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刚一过了国境，他便再次回到了现实之中。他得知，凯塞林刚刚被希特勒本人召回柏林。将要接替凯塞林在意大利职务的人是谁呢？沃尔夫能不能对他施加影响呢？

还有一封卡尔滕布鲁纳发来的不祥的电报：沃尔夫必须立即前往奥意边境另一侧的因斯布鲁克报到。沃尔夫深信，希姆莱的助手已经以某种方式得知了他同杜勒斯谈判的事情。因此，如果他去了因斯布鲁克，只能被投进监狱，或者更糟糕，被暗杀。他决定对这一邀请不予理睬。

杜勒斯向多诺万将军汇报了他同沃尔夫的会谈情况。他接到指示，继续谈判，并给该行动取代号为“日出”行动。3月15日，亚历山大参谋部的两名少将从那不勒斯驱车前往瑞士边境。他们曾在匈牙利受到过托尔布欣的招待。这便是美国人莱曼·兰尼兹尔和英国人特伦斯·艾雷，陆军元帅的情报头子。他们伪装成两名美国士兵，但却身着便装。他们的任务是去会见沃尔夫，并为投降做具体的安排。

在瑞士海关，兰尼兹尔令人满意地回答了种种提问，不过艾雷却对美国知之甚少。幸运的是，这并没有什么差别。魏贝尔已经指示边境守卫，无论这两位化名的将军说些什么，都要允许他们入境。

和杜勒斯一起在伯尔尼待了两天之后，他们被带到了卢塞恩；在那里，魏贝尔告诉他们，他刚刚收到来自意大利的令人担忧的消息：凯塞林的职务已由海因里希·冯·菲廷霍夫将军接替。不过，沃尔夫已经按计划动身前来会见这两位盟国将军了。

格韦尔尼茨驱车把将军们送到阿斯科纳。那是离洛迦诺不远的一个村子，就坐落在马焦雷湖畔。他把两人作为客人安顿在自己家，一座风景优美的古老农庄。第二天，即3月19日，格韦尔尼茨在午饭时告诉他们，沃尔夫已经和多尔曼以及其他两人一起到了，就住在湖边的一幢房子里。

党卫军将军同杜勒斯、兰尼兹尔、艾雷和格韦尔尼茨的会谈于当天下午三点开始了。湖边的小屋子里没有其他人出席。格韦尔尼茨充当翻译，有时候也插上几句，以使谈判顺利进行。杜勒斯说，他很高兴看到一位德国领导人在谈判时不提出任何个人要求。

沃尔夫对这番话表示赞赏。但是他现实地预测道，驻意大利的德国指挥官的更换将威胁整个行动。也许凯塞林正是因为谈判的风声走漏才被解除了职务？甚至有可能他们所有人一回到意大利就会被捕。沃尔夫夫人已经被卡尔滕布鲁纳下令禁闭在了她自己家。不过，沃尔夫还是答应尽全力促成投降。他急于尽快见到凯塞林，好说服他在西线做类似的安排。沃尔夫认为，最好坦率地要求凯塞林批准在意大利进行投降。那样的话，凯塞林就可以秘密地建议菲廷霍夫支持沃尔夫。

格韦尔尼茨把沃尔夫拉到阳台上，问他意大利的集中营里关押了多少政治犯。沃尔夫觉得，应该有几千名不同国籍的政治犯。“已经有命令要杀死他们。”他说道。

“您会服从这些命令吗？”

沃尔夫在阳台上踱来踱去，最后，他在格韦尔尼茨面前停了下来。“不！”他说。

“您能不能向我保证这一点？”

沃尔夫抓住格韦尔尼茨的手，“能！您可以相信我。”

<h4>2</h4>

同一天，有关和平谈判的无稽流言传遍了西线。中午时分，布雷德利打来电话，命令第一集团军司令立即飞往卢森堡，会见他和巴顿。因此，在霍奇斯的司令部，人们开始对流言有点相信了。

霍奇斯发现，这只不过是又一次军事会议。布雷德利首先宣布，他刚刚从艾森豪威尔那里获得许可，可以在雷马根动用九个师的兵力。霍奇斯终于可以扩大他的桥头堡了，并着手准备向北面和东北发动攻势。

巴顿正准备向霍奇斯表示祝贺，布雷德利又补充说，进攻要等到3月23日才能开始——这是蒙哥马利计划大规模渡过莱茵河的日子。接着，布雷德利告诉巴顿，他“认为第三集团军最好不要在科布伦茨附近试图渡过莱茵河”，而应在美因茨—沃尔姆斯地区过河。换句话说，尽管现在巴顿的部队就待在科布伦茨，但他们却不能立即从那儿过河，而必须在十英里以外的美因茨过河。

巴顿郁郁地飞回自己的司令部。他深信，如果蒙哥马利率先渡过莱茵河，那么，盟军的大多数食品和物资储备都将运往北方，而他的第三集团军就只能被迫处于守势。他只有四天的时间抢在英国人前面过河；可是，即使条件正常，想占领和清空美因茨地区，这些时间也是不够的。只有一个解决办法：拼了。

在兰斯，“甲壳虫”·史密斯刚刚说服了艾森豪威尔，他“必须稍微休息一下，不然神经就要崩溃了”。于是，总司令便去了戛纳短期休假。和往常一样，他谨慎地让一些额外的乘客也上了飞机。

<h4>3</h4>

“日出”行动刚刚开始，大使哈里曼和克拉克·克尔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莫洛托夫。而从最初的时候，这位外交部长就坚持要求派一名苏联军官陪同兰尼兹尔和艾雷去瑞士。但是，哈里曼忠告国务院，苏联人肯定不会允许盟国的军官在东方参加同样性质的行动。西方的默许只会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并将致使苏联今后提出更不合理的要求。联合参谋部表示赞成。因此，于3月19日在阿斯科纳举行的历史性会见中没有苏联军官出席。

两天以后，丘吉尔命艾登把阿斯科纳会谈的结果告诉苏联人。苏联的反应迅速而激烈。几个小时后，莫洛托夫交给克拉克·克尔一封回信，其中的措辞是外交官们很少使用的。毫无疑问，他是因苏联在意大利北部的政治目标受到了如此严重的威胁而气愤。莫洛托夫指责盟国“背着苏联”同德国人勾结，而“苏联正背负着反德战争的大部分重荷”，并且声称，这整件事情“并不是一次误会，而是一件比误会还要糟糕的事情”。

哈里曼收到了一封同样充斥着侮辱言辞的信，他将其转给了华盛顿。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敦促罗斯福对苏联人采取更为坚决的立场。哈里曼希望，苏联人这封恶毒的信能够最终促使总统行动起来。他在电报中指出，这封挑衅的信件证明了，自从雅尔塔会议之后，苏联领导人已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策略。

我相信，莫洛托夫信中的傲慢言辞公开表明了苏联对美国盛气凌人的态度；我们之前对这种态度只是怀疑而已。我曾经预感，这种态度迟早会造成一种我们不能容忍的局势。

因此，我建议，当前，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坚持我们以往所采取的合情合理和宽宏大量的立场，并用坚决而友好的措辞回复苏联政府。

私底下，哈里曼无法理解为什么斯大林“会同意《雅尔塔协定》，假如他当时就打算这么快推翻这些协议的话”。他认为，“元帅本来打算遵守诺言，但却因若干理由而改变了主意”。首先，苏联共产党主席团的一些成员曾经指责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做了太多的让步；其次，斯大林越来越怀疑所有的事情和所有人。当美国飞行员秘密地把一些苏联公民带出苏联时，他声称这是美国官方的一个阴谋的组成部分。(1)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斯大林在雅尔塔时真的相信，苏联红军将会被东欧和巴尔干半岛国家的人民当作解放者来欢迎。然而现在，很明显，卢布林的波兰人并不会通过自由选举把波兰拱手交给斯大林；而在巴尔干国家，苏联人已经被看成是征服者，而非解放者。

不管究竟是什么原因(2)，总之斯大林已经决定无视他在雅尔塔许下的诺言。对他来说，这实在太简单了。曾经有一次，他就协议上的另一个问题坦率地对哈里曼说过，他没有食言，只不过是改变了观点。

另一个因素肯定也对斯大林的突然变卦起到了鼓励作用：罗斯福在雅尔塔透露说，美国将尽快从欧洲撤出它的军队。这也许是盟国在雅尔塔会议上犯下的最大错误。因为，有了这个保证，斯大林便可以轻视美国人后来提出的抗议——包括总统本人的要求——而他的确这样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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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很久之后，赫鲁晓夫告诉哈里曼：“我知道，您非常了解斯大林，而且对他心怀某种敬意。因此，我认为您应该知道，他在晚年变得越来越怀疑所有的人。每次我们走进他的办公室，都不知道是否还能活着出来，回去和家人团聚。人不能过这种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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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菲利普·莫斯利，美国驻欧洲咨询委员会的代表，也是对苏联问题最为权威的观察家之一，进一步相信，“苏联政策的支配权已经从外交部转移到了……强有力的经济部门和秘密警察的手中。前者专心于从德国榨取每一滴经济救济。后者则直接对政治局负责，加强苏联对占领区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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