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斯大林以超出政治意义的热情向罗斯福祝酒。他说，丘吉尔和他本人的决定相对容易做出，但是，尽管罗斯福的国家并没有受到严重的入侵威胁，他却加入了反对纳粹主义的战斗，并且成了“动员全世界反对希特勒的主要人物”。他感激地说，罗斯福的《租借法案》扭转了败局。夜晚继续流逝，斯大林开始打趣地责备他的一名外交官费奥多尔·古索夫，说他从来不笑。斯退丁纽斯觉得，元帅的玩笑几乎像是在奚落了。

蚊子不断地攻击海军上将莱希的脚踝，几乎和没完没了的祝酒一样使他恼火。他一直喝的是水，所以可以保持警觉。但是整件事情，他想，只是没有理由地浪费时间。他们为什么不回去，不去为了第二天的工作好好休息呢？

丘吉尔又站了起来，再一次意味深长地祝酒。这一次，他非常乐观，斯退丁纽斯想起首相在马耳他的沮丧情绪，不禁感到惊讶。丘吉尔说，现在他们正站在高山之巅，眼前便是广袤的平原。“我的希望是，杰出的美国总统和斯大林元帅能够成为和平的斗士，在惩处了敌人之后，可以领导我们继续完成反对贫穷、混乱以及压迫的重任。这便是我的希望。我代表英国宣布，我们永远都会竭尽全力。我们会一直支持你们的努力。元帅谈到了未来。这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否则，那鲜血的海洋就会变得毫无用处，令人愤慨。我提议，为了胜利和平的万丈光芒而干杯！”

几分钟之后，进行了第四十五次，也是最后一次祝酒，大家一饮而尽。疲倦的莱希喝着水，心想，该是时候了。

次日上午十一点，联合参谋部开会讨论他们的最终军事报告。大家一致同意，计划预期击败德国最早的日子是1945年7月1日，最晚是1945年12月31日。日本投降则定在德国战败的十八个月之后。

中午，丘吉尔加入了他们的会议。十五分钟之后，总统也来了。他因为治疗鼻窦炎而迟到了一会儿。既然军事参谋长们已经达成了完全的一致，西方的政治领袖们就无须再解决任何问题了。接下来进行的，很大程度上是首相和总统间的亲切谈话。将近一个小时之后，罗斯福转向丘吉尔，面带一丝顽皮的微笑，说道：“这次会议不错，温斯顿，除非你回巴黎再做一场演讲，告诉法国人，英国人打算用美国的装备再装备二十五个法国师。”

丘吉尔放声大笑，回答说，自己永远也不会做这种事。但总统说，他有“一摞文件”可以证明，在魁北克会议之后，丘吉尔确实发表过这种讲话。

“不管我在巴黎说了什么，我都是用法语说的。”丘吉尔回避道，“当我用法语讲话时，从来都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所以，请不要介意。”

下午，在第六次全体会议即将开始之前，三巨头和他们的首席顾问们在里瓦几亚宫的庭院里合影。大家回到舞厅时，斯退丁纽斯开始朗读上午外交部长们就联合国的领土托管问题起草的计划。他还没读到一半，丘吉尔便怒气冲冲地喊道，到目前为止，他不同意报告里任何一个词。“关于这个问题，直到现在，既没有人跟我商量过，我也没听别人谈过！”他喊叫着，激动得角质架眼镜都滑到了鼻尖上，“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同意让四五十个国家那摸索的手指伸进大英帝国的生活。只要我做一天首相，就不会放弃一丝一毫英国的遗产！”

最后，丘吉尔终于平静了下来，让斯退丁纽斯可以读完报告。不过他还是很生气。当莫洛托夫建议确定一个波兰政府时，他在椅子里挪来动去，似乎准备再吵一次。罗斯福扮演起调停人的角色，说道，他认为在波兰问题上，他们即将达成一项协议，“只剩下起草的问题了”。另一方面，对他同样重要的是，对七百万生活在美国的波兰人做出一种姿态，向他们保证，美国将会插手保护波兰自由选举的进行。丘吉尔说，他也必须对众议院做出同样的答复。然后，他烦躁地补充说：“我本人并不那么关心波兰人。”

斯大林立即抓住了这句欠思量的话，自以为是地说：“有很多波兰人是非常不错的。”然后称赞他们是科学家、斗士和音乐家。他甚至竟然说，在伦敦政府和卢布林政府中，都存在“非法西斯”分子和“反法西斯”分子。丘吉尔马上对使用这两个词进行了攻击，在语义问题上与斯大林展开了争论。最后，斯大林说，《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中采用了同样的术语。

美国人立刻警觉起来。这一宣言是罗斯福的脑力劳动结果，是由国务院为他准备的。宣言提倡“各国人民有权选择他们赖以生存的政府形式”。此刻，斯大林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他非常随便地说：“大体上，我认可这一宣言。”

罗斯福不禁兴高采烈。如果斯大林签署了宣言，那么，世界和平与普遍人权将随之到来。“这是应用宣言的第一个例子。”总统热切地说，“宣言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根据他们自己的选择创建民主机构。’”接着，他更加激动地引述了宣言第三段的一部分：“……组成能广泛代表全民中的一切民主分子的临时政府，并保证尽早通过自由选举，建立符合人民意志的政府。”

“我们接受第三段。”斯大林说。

罗斯福亲切地看向他，说道：“我希望在波兰的选举是无可争辩的第一次。它应该像恺撒的妻子一样。我不了解她，但是人们说她很纯洁。”

斯大林受到了罗斯福情绪的感染，同样轻佻地回答说：“他们都这么说，但事实上，她也有她的罪恶。”这几乎像是两个伙伴在同声歌唱。

第三个人，丘吉尔，被他们忽视了。他可不想坐冷板凳。“我对总统提出的宣言并无异议，”他有几分闷闷不乐地说，“只要大家清楚地了解，其中对《大西洋宪章》的参考对大英帝国并不适用。”不过，片刻之后，他又成了舞台的主角。而他的心情也好了起来，戏剧性地说道：“我想宣布，英国军队已于昨日黎明在内伊梅根发动了攻势。目前，他们已进军约三千码，抵达了齐格菲防线……明天，第二波进攻将紧随其后，美国第九集团军也将参与战斗。攻势将不中断地继续下去。”

<h4>5</h4>

“真实”行动遇到的困难比司令官们最悲观的预想还要大得多。倾盆大雨下个不停，战场都变成了沼泽，因此，部队前进得非常缓慢；坦克也陷在了泥泞的道路上；当最主要的内伊梅根—克利夫公路被淹之后，发生了严重的交通堵塞。

在南部，辛普森也被水困住了。鲁尔河正在上涨，尽管工兵保证说，这只是由于下雨，而不是鲁尔河水坝决口，但是，除一人之外，所有军级指挥官都力劝推迟“手榴弹”行动。辛普森告诉他们，他会在下午四点之前做出决定。这是一个难题：由于开始缓慢，“真实”行动成功的可能性已很小，目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次日早晨的进攻。但是，如果他派突击队渡过鲁尔河，之后却发现身后发了洪水，那会怎么样？快到四点的时候，他得知河水仍在继续上涨，虽然涨得很少。这真的只是雨水，还是大坝流过来的水？他该冒这次有备之险吗？如果鲁尔河的河水没有涌上两岸，而他却取消了进攻，那么，他的职业生涯很可能就要结束了。他独自一人坐在那里，痛苦不已，犹豫不定。四点整，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对他说：“推迟进攻。”于是他便这样做了。

克雷格的第九师还没有抵达水坝。德国人正在缓慢撤退，使第九师前进的每一步都代价巨大。直到九点——辛普森做出决定几个小时之后——第三〇九团第一营才在黑暗中笨拙地摸索着来到了最大的一个水坝前。这个水坝拦阻了一百立方米的水。这个营分成两组，一部分人向坝顶前进，其余的则向下前往低处和发电站。

午夜时分，一队工兵顶着敌人的炮火，迅速穿过坝顶，前往一条检查用的隧道。他们发现溢洪道已经被人炸掉，路堵死了，于是，他们从二百英尺高的陡峭的大坝表面滑了下来，想从隧道底部的出口进去。一切都徒劳无功。德国人已经毁掉了发电站里的机器，炸掉了水闸。源源不断的水涌入了鲁尔河——正好足够在接下来的两周里淹没整个鲁尔峡谷。

很奇怪，设计者非常谨慎地制订了“真实”行动以及辅助的“手榴弹”行动计划，却没有意识到发生的这一切一定会发生。克雷格的手下没能在黎明时到达——这是不可能的任务，这关系并不大。即使他们的确在黎明时就到了，德国人只需把他们在傍晚时所做的一切在那时便做好就可以了。结果，现在二十万加拿大人、英格兰人、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陷入了这场战争中最为艰难困苦的一场战役。这一责任应该由很多人来承担——但主要是那些高层人士：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马歇尔和布鲁克。

第二天，2月10日一整天，赫洛克斯的战士们都在继续缓慢而英勇地在洪水和泥潭中向前推进，攻打着顽固的敌人。“手榴弹”行动本应减轻赫洛克斯的压力，但是，当然，辛普森并没有出击。因此，向北增援的德军使参加“真实”行动的战士们处境更为悲惨。

此时，内伊梅根—克利夫公路的大部分都淹在了水里，不得不用四艘渡船向前线运输紧要的物资。此外，鲁尔河水坝泄下了第一道急流，不仅使鲁尔河泛滥，而且还涌入了马斯河。几个小时之后，赫洛克斯便将面对另一场灾难：帝国森林下方的低地也将被淹没。

当天，进展最快的盟国军队被命令停了下来——并不是敌人的原因。布雷德利致电巴顿，询问何时可以转为防御。巴顿气愤地回答说，无论是年龄上，还是战斗经验上，他都是全军资格最老的指挥官。如果强迫他继续防守，他将要求离职。布雷德利的争辩只是让巴顿讽刺地建议说，如果第十二集团军群参谋部能有人偶尔去前线照个面，那还算是个好主意。对巴顿而言，布雷德利的问题在于，他不能勇敢地顶住艾森豪威尔，足够坚定地为自己的信念而战。

不久，布雷德利再次打来电话。这一次，他的话给了巴顿一种奇异的满足感。布雷德利吐露说，蒙蒂“所谓的攻势”，是迄今为止艾森豪威尔犯下的最大的错误；他预测说，攻势不是已经陷入泥潭，就是很快便将彻底陷进去。辛普森没能按时发动进攻，按布雷德利的理解，他们现在将重新采取起初巴顿曾主张的方案——只要天气一允许就开始。

这都是痴心妄想。尽管“真实”行动遭遇困难，“手榴弹”行动也被拖延，但是，艾森豪威尔并没打算改变计划。蒙哥马利仍将领导主攻，跨越莱茵河向柏林进军。而霍奇斯和巴顿则负责助攻。

<h4>6</h4>

下午，大使哈里曼在俄国指挥部与莫洛托夫见面，对方交给他一份苏联参与对日战争的政治条件的英译本。斯大林希望保持外蒙古的现状，并将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夺取的地盘——主要是库页岛的南部、旅顺港和大连港——还给俄国。他还要求控制满洲里铁路和千岛群岛。作为报答，苏联在对日宣战的同时，还将与蒋介石缔结一项友好同盟条约。

哈里曼阅读了草稿，然后说道：“我相信，有三处，总统在接受之前，会希望做出修改。”大连港和旅顺港都应该成为自由港，满洲里铁路应该由一个中苏联合委员会进行管理，“此外，我确信，如果没有蒋介石总司令的同意，总统不会希望处置这两个中国感兴趣的问题。”

一回到里瓦几亚宫，哈里曼立刻将斯大林的草案拿给罗斯福看，包括他本人提出的修改意见。总统同意这些修改，并让哈里曼把它交还给莫洛托夫。总统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对美国来说是最好的。参谋长们一致要求罗斯福以某种方式使俄国参与反日战争，主要是攻打驻扎在满洲里的七十万日本关东军。马歇尔的意见是，在征服这支军队时，如果没有俄国人的帮助，将会有几十万美国士兵阵亡。几名美国海军情报人员相信，关东军只存在于纸面上，因为大部分士兵都已经转移至其他部队。不过，他们的意见没有得到重视——尽管它们恰恰是正确的。于是，2月10日这天，罗斯福采取了几乎所有掌握同样情况的人都会采取的行动。

哈里曼离开不久，罗斯福便坐在轮椅上来到了舞厅，参加第七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将决定整个雅尔塔会议的成败。等待解决的最为重要的问题是：赔偿问题，法国占领区问题，以及波兰问题——它的命运将说明东欧其他被解放民族的将来。

四点钟，罗斯福迅速就座，他的背后是熊熊燃烧的炉火。丘吉尔有几分气喘吁吁地赶来了。他向总统致歉，接着压低嗓门，神秘地说：“我相信，我已经成功地挽回了局势。”然后他便走开了，没有告诉总统，斯大林刚刚非正式地同意了关于波兰选举问题的一个新的措辞。

斯大林进来时，同样向总统表示了歉意。会议开始了，艾登首先发言，这一次，他宣读了一份进展报告。他宣布，外交部长们已经就未来的波兰政府取得了一致意见，所依据的方案如下：

作为红军彻底解放波兰的结果，一种新的形势已经在波兰产生。这要求在一个比波兰西部解放之前可能拥有的更广泛的基础上建立波兰临时政府。因此，目前在波兰执政的临时政府应该在更广泛的民主基础上重组，其中应该包括波兰国内的以及海外波兰人中间的民主领袖。

这个波兰民主团结临时政府，将保证尽快在普选和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举行自由且无限制的选举。

罗斯福把他那份副本递给莱希。海军上将边读边皱起了眉头。他把文件交还给总统，说道：“总统先生，这也太有弹性了，俄国人可以把它从雅尔塔一直拉到华盛顿，肯定一点都不会坏。”

“我知道，比尔，”罗斯福低声回答，“我知道。但是，这是目前我能为波兰做的最好的事情。”

丘吉尔指出一个事实，方案没有提到波兰边界的位置。此时，霍普金斯递给罗斯福一张便条：

总统先生：

我认为，您应该向斯大林解释清楚，您支持东部边界的位置，但是应该在公报中包括一个总的声明，说明我们正在考虑主要边界的改变情况。也许应该由外交部长们确定具体的声明。

哈里

他所说的公报指的是这次会议结束后三巨头将发布的公报，用以公布他们最终的决定。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涉及边界问题。”罗斯福突然插话说，没有理会霍普金斯的便条。

“我们必须说点什么。”斯大林强调说。

这一次，丘吉尔和斯大林站在一起反对罗斯福。波兰边界问题的解决方案应该包括在公报里，首相说。

罗斯福不同意：“我没有权力在此时此刻签署关于边界问题的协议。这应该以后再由参议院来做。如果有必要的话，等首相回去以后，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吧。”

莫洛托夫激动地说：“我认为，如果三位领导人能就东部边界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并将其写进公报，就太好了。”接着，他又低声说，“我们可以说，寇松线大体上代表了在座诸位的意见……我同意，关于西部边界，我们不需要说什么。”

“我同意，我们必须说点什么。”丘吉尔说。

“没错，但是别那么确切，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外交部长建议说。

“我们应该说，波兰将在西部得到补偿。”

“好极了。”莫洛托夫说。

罗斯福突然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并引起了一阵骚动。“我想说，关于法国在德国管理委员会中的地位问题，我改变了主意。我越考虑这个问题，就越觉得首相是对的。”他声称，法国应该拥有一个占领区。斯退丁纽斯还没来得及从惊讶中缓过劲来，斯大林接下来的话让他越发吃惊。“我同意。”这一转变是在幕后安排好的。霍普金斯在私下里劝说罗斯福，让法国拥有一个占领区才算明智。于是，总统秘密地通过哈里曼告诉斯大林，他改变了主意。斯大林立即回答说，他“将支持”总统的观点。

这时，丘吉尔像前一天的罗斯福一样欢欣雀跃。“当然，”他面无表情地说道，“法国会说，它将不在宣言中起任何作用，并且保留对未来的一切权利。”大家都笑了。“我们必须面对这种可能。”说着，丘吉尔顽皮地咧嘴笑了。就连严肃的莫洛托夫也开起了玩笑。“我们必须准备好收到一个粗野的回答。”他说。

当丘吉尔重新回到赔偿问题上时，这种友好情谊就像它的突然开始一样，又突然逝去。他认为，两百亿美元——其中一半给俄国——太荒谬了。不过他说得很客气。“实际上，我们的政府指示说，不要提到具体数字，”他说，“让（莫斯科赔偿）委员会去处理吧。”斯大林等的就是这句话，不过却未动声色。然而，当罗斯福指出，他也担心提到具体的数额会使很多美国人认为赔偿就是纸币和铜板时，斯大林看上去真的伤心了。

斯大林生气地对安德烈·葛罗米柯(7)低声说了句什么。安德烈点点头，起身走向霍普金斯。两人谈了几句之后，霍普金斯匆匆地写道：

总统先生：

葛罗米柯刚刚告诉我，元帅认为在赔偿问题上，您并不支持斯退丁纽斯——而是站在英国人的一边——这使他很是烦恼。也许您之后可以私下和他谈谈此事。

哈里

斯大林情绪激动地说：“我想，我们可以非常坦率。”他拔高了声音，甚至带着一些责备的语气声称，无论从德国得到什么东西，都无法弥补俄国的巨大损失。“美国人已经同意了，至少要拿两千万美元！”他说。他太激动了，以至于没意识到自己犯了个口误，“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方面要收回前言？”他看向罗斯福，半是轻蔑，半是失望。

罗斯福立即否认；他最不希望的事就是，就一个他心目中相对次要的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只有一个词让他感到不安，他说：“对于很多人来说，‘赔偿’仅仅意味着‘钱’。”

“我们可以换个词，”斯大林退让了。自从会议开始以来，他第一次离开了椅子，“三国政府一致同意，德国必须用实物赔偿它在战争过程中给盟国造成的损失。”

如果说罗斯福得到了安抚，那么丘吉尔却没有。“在（赔偿）委员会研究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能对两百亿美元或其他任何一个数字表态。”他说。接着，他继续热情而雄辩地争论下去，以至于斯退丁纽斯在自己的笔记中写道，听到丘吉尔那些“漂亮的词句如溪流般”奔涌而出，总是让人心旷神怡。

他的话对斯大林起了反作用。“如果英国人不希望俄国人拿到赔偿，”他用力地挥着手说，“只要坦白说出来就好。”他重重地坐下，怒目而视。

丘吉尔当即直言反对他的暗示，结果斯大林又一次跳了起来。罗斯福取得了大家的注意，“我建议将整个问题留给莫斯科的委员会。”

斯大林略微平静了一些，他坐下来，让莫洛托夫发言。“以美国和苏联代表团为一方，英国为另一方，”莫洛托夫平静地说，“双方之间唯一的分歧是总金额的确定。”斯大林显然放松多了。这一巧妙的措辞让他和罗斯福成了搭档，一起反对丘吉尔。

“无论对错，英国政府认为，即使只是确定一个总金额来作为讨论的基础，也会约束自己。”艾登用一种调和的语气说道。他建议，命令赔偿委员会研究三国外交部长刚刚起草的报告。

斯大林已经完全恢复了冷静。“我建议，首先，三国政府首脑达成协议，德国必须用实物赔偿战争期间造成的损失。”他说，“其次，三国政府首脑达成协议，德国必须赔偿盟国的损失。再次，由莫斯科赔偿委员会负责确定需要支付的数额。”他转向丘吉尔，“我们在委员会上提出我们的数字，你们提出你们的。”

“我同意。”丘吉尔说，“那美国呢？”

“答案很简单，”总统带着莫大的宽慰回答，“罗斯福法官同意了，文件被接受了。”

他们暂时休会，用平常的大玻璃杯喝起了热茶，同样，又给美国人拿来了银杯托。显然，与罗斯福之间的短暂失和让元帅很是忧虑，于是，他把哈里曼拉到一边，对他说，在参与对日战争的协定问题上，自己准备向总统让步。“我完全同意使大连成为一个国际控制下的自由港，”他说，“但旅顺港不一样。它将成为俄国的海军基地，因此，俄国要求拥有租借权。”

“您为什么不立刻和总统谈谈这件事呢？”哈里曼建议说。稍后，斯大林和罗斯福平静地进行了谈话，很快达成了完全的一致。与会者们回来参加全体会议时，普遍感觉到已经避免了预感的分裂，于是放松地开始了一轮妙语连珠。

就连丘吉尔也对罗斯福的那句名言表示了异议。“自由源于需要。”他揣测着，这最后一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想，这需要是因匮乏而产生的，而不是渴望。”

最后，大家回到了正题上，当天最重要的任务是：起草三巨头关于波兰问题的立场的声明，这一声明将出现在最后的公报里。霍普金斯担心罗斯福会让美国承担确定波兰新边界的责任，于是又写了一张便条。

总统先生：

您给您的合法权力带来了麻烦，参议员会说什么呢？

哈里

看过便条之后，罗斯福提议说，声明的措辞应该做一些修改，以免违犯美国宪法。

新的草稿很快拟了出来，并被大声宣读：

三国政府首脑认为，波兰东部边界应该依照寇松线划定，但在某些区域应做出有利于波兰的五到八公里的改变。一致认可波兰应在北部和西部得到真正增加的领土。他们认为，应该及时征询新的波兰民族团结临时政府对这些新增领土的意见，而波兰西部边界的最终划定应该于此后等待和平大会去解决。

这时，霍普金斯递给总统最后一张便条。

总统先生：

我认为，当讨论结束时，我们就成功了。

哈里

在罗斯福看便条时，莫洛托夫建议，在第二句话后面加上“并且将东普鲁士和奥得河畔的古代边界线还给波兰”。

“这些领土什么时候是属于波兰的？”罗斯福问。

“很久之前。”

罗斯福笑着转向丘吉尔，说道：“也许你也希望把美国收回？”

“噢，吃了美国，我们会消化不良的。如果波兰得到过多的德国领土，结果也是一样。”

“这么改一下，会给波兰人极大的鼓舞。”莫洛托夫争辩道。

“我更喜欢让它保持原样。”丘吉尔表示反对。

“我收回我的建议，”斯大林平静地说道，“我同意让它保持原样。”

这时已经晚上八点了，罗斯福感到非常疲倦。他建议大家暂时休会，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再继续。他们可以及时地写好联合公报，那么整个大会在中午就能结束。这样，他就可以在三点离开雅尔塔。

丘吉尔皱了皱眉头，说道，他认为不可能这么快便解决全部问题。不仅如此，公报要向全世界广播，不能仓促起草。斯大林表示同意。罗斯福未置可否，向警卫队长迈克尔·赖利点头示意，让他推着轮椅上的自己离开了房间。

他如此匆忙地离去，让很多英国和俄国的代表困惑不安，但是他们没有多少时间去仔细思考了。一个小时之后，他们都要出现在雅尔塔会议的最后一次正式晚宴上。这次是丘吉尔做东，将在他的沃龙佐夫宫举行。这座风格奇异的半摩尔半苏格兰式别墅已经被俄国士兵们彻底搜查过了——他们甚至连桌子底下都爬了个遍。

当人们享用着餐前的伏特加和鱼子酱之时，莫洛托夫缓步走向斯退丁纽斯，说道：“我们已经商定了日期。难道您不能告诉我们会议将在哪里举行？”他指的是联合国组织的第一次会议。

斯退丁纽斯已经为选址问题烦恼了一段时间。他提出了好几个城市，又都放弃了：纽约、费城、芝加哥、迈阿密。前一天凌晨三点醒来时，他忆起自己梦到了旧金山。那梦境是如此真实，以至于他几乎都能嗅到太平洋上的新鲜空气。他深信，这就是最完美的地点。于是，早餐后，他来到了罗斯福的卧室，略述了旧金山的优势，不过却只得到了一个不明朗的回应。

斯退丁纽斯离开莫洛托夫，走向坐在轮椅里的罗斯福：“莫洛托夫催我决定会议的地点。您准备好说是旧金山了吗？”

“说吧，斯退丁纽斯，就是旧金山。”

斯退丁纽斯回到莫洛托夫身边，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外交部长向艾登挥手致意。片刻之后，三位外交部长共同举杯，庆祝将在十一周后召开的旧金山会议。

在晚宴上，斯大林探身过去告诉丘吉尔，他对赔偿问题的解决方式并不满意。他不敢告诉苏联人民，由于英国人的反对，他们将不能得到应有的赔偿。斯退丁纽斯猜测，是莫洛托夫和梅斯基私下里让斯大林相信，自己在最后一次全体会议(8)上让步太多了。

丘吉尔反驳说，他非常希望俄国可以得到大笔的赔偿。但是他禁不住想起了上次战争，那时他们提出的数额超过了德国的赔偿能力。

“在公报中提一下，打算让德国赔偿对盟国造成的损失，这会是个好主意。”斯大林坚持说。

罗斯福和丘吉尔都表示赞同。丘吉尔向元帅举杯祝酒。“我曾在很多场合举杯祝酒。这一次，我要带着比以往开会时更大的热情来举杯。这不是因为元帅取得了更大的胜利，而是因为俄国军队的伟大胜利与荣耀，使他比身处我们度过的艰难岁月中时更为和善亲切。我感到，无论在某个具体问题上我们有什么分歧，他都是英国的好朋友。我希望看到俄国的未来光明、繁荣和幸福。我将鼎力相助，而且我确信，总统也一定会如此。曾有一段时间，元帅对我们并非如此友善，我记得，我也说过一些关于他的粗鲁言辞。但是我们共同的危险和共同的忠诚已将这一切一扫而空。战火烧光了往日的误解。我们觉得我们拥有了一个可以信任的朋友。我希望他也会继续对我们抱有同感。我祈祷，他可以活着看到他深爱的俄国不仅在战争中光荣，而且在和平中幸福。”

斯退丁纽斯转向斯大林，非常热情而善感地说道：“如果我们能在战后的岁月里一起努力，苏联的每座房子没有理由不会很快拥有电气和管道设备。”

“我们已经从美国那里学习到了很多东西。”斯大林脸上不带一丝笑容地回答。

过了一会儿，罗斯福讲了一个关于三K党的故事。一次，一个南方小镇的商会主席请他吃晚饭。当他问起坐在自己两侧的两个人——一个是犹太人，另一个是意大利人——是不是三K党成员时，主人回答说：“噢，是的。不过他们都不错；商会里的每一个人都了解他们。”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罗斯福说，它说明了，如果你真正了解一个人，就很难拥有任何偏见——种族、宗教信仰，或是其他什么。

“非常正确。”斯大林表示赞同。斯退丁纽斯认为，对全世界来说，这都是一个例子。背景相去甚远的人们却可以找到一个相互理解的共同基础。

讨论转向了英国政治，以及即将到来的选举中丘吉尔要面对的问题。“斯大林元帅的政治任务要容易得多，”首相顽皮地说道，“他只需要应付一个党派。”

“经验证明，”斯大林同样幽默地回答，“一党制对国家元首来说非常有好处。”

气氛一直很轻松，直到罗斯福告诉他们，自己第二天必须离开。

“但是，富兰克林，你不能走。”丘吉尔急切地说道，“一个极大的奖赏离我们仅有咫尺之遥。”

“温斯顿，我已经约好了，明天必须按计划离开。”之前，总统告诉斯退丁纽斯，他不得不找个借口，以免会议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我也认为需要更多时间来考虑和决定会议中的这些问题。”斯大林支持说。他走到总统身边，平静地说，他看不出怎么可能在第二天，也就是周日下午三点之前结束所有事情。

罗斯福和蔼地表示同意：“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等到周一再走。”

晚餐之后，罗斯福回到了里瓦几亚宫他的房间。尽管多事的一天让他疲惫不堪，他还是得写两张重要的便条。詹姆斯·伯恩斯和爱德华·费林(9)——两位精明的政治家——警告他说，如果俄国在联合国得到两张额外选票的消息泄露出去，将会在美国国内引起极大的批评。不过，如果美国也能相应地得到两张额外选票，那么，将会对事情有所帮助。

此刻，罗斯福给斯大林写了一张坦率的便条，向他解释这一问题，并且问他是否赞成在联合国给美国两张额外的选票。给丘吉尔也写了一封类似的信之后，总统上床休息了。

第二天早晨，周日，2月11日，斯大林和罗斯福向丘吉尔和艾登出示了他们就远东问题达成的协定。丘吉尔正打算在文件上签字，艾登却当着斯大林和罗斯福的面，说这是“这次会议可耻的副产品”。丘吉尔尖锐地回答说，如果他接受了艾登的建议，那么英国在东方的威望便会受损，然后便在协定上签了字。

什么也干扰不了罗斯福高昂的兴致，因为他刚刚收到了关于额外选票那两封信的回复。丘吉尔回答说：“我谨向您保证，在这个问题上，我会尽全力支持您。”斯大林则写道：“我认为，美国选票的数量应该增加至三张……如果有必要，我准备正式支持这一提议。”

当天中午，在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全体会议上，罗斯福的情绪感染着大家。没有再出现任何问题，公报的起草不到一个小时就完成了。除了丘吉尔，每个人似乎都很满意。首相开始抱怨，并预测说，在波兰问题上，自己将会在英国遭到激烈的攻击，“他们会说，在边界问题上，以及整件事情上，我们彻底向俄国屈服了。”

“你是认真的吗？”斯大林问，“我不敢相信。”

“伦敦的波兰人会掀起一场可怕的抗议。”

“但其他的波兰人更多。”斯大林反驳道。

“我希望你是对的，”丘吉尔冷冷地说，“我们不要再谈这个问题了。这不是波兰人数量的问题，而是关系到英国为之拔剑而战的目标。他们会说，你把波兰唯一的立宪政府彻底弄没了。”丘吉尔看上去简直可以说是沮丧，“无论如何，我会竭尽全力去保护它。”

如果说他有些忧郁，那么随后的午宴可并非如此。午宴上，大家的普遍感觉是松了一口气，一切都进展得如此顺利。罗斯福的心情十分舒畅。他所珍爱的？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这一关于世界自由与民主的允诺，被接受了。而且，斯大林已经书面同意了，在德国投降两到三个月之后，参与对日战争。

哈里曼也很满意。斯大林还同意了支持蒋介石，并承认中国国民党政府对满洲里的主权；这是外交上的一个极大胜利。至于波兰，大使相信，当斯大林许诺举行自由选举时，是心口一致的。不过，在乐观的背后，还有恼人的怀疑。他记得一句老话：“向俄国人买马，两次才买得到。”他想，现在的问题是要让俄国人遵守诺言。

波伦感觉，这是“一次有必要的会议，并且让美国真正有可能依照苏联遵守已达成协议的程度来评判他们”。有几次，斯大林向罗斯福做了让步，这表明总统巧妙地利用了斯大林对他的敬畏。波兰，最为敏感的一个问题，在这种环境下，不可能有更好的解决方式。丘吉尔和罗斯福只有三种选择：甩手不管；坚决地站在伦敦波兰人的背后；或者尝试让尽可能多的伦敦波兰人进入新组建的政府。第一种做法首先出局。而任何了解斯大林的人都知道，第二种选择将会被断然拒绝。第三种，尽管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却是西方领导人们唯一现实的选择。

英国人中间已经有了一些议论，说总统糟糕的健康状况成了会议上的一个不利因素。波伦一直陪伴在总统身边，他看到，这话有几分是事实。尤其是在漫长会议的最后几分钟，他怀疑罗斯福的健康状况削弱了他的意志。

午宴时，大家传阅了刚刚起草的联合公报的最终副本。丘吉尔、斯大林和罗斯福分别研究了自己的那份，没有发现任何漏洞，于是便签了字。至此，除了一些正式手续外，会议就算结束了。

美国人在起程时非常满意。全世界都相信，美国人在雅尔塔得到了自己所渴望的一切，甚至比这更多。哈里·霍普金斯心下确信，这正是所有人祈祷并谈论了多年的新时代的黎明。他认为，俄国人证明了他们可以很有理智和远见，因此，这次会议赢得了和平路上的第一个伟大胜利。

的确，罗斯福和丘吉尔完成了绝大多数西方人祈祷他们完成的事情。这里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但和达成的大量协定相比，它们显得毫不重要。不幸的是，有些协定注定不会得到遵守。如果在里瓦几亚会议上有一位公正的观察家，他只能做出如此的结论：至少在纸面上，西方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最大的胜利是由罗斯福独自取得的——并且未经一役——关于联合国问题，不情愿的斯大林和心存怀疑的丘吉尔都没有提出异议。

当晚，罗斯福在停泊在塞瓦斯托波尔港口的美国军舰“卡托克廷”号上用了晚餐。主菜是牛排。在吃了八天的俄国菜之后，对于每个人来说，这都是“一次真正的宴席”。总统疲惫不堪，但心里却非常高兴。

直到六点钟，孜孜不倦的三国外交部长才签署了会议协定书。通过“卡托克廷”号上的便利设施，文件用无线电传往了华盛顿。最后一个单词刚刚落地，“道克”·马修斯便对斯退丁纽斯说：“国务卿先生，我们的最后一条消息已经发出。我可以切断联系了吗？”

“好的。”斯退丁纽斯说。

雅尔塔会议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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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43年10月，美国、英国和俄国的外交部长在莫斯科会面。他们做出的决定之一是：成立一个外交专家常设委员会，专门研究德国战败以后应解决的问题，总部设在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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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1944年9月11日至16日召开的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中，美国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提出的一个二战后处置德国的计划。由于其具有犹太血统，因此对纳粹德国持极端仇视态度。其计划意在使德国彻底非工业化和重新农业化，遭到了各方的反对。——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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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时任美国总统。——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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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指亨利·刘易斯·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1867—1950），美国政治家、战略家，时任美国战争部长。——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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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Lloyd George，1863—1945，英国自由党领袖，一战期间出任英国首相。——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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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Warm water port，指冬季不会结冰，船舶能正常进出的港口，尤指高纬度地区（如俄罗斯、北欧、加拿大等）冬季不结冰的港口。大连、旅顺、秦皇岛是我国北方的终年不冻港。——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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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ndrei Gromyko，1909—1989，苏联政治家、外交家，时任苏联驻美国大使。——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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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这并不是最后一次全体会议。1945年2月11日中午，各方举行了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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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dward Flynn，1891—1953，美国政治家，罗斯福密友，时任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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