发前，担任奥匈帝国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总督。1918年6月28日，他邀请斐迪南大公到萨拉热窝进行检阅，由于这一天是塞尔维亚于500年前被土耳其打败从而丧失独立地位的纪念日，因此在这一天阅兵被认为是对塞尔维亚的挑衅。由于大公曾阻止患有神经衰弱的波蒂奥雷克接替一位年老的崇拜者出任总参谋长，因此两人成了多年的对手。鉴于此，有理由怀疑波蒂奥雷克是暗杀斐迪南大公的共谋，不过在“一战”爆发后，波蒂奥雷克却成为了奥军进攻塞尔维亚的指挥官。——译者注 [34]　沃伯格家族（Warburgs），发迹于德国汉堡，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一起被称为“犹太皇族”。该家族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得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帮助和支持。但总体上来说，自从16世纪以来，沃伯格家族在德国银行业已经活跃了几百年。到了20世纪，沃伯格家族走出德国，不仅对美联储的建立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也对“二战”后的欧洲债券市场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直到现在，沃伯格家族的后人仍在西方金融界续写着传奇。——译者注 [35]　土耳其海峡，又称黑海海峡，是连接黑海与地中海的唯一通道。土耳其海峡呈东北–西南走向，海峡全长334公里，包括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和达达尼尔海峡三部分。海峡不仅是黑海周围国家的出海口，也是多瑙河沿岸国家对外联系的通道之一，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译者注 [36]　威斯特伐利亚地区，大体相当于现在的德国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全部及下萨克森与黑森两州部分地区。——译者注 [37]　劳合·乔治（1863~1945），英国自由党政治家，“一战”期间领导英国战时内阁，并主导战后的《凡尔赛和约》的签订，是英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政治人物。——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