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孟梭有截然不同的想法。虽然德国被打败，但是仍然比法国大，有更多的人口，而且法国还失去了俄国这个具有平衡能力的盟友。克里孟梭希望要么分裂德国，要么永久地摧毁德国的国力，使德国永远不再是一个威胁。克里孟梭的这个愿望其实也是整个法国的愿望。

威尔逊则是另一个极端。他幻想自己是一个不偏不倚的仲裁人，他觉得自己没有旧大陆人常有的世俗偏见和种种私欲。他来到巴黎不仅渴望终止大战，而且渴望建立国际联盟去终止所有的战争，通过实现“十四点”（他自己后来也逐渐失去兴趣）使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安全的民主世界。但是，他与盟国秘密地重新勾画世界版图，这明显与他“十四点”的第一条要求“公开缔结和平条约、公开达成协议”不符。他提倡各民族有自决权，他的这个教条与现实之间存在深深的对立。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都在匆忙地吞并各自周边的领土而毫不顾忌当地民众的意愿。美国籍的爱尔兰人对威尔逊拒绝支持爱尔兰脱离英国感到极度愤慨，其他一些民族也有被出卖的感受。

最终，威尔逊为了保持对克里孟梭和劳合·乔治某种程度上的影响力，放弃推动“十四点”。他变得与克里孟梭一样对德国充满了报复心理，并指责那些质疑他的国际联盟理念的美国人是在讨好德国。

另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事实是意大利和日本并没有在大战中做出很大贡献（日本几乎没有贡献），却比其他国家在巴黎和会中获利要多。日本离开巴黎和会的时候，不仅表现出不高兴，而且显示出有离异倾向。意大利甚至获得了比1915年伦敦协议更多的领土（尽管威尔逊抱怨美国并没有同意那份协议，不应该受限于它，但最终还是同意了），阿尔卑斯山附近一块有数百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居住的地区划给了意大利。但是，意大利想获得克罗地亚的阜姆，这个要求被拒绝后，意大利的代表异常愤慨，整理行装回罗马了。维也纳控制意大利的时间长达几个世纪。现在，哈布斯堡王朝消失了，奥地利变成一个只有几百万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小国家，这个地处内陆的贫困国家，由于感到孤立无助而情愿与德国合并。自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意大利感到自己第一次变得比较强大，邻居中没有值得害怕的危险国家。意大利看不出必须与英国和法国保持友好关系的需要，也不愿受委屈。其年轻的民主政治被战争时期的权力斗争严重削弱，为贝尼托·墨索里尼上台铺平了道路。

日本在大战期间向西方出售工业品和原材料而变得昌盛。德国战败，日本获得德国在北太平洋上的属地，控制了中国的山东省（中国抗议，但无效），继续对亚洲大陆抱有极大的野心。在巴黎和会上，日本霸占的领土获得批准，但日本还要求在国际联盟的盟约中包括一个不允许种族歧视的“平等”条款。日本并没有期望把这个条款定为强制性的；对日本人来说，这是一种象征性的努力，他们希望欧洲人和美国人能平等地对待自己。威尔逊不愿支持日本（美国排斥亚洲移民，西方国家也将维持对亚洲人的态度），澳大利亚人也基于类似的理由反对日本的请求。被西方拒绝后，日本人决定与西方决裂。此时，日本已经主导亚洲大陆，日本人不愿受制于人，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在追逐新目标之前谋求曾经的盟友的批准，日本人在这一点上很像意大利人。

土耳其人默默地接受了帝国的损失，但法国打破了土耳其人的沉默。法国政府为了强化自己在巴尔干半岛的地位，要求把爱琴海港口城市士麦那（Smyrna）给予希腊。法国的提议触发君士坦丁堡政府的愤怒，在穆斯塔法·凯末尔这位加里波利英雄的带领下，土耳其民族主义运动迅速崛起，土耳其人发动对希腊的战争，直到占领了士麦那港才住手。在南方，英国和法国对如何分配中东土地有分歧。英国拿走了巴勒斯坦，根据贝尔福宣言，英国允许欧洲的犹太人移民进入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爆发了起义，被英国镇压了，英国将库尔德人、伊斯兰逊尼派教徒、伊斯兰什叶派教徒扔在一起，建立一个叫伊拉克的新王国。法国被允许占领黎巴嫩和叙利亚。不过，英国对法国获得叙利亚有很强的抵触情绪。

这些事件是未来几代人的祸根。然而，它们又都是另一个大问题下的小问题，这个大问题就是德国。克里孟梭建议分裂德国，在巴伐利亚和莱茵河地区出现分裂分子活动迹象，但是，劳合·乔治不支持克里孟梭。克里孟梭又建议把莱茵河地区变成一个独立的小型国家，这个国家实际上则是法国的傀儡。这个建议也没有获得支持。就在这些争论进行的同时，对德国的海上禁运还在继续着，饥饿和疾病继续折磨德国人，导致大量完全没有必要的死亡，也许死亡人数高达25万，许多死者仅是孩子。未来的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此时负责欧洲救济计划，恳求允许他把食品运往德国，但被拒绝了，甚至威尔逊也拒绝了胡佛。那些没有死去的德国人的内心留下深深的仇恨，他们的仇恨并非毫无道理。

复杂问题层出不穷。盟国拒绝履行11月制定的停火协议，克里孟梭和劳合·乔治（他俩既不喜欢也不尊重威尔逊）高兴地协助美国总统一起抛弃了“十四点”。赔偿问题变成争论的核心。英国和法国希望美国在大战结束后不要提还贷款一事。威尔逊拒绝了。于是克里孟梭和劳合·乔治开始把德国的战争赔款当作自己金融问题的解决方案。他俩要求德国赔偿一笔巨大的款项，德国不仅要赔偿比利时和法国的财产损失，还要赔偿盟国的战争费用，包括给老兵的养老金。赔偿金到底是多少？何时开始赔偿？这类问题变得异常复杂难有一致意见。劳合·乔治担心压迫德国过度，会导致德国倒向共产主义。克里孟梭害怕德国报复，如果德国经济不被抽干的话，德国定会再次苏醒。克里孟梭和劳合·乔治希望把德皇威廉推上战争法庭，但是荷兰女王拒绝把德皇交出来，这件事成为当时的一则趣闻。威尔逊原先提倡不求战争胜负的和平，此时则认为德国不值得给予这样的待遇。威尔逊、劳合·乔治、克里孟梭都没有考虑到德国的前途问题。在柏林的帝国政体被铲除之后，各国应该欢迎新的魏玛共和国加入世界大家庭，这本应该是一件很有现实意义的大事。

魏玛政府直到5月才派遣一个代表团去巴黎。代表团到达巴黎后，被限制在铁丝网后，不许任何人与他们见面。6月7日，德国代表被召集起来与盟国见面，盟国向他们介绍了被称为凡尔赛条约的东西。凡尔赛条约规定：

德国承认大战的所有责任都应该由德国独自承担。

德国被排除在国际联盟之外（凡尔赛条约中有建立国际联盟的内容）。

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给法国，这两个省不许进行公民表决。

德国将交出少量领土给比利时。

法国占领德国煤资源富饶的萨尔地区15年。到期后，归属问题由公民表决结果确定。

盟国占领德国莱茵河西岸15年。

奥地利和德国不许结盟。

苏台德区作为奖励割给捷克斯洛伐克（该地区的主要居民是德意志人）。

德国自波罗的海的港口城市割给新国家波兰，建立波兰走廊把东普鲁士与德国分割开来。

割让德国的上西里西亚地区给波兰。

割让什勒斯威格的北部给丹麦。

德国军队的规模不得超过10万志愿兵，解散总参谋部，解散空军，炸毁所有潜艇，只能留6艘战舰，其余战舰都炸毁。

德国必须赔偿，赔偿额和时间不定。这是克里孟梭的意思。他希望让德国无力赔偿或者不愿赔偿，由于德国不能履行赔偿责任，法国将永久占据莱茵河，被占领地区的居民也许最终会选择成为法国的一部分。

当德国代表团的团长看到条约的内容后，他给出了一个总结性意见：“德国否认这个条约。”

严酷的条约使德国内部相互争斗的派别团结起来。魏玛共和国的官员抱怨德国是在“十四点”的条件下宣布停战的，现在盟国忽略了停战条款，背离威尔逊的理念，这等于是欺骗了德国，背叛了德国。但是，此时的德国人深陷饥饿之中，无法保护自己。面对盟国入侵的威胁，德国别无选择只能签署条约。

就像俄国人接受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时的感受一样，德国人感到凡尔赛条约是一种强迫，没有道德义务必须遵守。盟国还做了一件具有破坏性的事，他们只同魏玛共和国政府打交道，将德国军队排除在外。当停火开始的时候，德国军队还占领着大片被征服的领土，德国军队认为懦弱的自由主义政治家们都是叛徒，他们在德军的后背发动袭击。德国人没有理由不蔑视新政府。

就在签署凡尔赛条约的时候，几个大战之初出场的重要角色已经死去了。沙皇尼古拉及其妻子和5个孩子，在西伯利亚被布尔什维克处决了。匈牙利总理伊斯特万·蒂萨，那位在1914年7月曾阻止维也纳进入战争的人，被共产党人刺杀，此时的匈牙利正处于分裂之中。加夫里若·普林希普，那位刺杀弗朗茨·斐迪南的刺客，在1918年4月因肺结核病死在监狱里。他除了后悔因不小心杀死了大公的妻子外，心中没有留下什么遗憾。

其他人也没有多活多久。

西奥博尔德·冯·贝特曼–霍尔威格的儿子死于战场，他于1921年死去，当时已经退休。

亨利·威尔逊离开英国军队后成为代表阿尔斯特的议员，他被爱尔兰共和军的枪手杀死在自家门口。

卡尔一世，是哈布斯堡王朝最后一位皇帝，后来废除皇位，但他拒绝退位，在流放中患肺炎而亡，只有35岁。

伍德罗·威尔逊，他的国际联盟概念被美国参议院拒绝，于1921年离开白宫，当时身体状况不佳，于1924年死去。

列宁与威尔逊一样在1924年死去，死因是脑溢血。

许多老战士缓慢逝去。

罗伯特·尼韦勒在北非结束职业生涯，后来杳无音信。

威廉·罗伯逊在1919年至1920年之间指挥莱茵河占领军，被授予陆军大元帅军阶，并获得准男爵，后来退休。

阿列克谢·布鲁西洛夫在1924年前一直为布尔什维克工作。

福煦获得法国陆军大元帅军阶，拥有众多荣誉。他像霞飞和法金汉一样自动退出世界舞台。

路易吉·卡多尔纳，虽然遭受卡波雷托战败的耻辱，但墨索里尼恢复了他的名誉，并且在1924年授予他陆军元帅军阶。

弗朗茨·康拉德移居德国，像其他人一样在人生的暮气中投入为自己写回忆录中，他的作品历史价值不高。

道格拉斯·黑格在大战结束后获得伯爵头衔，议会投票给予他10万英镑的礼物。不过，由于他深陷争议之中，劳合·乔治也非常恨他，所以他没能成为皇家总参谋长。他把余生投入为老兵筹集资金的工作中，于1928年死去。

约翰·莫纳什，才华横溢的澳新军团指挥官，在欧洲滞留了很长一段时间来监督他的部队撤回国内，并为老兵建立一个培训计划帮助他们在民用经济中找到工作。战后，他是澳大利亚的国家偶像，有一所大学以他的名字命名。

同样才华横溢的加拿大军团指挥官阿瑟·柯里有一个截然不同的战后经历。追随他去欧洲的人生阴影，又随着他回到祖国。加拿大的政客们用侮辱人的冷淡迎接他的归来。有一名记者写文章指控他在帕斯尚尔战役中浪费士兵的生命，他随即提出诉讼。后来，原告被判有罪，柯里被一大群高兴的老兵推上一辆马车，游街庆贺。麦吉尔大学聘请他为副校长。此后，他的英名却销声匿迹，十分不可理解。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麦克米兰第一次世界大战辞典》之中，这是一部巨型的辞典，给予海军上将亚历山大·高尔察克和克罗地亚的安特·特伦比奇相当大的篇幅。柯里也没有被收录在834页的《哈珀军事传记百科全书》之中。

在一战的高级将领中，只有穆斯塔法·凯末尔在战后成为真正的主要角色。他称自己是阿塔图尔克（国父），在1924年成为土耳其共和国的总统，并开始把土耳其变成一个西方化的世俗主义国家。

德皇威廉安静地生活在荷兰的一个小庄园里，不断地在地图上插大头针，借以标志出德军在一次虚幻的新战争中取得的进展。他于1940年死去。

德皇威廉的表兄英王乔治五世，比威廉早死了四年，乔治晚年唯一的麻烦就是他的大儿子王位继承人拒绝断绝与一名离过婚的美国妇女华里丝·辛普森脱离关系，这让他颜面尽失。

乔治·克里孟梭在1917年成为法国总理时，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在所有政府首脑里，他也许拥有最丰富的战后生活。他竞选1920年的法国总统，但失败了。当时法国的政治家们憎恶他在大战的最后一年里实施独断统治，并且垄断和平谈判进程。竞选失败后，他辞去总理职位。此后，他周游世界，去印度打老虎，写书，到美国旅行并警告美国不关心欧洲事务。他88岁时死去。他对德国的痛恨从来没有衰减过。

有些大战中的人物的寿命实在是太长了。1922年，劳合·乔治失去首相的职位，原因是保守党决心不与他合作而独立地掌握政权。他的自由党从此枯萎，而工党成为英国最重要的反对党。他待在英国议会中足有20年之久，成为一个没有影响力基础的边缘人物，处境令人感到悲哀。他后来再没有做过官。

埃里希·鲁登道夫被流放到瑞典，回国后，他与德国政治中最黑暗的势力结合在一起。他参与了1920年、1923年推翻魏玛共和国的行动（第二次与阿道夫·希特勒有关联）。他在1925年竞选总统失败。他与妻子玛格丽特离婚。他的第二个妻子在一次邪教礼拜仪式中鼓励他消灭德国的基督徒、犹太人、共济会会员，换言之，包括几乎全部德国人口。此时的鲁登道夫，不仅脱离了任何进步的东西，而且还脱离了纳粹和容克军官。他死于1937年，死去的前几个月，理智似乎又回到他身上，他警告纳粹独裁的危险，但没有人听从他的意见。

利昂·托洛茨基，是布尔什维克中最有才华、最具活力的人，在列宁死后的数年里，他与约瑟夫·斯大林陷入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最后以他失败告终。1927年，他被驱逐出俄国共产党。1928年，他被驱逐出苏联，并被流放到中亚。斯大林的间谍穷追不舍，他曾去过土耳其、法国、挪威。最后，他抵达墨西哥。4年后，他被谋杀，一把斧子砍入他的后脑勺。

大战结束后，保罗·冯·兴登堡退休了，他此时已经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他是一个君主制主义者，看不起新共和国，但是，他仍然同意在1925年竞争总统。由于他在民众的心目中还是英雄，他当选了总统。1932年，他80多岁了，比在大战期间更像一个被动的、有名无实的领袖，但是他还是参加了连任选举，因为德国已经没有别人能与希特勒竞争了。他再次当选。一年后，他的助手们劝他任命希特勒为首相，他的助手们向他保证，一旦希特勒进入政府机构，政府就能容易地控制希特勒。当纳粹党人开始用恐怖手段夺取政府和国家权力的时候，他还活着——如果我们把那叫活着。

亨利·菲利浦·贝当的故事更令人感到忧郁。他在大战开始时的军阶仅是一个上校，已经接近退休年龄。但是，到大战结束的时候，他被授予法国陆军大元帅称号，是法军的总司令。1918年的他已经60多岁，但尊贵的地位却一个接着一个来找他。不幸的是，1940年，贝当84岁，德国侵入法国，德国人让他组建一个政府。后来，德军占领了三分之二的法国国土，贝当提出停战。他被任命为国家元首，具有几乎无限的权力，政府所在地是法国城市维希。他在德国占领期间的表现非常难以评价——他曾主持维希政府，但他的理由是如果他不出面，那么纳粹党人会干更多的暴行；他曾利用主持政府工作的机会多次阻止德国占领军的行动。但是，法国解放后，他被法国新政府审判，被判为死刑。他的好友戴高乐把死刑改变为无期徒刑。1951年，他死于法国在大西洋海岸边的监狱中，那年他95岁。

大战中涌现的另一位年轻领导人似乎也活得过于长久了。温斯顿·丘吉尔的事业在凡尔赛条约签署后的10年中繁荣起来。他从1919年至1921年是内阁大臣，从1921年至1922年是殖民地事务部大臣，从1924年至1929年是财政大臣。在此不断迁升的过程中，他离开自由党，回到保守党，但保守党蔑视他，因为他曾脱离过保守党，所以保守党从内心深处不信任他。1929年以后，他陷入一种他称之为“政治荒原”的状态——他不断警告人们纳粹党人正在重整军备，但没有人认真对待他的话。

然而，那应该是一个不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