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5</h4>

当天下午早些时候——那天是4月12日——戈培尔、他的副官，以及他的助手维尔纳·瑙曼博士驱车往东，来到位于奥得河附近的第九集团军司令部。在这里，他向布塞及其参谋部讲了腓特烈大帝的故事，也就是之前他给施维林·冯·克罗西克讲的那个。一个持怀疑态度的听众尖刻地问道：“那么，这次是哪位俄国女皇要死掉呢？”

“我不知道，”戈培尔回答说，“但是命运之神掌握着各种可能性。”

在佐治亚的温泉疗养院，此时刚刚上午十一点。在距温泉只有两英里的号称小白宫的别墅中，罗斯福总统想放松下来。天气很糟，因此从华盛顿送信过来的飞机没能起飞，早上的信件要到中午才会到。罗斯福无事可做，决定待在床上，读读亚特兰大的？宪法报？。

“今天上午我感觉不太好。”他对上了年纪的黑人女仆莉齐·麦克达菲说，然后把报纸放在了一本还没读完的平装本推理小说上。小说名叫《木偶谋杀案》，正打开在《六英尺之地》那一章。

一小时后，他坐在皮扶手椅上，同他的两个表妹，玛格丽特·萨克莉小姐和劳拉·德拉诺小姐，以及他的老朋友温斯罗普·拉瑟弗德夫人聊着天。他穿着一身深灰色的西装，里面套了件马甲，打着一条红色的哈佛活结领带。他不喜欢穿马甲，更喜欢打蝴蝶领结，但一会儿有人要给他画像，所以只能如此。他的秘书威廉·哈西特拿来准备发出去的信件，总统开始在上面签名。其中由国务院准备的一封信让他觉得很有趣。“这是一封典型的国务院的信，”他对哈西特说，“简直是空洞无物。”

一位高贵的高个子妇人把画架放在了窗前。她是伊丽莎白·肖玛诺夫夫人。她已经为总统画了一张水彩画，现在正在画另外一张。罗斯福打算把它送给拉瑟弗德夫人的女儿。

她把一条深蓝色的披风围在总统肩上，然后，在总统继续工作的同时，她开始作画。下午一点时，罗斯福看了看手表说：“我们只有十五分钟的时间了。”

萨克莉小姐继续钩衣服，德拉诺小姐开始往花瓶里插花。这时，罗斯福点燃了一根烟。突然，他举起左手按住太阳穴，接着，手砰地滑了下来。

“您掉了什么东西吗？”萨克莉小姐问道。

罗斯福闭上眼睛，用轻得只有萨克莉小姐能听得见的声音说：“我头痛得厉害。”他向前扑去，失去了知觉。这时是下午一点十五分。十五分钟到了。

片刻之后，负责照顾总统的海军医生霍华德·布鲁恩少校来了。他叫人把总统抬到卧室。总统沉重地呼吸着；脉搏每分钟一百零四次，血压超过了最高的标记。布鲁恩知道，这是脑出血。他在罗斯福的手臂上注射了氨茶碱和硝化甘油。

下午两点零五分，布鲁恩给在华盛顿的总统私人医生海军上将罗斯·麦金太尔打电话，报告说罗斯福似乎是脑中风，现在仍然不省人事。麦金太尔打电话给在亚特兰大的美国医学协会前主席詹姆斯·波林，要他马上赶去温泉疗养院。

大约与此同时，劳拉·德拉诺打电话给在白宫的埃莉诺·罗斯福，说富兰克林在坐着画像时昏了过去。过了一会儿，麦金太尔也打电话给第一夫人。他说，他并不是很担心，但认为他们今晚应一起去温泉。不过，他建议她不要取消下午的约会，因为在最后一分钟取消约会前往佐治亚会引起太多的议论。于是，罗斯福夫人按原定计划乘车前往萨尔格雷夫俱乐部，参加慈善旧货店的年度义演。

波林博士沿着他无比熟悉的小路疾速前行。下午三点二十八分，他到了小白宫。他发现总统“出着冷汗，面如死灰，呼吸困难”，脉搏微弱得几乎摸不出来。下午三点三十二分，总统的心跳声完全消失了。波林给他静脉注射了一针肾上腺素。总统的心脏又跳了两三下，然后便永远停止了。此时是美国中央标准时间下午三点三十五分。

在华盛顿，此时已经是下午四点三十五分。罗斯福夫人还在萨尔格雷夫俱乐部，正坐在第一排桌子前欣赏钢琴家伊娃林·泰纳的演奏。四点五十分，有人低声告诉她，有电话找她。是总统的新闻秘书史蒂芬·厄尔利打来的，他激动地说道：“请马上回家。”

罗斯福夫人没问为什么。她心里知道，“发生了某件可怕的事”。但是，她觉得“应遵守礼仪”，于是又返回义演现场。钢琴家演奏完毕之后，罗斯福夫人鼓掌致敬，然后宣布说，她不得不告辞，因为家里出了点事。乘车返回白宫的路上，她一直握紧双拳坐在那里。

她来到起居室，厄尔利和麦金太尔博士告诉她，总统在昏迷中去世了。她机械地做出了反应，立即派人去找副总统杜鲁门，并安排于当晚乘飞机前往温泉。

哈里·S.杜鲁门正在国会大厦主持参议院会议。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亚历山大·威利作着冗长的发言，他非常厌烦，于是开始给他的母亲和妹妹写信。

亲爱的妈妈与玛丽：

此时此刻，我正坐在参议院的总统办公桌前，给你们写着这封信。主席台上，一个夸夸其谈的参议员正在就一个他非常陌生的话题发表一番演讲。

我不得不坐在这里，并且做出一些议会的裁决——其中一些可谓常识，而另外一些并非如此。

你那里时间明晚九点三十分，请打开你们的收音机。你们将会听到哈里对全国人民发表一篇在杰斐逊纪念日的演说。我想，所有的广播网都会播出这一演说，因此，要听到我的声音应该不难。在此之后，将是总统的演说，我会将他介绍给大家。

祝你们健康。

我爱你们。

有空回信给我。

哈里

参议院会议于下午四点五十六分休会。杜鲁门走进萨姆·雷伯恩的办公室，想喝一杯。参议院议长递给他一杯威士忌加水，然后突然想起史蒂芬·厄尔利刚刚打来电话，让杜鲁门给白宫打回去。一分钟后，厄尔利在电话里激动地对杜鲁门说：“请赶快来，从宾夕法尼亚大街的大门进来。”

杜鲁门只记得厄尔利说了这些。后来，他写道，当时他丝毫也没有烦乱——他只认为是罗斯福突然从温泉回来了。但雷伯恩却觉得他的脸色突然变得非常苍白。杜鲁门办公室的一个职员声称，他非常激动地闯进办公室，说道：“我要去白宫。”

下午五点二十五分左右，杜鲁门来到白宫，并被立即带到二楼罗斯福夫人的书房。只有当看到总统的女儿安娜·伯蒂格，以及厄尔利时，他才终于意识到——他后来写道——“发生了非比寻常的事”。

埃莉诺·罗斯福向他走来，神情镇静，优雅而高贵。她温柔地用一只手臂搂住杜鲁门的肩膀。“哈里，”她平静地说道，“总统去世了。”

副总统一时说不出话来。最后，他终于说道：“我能为您做点什么？”

“我们能为您做点什么？”她说，“因为现在有麻烦的是您。”她告诉他，她对他和美国人民是多么感到抱歉。

接着，她给她的几个儿子发了一封电报：

“父亲安息了。他定会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完成你们的工作。”

下午五点四十五分，司法部长弗朗西斯·比德尔、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和斯退丁纽斯在附近碰了头。斯退丁纽斯刚刚收到叫他来白宫的电报。作为国务卿，宣布总统逝世的工作应该由他来完成。当他走进罗斯福夫人的书房时，紧绷的面颊上已经布满泪水。杜鲁门令斯退丁纽斯和厄尔利立即召开内阁会议，并再次问罗斯福夫人，他能做点什么。她想知道，坐政府的飞机去佐治亚是否合适。杜鲁门向她保证，这很合适，正该如此。

他来到位于大楼西端的总统办公室，打电话给他的夫人和女儿，叫她们到白宫来。他还给最高法院院长哈伦·菲斯克·斯通打了电话，叫他立即来主持总统就职宣誓仪式。

这时，斯退丁纽斯、华莱士、史汀生、摩根索、珀金斯、伊克思、威卡德(12)、福雷斯特尔等各位部长，以及总检察长利奥·克劳利、议长雷伯恩、议会多数派领袖约翰·麦克科马克和少数派领袖约瑟夫·W.马丁，还有其他一些人，都聚集在了白宫的内阁办公室里。

六点过几分，杜鲁门要求大家安静。他告诉他们，他不得不十分悲痛地向他们宣布，总统逝世了。“是罗斯福夫人告诉了我这个消息，她说总统‘像一名战士一样去世了’。我现在只能说，我会试着接过重担，因为我知道他会希望我这样做，也希望我们大家这样做。我希望各位都留在内阁里各自的岗位上，我需要你们的帮助。这样，我便可以确信我能彻底贯彻总统制定的路线。”

当天下午，全体美国人民都受到了一记重击，一时全都不敢相信。剧作家兼总统顾问罗伯特·E.舍伍德听说罗斯福逝世一事后，便一直守在收音机旁，“等待有人发表声明——也许正是总统本人那快活而安抚人心的声音——这一切都是一个巨大的误会，银行业的危机已然过去，战争亦已结束，一切都将变得无比美好”。

在白宫，人们匆匆地准备好了新总统的就职宣誓仪式。七点过几分，终于找到了一本《圣经》，把它放在了那张杰西·琼斯(13)送给罗斯福的奇形怪状的大桌子尽头。杜鲁门站在最高法院院长斯通面前，左边是他的夫人和女儿。杜鲁门夫人眼睛红肿，当她的丈夫用左手拿起《圣经》时，她似乎有些害怕。但是，杜鲁门忘了举起右手，最高法院院长镇静地提醒他举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福雷斯特尔心想，“斯通的坚定使这个场面具有了庄严的气氛。”

杜鲁门跟着斯通重复道：“我，哈里·S.杜鲁门，在此庄严宣誓，我会忠实地挑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重担，并将为维护、保护和捍卫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而竭尽全力。”这时是下午七点零八分。

除了新总统及其内阁成员外，其他的人都走了。大家在一种似乎有些奇怪的柔和气氛中围着桌子坐了下来。杜鲁门正要讲话，厄尔利突然闯进会议室说，记者们想知道，旧金山会议是否会按原计划于4月25日举行。

“会议将像罗斯福总统生前所决定的那样如期举行。”杜鲁门毫不犹豫地回答。他透过厚厚的眼镜片平视前方，对内阁成员说道，他打算“继续执行罗斯福政府制定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然后，他又以他一贯的作风补充说，他要做一位真正的总统，对他的决定承担全部责任。他希望他们能坦率地给出建议，但最终的全部政策判断都要由他独自做出。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杜鲁门已经让大家看到，他是一个不怕讲出自己心里话的人。简短的会议结束之后，史汀生留了下来，他说他必须同总统商量一件十分紧急的事。“我希望您了解一下正在执行的一项庞大计划——一种拥有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摧毁力量的新式炸弹的进展情况。”史汀生说，这就是他目前能说出来的全部情况。几分钟之后，总统动身回家了，脑子里仍苦苦思索着这个计划。

当晚，柏林的空袭警报刚刚响过，新闻官鲁道夫·泽姆勒便在宣传部的防空掩体里接到一个电话。德国官方新闻机构的一个人在电话中说：“喂！听我说，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罗斯福死了！”

“你在开玩笑吗？”

“不。路透社的一条消息说：‘罗斯福于今天中午逝世。’”

泽姆勒大声重复了一遍这条消息。掩体里昏昏欲睡的人们顿时跳了起来。他们突然完全清醒了，欢呼声传遍了掩体。人们大笑着互相握手。宣传部的厨师在胸前画着十字，大叫道：“这就是戈培尔博士对我们允诺的奇迹！”

泽姆勒打电话给第九集团军，得知戈培尔已经离开了，很快就会到达柏林。这时，帝国总理府打来电话，要戈培尔一到就给元首回电话。十五分钟后，戈培尔的车在刚刚被炸的阿德隆酒店和总理府的火光中停在了宣传部门口。几名参谋部成员匆匆跑下台阶去迎接戈培尔。“部长先生，”一名记者说，“罗斯福死了。”

戈培尔跳下汽车，呆呆地站了一会儿。最后，他转向英格·阿贝策特尔夫人和兴奋地围在他身边的其他人，声音颤抖着，激动地说道：“现在，拿出最好的香槟酒，我们给元首打电话。”

当他走进办公室时，泽姆勒忍不住大声地告诉他这个消息。戈培尔脸色苍白地说道：“这是一个转折点！”接着，他又怀疑地问道，“这真的是事实吗？”

当他给元首打电话时，大约有十个人都探头过来听。“元首，”他兴奋地说，“我向您表示祝贺！罗斯福死了。星象图上早已表明，4月份的下半月对我们来说将是一个转折点。今天正是4月13日，星期五！”此时午夜刚过。“命远已放倒了您最大的敌人。上帝没有抛弃我们。他已两次把您从残忍的暗杀中拯救了出来。您的敌人在1939年和1944年用来瞄准您的死亡现在击倒了我们最危险的敌人。这是一个奇迹！”他听元首说了一会儿，然后提到，杜鲁门可能会比罗斯福温和一些。现在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戈培尔挂了电话，两眼闪闪发光，开始热情洋溢地说了起来。泽姆勒从未见他如此兴奋过，好像战争就要结束了一样。

在与艾森豪威尔和布雷德利一起逗留到很晚之后，房车里的巴顿正准备上床休息。他的手表停了，于是，他打开收音机，想听听英国广播公司的时间：而他听到的是罗斯福逝世的消息。他冲向另外两人就寝的房子，敲响了布雷德利的房门。

“出了什么事？”布雷德利问。

“你最好和我一起去告诉艾克，总统逝世了。”

他们来到艾森豪威尔的房间，三人一直在那里坐到凌晨两点，忧心忡忡地想着罗斯福的逝世会对未来的和平产生什么影响。他们怀疑美国是否还有第二个人能像罗斯福那样老练地同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打交道，并且一致认为，美国不得不在历史上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更换领导人，实在是个悲剧。最后，他们悲伤而沮丧地上床休息了。

当丘吉尔第一次听到罗斯福已经逝世时，他觉得自己被“重重击了一拳”，立刻被“一种巨大而无法弥补的损失感压倒了”。他打电话给在克拉里奇的巴鲁克，用非常痛苦的声音问道：“你认为我应该去华盛顿吗？”

“不，温斯顿，我认为你应该留在这里工作。”巴鲁克答应，在起程飞回华盛顿之前，他会来看看丘吉尔。当他来到唐宁街10号时，丘吉尔仍躺在床上，看上去非常烦乱。“你认为我应该去华盛顿吗？”他又一次问道。

巴鲁克再一次向他保证，留在家里更为明智。他本人将和罗森曼法官以及其他几人一起，乘“圣牛”号飞机起程。中午时分，飞机起飞了，开始了前往华盛顿的漫长而痛苦的旅程。谁也不想说话，所有人都在全心全意地怀想总统。巴鲁克想起了他在阿尔巴尼亚第一次见到罗斯福时的情景——当时他还是个有些傲慢的年轻州议员。接着，他又回忆起了1924年的民主党大会，罗斯福费力地拄着双拐挪到了讲台上，提名时任纽约州长的阿尔·史密斯竞选总统，做了那篇辞藻华丽的“快乐斗士”的演讲。巴鲁克想，无论他有何缺点或错误——而且二人曾数次产生过分歧——罗斯福“对于民主政治的理念与理想始终深信不疑”，并且，“他所关心的自由、公正，以及机会平等绝非抽象的术语，而是从全人类的角度出发”。

当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得知罗斯福去世的消息时，他“感觉历史的天使正在房间里沙沙地振翅而飞”，并且想知道这是否就是“渴望已久的命运的转机”。他打电话给戈培尔，祝贺他最近的预言应验了，但建议他“立即给新闻界发指示”，新闻界既不能辱骂美国的新总统，也不能赞美他，特别是不能提及罗斯福和戈培尔之间的长期争执，“现在出现了新的可能性，新闻界不应笨拙地毁掉它们。”

戈培尔表示同意：“这一消息将激励全体德国人民的士气彻底改变，因为人们可以并且应该把这一事件看作命运和正义的体现！”

伯爵深受鼓舞，当即坐下来给戈培尔写信：

……我本人认为，罗斯福之死乃是上帝的裁决，同时也是上帝给予我们的礼物，是我们应努力争取才能拥有的礼物。(14)他的死消除了同美国人进行接触的所有道路上的障碍。现在，他们应利用上帝提供的这个机会，尽一切努力使谈判开始。在我看来，唯一有希望的办法是通过教皇进行斡旋。鉴于美国的天主教徒形成了一个强大而统一的障碍——与之相反，美国的新教徒则分散成了许多小派别——教皇的声音在美国可能分量非常重。考虑到军事形势的严重性，我们不应再迟疑……

当天，即4月13日，星期五上午，在一次会议上，戈培尔忠告新闻界，在关于杜鲁门的问题上要非常客观，不要下断言，不要说任何激怒新总统的话，要隐藏起对罗斯福之死的欣喜之情。但是，到了下午，这位宣传部长兴高采烈的情绪就开始减弱了。当布塞将军打电话问他罗斯福之死是否便是他在前一天所暗示的形势时，戈培尔冷淡地回答：“噢，我们不知道。我们得看看。”

的确，从前线来的第一批报告表明，美国总统的更换丝毫没有影响敌人的行动。当天晚些时候，戈培尔告诉泽姆勒以及他参谋部的其他成员：“也许命运又一次变得残酷了，它戏弄了我们。也许我们高兴得太早了。”

然而，并非所有的德国人都对美国总统之死感到高兴。小爱德华·W.贝蒂——一名被关在柏林以南约三十五英里处的卢肯瓦尔德IIIA军官战俘营的美国记者——觉得，有几名卫兵似乎真的很难过。以前，贝蒂从未意识到罗斯福对欧洲被压迫人民来说意味着什么。整整一天，波兰人、挪威人和法国人不断地来看望美国人，并同情地和他们握手。前挪威总司令奥托·鲁格少将给集中营里的美国高级军官罗伊·赫特中校写道：“世界失去了一位伟人，鄙国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朋友。”集中营里的英国高级军官、空军中校史密斯写道：“我们大英帝国失去了一位热情而忠实的朋友……按照我们的愿望，他应该活着亲眼见到我们努力的成果。他曾为了这一成果而全心全意地英勇奋斗。”

在美国战俘的牢房里，赫特中校下令宣读讣告。人们立正一分钟进行默哀，很多人禁不住潸然泪下。

对于杜鲁门来说，这是忙碌的一天。在去白宫的路上，他让美联社的托尼·瓦卡罗搭乘了自己的车。“在历史上，”总统说，“没有几人能与他比肩。我继承了他的衣钵，因此，我默告上苍，希望自己不辱使命。”

他叫来斯退丁纽斯，命他准备一份关于与苏联之间的问题的概要。然后，他来到国会大厦，询问一群国会首脑，是否可以在4月16日安排一次参议院和众议院联席会议，他想亲自对他们讲几句话。

“哈里，”一名参议员说，“不管我们同不同意，你反正计划好了要来。”

“你知道我应该来，”他带着中西部人的鼻音尖刻地回答说，“但我更希望可以在你们所有人体谅的支持和欢迎下这样做。”

各报记者在参议院门口排成一长排。总统与他们一一握手。

“孩子们，”他说，“如果你们曾经祈祷过，那么现在就为我祈祷吧。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曾经挑过担子，但是，当昨天他们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时，我感觉好像月亮、星星，所有的行星都落到了我身上。我要承担一个人所承担过的最大的责任。”

“祝您好运，总统先生。”一个记者大声说。

“我真希望你们没这样称呼我。”

这一天，他收到许多唁电和鼓励的信件。斯大林发来电报说：

……美国人民和美国失去了富兰克林·罗斯福这样一位世界性的伟大政治家，一位战后和平和安全的斗士……

在莫斯科，罗斯福的逝世引起了人们真诚的悲哀和对未来的某种忧虑。所有报纸的头版都套上了宽宽的黑框。城内挂起了黑边旗，最高苏维埃也静默致哀。（就连一个敌人，日本新首相海军上将铃木贯太郎，也为美国人民失去这样一位“美国赖以获得今天的优势地位”的人物表示“深切同情”。不过，一些日本的宣传家却编造了一个故事，说罗斯福是忧虑而死——并把总统最后说的那句“我头痛得厉害”改为“我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

杜鲁门表示，他已收到丘吉尔那封充满同情的信，并说他正打算给丘吉尔发一封电报，谈谈他“在波兰问题上的观点和建议”。下午三点，他接见了斯退丁纽斯和波伦，听两人简单介绍了波兰问题。于是，杜鲁门开始起草另一封致丘吉尔的电报：

斯大林给阁下和罗斯福总统的回电，使我们的下一步行动变得极为重要。虽然除了其中的几句，他的回电不容我们乐观，但我强烈地感觉到，我们应该再次对他进行试探。

在杜鲁门起草这封电报的同时，斯退丁纽斯送来了哈里曼发的一封电报。大使刚刚谒见了斯大林。斯大林希望，他能像对待罗斯福一样与杜鲁门密切合作。哈里曼给斯大林提出建议，向大家保证苏联渴望继续合作的最佳途径，是派莫洛托夫前往旧金山。斯大林毫不迟疑地告诉哈里曼，如果杜鲁门正式邀请莫洛托夫访问华盛顿，然后前往旧金山的话，他就派莫洛托夫去。

总统命斯退丁纽斯起草一份邀请函。

在明尼苏达州的罗彻斯特，哈里·霍普金斯从圣玛丽医院打电话给舍伍德，他只是想找个人聊聊罗斯福。“你我都得到了一样伟大的东西，它足以伴随我们终生。”他说，“这就是一种伟大的认知。因为我们知道，众人对他的看法，以及众人之所以深爱他的原因，都是正确的。”他承认，有时，总统似乎因一己私利而做出了过多的让步，“但是，在大的问题上——在一切具有真正而持久的重要性的问题上——他从不让人失望。”

罗斯福夫人正和她丈夫的遗体一起待在一列开往华盛顿的列车上。这是“漫长而令人心碎”的一夜。整整一夜，她都躺在卧铺上，望着窗外飞掠而过的土地，“望着一整夜里各个车站，甚至交叉路口那些来向总统遗体告别的人的脸庞”。

4月14日上午十点，列车到达华盛顿联合车站。安娜·伯蒂格在她哥哥埃利奥特·罗斯福准将和他的演员妻子费伊·埃默森的陪同下，走进了运送遗体的车厢。接着，杜鲁门、哈里·华莱士和伯恩斯都上车来向罗斯福夫人致意。

一辆由六匹白马拉着的灵车载着一具盖着一面旗帜的棺材，在几万人的注目下，沿着宪法大道向白宫走去。自从林肯逝世以来，还没有哪一位总统的逝世能够如此之深地牵动美国人民的心。许多人在无声地哭泣，有些人表情阴沉，但又强自忍耐，有些人只是茫然地呆望着。美国人民仍然难以接受，这个自1933年就是他们总统的人已经去世了。杜鲁门注意到，一个老年黑人妇女正坐在路边，用围裙蒙着脸失声痛哭，仿佛刚刚失去了自己的儿子一样。

当罗森曼和夫人走过白宫的门廊时，他的夫人低声说道：“这是我们生活中一个时代的终结！”对于美国和全世界来说，这同样也是一个时代的终结，罗森曼想到。他想起了罗斯福本应在前一天做的杰斐逊纪念日演说——尤其是他亲笔写的最后一句话：“让我们怀着强大而积极的信念前进吧！”

杜鲁门返回政府办公室几分钟后，哈里·霍普金斯到了。

“你感觉怎么样，哈里？”杜鲁门注意到他看上去非常苍白，便开口问道，“我希望你不要介意我在这个时候把你叫来，但是，我需要知道你能告诉我的关于与俄国关系的全部情况——你所了解的关于斯大林和丘吉尔的情况，以及开罗、卡萨布兰卡、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的情况。”

霍普金斯说他很乐意帮忙，因为他相信杜鲁门会继续执行罗斯福的政策，“而且我知道，您知道该怎样执行这些政策。”两人谈了两个多小时，然后匆匆吃了午饭。“斯大林是一个直率而非常强硬的俄国人，”霍普金斯说，“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俄国游击队员，首先考虑的总是俄国。但是，可以跟他直言不讳。”

当霍普金斯提到他打算在5月份退休时，杜鲁门回答说，如果健康状况允许的话，希望他能留下来。霍普金斯说，他会再认真考虑一下。

四点钟，杜鲁门及其夫人和女儿前往白宫参加葬礼仪式。棺材已放在法式大门前，两侧摆满了鲜花。二百名送葬者中的一人，罗伯特·舍伍德，感觉有一只手紧紧抓住了他的肩膀，是霍普金斯，他的脸色“冰冷苍白，非常可怕”。舍伍德想，罗斯福逝世了，他似乎再也没有理由活下去了。

杜鲁门走进来时，没有一个人起立。舍伍德相当确定，“这个谦虚谨慎的人甚至没有注意到这一无礼的举动。或者，如果他注意到了，那么他肯定明白，在场的人还不能把他和他那最高办公室联系起来；现在，人们只想到总统已经去世”。不过，罗斯福夫人刚一跨进大门，大家便都站了起来。

仪式结束后，霍普金斯请舍伍德一家前往他在乔治镇的家。霍普金斯已经筋疲力尽，于是上床休息了。舍伍德坐在他身边。“该死！”霍普金斯说，他凹陷的眼中闪出一道光亮，“现在我们得独立工作了。我们真的要从此刻开始了。这些年来，一切都太容易了，因为我们知道有他在那里，我们有接近他的特权。我们所想的一切都是世界大事，我们所认为的一切都应该完成。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如果他认为其中有些价值，或者我们告诉他的某些东西引发了他自己的一系列思考，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他亲身将其实践。无论这些想法有多宏大，或是多理想主义，他都不会害怕。好吧——他现在不在那里了，我们不得不想办法自己开始做事情。”

显然，霍普金斯还有活下去的理由。

但是，他认为他本人和整个内阁都应该辞职。“杜鲁门周围应该是他自己的一班人马，而不是罗斯福的这班人，”他说，“如果我们还在他身边，就会总是看着他，他知道，我们在想：‘总统是不会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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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国只从意大利抽调了一个师，并且是派往了西线——但这一调动与阿斯科纳会议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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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于某些原因，所有的电报中都说这一历史性会晤的地点是伯尔尼，而不是阿斯科纳。这也许是为了欺骗苏联人。许多历史学家为此而困惑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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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称为“染料工业利益集团”，建立于1925年，曾经是德国最大的公司及世界最大的化学工业康采恩之一，总部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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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伯恩特少校由于“违抗命令”而被古德上校解职，但几分钟后，古德又恢复了他的职务，命令他留在集中营，同另外两名医生一起照顾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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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原文误为两亿美元。根据后文，似应为两千万美元。——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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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德国中部靠近魏玛的一个村庄，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集中营所在地。——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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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曾经进行过此类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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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会晤一直没有进行。“我不知道是否是戈培尔的原因，他犹豫了，没有去请求希特勒见我。”施维林·冯·克罗西克最近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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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指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下文所述情节出自其代表作之一《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史》。——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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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俄国女沙皇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实于1762年1月5日去世。——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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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后来，在第三集团军司令部，巴顿当着盖伊将军的面，再次敦促艾森豪威尔攻占柏林。他说，四十八小时内即可成功。“好吧，但谁会希望如此？”艾森豪威尔问道。巴顿踌躇了一下，然后将双手搭在艾森豪威尔的肩上，说道：“我认为历史会回答你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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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指克劳德·威卡德（Claude Wickard，1893—1967），时任美国农业部长。——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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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Jesse Jones，1874—1956，民主党政治家、企业家，时任美国商务部长。——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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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他暗指的是歌德的话：“必须努力争取，才能拥有父辈遗留给你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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