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登道夫此时正在计划发动两个间隔时间很短的进攻：首先是在舍曼代达姆，然后把注意力转移到西面，在蒙迪迪耶（Montdidier）和努瓦永（Noyon）之间的一条名叫梅子的小河附近，战场离巴黎只有60英里（约95公里）远。在这两次进攻中，处于防守地位的都是贝当的部队。德军的目标是直截了当的：通过威胁法军防线（包括巴黎），迫使福煦（包括黑格）从北面向南面调遣后备部队。最终目标也很明显：为在佛兰德斯发动一次致命打击做准备。

战役准备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布鲁赫米勒的典礼需要输送大量的大炮和弹药。许多步兵师也需要调动，士兵们此时异常疲惫、沮丧。法军有足够的时间做准备。

法军有103个师的兵力驻扎在法国本土（在意大利、萨洛尼卡、中东都有法军驻扎）。在这些兵力中，有45个师的兵力在瓦兹河（Oise）北面。即使其中有些兵力能很快地转移到东南方面，贝当最多有60个师的兵力把守奥伊斯河至凡尔登一线。此时，鲁登道夫有200个师的兵力在西线，其中有一些师曾遭受重创。凡尔登应该是法国除巴黎之外的另一个神圣大本营，此时几乎处于无人把守状态。贝当的部队为准备抵御德军的进攻已经有几个月了，但是难以判断德军在何处发动进攻。这些困难是贝当参加大战以来最难以应付的。由于他必须与黑格共享兵力，这也扩大了他面临的困难。

贝当还面临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包括福煦在内的许多法军将军们都反对贝当的任何决定。这些人仍然相信，打仗就是进攻，而且可以不顾战场具体情况发动进攻。他们还相信，遇见敌人进攻，唯一的应对之策就是坚守阵地直至战死，绝不能后撤。贝当能非常开放地采用各种战术，愿意从过去的经历中总结经验。他们看不惯贝当的这些做法，而且把这些做法看作贝当软弱的象征。贝当曾颁布第4号军规，要求部队保持具有纵深灵活性的防御。后来，贝当再次要求部队执行这个军规，但他的命令再次被忽略了。此时，福煦已经被任命为新的最高军事指挥官，他在5月4日发布一个命令，要求法军指挥员在面对敌人进攻时不许后撤，连临时性的后撤也不许。福煦发布这样的命令，明显是为了削弱了贝当的影响力。

防守舍曼代达姆一线的指挥官是丹尼斯·杜谢恩将军（Denis Duchesne），他是福煦的前任参谋长，在追随福煦的门徒中他的热情最高。他手下的部队主要是法国人，但也有3个英军师，这3个英军师此时正在这块安静的地方休整，因为他们在米夏埃尔攻势中严重受损。杜谢恩鄙视贝当和贝当的军事见解，并学着福煦的样子反抗贝当，他把士兵塞满前线未经认真修筑的战壕中。他的防守阵地，即使包括炮兵阵地，最多也只有5英里（约8公里）纵深。整个阵地在埃纳河北面，所以他是背水一战。他的阵地安排从整体上看很大胆，但潜伏着灾难。

汉密尔顿·戈登将军（Hamilton Gordon）是杜谢恩手下英军的指挥官，他质疑法国将军的安排。高傲的杜谢恩回答道：“我已经说过了。”他的意思是：部队将按照计划驻防，如果受到攻击，绝对不许后退。

德军的战役准备需要运输大量的士兵和大炮，德军奇迹般地保守着秘密，这与过去的米夏埃尔攻势一样。在杜谢恩对面，德军集结了20个师的兵力，每个师都堆积起30万发炮弹。5月26日，英国人在一份报告中说，有迹象表明德军即将发动进攻，杜谢恩并不在乎。他说：“没有迹象表明敌人已经准备好明天在舍曼代达姆发动进攻。”说完，他离开阵地去巴黎与情人见面去了。

几小时之后，5月27日，凌晨1点钟，德军4000门火炮和4000门迫击炮开始了毁灭性的工作。弹幕炮击的炮弹基本上都落在倒霉的英军阵地，这是英军最担忧害怕的事。凌晨4点钟，14个师的德军突击部队在像墙一样坚实的弹幕掩护下发动进攻。德军士兵发现有的防守士兵已经死了，有的被震撼得混乱不堪。他们利用英军和法军之间的缝隙挤过防线。到中午的时候，德军前进了5英里（约8公里），并跨过了埃纳河（英国人和法国人没有炸毁桥梁）。阿道夫·希特勒下士手里仅拿着一支手枪，孤身一人向前冲锋，并俘虏了12个法国士兵。他因此获得一级铁十字胸章，更新了4年前他获得的二级铁十字胸章。

夜幕降临时，德军已经跨过第二条河流韦勒河（Vesle），并且继续前进。然而，由于缺少骑兵和机动车辆，德军再次失去赶上逃跑的法军和英军的机会。为了弥补这一缺失，德军第七集团军指挥官命令部队连夜追赶，事实证明士兵体力无法支撑。当士兵体力耗尽后，德军不得不停止前进，不过，德军此时已经在25英里（约40公里）宽的战线上前进了12英里（约19奋里）。这是一个十分壮观的战绩，比胡蒂尔在迈克尔攻势开始时取得的战绩要好多了。

但是，并不是所有德军部队都进展顺利。位置在兰斯城附近的德军左翼遇到实力较强的法军部队，法军的防御安排也较合理，德军的进攻失败了。落后的左翼连累了取得进展的中路和右翼，因为那些部队的侧翼暴露在外。为了支持德军向南运动，鲁登道夫想占领苏瓦松和兰斯这两个铁路中心，苏瓦松在德军突出部分的西面，而兰斯在东面。一支德军部队本来应该在战役的第二天进入苏瓦松，但是，他们奇怪地接到离开的命令，这件事的直接原因是德军忙于劫掠而失去控制，指挥官害怕纪律崩溃而发出离开的命令。鲁登道夫知道了这件事后，命令该部队退回苏瓦松，并坚守待命。然而，仅有苏瓦松还不够，除非也占领兰斯，否则德军就像进入一个大麻布袋，麻布袋的底部越来越大，而麻布袋口却很窄，留下一条薄弱的供应线。

贝当和福煦对鲁登道夫以如此大的力量攻击舍曼代达姆感到惊奇。5月28日，德军恢复进攻，他俩对鲁登道夫如何能维持如此大的进攻力量和速度感到不解，这可能是因为他俩不知道德军从北面抽调来大量部队。这时候，他俩终于有了一个共识：必须守住兰斯，同时必须守住一块延伸到苏瓦松的高地。这样才有可能防止德军新取得的突出部的入口继续扩大。他俩都不认为巴黎有危险。如果德军进攻巴黎，就必须向西前进。如果德军西进，福煦后备力量中的法军第十集团军正好能进攻德军的侧翼。贝当命令他的一个位置在奥伊斯河北面的集团军向南运动。他同时要求福煦调遣后备部队救援，但被拒绝。克里孟梭不愿把作战决策完全留给将军们，他来到福煦的总部，对福煦拒绝支援贝当感到吃惊。福煦向他做了解释，福煦坚信德军新进攻的目的不是巴黎，而是消耗佛兰德斯的后备力量，于是克里孟梭不再干预。

第二天结束的时候，德军占领了韦勒河南面一块较容易把守的高地。德军取得了鲁登道夫为进攻设定的所有目标。德军占领了大片土地，急需供应线也能跟上。一个熟悉的格局再次出现。在战线的一端，苏瓦松附近，德军的胜利比预期要容易、全面。但是，在战线的一另端，德军占领兰斯的努力失败了。与过去一样，困难的问题是确定下面做什么——应该在取得胜利的地方继续推进吗？或者在已经失败的地方再次发动进攻？或者马上停止所有进攻？德军的情报人员密切注意协约国调动佛兰德斯的后备力量的迹象。感谢福煦，没有德军期待的迹象：协约国的后备力量没有被调动。德军的努力失败了。晚上，德军高级将领在皇储威廉的总部开会，鲁登道夫是德军将领中赞同继续进攻的人。他此时已经失去判断力，在计划目标难以达到的情况下，他调遣本来为佛兰德斯准备的7个师向南运动，继续南面的进攻。他就像一个轮盘赌赌徒，为了捞回损失，向赌局中投入越来越多的筹码。

背景：女性

在各种大战宣传材料中，有一类是女护士的海报，海报中的女护士（永远看上去漂亮、镇静、纯洁）弯腰照顾年轻俊美的战士（平静、活泼，受伤很重但不致命，你看了后不会有不舒适的感觉），战士凝视着护士，面带感激和羡慕。

这类艺术永远充满了幻想。随着大战越来越激烈，艺术幻想越发与事实不符。在1918年的夏天和秋天，有数千名女护士在前线勇敢地为负伤的战士提供医疗服务，但是她们所经历的绝非浪漫。交战双方的伤兵像洪水一般涌入，把战地医院变成恐怖之地。

一名美国护士记录道：“数以百计的伤员像洪流般涌入，场面拥挤混乱，伤员的身体蜷曲着，有的尖叫，有的呻吟，让人感到像是见到了但丁的地狱。”有人的脸没有了，有人的性器官被炸飞了，有人的四肢变成下垂的碎片。

德国人的情况更糟。一名德国护士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照顾300名伤兵，但是已经没有药品供应了！早晨，几个士兵帮助我们找到一些床垫被套，因为没有材料做敷裹，我们开始撕碎被套做绷带。后来，我们把窗帘取下做绷带。伤员饿了，我们只有干面包。”

伤员中有恶臭坏疽，也有悲惨的炮弹休克病案，也有临死的男孩叫着妈妈。1918年，越来越多高热伤员死于流行性感冒。

至少有1.5万名妇女跟随美国远征军和红十字机构（1914年底前，有1万名美国妇女自愿做协约国的护士）。英军远征军有2.3万名护士，1.5万名护士助理。法军有6.3万名护士，而德军有9.1万名护士。护士们的工作是高尚的，有12万美国护士死在欧洲。有200名护士因为勇敢而被授勋，但这些人只是四年大战影响到的女人中的很小一部分。

大战引发爱国主义的爆发，各交战国都有大量妇女自愿参战。一开始，各国政府都不知道如何应付她们的热情。那时，妇女没有多少权利（1893年，瑞士给予妇女选举权，20年后，瑞士仍然孤单无伴）。良家妇女从来不工作，几乎没有人参与公众生活。让妇女做护士工作比较容易办到，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仍然沿袭老的习惯。英、法、德出现妇女协会，但是起主导作用的妇女均来自社会党中上层阶级。如果工人阶级的妇女加入，她们之中的许多人负担不起制服的费用。

但是，过了不久，数百万的男人上了前线，对妇女的需要大量增加。妇女志愿者开始从事职员、厨师、司机、食堂工人、接线员……随着时间推移，凡是能释放出男人上战场的工作，女人都开始从事。后来，英国有10万名工作妇女，这些妇女都经过仔细筛选，保证她们有合适的背景。对一些只是期待结婚养孩子的年轻妇女来说，参加工作使她们有一种奇妙的毛骨悚然感。一名法国女孩写道：“我的生活第一次变得有意义，在这个世界里变得重要。”

大战开始前，有数百万来自社会底层的女人有工作，大战给她们带来的不只是冒险的经历。士兵的薪水是极少的，给士兵家属的补助无法让她们维持生活（法国给士兵妻子的补助是每天25生丁，母亲和姐妹没有）。大战使许多女人丧失了工作，这极具讽刺意义。大战开始前，85%的法国女工在纺织业从事劳动。大战使大批工厂倒闭，60%的女工失去工作。67%时装业的工作机会没有了。许多法国女工去兵工厂工作，其中毫无疑问有爱国的动机。但是，为了生存也是许多女工的动机之一。其他国家都有类似的情况。

大战带来非常戏剧化的变化。在德国，有500万女人成为劳动力，女工在总劳动力中的比率由35%提高到55%。在英国，女工总数达到150万，75万女人做原先由男人完成的工作，35万女人从事战争相关的工作，25万女人成为农业劳动力。在法国，农业人口比英国和德国多，食物生产越来越多地由女人来完成。为军需品生产服务的女工，由1915年的1.5万人，增加到1917年的8.4万人。法国的铁路系统在大战前雇用了6000名女工，大战结束时工资表上有5.7万女工。法国地铁的女性员工从124人，增加到3000人。

法国和德国不许妇女参军。德国计划在1918年下半年进行改革。英国是领先者，于1917年创立陆军、海军、空军中的女兵部队。女性军官被称为“管理员”，而不给予军阶。未获得委任的军官被称为“女领班”，士兵称为“工作者”。以英国的标准来说，最具创新的举措是允许出身工人阶级的女人参加军队。这使传统人士感到震惊。有人给一家报社投了一份抱怨信，信中说那些工人阶级出身的女兵“不仅使她们自己可笑，更重要的是让英王的制服看上去可笑”。

美国以英国为榜样，并且很快有所超越。早在1917年3月，美国海军征募女性办事员为“女助理”，她们不许参加海战，但拥有正式的男性军阶。1918年夏天，美国海军陆战队征募女性志愿者，仅在纽约就获得2000份回执，最终接受了300人。

在所有这些变化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背景，欧洲的女性正在遭受巨大的痛苦。截至1918年底，德国有150万士兵阵亡，三分之一士兵已经结婚。寡妇已经成为各国社会中的一个重大的问题，而且许多寡妇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之中，她们必须挣扎着抚养孩子。战俘的家庭稍微要好一些。数十万未婚女性根本找不到丈夫。

西欧女性所获得的各种新社会角色，很快就消失了，速度之快令人吃惊。女性的选举权运动在1914年形成很大的社会影响力，好像已经处于成功的边缘，但战争使之夭折。英国在1918年给予女性投票决定权，但不是所有女性，而是有财产的女性。同年晚些时候，英国采取一项古怪的政策，允许女性运作选举办公室，但拒绝承认女性有权选举。那些为大战服务并付出牺牲的女性希望获得选举权或其他权利，但她们最终发现自己错了。

那些本来绝对不可能改变女性社会地位的地方，却因大战而给女性带来最永久性变化。在大战前的土耳其，女性被限制在家庭院落中不能外出，不仅没有工作机会，也没有受教育机会和社交机会。私下处死道德口碑不好的女性是普遍的习俗。大战使土耳其女性成为办公室的工人、慈善活动的组织者、教师、护士，甚至运送弹药的搬运工。面纱被抛弃了，女子学校的数目多得令人吃惊。后来，农村又恢复到传统方式，但是君士坦丁堡保留了所有发生在女性身上的变化。

俄国革命带来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大量的女性进入兵工厂工作，这些工厂的条件比西方的工厂更恶劣。战争使俄国缺乏各种生活资源，从来没有足够的食品和燃料，大量的男人阵亡。长期的工作条件差和生活条件匮乏，使城市中的女性变得异常激进。有大量的女性参加推翻沙皇的起义。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给予女性相同的薪酬和权利成为国家的法律。不久之后，俄国的公民权利再次变得毫无意义，不仅是女性没有公民权利，男性也没有公民权利，这个结果极具讽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