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已完成。正安排指挥官会面。当前方位（87-17）。没有伤亡。

他们又被带回了易北河东岸。当摄影师们又在给他们拍照时，科茨布听见有人用英语说：“我的上帝，这儿有美国人！”科茨布四下看去，发现三名被解救的战俘正高兴地大叫着，那是两个美国人和一个苏格兰人。科茨布不顾俄国人的反对，坚持让这三个人和他们一起走。他们被带到了俄国人的团指挥部，一座大农舍。在那里，已经摆好了一张大餐桌。科茨布脱下湿透的鞋袜去晾晒，庆祝活动开始了。

大家刚刚开始第一轮祝酒，弗拉基米尔·鲁萨科夫少将就到了。第五十八近卫步兵师师长沉默寡言，似乎不愿同这名年仅二十一岁的赤脚美国中尉坐在一起。大家频频举杯，为罗斯福、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干杯。最后，鲁萨科夫起身离开了，大家变得更加放松。事实上，一个美国兵（一个印第安人）把一个俄国宪兵部队的女兵（一个吸引人的年轻女士）扭到了地板上。直到科茨布在他头上砸了一下，才把他从那姑娘身上拉开。

花了将近两个小时，科茨布的电报才到了团指挥部。亚当斯上校发现科茨布因急于同俄国人取得联系而违反了命令。他感觉很复杂，便通知了师指挥部。埃米尔·F.莱因哈特少将非常震惊，大发雷霆。他的上级明确地命令他，不许派巡逻队去穆尔河对岸五英里以外的地方，以免发生意外事件，妨碍两军会师。而科茨布至少跑出去了二十五英里。

莱因哈特希望先确定会面一事，然后再向上级报告——他知道，他们会生他的气，就像他生科茨布的气一样。他命令压下这个消息，然后让他的作战官坐飞机前往科茨布报告的会面地点，查明情况是否属实（不幸的是，科茨布电报中提供的坐标不准确，把他带到了实际地点以南五英里的地方）。

下午四点，亚当斯收到了科茨布的第二封电报。

安排尚未完成。稍后同您联系。

亚当斯还不知道，他们团派去拦截难民的另一支巡逻队也一路来到了易北河畔。当天下午早些时候，第一营的情报官威廉·罗伯逊少尉——一个身材矮小、少言寡语的年轻人——抵达了托尔高。托尔高往南二十英里就是科茨布第一次渡过易北河的地方。罗伯逊刚刚接纳了附近的一个战俘营中获救的两名美国战俘，正在这时，对岸射来了一梭子弹。罗伯逊闯进一家药店，找到红蓝两色的油漆以及一面白旗。他草草画了一面美国国旗，登上托尔高城堡的高塔，把旗挂在了一堵矮墙上。他向下看去，发现一座垮掉的大桥像一件变形的玩具似的探进了易北河。他挥动手臂，高声喊道：“停止射击……我们是美国人！俄国！美国！”他不小心误用俄语叫了一声“同志”，但马上又改口叫道：“有人懂英语吗？”

射击停止了，他看见有人从对岸的废墟中探出了身子。他突然觉得，他们开枪可能只是为了取乐；他这边肯定不会有人回击。那两名获救的美国战俘之一——海军少尉佩克——也登上了塔楼，他探出头去，又招来一梭子弹。罗伯逊一直在挥手呼喊，直到对岸停止了射击。突然，一枚绿色信号弹从东岸腾空而起，接着又是一枚——识别信号。于是，罗伯逊命令两名手下到附近的战俘营去找一个俄国战俘。

他继续喊话，请对岸的人过河，但是没人过来。他又歉意地喊道，他没有信号弹。下午三点二十分，俄国人再次开始射击，一枚反坦克弹差点击中罗伯逊。正当俄国人炮火齐发的时候，俄国战俘到了。他向同胞们大喊了几句，于是几名红军战士开始向断桥走来。罗伯逊和他的人跑下塔楼来到街上。俄国战俘跑在前面，敏捷地沿着断桥弯曲的钢梁向对岸爬去。罗伯逊和佩克紧跟在他身后。东岸，红军在河岸附近等待着，不过最后终于有一名战士开始顺着钢梁爬过来接罗伯逊他们。

在离东岸不远的地方，那名战士和那名俄国战俘相遇了。互相愉快地问候了几句之后，两人错开身子，都继续向前爬去。罗伯逊小心翼翼地用双手和膝盖向前爬着。突然，他迎面遇上了那名红军战士，但是没找到什么合适的话说。他咧嘴笑了笑，然后拍了拍这个盟友的膝盖。

下午五点三十分，亚当斯对托尔高的第二次会师仍然一无所知。他发电报给科茨布：

暂时停止组织会见，等待进一步的命令。不得重复，不得使用电台。速派通信员回来报告俄国部队的番号与规模，联系的地点和时间，俄国部队与上一级指挥部的联系方式。保持联系，向我报告你的一切行动。

然而，亚当斯接到的下一封电报并非来自科茨布，而是他手下第二营的主任参谋弗雷德·克雷格发来的。

我已同科茨布中尉接触上。他正在同俄国人接触。

亚当斯彻底迷惑不解了。克雷格也巡逻到了易北河吗？他的意思是实际上的接触，还是什么？难道所有人都疯了吗？

另外两支巡逻队也带着与科茨布相同的任务被派了出去——并且也带着同样的警告：往东不准超过五英里。这两支队伍之一就是克雷格的巡逻队——包括四名军官和四十七名战士。像科茨布一样，克雷格一路向东探查，越走越远，全然不顾亚当斯两次电令他停止前进。下午三点，他在距易北河几英里的地方遇到了科茨布的联络吉普车，从而得知美军已经与俄国人联系上了。

克雷格决定继续向东前进。突然，他看见一队骑兵正沿着右边的一条公路向西奔去。美国人在飞扬的尘土中停了下来，几乎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叫道：“俄国人！”

远处的骑兵以及一些自行车兵和摩托兵突然掉过头，径直朝美国人飞奔而来。上等兵艾格·贝鲁塞维奇——出生在中国哈尔滨，但父母都是俄国人——抓过相机，拍下一张照片。第一个来到他们面前的是一个自行车兵。他拼命地蹬着踏板，然后在离美国人几码远的地方跳下车来。他咧嘴一笑，伸出了手。这时是下午四点四十五分。

在一片“美国人！俄国人”的欢呼声中，骑兵们像美国西部牛仔那样勒住了马。贝鲁塞维奇走到一名红军中尉面前，用俄语说：“在这历史性的时刻，我以美国军队和我们指挥官的名义向你致意。能够身在这里，我感觉自己拥有特权，无比光荣。”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俄国人答道，就好像是在发表一篇事先准备好的演讲，“我们两国军队一直在为这一伟大时刻的到来而浴血奋战。能够身在这里，是我的巨大光荣。我们在此相遇真是太棒了。这将是一个永留青史的时刻。”

正当大家互相拍照、彼此递烟时，一个美国兵跳上一匹马，像个牛仔似的四下腾跃。俄国中尉说，他的巡逻队必须继续执行任务。克雷格决定继续向易北河前进。他找到了科茨布用过的那条简陋的渡船，渡过了易北河。登上东岸之后，一位身材矮胖的将军——鲁萨科夫——前来迎接了他们。贝鲁塞维奇向他敬礼，然后介绍了巡逻队和克雷格。

鲁萨科夫警惕地说道：“请出示证件，我也会给你们看我的证件。”

克雷格把自己的身份牌递给他。鲁萨科夫好奇地看着贝鲁塞维奇佩戴的师徽章，问道：“这是什么？”

“这是第六十九师的臂章，”贝鲁塞维奇把交缠在一起的“6”和“9”指给他看。如此松懈的安全措施让将军大吃一惊。“毕竟，战争已经结束了，”贝鲁塞维奇说，“我们仅仅是把它们戴上。”

晚上八点，困惑的亚当斯上校仍然在想，克雷格是否真的同科茨布的巡逻队取得了实质上的接触？同时，他仍然对罗伯逊在托尔高同俄国人会师一事一无所知。然而，此时罗伯逊刚好把他的吉普车开到了一营指挥所的门前——带着四个俄国人。营长维克托·康利少校恰好站在门外。他以为罗伯逊带来了一群俄国醉鬼或者波兰难民。中尉向他介绍三名红军军官和一名军士时，他正想骂他一顿。

康利起初不敢相信。然后，他觉得“好像头顶上的天塌了一样”。他的第一个念头是给俄国人一瓶威士忌，拍拍他们的后背，然后说声“很高兴认识你们”，便把他们打发回去。但是他又想到，自己总归会受到处罚，于是便打电话给亚当斯，说他的指挥所里来了四个俄国人。他该拿他们怎么办？

“我的上帝！”亚当斯惊呼道。顿了一下之后，他下令把他们全都带到团指挥部。当他们走进亚当斯那群情沸腾的团指挥部时，已是将近晚上九点了。自从听到这个消息后，团指挥部就陷入了一片骚动。

莱因哈特听说巡逻队带回四个俄国人，顿时勃然大怒。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命令是不得走出去五英里。这些军官有毛病，分不清五英里和二十五英里了。他下令将此事的相关人员，包括俄国人，统统带到师指挥部，这样他就可以亲自审问了。

他打电话给军指挥官许布纳将军，将军一听，便对莱因哈特大发雷霆。激动的许布纳联系了霍奇斯，霍奇斯又打电话向布雷德利报告了这个惊人的消息。布雷德利对此表现得非常镇静。

“谢谢，考特尼，谢谢你打电话告诉我，”他说，“我们已经等了很久。渡过奥得河之后的那七十五英里，俄国人肯定是在边走边玩。”他挂上电话，打开一罐可乐，然后在墙上那幅地图上的托尔高处画了一个圈。

<h4>4</h4>

华盛顿，英国大使怀南特在午饭后通知杜鲁门，希姆莱通过瑞典政府提出建议，要让西线的德军全部投降。丘吉尔希望通过越洋电话与美国总统商讨此事。杜鲁门打电话给马歇尔，马歇尔建议他在五角大楼的通信中心和丘吉尔通话。

马歇尔的作战师师长约翰·E.赫尔少将安排使用扰频器系统，以保证总统的通话机密。他打电话给代理国务卿约瑟夫·格鲁，想了解一些新消息，但格鲁也不了解内情。国务卿不知道的是，在国务院大楼的某个房间里，正在破译美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H.V.约翰逊发来的一封很长的电报。

杜鲁门、莱希、马歇尔、金、赫尔和理查德·帕克上校聚集在了五角大楼的通信室里。下午两点十分，大家听到丘吉尔说：“喂，总统先生吗？”

“是我，首相先生。”

“听到您的声音真高兴！”

“非常感谢，我也很高兴听到您的声音。”杜鲁门说。

“我同富兰克林谈过几次，但是……您收到贵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的报告了吗？”丘吉尔说，他收到了英国驻瑞典大使维克托·马利特爵士发回的一份详细报告，并且猜想杜鲁门肯定也从约翰逊那里得到了类似的消息。杜鲁门认为他指的是怀南特发来的消息，并不知道格鲁刚刚带着破译完毕的约翰逊大使的电报离开了国务院。他说：“对，我收到了。”

“有关那个建议的？”

“是的。我只收到一个简短的消息（怀南特的电报），说有这样一个建议。”

“没错，当然，”丘吉尔说，他仍然以为杜鲁门从约翰逊那里得到了消息，“我们认为听起来非常不错。”

“他要在哪儿投降？”

丘吉尔很迷惑，杜鲁门怎么会如此缺乏理解力？他说，希姆莱提到了在意大利、南斯拉夫，以及西线投降，“……但他没打算在东线投降。因此，我们认为可能必须向斯大林报告此事。当然，这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应该按照我们的条件在全线同时投降。”

如果说丘吉尔有些含糊其词，但杜鲁门却毫不含糊：“我认为必须迫使他同时向三国政府投降——俄国、你们和美国。我认为我们根本不应该考虑接受逐步投降。”

“对，对，对，”丘吉尔连忙说道，“不能考虑接受希姆莱这种人提出的逐步投降。他会像其他人一样代表德国讲话。因此，我们认为，他应该同时和三国政府进行谈判。”

“很好，这正是我的想法。”

“当然，我明白，这是希姆莱的联合战线的局部投降。而艾森豪威尔仍然有权受降——他肯定希望对方投降。”

“是的，当然。”

最后，杜鲁门终于意识到，两人所说的并不是同一个消息。他说：“我没有收到斯德哥尔摩的来电。关于这个问题，您刚才告诉我的就是我所了解的全部情况。不过我知道，您是因为收到了斯德哥尔摩的一封电报，所以才要与我通话。”

“我明白了。”丘吉尔说。他把斯德哥尔摩发来的电报念了一遍，然后说道，他认为他们有责任把希姆莱的建议告诉斯大林。

“我也这样想，”杜鲁门说，“您通知斯大林了吗？”

“我拖延了两个小时，想等您答复我的电报后再通知他……”那封电报还在处理之中，但是格鲁带着约翰逊的那封电报马上就要到五角大楼了，“不过，现在我已经发出去了。我给您念一下电报内容……”

杜鲁门对丘吉尔单独行动这一事实并未在意。他打断了对方：“好吧，那您就通知斯大林，我也会立即把我们这次谈话的事告诉他。”

“说得对！我念一下发给斯大林的电报，我也把它发给了您。‘随后发给您的电报是我刚从英国驻瑞典大使那里收到的。美国总统也已获悉这一消息。’我以为您已经收到了呢。电报还没到吗？”

“没有，我还没有收到这封电报。”

丘吉尔继续念那封给斯大林的电报：“英国政府最为关注的问题是，要安排德国同时向三大国无条件投降。”

“我完全同意。”杜鲁门说。

“我们认为需要告诉希姆莱，德国部队应该就地向盟军或盟军的代表投降，个人或整个部队都可以。在此之前，盟军将在各个方向和各个战场全力进攻继续抵抗的德军。上述任何情况都不应影响我们的演说的发表。”

没有一个美国人明白最后一句话的意思。丘吉尔所说的“演说”，其实是指“公告”。他还忘了加上原电末尾的几个字：影响会师。(1)

“几分钟前，我把它发了出去，”丘吉尔继续说道，“并且给您也发了一份，还附上了我给您的私人电报。您知道的，就是我刚才念的那份。我当即召开了战时内阁会议。他们通过了我刚才给您读的那封电报。”

“我也通过了。”

“通过我给斯大林发出的那封吗？”

“我通过了您发给斯大林的那封电报。并且，我要立刻用同一条电话线给斯大林发电报。”

“非常感谢。这正是我所需要的。”在座的美国旁听者中，至少有一人表示怀疑，那就是赫尔将军。他觉得丘吉尔是在试探总统的口气，看看能否撇开俄国同希姆莱打交道。“我很高兴，”丘吉尔说，“我确信我们一定能达成一致意见，我希望斯大林可以回电说：‘我也同意。’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授权我们驻斯德哥尔摩的代表告诉贝纳多特，可以把消息转达给希姆莱。因为，在我们三国一致同意之前，不能采取任何行动。”

“同意。”

“真是非常感谢。”

“谢谢。”总统说。

“您还记得我们准备在欧洲会师时发表的讲话吗？”

杜鲁门仍然困惑不解：“首相先生，我不明白您电报中最后一句话的意思。”

“您知道我在说什么——已经写好的讲话、声明。我想，一旦部队会师，就要马上将其公布。”

“我觉得您说得对，”杜鲁门终于明白了，“我同意……我希望不久便能见到您。”

“我也是这么计划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很快就会给您发电报。我完全同意您在波兰问题上采取的一切行动。我们此刻正并肩前进。”

“很好！我希望能够这样继续下去。”

“事实上，在这件事上，我会跟随您的指引，无论您做什么，我都会支持您。”

“谢谢您。晚安！”

晚上八点，总统开始对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大会开幕式的代表们发表广播讲话。从未有过这样一次迫切需要召开的会议，他说：“与会的代表们，你们都将成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的建筑师。我们的未来掌握在你们手中。通过你们在这次会议上的努力，我们将获知，苦难深重的人类是否能够获得公正持久的和平……

“这次会议将集中力量专门研究一个问题，那就是成立一个维持和平的基本组织。我们要制定一部基础的宪章。

“我们问题的实质在于，提供一个解决国家间争端的理智的机构。

“我们必须建设一个新世界，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类永恒的尊严将受到尊重……”

两天后，三巨头同时宣布，美国军队与俄国军队已经会师。罗伯逊中尉在托尔高同俄国人会师的细节很快传遍了全世界。当他带领三名普通士兵把那面曾向俄国人挥舞过的手工国旗献给艾森豪威尔时，盟军总司令——他相信他们是最早同红军会师的人——当场给他们每人晋升一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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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斯大林收到的电报措辞有几处不同。这一电话会谈的内容来自一份美方抄本。电话接听的效果和丘吉尔的口误可能是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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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远征欧洲》一书中，艾森豪威尔仍然称托尔高是第一个会师的地点。那些在斯特雷拉最早与红军历史性会师的人没有得到晋升。科茨布中尉甚至一直没有获得上级答应颁发的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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