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勒不知该如何回答。如果他不能明确地以“是”开始回答，希特勒就会在他把自己的意思解释清楚之前打断他，并且说：“比勒同意了。”

“不，元首。”他脱口而出。

周围的人都被吓得一脸僵硬。

希特勒愤怒地挣扎着站了起来，指着房门：“滚出去！”

比勒收起他的地图和文件，出去了。当他缓缓走向通往花园的出口时，克雷布斯追了上来，说道：“你已经被解除了指挥权！去见布塞将军，他会告诉你你将受到什么处置。”

这个在法兰克福久经沙场、表现出众的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不可能。他没理会克雷布斯的命令，径自去了设在措森的陆军司令部，想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他们肯定是在地下掩体里暂时疯了。

在措森，比勒失宠的消息已经比他本人提前到达。当他穿过大厅时，看见他的参谋们都连忙缩了回去。就连他的老朋友德特勒夫森将军也对他说：“小心你的个人安全。”比勒茫然地驱车来到了前线，绝望地想找一个可以支持他的人。他直接打电话给海因里希。

“比勒，”海因里希毫不犹豫地说，“放心吧，一切都很快就会过去。”这是一整天来比勒听到的第一句积极的话。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接下来所听到的：“回法兰克福去，夺回指挥权。”

海因里希对形势的了解多于比勒所意识到的。片刻之前，布格道夫打电话给海因里希，宣读了希特勒发来的一封充满挖苦的电报：“比勒并非格奈斯瑙式人物。”接着，布格道夫告诉海因里希，比勒已被解职。

“我要求撤销这道命令，”海因里希说，“比勒应该复职，并被授予骑士十字勋章。”他补充说，比勒是这个桥头堡的灵魂，撤掉这样一个人，实在太荒谬了。

“不可能！”激动的布格道夫回答，“这是希特勒的命令。”

“我要求比勒留下，否则我就辞职。”说完，海因里希就挂了电话。

<h4>4</h4>

自从卡斯上士离开维也纳去完成向俄国人献城的使命后，大约六十个小时已经过去了。4月5日早上，在第十七军区司令部，索科尔不知卡斯是否已经抵达俄国战线。前一天晚上，维也纳受到了一场极其猛烈的炮火袭击。而此时有报告传来，说托尔布欣的部队已经前进到了城南郊区。激动的“O—5”成员们纷纷拥进索科尔的办公室，悄声报告说各抵抗小组已准备完毕，并且焦急地问，卡斯是否成功了。

与此同时，索科尔还被淹没在南方集团军群和承担维也纳“堡垒”最后防务的鲁道夫·冯·布瑙将军持续不断的请求之中。他们需要增援部队——但索科尔本人也需要用这些部队在起义爆发后去攻占战略要地。

上午，索科尔的秘书指出，到现在为止，维也纳上方晴朗的天空中尚未出现一架敌人的飞机。索科尔心中暗忖，这是因为卡斯完成了使命呢，还是因为红军已经发动进攻，而西方盟国不愿误伤友军？正在这时，一个军官报告说，很奇怪，托尔布欣的进攻停止了。索科尔开始认为卡斯肯定已经成功了。于是，他派通信员去告诉“O—5”的其他领导人，说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同时，他祈祷自己是对的。

此时，卡斯和赖夫离维也纳城南只有三十英里。他们混在一群试图躲开俄国人的难民里穿过了德国人的防线。一踏上德国地盘，他们便截住了维也纳新城区长的车，他是到维也纳去见巴尔杜·冯·席腊赫的。卡斯出示了假通行证，要求搭车。当卡斯注意到他们是在往巴登方向开时，而该城正在托尔布欣的必经之路上，他大声叫道：“改变方向！俄国人已经占领了巴登！”

这位地方党派领袖说那里只有德国部队，并坚持要走这条最近的路去维也纳。卡斯扼住他的喉咙，叫他停车，赖夫则抢过了方向盘。他们绕道向首都开去。

中午时分，他们开进了维也纳。大街上空空荡荡。有轨电车闲置未用，商店都关了门。卡斯和赖夫在历史艺术博物馆附近下了车。

“希特勒万岁！”区长说。

“希特勒万岁！”卡斯说。然后，他们向布里斯托尔酒店走去，在那里给索科尔打了个电话，报告自己已平安到达。

当晚，“O—5”的领导人于十一点钟在索科尔的办公室会面，进行最后一次讨论。索科尔命卡尔·比德曼少校派他那一千六百人的维也纳区武装巡逻队中可靠的分队——巡逻队都是奥地利人——到各战略要地站岗，并且，首先要防止多瑙河上的桥梁受到破坏。阿尔弗雷德·胡特上尉将带领一支摩托排去攻占比桑贝格电台。鲁道夫·拉舍克中尉负责保卫“O—5”未来一切行动的指挥部，第十七军区的大楼。索科尔说，他将亲自带领一批军官去冯·布瑙将军的大本营，逼他投降。

索科尔告诉大家，托尔布欣已经进入了巴登附近的维也纳森林。抵达本城时，苏联人会发出一枚红色信号弹，“O—5”将相应地发出一枚绿色信号弹。俄国军队接近时，会亮出红白相间的旗帜，抵抗部队则将扛起白旗。口令是一个在德语和俄语中发音相当接近的名字：“莫斯科。”

会后不久，城南森林的上空升起了红色信号弹。短暂的停顿之后，绿色的信号弹爬上了黑暗的维也纳上空。索科尔下令在午夜发动起义。届时，将通过政府电台播放“O—5”的口令“拉德茨基”：这是所有抵抗小组开始行动的信号。占领关键的建筑物和桥梁；开始暴乱；逮捕重要的纳粹分子；中断通信；在城南设置障碍，以拦住从前线撤回的所有迪特里希的部队。

然而，信号还没发出，起义的消息就泄露了出去。比德曼少校的维也纳区武装巡逻队里的一名摩托步枪兵，偶然对一个奥地利战友瓦尔特·汉斯利克提起，他的战斗小分队将占领比桑贝格电台。汉斯利克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摩托步枪兵的话引起了他的怀疑，他便把自己听到的情况报告了上级。一个小时后，比德曼接到命令，要他到维也纳市中心的“堡垒”司令部去见冯·布瑙将军。比德曼肯定怀疑过自己已经暴露，但还是服从了命令。逃跑将会给整个计划带来危险。

在“堡垒”司令部，比德曼受到了审问。他不透一丝口风，因此遭到了严刑拷打。他坚持到了4月6日凌晨——最后还是透露了四个同谋者的名字：索科尔、卡斯、拉舍克和胡特。

凌晨四点三十分，卡斯带来了这个可怕的消息，比德曼被捕了。这给索科尔提出了一个新问题。他可以让起义按预定计划进行，唯一的希望是比德曼不要吐露任何重要情况——或者重新制订整个计划。他决定继续行动，并下令立即攻击布瑙的指挥所，救出被捕的人。但是，到达“堡垒”司令部时，索科尔发现那里增加了两支党卫军战斗部队进行守卫。

这是一个双重的打击。他不但无法救出比德曼，而且也无法攻取“堡垒”司令部，从而也就没有机会去逼布瑙投降。索科尔意识到，他设在第十七军区大楼内的指挥部已不再安全。于是，他派卡斯去传达他的命令，要求加强安全措施，不惜—切代价守住大楼，直至援军到达。

卡斯在六点三十分前后到了大楼，向拉舍克传达了命令后，他便离开了。拉舍克立即召集卫兵，命令他们逮捕任何企图使用当晚德语口令“格奈斯瑙”进入大楼的人。但是，片刻之后，布瑙的参谋长纽曼少校却突然出现在拉舍克的办公室——他是凭“O—5”的口令“拉德茨基”进来的——他问：“索科尔少校在哪儿？”

“少校在家——他胃疼。”拉舍克回答说。

整座大楼都被德国人占领了。但是，在混乱之中，两个女秘书留在她们的桌前，打电话将这一意外搜捕的情况通知了索科尔和其他“O—5”的领导人。

在索科尔看来，似乎一切最坏的情况都已发生。比德曼被捕；布瑙在他的指挥所里安然无恙；第十七军区大楼连同大楼里的武器和车辆调配场都丢掉了；他自己的参谋部里最为重要的成员都已被捕。起义的军事阶段已经失败了。

但是，还有一线希望。获悉这一连串的灾难时，那些民间的同谋并没有惊慌失措。他们在当地的会面地点和各战斗群尚未暴露。他们向索科尔保证，他们将继续执行分配给他们的任务。“O—5”的非军人队伍中，增加了一些奥地利逃兵。几个星期以来，他们一直藏在城中的菜园里。到了傍晚时分，起义不但仍在进行之中，而且还有烈火燎原之势。

德军指挥部仍没有意识到起义的范围究竟有多大，抓人引起了普遍的不安。还有哪一支奥地利军队可以信任吗？突然，这种担心因一份紧急报告而被抛之脑后：俄国人正从后面进攻维也纳！

德军匆匆下令在城西设防，但为时已晚。红军的坦克已经驶过了著名的格林津露天葡萄园，以及维也纳西边和西北的其他关键地点。迄今为止，俄国人还没有遇到德国部队，坦克兵们随随便便地打开舱口站在那里。“O—5”的人试图带领他们向市中心进发。可是，尽管并没遇到什么抵抗，但俄国人要么是没有听懂，要么是仍然存疑，一直犹豫却步。

全城的老百姓都走出了地下室，把床单和枕套挂在窗户和门上。他们甚至大胆地不让小撮的德国兵把他们的房子变成防御点。妇女抱着孩子大声叫德国人滚回去。老人和年轻的德国兵争执着：为什么要打妇女和孩子？

一些急于逃跑的奥地利军人藏进街边的房子里，换上了老百姓的衣服。数千名奴工开始在大街上闲逛，想找到一些武器。波兰人、乌克兰人、捷克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法国人和比利时人，都在为火枪、步枪、手枪、匕首而和房主们讨价还价，甚至愿意拿自己的裤子去换。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去找从前的主人算账。

起义的消息传到了前线，就连德国兵也开始逃跑了。当迪特里希得知托尔布欣的部队已经穿过了他的防线，并几乎已完全包围了维也纳时，他知道，再也守不住了。他爱这座古老的城市，不想看到它因为一场无望的战斗而成为战场。于是，他不顾坚守每一寸土地，直到最后一刻的命令，指示部队向西绕到城后，在那里建立另一条防线。

傍晚，俄国人肆意地从西面拥入了维也纳。与此同时，“O—5”的人带着偷来的通行证，戴着人民冲锋队的袖章，公开走上街头，狙击所有身着德军制服的人。当晚，迪特里希的参谋长向南方集团军群报告说：“维也纳城内也已开火，但向我们射击的并非俄国人，而是奥地利人。”

消防队员、防空队员，甚至警察都加入了乱成一团的逃跑人群，疯狂的逃亡愈演愈烈。

第二天，即4月7日，“O—5”的军民指挥部都搬到了抵抗运动成员阿加特·克罗伊公主的奥尔斯佩格宫。索科尔和民间领导人在这里继续指挥起义。起义的规模越来越大，以至于冯·布瑙将军致电元首总部说：

举着红—白—红旗帜(3)的市民向德国部队发起了比敌人的炮火还要猛烈的攻击。

柏林回电说：

继续用最残酷的手段对待维也纳的叛乱分子。

希特勒

晚上，俄国先头部队进入了维也纳，只见城中到处都是一片片的大火。仅余的几个消防队员不停地从这个区跑到那个区，拼命地想控制住不断蔓延的火势。

星期日，即4月8日，由于组织和供应问题而被拖延的托尔布欣手下，大规模深入“红色”郊区，基本上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这些地区的社会党人已经说服大部分守城者放下武器，脱下军装。只有一个区，居民帮助三千名德国人变成了“老百姓”，把他们藏在了阁楼或地下室里。

正午前后，第一批俄国人进入了城区。

没有战斗计划，没有前线，只有一片混乱。德军的掉队士兵仍在城中各处守着几个孤零零的阵地，但“O—5”的红—白—红旗帜已飘扬在数百幢建筑物上。起义者占领了议会大厦和市政厅。其他几支队伍则攻占了斯科滕林大街上的警察总局，放出了犯人。

然而，冯·布瑙将军仍坚定地守在内城。围绕着内城的是宽阔的林荫大道——环形大街，和东北方向的多瑙河。下午，一支小型的汽车护送队从“堡垒”区疾驰而出，开向邻近的一个广场。比德曼、胡特和拉舍克被盖世太保和党卫军的人从一辆车上推了下来。他们制服上的勋章都被扯掉了，双手被捆在了一起。德国人在一块交通标志上搭了根绳子，然后把它套在比德曼的脖子上。比德曼被绞死了。接着是拉舍克。德国人把另一根绳子系在一个有轨电车站牌上，然后把绳套套在胡特的脖子上。这时，胡特高呼道：“为了上帝，为了奥地利！”

“堡垒”里还有一个“叛徒”。他就是舍谢鲍尔中尉，一名假装成忠实纳粹分子的“O—5”成员。下午早些时候，他在作战办公室有了重大发现——他偶然发现了内城防务的新计划，上面详细地描述了忠于布瑙的每支部队的位置和兵力情况。

舍谢鲍尔设法把这个计划偷偷带了出去，交给了索科尔。这份文件非常重要，于是，索科尔决定亲自把它交给俄国人。4月9日清晨四点前后，在布瑙的部队被迫缓缓向多瑙河败退的同时，索科尔少校带领十名卫兵越过了俄国防线。两个小时后，索科尔站在了托尔布欣本人面前。他向托尔布欣介绍了德国新阵地的情况，并且指出了俄国人怎样才能通过一连串的地道进入内城。

返回的旅程紧张而忙乱。车上坐着七名俄国高级军官，索科尔开足马力向多瑙河上的一座桥梁驶去。当他发现桥已经被炸毁时，实在是太晚了。于是，他当机立断地跳进了河里。有两名俄国人受了重伤，而索科尔却安然无恙；他换乘另一辆车，不顾一切地冲过德军阵地，平安抵达了奥尔斯佩格宫。

<h4>5</h4>

第二天，另一个担心自己城市命运的维也纳人回到了家。应希特勒个人的要求，奥托·斯科尔兹内巡察了东线。正当他与舍尔纳共进午餐时，一名副官冲进来报告说，俄国人已经进入了维也纳城。

斯科尔兹内的家人和他的两支突击队都还在维也纳。他不希望在某些常规的行动中牺牲他们。他跟舍尔纳道别，开车全速行驶六个小时后，来到了家乡的郊区附近。他惊骇地看着德国士兵撤离维也纳时混乱的情景。看到伤员在步行，而强壮的人却坐在装满家具的车上时，他不禁勃然大怒。他试图拦住一辆满载士兵的马车，车上还有一个姑娘，但马车却没有停下。于是他伸出手，抓住一个上士的领子，狠狠扇向他的脸。“现在，扔掉这些家具，给伤员让个位子！”斯科尔兹内喊道，“那个姑娘如果也想走，必须下去步行。”他夺过上士的手枪，交给离他最近的一名伤员。“只准伤员上车！”他命令道。

斯科尔兹内进入维也纳城中时已是漆黑一片。他欣慰地发现他的两支部队已经开走了。于是，他开始到处打听家人的情况。他找到了母亲那所毁了一半的房子，她在几天前就走了。他兄弟的房子也遇了难，只剩下了四堵墙壁。然后，他沿着荒废的大街驱车向他在战前兴建的工厂开去。这是一家为建筑公司制造脚手架的工厂。当他靠近美泉宫时，枪炮声越来越响。一颗炮弹就在附近爆炸了。他遇到了两名年长的警察，便向他们询问情况如何。

他们啪地立正。“上校，”其中一个咧嘴一笑，“我们就是维也纳防线。”

他的工厂已经断电。秘书用一根蜡烛给他烧水泡茶。工人们围着他，想跟他握手。他们告诉他，俄国坦克已经过去了，开向了市中心。市民都趁机抢劫，比俄国人还厉害。老维也纳完了，奥地利完了。

斯科尔兹内知道，希特勒肯定希望他能亲自写一份关于维也纳城内情况的报告。俄国坦克已横亘在内城和他之间，这一事实并没有让他沮丧。斯科尔兹内引导司机沿着他无比熟悉的小巷在没有一盏灯光的黑暗中开着车，来到了布瑙的“堡垒”司令部。他告诉布瑙，他没看见一个德国士兵——却看见了许多俄国人。“等我出去后，”他说，“我会向元首报告，维也纳已经失守了。”

布瑙问他是否想见见防务特派员巴尔杜·冯·席腊赫，他就在大厅里。

斯科尔兹内走进一个优雅的大房间，里面点着许多蜡烛。席腊赫从一张桌子前抬起头，微笑了起来：“瞧，斯科尔兹内，我只能点蜡烛工作。”

“我没有看到一个德国士兵，”斯科尔兹内抱怨说，“关卡都无人把守！俄国人可以随时闯进来。”

“不可能！”

斯科尔兹内让他开车去转转，自己看看，但这位前希特勒青年团领袖还是不肯相信。当斯科尔兹内建议他逃跑时，他说：“不，我绝不放弃职守，我要死在这里。不过，现在什么都还没丢。一个师正从西边开过来，而另一个师将渡过多瑙河来支援我们。我们会顶住俄国人的。”

“你简直是在做梦，”斯科尔兹内回答，“我会向元首报告，维也纳已经失守了。”

4月11日黎明，冒着从屋顶射来的密集的狙击炮火，斯科尔兹内的汽车驶过了弗洛里斯多佛桥。他回过头来，最后看了一眼他的维也纳城。整座城市烈焰冲天，炮声隆隆。他身体里的某些东西似乎正在倒塌。

在距离最近的一个盖世太保司令部，他口授了一封给希特勒的电报：

在从维也纳通往西面的街道上，我多多少少地看到了一些混乱场面。我建议，应在这里采取有力的行动。实际上，维也纳已无防守可言，它将在今天上午落入俄国人手中。

布瑙的部队撤离维也纳，渡过多瑙河，想筑起最后一道防线。他们炸掉了四座桥梁，只留下帝国大桥作为逃跑的路径。在布瑙的最后一个手下渡过多瑙河之后，一个爆破小队靠近了大桥，想炸掉这座庞大的建筑。但是，桥上的卫兵，也就是“O—5”的成员，突然掉转枪头向德国人扫射，把他们赶走了。

双方又鏖战了三天。不过，到4月14日，维也纳的战斗就结束了。大街上遍布烧毁的坦克和死去的马匹；几千具德国人、维也纳人和俄国人的尸体挤挤挨挨地堆在一起。伤病员都被婴儿车和独轮车推进了急救医院。

虽然蓄水池完好无损，但全城的水管都被炸弹和炮弹炸毁了。人们要排上几个小时的队在几处有水的泉眼取水。食品问题更为严重。没被炸毁的库房都被老百姓洗劫一空。几乎什么都找不到；配给证完全失去了作用，物物交换的体系开始昌盛起来。

大街由拳头和大棒的法则统治。武装的外籍劳动者抢来武器，自己承担起了警察的职能。有组织的平民抢劫者集团系统地扫荡了商场、小店和私人住宅。自我任命的地方政府把人们赶出楼房，在里面安置了自己的家人。在某些区，人们可以轻易地宣布某座空房属于纳粹分子——然后直接据为己有。

已经有一些政治活动开始了。恩斯特·费舍尔，一位重要的维也纳共产党人，从莫斯科乘飞机抵达了维也纳。而前总理卡尔·伦纳博士也被苏联人带来了。

索科尔少校被俄国人宣布为维也纳民事指挥官，并于市政厅就职。两天后，一名俄国上校来到他的办公室，对他说：“你刚刚被任命为维也纳警察局长。跟我来，我们刚刚抓到了几名战犯。”索科尔说他很忙，走不开。但上校叫来了几个俄国卫兵，押着索科尔走下市政厅大楼的台阶，钻进了等在那里的一辆汽车。

这时，上校才透露说，他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4)的一名官员。他指控少校是西方盟国的特务，去托尔布欣的司令部只是为了窃取他们的计划，还说他应对起义失败负责，并威胁说要将他处决。

当天下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人把索科尔关进了一个潮湿的地下室。他蜷缩在一个冰柜顶上的地毯上，睡着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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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葛兹·冯·伯利欣根是歌德剧作中一位脾气暴躁的骑士，他对班贝格大主教说：“吻我的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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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拿破仑战争时守卫一个要塞的军官。由于一直顽强作战，他的名字成了坚持抵抗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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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指奥地利国旗。——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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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苏联的警察和秘密警察组织。——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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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几个星期之后，索科尔被送往一个战俘营。他假装成一个看门人，从前门偷偷逃掉了。后来，他再次被抓住，又关了三个月，然后被释放了。现在，他是一名电影制片人。但在维也纳，他仍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一些人认为他是英雄，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把该城送给共产党的“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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