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帝国的宪法应该与英国的宪法类似。德国首相应该有控制权，而实际上俾斯麦在位时就具有这种控制权（尽管德皇能随时把他解职）。由于德国政府的领导人没有权力保障（这点不同于英国，英国的政府领导人由立法机构选出），在漫长的全面战争产生的压力和不确定性侵扰下，德国的管理权最终滑出德国首相之手。于是，德国的政府系统停止运转了。最后，德国不得不临时任命一个新首相。这个新首相可以是全体德国人都信任的人，但是兴登堡没有兴趣做首相。所以，首相一职就落在鲁登道夫身上，他想当首相，又似乎有能力让兴登堡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没有人选举鲁登道夫做首相，即使德皇威廉也非常不喜欢他。于是，战争使德国陷入一个真正的军事独裁统治之下，德国在此之前其实从来没有陷入过军事独裁统治。
与此同时，俄国的权力机构挣扎着维持东线各部分之间的完整性，取得了一些明显但有限的成果。在俄国对面的德军中，有一个新近伤愈归队的年轻人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获得新的任命，他多年后成为希特勒的死党。他在给父母的信中用讽刺的口吻写道：“昨天，我们看到一场激烈战斗。不过，战斗是在俄国人之间进行。一名俄国军官过来向我们认输。他的德语很完美。他生在巴登，但入了俄国籍。他告诉我们俄国防线那边到处都在战斗。军官们互相对射，士兵们也互相对射。他认为这太荒谬了。他觉得他的俄国同胞都错了。我们邀请他与我们一起吃饭，他表示感谢。他吃了许多，喝了大量的茶，然而离开了。昨天，从俄国方面传来大量的噪声，他们在战壕中互相争斗。他们的步兵也相互攻击。这个情况真让人着迷！”
7月1日，克伦斯基不顾俄军的混乱状态，一味为了讨好英国和法国，竟然发动进攻。虽然这次进攻因无法集结足够的军队而实际上不如沙皇所承诺的那么大，但是在30英里（约48公里）长的战线上布置了20万人和1300门大炮。俄国人能采取主动，这给人们带来乐观情绪。布鲁西洛夫将军是进攻总指挥，他是俄军1916年伟大战役的主要负责人，现在则是俄军总司令。战斗在加利西亚展开，布鲁西洛夫以前在此地曾取得过胜利，驻扎在此地的俄军与驻扎在北部的俄军相比，有较好的秩序，士气也较高。他们获得同盟最好的大炮和飞机，而且敌人的一半是奥地利人。
进攻在开始的时候非常令人振奋，炮火轰击基本上摧毁了敌人的正面阵地。步兵进攻横扫敌人阵地。但是，这只不过是虚幻而已。俄军不知道东线德军也采用了鲁登道夫的新防御体系，甚至奥地利人也在德国人的指导下进行新防御。对手的反击完全超过了俄军能抵御的强度，或者说情愿去抵御的强度。俄军士兵不是简单的后撤，而是就地放弃战斗，拒绝接受任何命令。那些企图恢复秩序的军官被杀死。7月8日，俄军第八集团军基本上不复存在。10天后，布鲁西洛夫被解除职务，他此前一直疑虑是否应该发动进攻，后来是克伦斯基命令他必须发动进攻。到7月9日，德国转守为攻，驱赶面前的乌合之众。德军的指挥官是马克斯·霍夫曼，他是鲁登道夫在坦南堡战役中的战略家，现在是东线的总参谋长。无论德军在何处进攻，俄国士兵都四处逃窜。奥地利加入后，俄国士兵一样四处逃窜。
实际上，此时东线战事已经结束了。俄军伤亡人数是1.7万人，这个数目与前三年相比不值一提，但是，如果考虑到俄军处于大崩溃之中，以伤亡数目讨论输赢已经毫无意义。后来，德军在北面发动进攻，非常轻松地获得胜利，战斗像是在完成一道手续似的。俄国这次真的完了，这也是俄国临时政府的完结。未来属于布尔什维克。
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利用这次东线大捷，彻底解决了柏林领导权的问题。7月6日，天主教中心党党首，一个名叫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Matthias Erzberger）的温和君主制主义者，他进行了一次震动整个德国的讲演。他利用从梵蒂冈获得的信息，用有说服力的证据说明德国的潜艇战失败了。他要求改革，包括给予德国议会更多的管理国家的权力，还包括放弃占领的土地以便获得和平协商的机会。发表这次讲演的时间非常特别，正好是德国权力争夺最激烈的时候，保守派被激怒了。德国议会中的兼并主义者对贝特曼发动猛烈攻击。面对这次新的解除贝特曼职务的要求，德皇继续支持贝特曼。
7月12日，危机达到顶峰，德国受到一次更严重的惊吓。一封从德军总部发出的电报说，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将辞职，并且还有其他总参谋部成员的辞呈随后将到。辞职的原因是他们无法与贝特曼合作。这是很显然的讹诈。在英国和法国，如果将军以如此高的手腕提出辞呈，辞呈会被不加评论立刻接受。德皇威廉表示愤怒，但他无能为力，他也知道自己的处境。他的回应是让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来柏林见他。贝特曼辞职了。
时间有的时候是一个不幸的因素。欧亨尼奥·巴切利（Eugenio Pacelli）阁下带着罗马教皇本笃十五世（Pope Benedict XV）的建议访问首相，本笃十五世希望通过调停结束战争。欧亨尼奥·巴切利阁下后来成为未来的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巴切利向首相解释，第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举动是柏林必须公开宣布对待比利时的态度。梵蒂冈和其他所有人都清楚，除非德国显示出恢复比利时战前状态的意愿，否则根本没有和平可谈。傲慢的德皇曾一直坚持为保证德国的安全必须吞并一部分比利时国土，他此时也开始认识到这个目标不现实。贝特曼的回应鼓舞人心，他告诉巴切利（自然没有与军方商量），德国可以给予比利时自治待遇，如果英国和法国也采取同样的态度。他甚至谈及以双方都满意的方式解决阿尔萨斯和洛林问题。德国议会中的多数派越来越表现出自由倾向，如果他们有机会，肯定会支持贝特曼。但是，贝特曼辞职后，这个机会消失了。罗马教皇的建议无果而终。
寻找新首相的工作很困难（不同的派别提出他们的候选人，这些候选人又一个接着一个地被拒绝），最后首相的人选定为一个身份卑微的官僚格奥尔格·米凯利斯（Georg Michaelis）。这件事反映了德国政治衰落的程度，德皇威廉不仅没有见过米凯利斯，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米凯利斯这个人不仅缺乏经验、判断力，而且也缺乏人格的力量，鲁登道夫本想讨好他，最后也对他感到失望。鲁登道夫是一个复杂、性格矛盾的人，尽管他总是想按自己的意思办事，但是实际上并不想成为独裁者（他嘲笑提议他做首相）。他发现自己需要负责所有的事，但是没有一个能负责的人能帮助他照顾政治和外交方面的事务。他和他的代理（包括倒霉的米凯利斯）从来就没能将德国议会置于控制之下，这点几乎不值得一谈。德国议会大多数成员在7月19日通过一个激怒保守派的决议。“议会努力使人民获得相互理解的和平、长久的和解，”决议声称，“用武力夺取土地与这样的和平相矛盾，利用政治、经济、财政手段进行压迫也与这样的和平相矛盾。”德国政府内部实际上也在打仗。
法国的情况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讲，第三共和国永远在跟自己打仗。大战前就是如此，比如，如果不是因为妻子的原因，具有和平主义倾向的卡约就能成为总理。后来，一届跟着一届政府垮台，有一届政府只掌管法国一天的时间。但是，在这些表面混乱的背后，法国的政治机器能产生一致的政治、军事、外交决策，法国这部机器一直正常运转。霞飞之后，法国政府重新获得控制军事战略的权威。法国政府之所以可以做到这一点，部分原因是法军高层领导人中出现共和派和天主教派的隔阂，天主教派的人从来不被信任，比如福煦，于是，法军没能成为一个足够团结一致的政治力量。
1917年夏天的法国，最需要一个能有效运转国家的总理，他应该像英国的劳合·乔治那样有意志力、有政治手腕。他应该是法国的主人。
法国在黑暗中等待这样的总理已经许久了，这位总理即将出现。
背景：老虎出山
乔治·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是法国政治圈和新闻圈内的杰出人物，他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人，喜欢制造麻烦，具有破坏性，人们恨他、怕他、崇拜他。他在1917年之前的半个世纪里一直如此。自1914年大战爆发以来，法国政府已经换了四届，这四届政府都把他排除在外（这是克里孟梭感到最幸福的地方，他总是让体制内的人感到局促不安），但他代表社会的一股势力。
如今，轮到克里孟梭上场了。法国此时陷入疲惫和困惑之中，非常渴望有新的领袖。许多尝试领导法国的人都失败了，如今只剩下克里孟梭了。人们亲切地称他是“老虎”。老虎自大战以来一直对总统普恩加来进行打击，普恩加来对老虎充满了疑虑，但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他只能不去计较老虎的恶毒，请老虎出面组织起一届新政府。克里孟梭在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拒绝政府的邀请成为政府的一员，此时却立即接受了普恩加来的邀情。此后，一切都发生改变，法国找到了自己的劳合·乔治。
克里孟梭在1917年时已经76岁了，也就是说他在普法战争时是30岁，尽管年事已高，他仍然像火山一样充满了能量。他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进行两个半小时的写作和阅读，接着与健美操教练一起锻炼半小时，然后去自己的办公室。在大战期间，他一直是法国参议院的议员。由于他参与参议院的军事和外交委员会的工作，所以他知道法国管理战争的方式和各种幕后交易，他利用自己的报纸批评现状。大战开始的时候，他报纸的名字叫《自由人》。大战才持续两个月，当时的法国政府便被他犀利的批评所伤害，命令他的报纸停业。一天后，他推出一份替代报纸，名字叫《镣铐禁锢的人》，这份报纸也被禁止发行。报纸再次发行后，他变得较慎重了一些，但是照旧充满批评精神。他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提出尖锐的质疑。他曾说：“讲真话是危险，不讲话也是危险，我在内心痛苦地平衡着这两者。”他的文章鞭挞维维安尼政府、白里安政府、里博政府、潘勒维政府。他的文章也嘲笑将军们。克里孟梭不比劳合·乔治更顺从军事专家们的特殊专长。他只欣赏两个人，福煦和贝当，但不顺从他们。法国兵喜欢他的报纸，他的报纸在军队中每期能卖10万份。
法国政界认为他是一个难以忍受的人，官员们有这样的看法并不奇怪。总统普恩加来在大战开始时曾说：“只要战争还有胜利的希望，他就会在所有的事情上乱搅和。有一天，我会说：‘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失败了，你一个人去挽救所有的事情吧。’”普恩加来的这句话，很有可能是大战中最具预言性的话。事实上，尽管克里孟梭与许多人结怨成为敌人，也不管这些人有多么恨他，但谁也无法质疑他的爱国之心，无法否认他的能力，无法抹杀他对德国的恨，无法不敬佩他打算不惜任何代价赢得战争的决心。
克里孟梭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凡的人，他的经历使他更加非凡。他的父亲是乡下的医生，因批评法兰西第二帝国而被投入监狱，克里孟梭以父亲为榜样塑造自己：一个激进的共和党人、反对君主制者、反教权主义者，一个怀疑、蔑视整个法国政治制度的人。他修完医学课程后，去了美国，到达美国时遭遇美国内战，在美国待了四年。他靠教书生活，并在一家法语报社当记者，与一个19岁的美国姑娘玛丽·普卢默结婚，新娘是他在康涅狄格州斯坦福的学生（克里孟梭一生只结过一次婚，有三个孩子，但结婚7年后两人因感情不和分手了）。
克里孟梭回到法国，留在巴黎。1870年，拿破仑三世在普法战争中被俘，他此时已经是左翼政治派别中的杰出人物，被任命为蒙马特尔市长。此后，他成为议院议员，创建一个激进刊物，并为该刊物写作，提倡把教会从国家行政管理中分离出去，为矿工、工业工人争取权利。在他的许多追求之中，其中有一个使他与社会主义分子让·饶勒斯之间出现严重分歧，难成盟友，他的这个追求就是要做好战争准备。他把丢失阿尔萨斯和洛林看作一次不能容忍的羞辱，法德之间重新开战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期待之中的事，是一种恢复世界正常秩序的事。他写道：“一个人只有故意假装瞎子才看不出德国的权力欲，欧洲每天都在德国的欲望中战栗，德国已经把铲除法国作为既定的国策。”
克里孟梭因为反对政府而获得荣誉，他曾领导议会中的一个反对派别长达几年之久。在他的眼里，法国的中产阶级虽然最受尊敬，但实际上是进步和正义的敌人。在德雷福斯案件中，法军的领导层明知那名犹太上尉是清白的，仍然判他终身监禁，克里孟梭带领反对派联盟突破保守派的权力垄断，将政府和军队的控制权置于共和党人的控制之下。他多次拒绝政府的部长任命。1906年，由于众多的派别相互敌对，导致政府一个接着一个地垮台，克里孟梭一改常态同意亲自担任内务部长。在他担任内务部长职务期间，法国矿工举行罢工，他派军队和警察镇压，他的这个举动令人吃惊，不过保守派却对此举感到喜悦。尽管他继续提倡8小时工作制、成立工会的权力、工伤保险、老年保险、累进所得税，但是社会主义分子认为他难以成为同路人。然而，他出乎人们意料的强硬作风赢得大量中间派的支持。同年，他成为总理。他的政府在台上维持了三年的时间，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大的成就。他在任期内强化了与俄国的同盟关系（他视这种关系是法国生存的必需，但他蔑视沙皇的政体），同时秘密地为法国与英国同盟奠定基础。
大战已经进行了几年，战争的代价不断爬升，胜利变得越来越渺茫，立法机构分裂成两个阵营。一个阵营坚信可以通过谈判获得和平，领导人是约瑟夫·卡约，如果他的妻子没有选择买枪开枪杀人，他本来有可能在1914年成为总理。另一个阵营坚信不打败德国就不会有和平，这个阵营里的人都跟着老虎之后排列站队。
法国议会两极分化极为严重，根本无法形成任何可能的联合，没有联合，法国就难以像过去一样应付面临的困难。战争部长潘勒维在1917年9月成为总理，接替只在台上维持了6个月的里博政府。但是，只维持了几个星期，潘勒维的政府也变得摇摇欲坠。社会主义分子对突然的食物短缺感到愤慨，保守派哀泣法军的状态和战争的局势，布尔什维克在11月夺取彼得堡政权震惊了所有人。潘勒维既没有经验也没有技巧来对付这种局面，只能放弃总理一职。普恩加来作为总统，必须找到一个能重新组织起政府的人。他只有两个选择：卡约或克里孟梭。如果选择卡约，就意味着与德国人搞妥协。相反，克里孟梭代表把全面战争进行到底。普恩加来已经有了再明显不过的选择。
克里孟梭做新总理有许多优势。他了解美国，说英语，是法英同盟的守护神。他的最有力的支持者保守派认为他还能带来另一个好上加好的优势，克里孟梭在第一届总理任期中用行动证明他不是社会主义者，所以，他掌权不必顾虑布尔什维克会侵蚀法国，他将尽全力维持秩序。他变成了统治集团的老虎，从上任的那天起，他就像老虎一样行动，甚至比他过去行为更像老虎。他全面主持政府工作，他的内阁成员都是一些虽有能力但无名气的人，于是这些人便没有足够的政治权利基础挑战他的权威。他自己亲自担任战争部长。他以直白的方式告诉将军们，军事上只有他才有最后发言权。他查禁那些反对政府政策的出版物，这是对他自己历史的一种讽刺。他把持不同政见者送进监狱。多年后，克里孟梭自己透露，他曾控告卡约不忠诚，而且把他也投入牢笼里。他拥抱社会精英——银行家、制造商、资本家——那些他一生都在辱骂的人。他压制有关任何限制或没收战争暴利的言论，就如同他压制为和平而妥协的言论一样。有钱的阶层能帮助他赢得战争，所以他们就是克里孟梭的朋友。任何怀疑他的人都是敌人。
克里孟梭政府做决定相当简单。无论什么事，如果有助取得胜利，那就需要去做。无论什么事，如果使取得胜利变得更困难，那就随时住手不干。与战争无关的事，肯定是一件不重要的事。
“国内政策？”当有人质疑他的计划时，克里孟梭声称道，“我在打仗！外交政策？我在打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