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1</h4>

在希特勒的全部反人类法令之中，要数那条“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办法”使文明世界最为惊骇和迷惑。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他明确描述了这条行动准则。而且，他不仅在该书中一再预言自己将采用极端手段解决问题，还披露了他个人偏见的思想根源。

十八岁那年，他来到维也纳学习艺术。“无论我去什么地方，第一眼看到的都是犹太人。”他在书中写道，“而且，越是看见犹太人，他们在我眼里就越和其他人类有着明显的区别。”起初，他这种偏激情绪只针对个别人；那些奇装异服、满脸胡须的传统的犹太人使他深深反感。但是，阅读了《锡安长老会纪要》之后，他的反犹太主义爆发出来了：他必须捍卫世界，反对犹太人。1905年，俄罗斯帝国的情报机关捏造了一份文件，声称犹太人正秘密地计划把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奇特地结合起来，从而统治世界。“我们将在各地挑起动乱、争斗和对立。”一位所谓的犹太领导人宣称，“我们将发动一场世界战争——我们将给世界人民带来新的选择，因此他们会自愿把世界统治权交给我们。”年轻的奥地利人希特勒当时已经成了一个激进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他相信这份伪造的声明里的每一个字。“在这个时期，”他写道，“我看到了两种威胁：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在此之前，我几乎不知其名，当然也不明白它们对于德国人民的生存有着何等恐怖的重要性。”

他称自己在维也纳度过的五年是他“一生中最艰苦却又最完整的学习期”，“我刚踏进这座城市时还是一个小男孩，离开时却已成人，变得安静严肃……如果在早期，命运的压迫——和我自己的学习——没有确立我各种个人看法的基本原则的话，那么，今天我就不知道该以什么态度去对待作为一个整体的犹太人、社会民主党人、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社会问题等等。”

这种憎恶和恐惧迅速成为一种固定的想法；这是他一生中“最剧烈的精神动荡”，“我不再是个优柔寡断的世界主义者，我成了一名反犹主义者。”希特勒对犹太人这种迫切的仇恨，主要根源在于他想当建筑师和艺术家的愿望未能实现，而犹太人在这些领域里的成功则加深了他的痛苦，“有哪一件肮脏的事情，哪一件堕落的行为，特别是在文化生活方面，与犹太人无关吗？如果你哪怕只是小心翼翼地切开这个脓包，那么你就一定会发现一个犹太鬼，就像腐烂肌体中的一条蛆虫，突如其来的光明会使它头晕目眩！”

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威胁首先煽动他将反犹太主义付诸了行动。作为二十世纪最具催眠力的演说家，他能够把自己的狂热情绪传递给其他人。在一场接一场的演讲中，希特勒反复强调，一旦犹太人通过股票交易所和金融控制了世界经济，他们就会夺取政治控制权，“犹太人这一阶段的最终目的是‘民主政体’的胜利，或者，像他们所理解的，是议会制原则的统治……他们以无穷的机智，将以某种形式蛰伏在每个雅利安人身上的对社会正义的需求，变成对那些更受好运恩宠的人们的仇恨，这样便给消灭社会罪恶的斗争烙上了非常明显的哲理的印记。他们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在这之后，”希特勒继续写道，“犹太人卸下他们的伪装，露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民主国家的犹太人变得嗜血成性，成为人民的暴君。几年之后，他们便会试图灭绝全国的知识分子，并且通过消灭人民中天生的知识领袖，使其可以永世为奴。在这方面，俄国已经给出了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范例。在那里，犹太人以疯狂的野蛮手段，间以惨无人道的酷刑，屠杀及饿死了总计三千万人，其目的是将一个伟大民族的统治权交给一群犹太记者和股票交易所的强盗。”

希特勒深信，犹太—马克思主义的阴谋将在德国达到高潮，“德国的布尔什维克化——德国知识分子的灭绝，使得德国工人阶级可能被置于犹太金融界的桎梏之下——据信，这不过是犹太人进一步征服世界的前奏。像历史上经常发生的一样，德国是这场残酷无情的斗争的中心。如果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国家沦为嗜血成性、贪得无厌的犹太暴君们的牺牲品，那么，整个地球都将会落进这条章鱼的触手之中；而如果德国摆脱了它的控制，那么，各民族面临的最大危险，就可以认为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被粉碎了。”

尽管读者仍持些许怀疑态度，可是，希特勒对自己说出的那些荒诞不经之语却深信不疑。在《我的奋斗》里面，他告诉了读者他准备走多远，“如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一万两千名或一万五千名伤风败俗的希伯来人被毒气毒死的话……那么，数百万人在前线的牺牲就不是徒劳无功的。反过来说，及时地铲除一万两千个恶棍，也许就可以挽救一百万真正的德国人，而这些人对未来而言是非常珍贵的。”

一个文明国家的首脑竟然接受所谓的《锡安长老会纪要》，这已经很令人不可思议了，而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他居然用大屠杀的手段来制止“犹太人的威胁”。因此，当集中营里最令人发指的暴行被揭露之时，大部分西方人都认为希特勒是个疯子，是最大的罪犯，是最冥顽的反基督教义者。

然而，在很多预言千年盛世的中世纪先知们的眼里——他们曾在《启示录》第二十卷中预言一千年后出现的巨大幸福、廉洁政府和悲惨命运的消失——希特勒和纳粹主义似乎是最为可信的，甚至是最值得钦佩的。在他们看来，希特勒不是一个反基督教义者，相反，他恰恰正是复活的耶稣的化身，就好比十二世纪初期在佛兰德发起革命运动的坦夏尔姆，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的领袖约翰·鲍尔，甚至1525年领导了德国农民暴动的托马斯·闵采尔。这些先知都在不同程度上相信，自己便是复活的耶稣，注定要推翻暴政，给人类带来美好的新生活，而对反对者的大屠杀乃是上帝的意志。比如，闵采尔要求他的信徒们毫不留情地杀戮。“别让你们的利剑冷却下来！……刺向他们，刺向他们，趁天还亮着！上帝在给你们引路，跟上他，跟上他！”和这些狂热分子一样，希特勒也打算摧毁并重塑世界；他同样声称，上天选择了自己来给一个堕落的世界带来千年的幸福。他提出了无穷的目标，许下了无数的诺言，与同时代的其他政客不同的是，他赋予社会冲突和民族希望以一种充满权威和目的性的神秘感。

在这一整套神秘论的后面，是一项现实的规划，它满足了几乎所有阶级的渴望。希特勒许诺，要废除“声名狼藉的”《凡尔赛和约》，为德国赢回荣誉；重建德国武装力量和帝国空军部队；把国家从破坏性的大萧条中拯救出来；把德国的疆界扩展到亚洲；以及像消灭犹太人那样消灭布尔什维主义以及所有“不受欢迎”分子。

希特勒并不是从真空里冒出来的；他的肆意妄为与几个世纪来无情的迫害活动一脉相承；从十字军东征的时代开始，到中世纪的第一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再到俾斯麦和威廉二世的第二帝国，每当德国种族优越的信念占了上风时，这种迫害活动便猖獗起来。此外，希特勒也是嗜血成性的预言家们合理的继承人。和他们一样，他精力充沛，残忍无情，心中总是萦绕着世界末日的景象，并且完全相信自己的绝对可靠性。他烟酒不沾，是个素食主义者；他生活简朴，简直像个苦行僧；他超越了一切个人腐化行为。他有一个情妇，但却让她远离公众视线，这样他便能够以不迷恋女色的纯洁形象出现。他的目标同样也被看得高于一切；他的使命值得做出任何牺牲，甚至牺牲几百万人的生命。每一位古代的先知都认为，自己必须摧毁一股腐化堕落的巨大力量。对希特勒来说，那就是犹太人——一个古老的目标——消灭犹太人只不过是一次必需的净化，这将给世界带来最终的光荣。“（犹太人）沿着他们那罪恶的道路走下去，直到另一个力量起来反对他，并在激烈的斗争中把这个天堂的入侵者打回路西法那里去。”

正是这种承袭而来的天谴的幻象促使希特勒屠杀了数百万犹太人。(1)他毫无负疚之感。“我相信，我的所作所为与至高无上的造物主的意志相符合，”他说，“通过反对犹太人的自卫斗争，我为上帝的事业而战。”

1945年3月，失败的阴影促使希特勒加速实行消灭犹太人的计划。他命令把集中营里余下的犹太人全部杀死，以免日后被俄国人及其盟国解放。

克尔斯滕博士，希姆莱的按摩医生，恳求希姆莱撤销这道指示。“这是元首的直接命令。”希姆莱回答道，“我必须保证其得到逐字逐句地执行。”整整一周，两人之间一直在进行激烈的辩论。希姆莱主张“集中营里的罪犯不应心满意足地以征服者的胜利姿态逃脱灭亡的命运”。但是，不屈不挠的克尔斯滕不肯让步，一再督促希姆莱，结果，不堪折磨的党卫军全国领袖亲自给他写下了承诺。保证不炸毁集中营，不再杀害一个犹太人；所有的俘虏都将留在他们的营地里，并被“秩序井然”地移交给盟国。

起草完这份引人注目的文件之后，他又透过夹鼻眼镜仔细看了一遍。最后，他缓慢地用他那做作的字体签上了名字：“海因里希·希姆莱，党卫军全国领袖”。

克尔斯滕得意扬扬地拿起同一支笔，一时冲动地在文件上写道：“以人类的名义，菲利克斯·克尔斯滕”。

克尔斯滕的这一成就很有价值，不过，这毕竟只是一个私下的契约。而且，尽管希姆莱鲁莽地表示了妥协，但是，并不能保证他一定会恪守诺言。

讽刺的是，就在与克尔斯滕争辩的同时，希姆莱又在奥地利与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主席卡尔·J.布克哈特博士召开了秘密会议。会议的议题将明显改善监狱和集中营里的条件，而希姆莱想以此换取的是全世界的善意。此外，希姆莱派出的代理人是卡尔滕布鲁纳博士。像瓦尔特·施伦堡这样的敌对者会认为，很难相信他竟然可以参与这样一场人道主义的谈判。(2)

布克哈特博士想说服卡尔滕布鲁纳带红十字会的人参观集中营，给犯人们带去一点宽慰。十年前，他曾试图从卡尔滕布鲁纳的前任，臭名远扬的莱因哈特·海德里希那里得到同样的让步，可是，已成为盖世太保残暴行径的象征的海德里希，却通过为纳粹政策辩护而回避了布克哈特博士的请求。

他说：集中营里塞满了罪犯、间谍和危险的宣传分子。“您不应该忘记我们正在战斗，元首正在同全世界的敌人进行战斗，”他说，“这不只是要使德国安然无恙的问题，而且，把世界从文化和道德的沦丧中解救出来是我们的责任。像您这样的人是不会明白这样的事情的。”接着，海德里希像个密谋者一样低声说道：“在国外，他们认为我们是最该死的畜生，对不对？对于某一个人来说，很难圆满完成这件事。但是，我们应该像石头一样硬起心肠，否则的话，元首的事业就会中途夭折。总有一天，他们都将感谢我们担负起了这些责任。”

布克哈特博士从海德里希的继承人那里得到的不仅仅是口头承诺。出人意料的是，卡尔滕布鲁纳同意尽快把食品包裹发给战俘，甚至还同意让红十字会的观察员们在战俘营里住下来，直到战争结束。受到卡尔滕布鲁纳的“通情达理的态度”的鼓舞，布克哈特博士又把如何对待平民俘虏的问题摆了出来。卡尔滕布鲁纳做了同样的让步。“事实上，”他说，“你们甚至可以向犹太人集中营派遣常驻观察员。”

接下来的几天里，希姆莱甚至做出了更为人道的让步。克尔斯滕说服了他，撤销希特勒关于摧毁海牙和须德海大坝的命令，并且起草一个命令，禁止虐待犹太人。事实上，到了3月17日，希姆莱已经变得非常温顺，于是，克尔斯滕要求他秘密会见世界犹太人大会的施托希。

希姆莱猛吸了一口气。“我绝不能接见任何一个犹太人！”他叫道，“要是被元首听说了，他会当场叫人把我枪毙！”但是，他已经做出了太多的让步，而且克尔斯滕还有一份希姆莱签了字的副本，在这份副本里，希姆莱许下了违抗元首的诺言。终于，希姆莱用微弱的声音表示了同意。

希特勒对他身边的这一系列阴谋心知肚明——其中有几个也许还是由他本人促成的。譬如，他知道里宾特洛甫在瑞典进行的谈判，也知道沃尔夫在意大利进行的谈判。他甚至知道希姆莱正在跟犹太人浪费时间。但是，希特勒允许这些人继续谈判，就好像这些谈判是以他的名义进行的。如果一个谈判失败了，他就假装对此全然不知；如果成功了，他就坐享其成。

不过，毫无疑问，他知道，他最有能力的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一直强烈反对他提出的“焦土”政策。在3月8日的一份备忘录上，施佩尔本人再次大胆地批评了这一想法。

毋庸置疑，四到八个星期内，德国经济便将彻底崩溃……在此之后，即便从军事角度而言，战争也无法继续下去了……我们必须尽全力保护我国人民的生命，哪怕是在最原始的层次……在战争的现阶段，我们没有任何权利进行那些可能会影响我国人民生存的破坏活动。如果我们的敌人想摧毁这个作战无比英勇的民族的话，那么，他们将会在历史上永远背负可耻的骂名。我们的责任是，使这个民族有一切的可能，在遥远的将来得到复兴……

作为建筑业的同僚，施佩尔一直受到希特勒的赏识；只有寥寥几人能像他那样得到希特勒施予的友善。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这些话才让希特勒大发雷霆。如果说希特勒曾经犹豫过是否要在德国实行“焦土”政策，那么，施佩尔的备忘录则促使他将其付诸行动。他召来施佩尔，非常激动地说：“如果战争失败，帝国便行将灭亡。这是不可避免的。没必要去担心德国人民继续原始生活的基本需求。恰恰相反，最好是由我们自己把这些东西破坏掉，因为这个民族将要证明它自己是个软弱的民族，而未来只属于那个强大的东方民族（俄国）。此外，战后幸存下来的人都是低等的，因为优秀的人都将死去。”

元首不容分说地把施佩尔打发走了，并向手下口授了施佩尔曾试图阻止的那道命令。他命令把德国所有的军事、工业、运输和交通设备统统毁掉，以免它们落入敌人之手。纳粹地方领袖和民防委员会将协助部队执行该命令。命令最后说道：“凡与本命令相悖的一切指示均属无效。”

自从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希特勒就一直在做出各种类似的轻率而任性的决定；而自从“七·二〇”事件之后，他更是变得性情暴躁，顽固武断。他的许多顾问们沮丧地发现，现在，他对一个问题只提出唯一一个让人失望的解决办法，而不像以前那样有好几个选择。

不过，对他的司机肯普卡、他的仆人和秘书们，希特勒却继续表现得周到体贴，彬彬有礼。然而，即使是这些人也能看得出，他的压力越来越大。“所有人都在欺骗我。”他对他的一名秘书说，“我没有人可以信赖。他们都背叛了我。这使我很难过。要是没有忠诚的莫雷尔（给他服过大量药物的那名医生）的话，我肯定得完蛋——而那些白痴医生却想除掉他。要是没有莫雷尔，我会怎么样呢？这个问题他们根本就没考虑。假如我出了什么事，德国就没有领袖了。我没有接班人。第一个，赫斯，疯了；第二个，戈林，失去了人民的同情；而第三个，希姆莱，肯定会被党拒绝。”

他为在饭桌上谈论政治而表示歉意。接着，他又说：“你们再绞尽脑汁想想吧，告诉我，谁能做我的接班人。我一再地问自己这个问题，可是一直也没找到答案。”

在他那些最后的“私下谈话”里，有一次，他对其他人透露了同样的疑虑。他抱怨说，他命中注定要尝试着在短暂的一生中做完一切事情。接着，他说：“现在，我已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我想知道，当火炬从我手中滑落的时刻，在我的直接接班人中间，是否有一位命中注定要接过火炬并把它高高举起。同样是命运，使我成了这个民族的仆人，一个有着如此悲剧性历史的民族，一个像德国人这样反复无常、朝三暮四的民族，一个根据情况变化，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民族。”他说，如果我们有时间给德国青年灌输国家社会主义思想，从而使将来的一代代人发起不可避免的战争的话，那将非常理想。“我所担负的任务是把德国人民提升到他们应有的世界地位上去。不幸的是，这个任务并不是一个人或一代人能够完成的。但是，我至少使他们看到了他们继承而来的伟大，并且鼓励他们一想到德国人在一个伟大而坚不可摧的帝国里的团结，就会激情满怀。我已经播下了良种。”他预言道，有朝一日，收获终将到来，“德国人民是一个年轻的民族，一个强大的民族，一个有着光明前景的民族。”

<h4>2</h4>

希特勒的敌人们在雅尔塔会议上奠定的新欧洲的基础已经开始瓦解。三巨头相对融洽地制订了有关计划，但在其执行问题上，他们却纠缠不清。他们的争论主要聚焦于波兰问题。三巨头的代表们在莫斯科会晤，商议建立一个新波兰政府，但会议却陷入了僵局。莫洛托夫一再声明，卢布林政府真正代表着波兰人民；而哈里曼和英国驻苏联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则主张，应该建立一个包括米科瓦伊奇克这样的人在内的更有代表性的政府。

就在他们争论的同时，伦敦和美国的波兰人正在越来越刻薄地攻击雅尔塔会议。“我认为，一个巨大的灾难已经发生！”安德斯将军指责丘吉尔说。丘吉尔则辛辣地回敬道：“这是你的过错。”

丘吉尔的话与他真正的立场互相矛盾。私底下，他正在为波兰的问题努力着。他仍然在试图说服罗斯福和他一起反对斯大林。他恳求说，他们应该一起发一封电报，要求苏联领导人尊重《雅尔塔协定》，并且协助在波兰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府。

3月11日，罗斯福终于答复了丘吉尔：

……我觉得，我们应用尽一切办法促使苏联政府与我们一致，在彻底无能为力之前，我们个人最好暂不出面干预。因此，我非常希望你不要在这个关头写信给乔大叔，特别是当我感到你文稿中的某些部分可能会引起同你的意愿相反的回应时……

在整个巴尔干半岛，苏联人公开地将共产党政府强加给了被解放的地区。丘吉尔看到，除非共产主义现在就被制止，否则，它的发展势头将十分危险。他不情愿地搁置了自己给斯大林的电报，但是却恳请总统让哈里曼和克拉克·克尔把他起草的电报中列举的各点提出来。

……波兰已经失去了它的边界。是否现在还要失去它的自由……？我相信，如果我们联合起来顽强地施加压力，坚决遵循我们一向采取的方针和我提议发给斯大林的电报，我们将很有可能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