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荷马：《伊利亚特》，II. 101—109。
[32] 荷马：《伊利亚特》，II. 108。
[33] 克译本这句话在I. 10。
[34] “盟主”（hegemony），直译为“盟主权”“领导权”“霸权”。
[35] 荷马：《伊利亚特》，II. 510，719。
[36] 按平均数85人计，1200条船总兵力10.2万人（史译本注）。然而，修昔底德的估计似乎缺乏确凿的证据，也与他随后的叙述相矛盾。因为修昔底德明确指出，直到萨拉米斯海战之前，希腊的海军主要还是由五十桨船（Pentekontors，每艘船有50人；修昔底德，I. 14）组成。很难想象约800年前特洛伊远征，每一艘舰船平均人数达85人。实际上，当时流行的舰船是小型的海盗船；每艘船30人似乎更常见，平均40人左右也许是个合理的推论。照此推算，特洛伊战争希腊联军总数大概不超过5万人。具体考证可参阅徐松岩：《关于特洛伊战争的若干问题》，《世界历史》，2002年第2期。
[37] 刻尔松尼斯半岛，位于在特洛伊对面，赫勒斯滂海峡欧洲一侧。
[38] 特洛伊的别名。“伊利亚特”意为“伊利昂之歌”。
[39] 学界对于特洛伊陷落的年代，至少有几十种说法。其中最流行的传统说法，是希腊化时代埃拉托斯特尼提出的公元前1184年。然而，近代考古学已经证明一个事实，公元前1200左右希腊大陆遭到毁灭性攻击，希腊大陆诸邦不可能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大举进攻特洛伊。笔者根据相关证据综合分析，认为公元前1240/前1230年也许最近乎历史事实。
[40] 即特洛伊陷落80年以后，大约在公元前1160/前1150年。传统说法认为，斯巴达人在定居拉哥尼亚之后不久，即殖民于米洛斯岛。修昔底德（V. 112）提到，米洛斯人认为到公元前416年，他们建国已达700年；就是说斯巴达人在公元前1116年之前不久定居于拉哥尼亚。
[41] 公元前12世纪到前6世纪，希腊人在地中海各地及黑海地区进行过广泛的殖民活动。近代学者将公元前2000年代末、前1000年代初的移民与公元前8至前6世纪的殖民运动加以区分，认为前者基本上是部落移徙，后者是阶级社会的城邦殖民。古代作家一般未加区别。
[42] 在小亚细亚。
[43] 爱琴诸岛。
[44] 三列桨战舰（Triremes）是希腊古典时代的标准战舰，通常每艘舰船配备桡手170人，另有30名左右的战斗人员。由于学者们对于桡手的排列方式有不同看法，也有学者译为“三层桨战舰”。
[45] 约公元前704年。
[46] 约公元前664年。
[47] 参阅荷马：《伊利亚特》，II. 570；品达：《奥林匹亚颂歌》（Pindar, <i>Olympian Odes</i>），XIII. 4。
[48] 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公元前559—前529年在位）是波斯帝国的创立者，公元前546/前545年征服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参阅希罗多德，I. 46 —214；III. 1—160等。
[49] 冈比西斯（公元前529—前522年在位），居鲁士之子。其继任者乃是大流士一世。参阅希罗多德，I. 130 —211；III. 38—160；IV. 1—124；VI. 1—119等。
[50] 波利克拉特斯在萨摩斯当政的时间约为公元前532—前522年。参阅修昔底德，III. 104；希罗多德，III. 39 —142。
[51] 约公元前600年。位于今法国马赛附近。
[52] 迦太基是腓尼基人的殖民地，位于今日北非突尼斯境内。在古代地中海地区历史上，他们曾经建立过强大的海军，以从事海上探险、贸易和海盗活动著称。
[53] 公元前486/前485年。
[54] 公元前480年。大流士之子薛西斯（公元前486—前464在位），发动了最大规模的海陆远征。参阅希罗多德，VII. 2—239；VIII. 10—144；IX. 1—120等。
[55] 这一点很重要，有助于我们理解雅典同盟的组织结构。
[56] 在优波亚岛。
[57] 在优波亚岛。
[58] 据希罗多德（V. 99）记载，这场战争因争夺利兰丁平原而起。通常认为战争发生于公元前7世纪，也有学者认为在公元前8世纪。参阅斯特拉波，X. 1.11。
[59] 西亚古国吕底亚末代国王。他在征服小亚细亚希腊诸邦之后不久，又遭到波斯人的征服，吕底亚连同伊奥尼亚诸邦一起臣服于波斯人。
[60] 腓尼基人臣服于波斯之后，其舰队一直是波斯海军的主力。
[61] 指爱琴海一些岛屿。
[62] 公元前494年，伊奥尼亚海军在拉德（Lade）海战中被大流士击败。参阅谢译本，第14页。
[63] 公元前510/前509年。斯巴达人推翻了庇西特拉图之子的僭主统治。
[64] 来库古斯的立法。修昔底德将其年代定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400多年即公元前804年以前；埃拉托斯特尼定为公元前884年。希罗多德（I. 65—66）提到，来库古斯立法或遵从德尔斐神谕，或从克里特岛引进。关于来库古斯是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学界一直有争议。
[65] 古希腊原文为“米底人”。米底人和波斯人同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人，古希腊文献中往往把这两个民族混为一谈。古希腊文献中的“米底战争”（the Median war）亦即波斯战争。
[66] 公元前490年马拉松战役，雅典人获胜。
[67] 来自希腊文的<i>οἵ βάρβαρροι</i>（英文的Barbarians即由此而来）。这个字通常被译为“野蛮人”或“未开化之人”。然而，希腊文原意为“异语之人”，即“和自己说不同语言的人”，对于希腊人来说，<i>βάρβαρροι</i>就是指非希腊人，对于波斯人来说，<i>βάρβαρροι</i>就是指非波斯人，对于埃及人来说，系指非埃及人（参阅希罗多德，II. 158）。这种称呼犹如犹太人称非犹太人为gentiles；也类似于中国古代黄河流域诸族称呼吴楚居民为南蛮“<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6/1-20060622401T46.jpg" />舌”之人。在希罗多德的著作中，这个词尚无明显贬义。但是，随着希腊在波斯战争中的胜利，以及古典文明高度发展，在希腊人中间逐渐流行鄙视其他民族的思想，而视波斯、意大利、黑海各地的欧亚诸族为“野蛮民族”，<i>βάρβαρροι</i>这个词始有“蛮夷”之意。参见徐松岩：《希罗多德<i>Historia</i>诸问题刍议》，《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3期。
[68] 公元前480年，薛西斯经过数年准备，亲率海陆大军入侵希腊，攻占雅典。随后在萨拉米斯海战和普拉提亚战役中被希腊联军击败。
[69] 昭译本此句的译文为：“希腊人，以及在战争中叛离波斯王的原已结成同盟的希腊人。”参阅F. R. B.哥多尔芬主编：《希腊历史学家》（Francis R. B. Godolphin,<i> The Greek Historians</i>, Vol.1, New York, 1942），两卷本，第l卷，英译者B. 昭伊特（B. Jowett），纽约1942年版，以下简作“昭译本”。显然，后者是指伊奥尼亚诸邦结成的潘伊奥尼昂同盟。参阅希罗多德，V. 77—78；Ⅵ. 8；Ⅷ. 132；徐松岩：《关于雅典同盟的几个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70] 公元前479 —前431年。包括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在内的古代史家，都一致认为波斯战争到公元前479年已告结束，近代以来西方史家也普遍接受这一观点。国内不少学者认为波斯战争到公元前449年结束。
[71] 寡头制（Oligarchy），源于希腊文Oligoi（少数的），意为“少数人的统治”，即建立和斯巴达政治制度类似的制度，由少数人掌握邦国实权。
[72] 参阅修昔底德，VI. 85；VII. 57。
[73] 公元前427年暴动遭到镇压之后即丧失独立。参阅修昔底德，III. 1。
[74] 此处“同盟”究竟指哪个同盟颇值得研究。克译本这里译为：“双方各自用于这场战争的兵源都超过同盟全盛时期的兵力总数”。雷克斯·华尔纳（Rex Warner）的译本（“企鹅古典丛书”，1972年版，第46页）译为：“在这次战争中，单独雅典一国所能应用的军队比同盟时期的同盟军的总数还要多些”；昭译本则译为：“在这场战争开始的时候，雅典一国的兵力超过同盟全盛时期雅典和斯巴达兵力之和”。西蒙·霍恩布鲁尔认为，修昔底德此处意指雅典一国的兵力（公元前431年）超过波斯战争时期雅典和斯巴达地兵力总数。参阅S. 霍恩布鲁尔：《修昔底德著作注释》，第l卷，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6页。霍氏的注释本共3卷，此前有A. W. 高穆等的5卷本，两种注释本集中代表了西方学界对修昔底德著作研究的最高水平，二者相比，后者吸收了较多新的研究成果，也稍为简明一些。
[75] 修昔底德用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强调说明广泛流行的传说并不可信。
[76] 古代阿提卡王列奥斯的女儿们的神殿即“列奥克里昂”，奉祀她们以使邦国免遭瘟疫或饥馑之难。该神庙位于雅典内陶区保护神阿波罗神庙附近。
[77] 雅典娜（Athena）是雅典的保护神。雅典人每年正月（雅典历赫卡托姆拜昂［<i>Hekatombaion</i>］月）都要举办纪念雅典娜女神的活动，称为泛雅典人节（Panathenaea），其主要活动是游行，社会各阶层甚至麦特克（<i>Metics</i>，或可译为“侨民”）都可以参加。游行路线是从雅典制陶区（又分内陶区和外陶区）出发，穿过市场抵达卫城。随后举行盛大的献祭活动，牺牲的肉由公众分享。每4年举行一次更大规模的节庆，称为大泛雅典人节（The Great Panathenaea）。大约自公元前566年起，大泛雅典人节增加了运动竞技、音乐、诗歌等竞赛活动，向全希腊开放，持续数日，获胜者可获奖金或橄榄油。公元前5世纪，雅典要求其“同盟者”参加游行，节庆遂成为雅典帝国的象征。参阅S. 霍恩布鲁尔、A. 斯鲍福特主编：《牛津古典辞书》，第1104页；关于雅典历法，参阅附录二。
[78] 参阅修昔底德，VI. 54—59。
[79] 修昔底德所批评的“其他希腊人”中，无疑包括希罗多德。然而，修氏对其前辈的批评似乎有些牵强。希罗多德说，斯巴达国王“有权和28名长老在议事会上共商国事。如果两位国王缺席会议，则和他们血统最亲近的元老代理行使国王的特权，他们在代国王投两票之后，再投下第三票，即他们自己的那一票”。这里明明是说一个国王一票。参阅希罗多德，VI. 57。
[80] 参阅希罗多德，IX. 53。
[81] 希腊诗人和早期纪事家（logosgraphers）的著作，通常是通过当众朗读的方式传播的。
[82] 参阅修昔底德，I. 1附注。
[83] 修昔底德在这里提出“人性不变”论，该思想贯穿全书。人性，古希腊文<i>Φύσις</i>，拉丁音读“physis”，英译作“nature”，中文译为自然、本性。在英译本中，华尔纳译本译文中“人性总是人性”（human nature being what it is）一句，克译本作“in the course of human thing”，史译本作“in all human probability”，此三种译文均为古希腊文“<i>κατὰ τὸ ἀνθρώπινον</i>”之意译。三种译文均能成立，参见H. G. 李德尔等主编：《希英大辞典》（H. G. Liddell and R. Scott, <i>A Greek-English Lexicon</i>, Oxford, 1996），第141页。据此段文意，华尔纳本的译文可能更为贴切。参见A. W. 高穆等：《修昔底德历史注释》，第2卷，牛津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73页；S. 霍恩布鲁尔，第1卷，第61页。修昔底德（IV. 61）使用此词，史译本和克译本亦译作“an instinct of man’s nature, man’s nature”。这段话包含了三点意思：其一，因为人性总是人性，人性是不变的，所以人们能够清楚地了解过去发生的事，理解将来发生的类似事件；其二，既然根据人性能理解过去的事和将来的事，那么这些事不仅与人性有关，是人类的活动，而且能通过人性联系起来；其三，从人性入手叙述历史，可使读者鉴往知来。此为其撰史目的，也是其著作能够垂诸永远的原因。修氏以人性说为其认识历史的基础。参阅易宁、李永明：《修昔底德人性说及其历史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6期。
[84] 阿特米西昂海战或米卡列海战和萨拉米斯海战。
[85] 德摩比利（温泉关）战役和普拉提亚战役。值得注意的是，修昔底德并未把马拉松战役视为波斯战争的一部分，这是很成问题的。参阅S. 霍恩布鲁尔，第1卷，第62页。
[86] 修昔底德一方面强调他记载的这场战争延续的时间长（也可以理解为“大”的表现），另一方面更是着重强调伯罗奔尼撒战争比波斯战争更为重要，对希腊的影响更为深远重大，绝不是仅指战争“规模”更为“宏大”。修昔底德在其著作第一卷第1章所用“<i>μέγας</i>”（“大”）和第23章所用其最高级“<i>μέγιστος</i>”（“最大”），其用意都是强调，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重要而惨烈的战争，因而“比此前的任何一场战争更值得记述”。值得注意的是，修氏为强调自己著作主题的重要性而刻意贬低波斯战争的规模和时间。参见附录五。
[87] 例如：波提狄亚人（II. 70）、阿纳克托里昂人（IV. 49）、斯基奥涅（V. 32）、米洛斯人（V. 116）。
[88] 公元前446/前445年签订（I. 115）。人们普遍认为，底比斯进攻普拉提亚就是公然撕毁这个条约，从而认为战争自公元前431年3月正式爆发。但科林斯人显然不这样看。
[89] 关于本章第6节是不是在修氏写完第5节之后很久才写入的，以及是否由此表明修氏对战争起因看法的根本改变，学界一直有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