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西洛夫对俄国的另一巨大贡献是恢复了沙皇军队的士气。“今天，这座城市处于真正的战争大旋涡之中，”一名英国记者在报道布鲁西洛夫的部队进入卢斯克城时写道，“从仅几英里远的地方不断传来重型炮火的咆哮，从白天到晚上一直不停息。街上整天都是运输大炮、弹药箱的嘈杂声，运输车队一边开赴战场，另一边运回空弹药箱，伤员混杂其中，他们乘坐在各式各样的车辆上，从前线飞奔送信的人以惊人的速度开着摩托车在车流里乱穿。天气干燥、炎热，几英里外士兵和车辆掀起的尘烟肉眼可见。这个景象与当年俄军从华沙撤退时类似，但是今天在卢斯克城是俄罗斯人在进攻；不同的是他们对胜利的高度期待和高昂的士气。”

布鲁西洛夫所做的最大贡献，很有可能是突然把法金汉推入严重的兵力短缺之中。德军此时正处于攻击凡尔登的关键时刻。法金汉在知道协约国正准备发动索姆河战役的消息后，他计划发动一次防御性攻击。由于布鲁西洛夫的胜利，法金汉不得不放弃他的计划。法金汉是蔑视康拉德的，他也不愿花费自己珍贵的资源从康拉德自己点燃的火中取栗子给康拉德。但是，法金汉现在别无选择，他最终从西线抽调18个师的兵力增援东线。

布鲁西洛夫也处于非常困难的境遇。他胜利的代价极高：他损失了30万人；巨大的弹药消耗；各种军需品已经耗尽。布鲁西洛夫几乎得不到补充，他在这个问题上不如他的敌人，甚至不如奥匈军队。此时的俄国战争部，掌控于一个不愿打仗、已经接近领养老金退休年纪的老将军手中，他的唯一资质就是他对罗曼诺夫家族无可争议的效忠。俄国战争部几乎起不到管理战争的作用，其作用只是向奸商们提供暴利。从现实的角度看，俄国的崩溃和后来的革命有两个直接原因：其一，彼得格勒没有能向布鲁西洛夫提供补充；其二，埃弗特不向布鲁西洛夫提供帮助。鲁登道夫帮助俄国减轻了灾难，他拒绝从德国北方基地向法金汉的凡尔登提供援兵，也拒绝向康拉德的加利西亚提供援兵。他有一个争辩理由，他的兵力不如对阵的俄军，他正提防着俄国可能的进攻。

凡尔登、索姆河、加利西亚、意大利这四处战场是相互关联的，因而战局出现互锁的现象，整个世界战局都变得紧张起来。针对卡多尔纳将军处理特伦蒂诺战役的方式，意大利国内出现争议，意大利政府因此而垮台。自大战开始以来，法国议会第一次秘密开会，反对派提出对霞飞战争策略的质疑。

整个6月给人一种可怕的印象，而且有时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一艘开往俄国的巡洋舰在苏格兰海岸撞上地雷，基钦纳爵士在事故中丧命，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英国。永远让人吃惊的康拉德又向法金汉提出新建议，虽然他手中已经没有什么完整的军队了，但他希望发动一个大得难以令人置信的战役，从而可以包围、歼灭布鲁西洛夫的集团军。德国人不仅不理睬他，甚至嘲笑他；他的奥地利同事也开始有意识地轻视他。英国人就好像觉得战场还不够多似的，又在奥斯曼帝国南端沙漠中策划了一起阿拉伯人的叛变。萨洛尼卡的法国将军萨瑞尔准备带着他的军队向北进入巴尔干地区。

沃克斯堡垒是德军攻占凡尔登道路上的最后一个障碍，由于它的存在，默兹河东岸通向凡尔登的道路被鲜血染红，在经历数日的残酷战斗后，守卫堡垒的法军终于投降了。防守堡垒的法军士兵异常英勇，法军指挥官之所以决定投降，是因为他不忍心看到士兵被渴死，德国皇储把自己的剑赠予在战斗中失去了剑的法国指挥官，借以表达皇储本人的敬意。被俘的法军少校雷纳尔也回赠对年轻的霍亨索伦皇子威廉的好感，说威廉“不像我们的漫画家画的那样是一只猴子”。沃克斯堡垒陷落后，德军通往凡尔登的前方就剩下一个较小的苏维堡垒（Fort Souville）。自从4月份，斯多夫瓦茨拉夫就渴望进行最后的冲锋，德军此时离最后的冲锋又近了一步。

法金汉剩下的最后一支后备部队出动了：3万兵力被调到离目标3英里（约6.5公里）的地方，如果能拿下这个目标，德军离凡尔登法军大本营就只不过2英里半（约4公里）了。斯多夫瓦茨拉夫有信心取得胜利，他邀请德皇来到前线督战。6月22日是预留给弹幕轰击的日子，这次弹幕轰击像往常一样野蛮，而且还增加了一种新毒气——光气，这种毒气能杀死所有活着的动物，甚至植物和昆虫也不能幸免。“我们的头嗡嗡作响，我们受够了，”一名法军中尉有机会写下德军攻击开始时的情况，“我和我的传令兵安琪挤进一个洞穴，用包裹的碎片掩护洞口。我们感到麻木、晕眩，谁都不敢说话，心脏在猛跳，等待能摧毁一切的炮弹。周围不断出现伤员。这些可怜的人不知道何处可去，他们来找我们，希望我们能帮助他们。我们能做什么呢？浓烟像云一样翻滚，人无法呼吸。到处是死人。在我们脚边，血流成河，伤员呻吟着；有两个受伤较重的奄奄一息。其中一个伤员是机关枪手，失去了双目，一只眼睛挂在眼窝外，另一只被撕掉了，一条腿也没有了。另一个伤员被炸伤了，一只胳膊没有了，肚子上有一个可怕的大伤口。他们呻吟着，忍受着伤口的剧痛，其中的一个乞求我：‘中尉，别让我死。中尉，我难受，帮帮我。’另一个也许受伤更重一些，快要死了，哀求我杀了他，他说：‘中尉，如果你不想下手，把手枪给我。’我们忍受着眼前的恐怖和可怕，与此同时，大炮继续折磨着我们，炮弹掀起的泥土飞溅到我们身上。伤员的呻吟和哀求持续了几小时，一直到晚上6点。他们在我们面前死了，没有人能帮助他们。”

6月23日，早晨5点钟，德军步兵发动进攻，突破了法军的中心防线。贝当获得这个消息后，觉得数百门大炮有可能落入德军之手，他决定放弃默兹河东岸。法军开始在凡尔登的街头挖战壕、设路障。

但是，德军的代价也是惨重的，由于攻击面较窄，两侧都受到法军炮火的大力杀伤，天上有空中扫射。德军前锋部队离凡尔登前面最后一道山梁的顶点只有1200码（约1100米），但是他们再也无法前进一步。像这样恐怖的战斗持续了两天后，德军不得不放弃。失败的原因就是缺少兵力。几天前，像雪片一样的电报涌向法金汉，详细报告东南战场的紧迫局面，法金汉别无选择，从凡尔登抽调军队乘火车去加利西亚。也许，只要法金汉多留一个师的兵力投入攻击苏维堡垒的战斗，结局将大不相同。布鲁西洛夫的战绩之一，就是拿走了法金汉手中的最后一个师。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法军几乎没有能力坚守阵地。在最危急的时刻，霞飞把为索姆河战役留存的4个师派往凡尔登，这个决定反映了他对局势的判断。各个战场都充满了恐慌，部队调动就像疯狂一般。康拉德曾命令将意大利战场的8个师的兵力调往加利西亚。法国总理阿里斯蒂德·白里安亲自跑到黑格的总部，乞求他立刻发动索姆河战役。不知道他使用什么样的有说服力的乞求，黑格下午就开始炮轰德军阵地。当贝当电话告诉霞飞他正从默兹河东岸撤出大炮时，霞飞告诉贝当索姆河战役立刻开始，命令他不许后退。贝当服从了命令，但是霞飞不知道以多么神奇的速度拿走了压在贝当身上的压力。

即使法国人失去凡尔登，法国人付出的代价也并不高；即使德国人夺取了凡尔登，德国人也没有赢得多少。凡尔登是一条死路。法金汉继续转移部队和大炮去东线。

对法国人来说，凡尔登战役这场噩梦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但是，另一场截然不同的噩梦刚开始，那就是索姆河战役。

背景：德国的犹太人

德国犹太人有漫长的历史，但当大战进行到一半时发生了巨变。德国犹太人在1916年之前的历史，基本上是一部不懈追求的历史：他们希望被德国人接受；希望能融入德国社会；希望官方和民间能承认犹太人是像基督徒一样的好公民，从而获得公平的待遇。1916年之后，许多犹太人放弃了这样的希望。

在大战中，有10万德国犹太人参军。但是，大战给德国犹太人带来的变化，远不及德国政府改变对待犹太军人态度带来的变化大。具体说，德国战争部在10月份进行人口普查，统计每个军队单位有多少犹太人，有多少犹太人被征召，有多少犹太人退伍，有多少犹太人不合格。

这次人口普查，使犹太人社会感到震惊。所有的犹太人都在问：为什么？大战开始时，许多犹太自愿者在积极报名参军，有钱的犹太人买下了数百万马克的国债，犹太工业家和科学家为提高德国的战争实力做出巨大贡献。为什么挑选犹太人进行调查？许多犹太人的回答是：犹太人对德国的忠诚毫无价值，希望德国人给予信任是愚蠢的。

我们可以说，德国在大战开始的时候充满了反犹太主义文化。但是，这种说法解释不了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区别。那时整个西方世界充满了反犹太主义，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都抱有一个公开的偏见：犹太人与众不同，犹太人给社会带来问题。德国并不是反犹太主义最盛行的国家。俄国最盛行反犹太主义，俄国禁止犹太人成为国民，把犹太人视为安全威胁，在大战开始后给予犹太人不公道的待遇。法国对待犹太人比俄国稍好一些。相比之下，英国是宽容犹太人的模范。但是，总体上看，各国都歧视犹太人，只是歧视程度有所不同。在大战期间，几乎所有国家都发生了针对犹太人的暴行。

德国政府的虚伪导致德国犹太人的情况特别复杂。早在1812年，拿破仑战争的高潮期，普鲁士国王就颁布解放法令，给予犹太人公民待遇。这个法令在比较小的范围里获得实施。犹太人不允许担任军官，不允许担任政府官员，不允许担任法官。德国人有一个理由，基督国家的基督公民不应该接受犹太人的命令。

1869年，处于统一战争期间的德国颁布一项法律，规定政府任命与宗教无关。表明上看，这个法律意味着，犹太人能从事任何职业，合格的犹太人能参军。实际上，这个法律毫无效力。无论犹太人申请什么职位，总有理由选择别人。德意志帝国成立后，犹太人的状况更差，排斥犹太人成为非官方的政策。

普鲁士的犹太问题最具典型意义，因为容克贵族认为国家是他们的。如果一个人不是容克，他肯定是一个局外人。在19世纪最后10年中，柏林发生许多迫害运动，占德国人口三分之一的天主教徒受到迫害，追求民主的社会民主党人受到迫害，波兰人受到迫害。毫无疑问，普鲁士也迫害犹太人。所有这些社会人群被有计划地排除在外。一个上进的年轻人，就因为他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亲戚，他几乎就不可能有任何获得提升的机会。

犹太人在他们能从事的领域里都非常成功：手工艺、工业、银行、科学、新闻、艺术。每一代犹太人都比前一代更繁荣。在普鲁士，每万人中有500个犹太学生进入大学；与犹太人相比，这个数字在新教徒中是58人，在天主教中是33人。有一些犹太人成为富人，还有人变得非常杰出。但是，他们的成功招来麻烦。当经济出现下滑或在国际上遇到不顺利的事情，犹太人便变成社会的替罪羊。

从1885年至1914年间，没有一个犹太人获得普鲁士军队任命（情况在天主教的巴伐利亚有所不同，他们有一支不同的军队）。问题就是出在容克贵族的心态上。在大战前的军备竞赛中，德国大幅扩张军队建制，让每个军官职位都由有地产的贵族来担任是不可能的，德国没有那么多有地产的贵族。必须允许其他人来担任。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才开始勉强允许中产阶级的后代担任军官职位，但是有附加条件，这些人的家庭背景必须受人尊敬，都是无懈可击的路德教徒。但是，犹太人此时仍然不被接受。在犹太人申请军队职位的时候，虽然他们都受过较好的教育，其他指标都明显优于其他人，法律也说宗教因素不在考虑之内，但是，他们仍然年年被拒绝。

这种排除犹太人在位的方式成为德国犹太人的特殊问题，特别是那些已经赢得社会普遍承认的人。后来，犹太人放弃参加正规部队，转而申请参加后备役部队。普鲁士的后备役军人有非常好的声望。他们有机会进入社会中最好的阶层，能成为高级公务员。更重要的是，成为后备役军人，就意味着被社会接受了。

犹太人的领袖们，曾经抱怨过，申诉过，利用各种影响力希望改变现状。议会中自由派人士支持犹太人，议会也曾讨论过犹太人的问题。但是，历届战争大臣拒绝承认问题。当有公然歧视犹太人的案例出现时，战争大臣则命令调查（简单询问地方军官是否违反法律），调查结果永远是犹太候选人不合格。

德皇威廉在大战前曾称犹太人是“我国的祸根”。1914年8月，他改变了说法。他宣布德国进入一个新历史阶段，所有德国人必须联合起来保卫国家不受敌人侵犯。此时，德国有60万犹太人，占德国人口的百分之一，这些犹太人毫无例外地参加战争。甚至连犹太人复国运动者也认为战争能解放波兰的犹太人，并教训一下俄国人。犹太领袖们说，这是一个等待已久的时刻。有理由对未来抱有信心。犹太人终于能担任军官了，尽管官职从来不超过上尉。

德国的保守分子从一开始就对这个新历史阶段不满。为了实现只有德意志人的德国统一，他们总是想把那些非德意志人排除在外。他们警告说，大战引发的变化将使德国变成一个非德意志国家。在大战初期，德国不许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出书，不许他们公开表述，这是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压制反犹太主义。犹太人受到鼓舞。但是，这个新历史阶段的寿命很短。随着战争越拖越长，生存变得越发困难，胜利的希望也逐渐凋谢，德国人开始寻找替罪羊。他们说，资本主义是德国困境的罪魁祸首，而所有的资本家都是犹太人。他们还说，社会主义是罪魁祸首，而犹太人都是社会主义分子。他们说，犹太奸商吸干了德国的血液，犹太自由分子用民主思想污染德国青年，那些自私自利的犹太人正在把德国变成波兰犹太人的避难所。

犹太人的幻想破灭了，不仅后方的犹太人感觉如此，前方的犹太人也有类似感觉。这些在前方打仗的犹太人，带着为德国牺牲的愿望参加大战，盼望能融化长期阻止他们融入德国的障碍。他们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犹太人士兵和非犹太士兵之间有一条不能逾越的文化鸿沟。他们还发现，犹太兵永远无法成为德国兵。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战争大臣阿道夫·维尔德·冯·霍恩博恩（Adolf Wild von Hohenborn）下令开始针对犹太人的人口普查。这个人口普查是秘密进行的，但所有犹太人都知道了这件事，犹太人掀起反抗的浪潮。德国军队出现大量误读的现象，比如，接受人口普查询问的军官立刻把犹太人送到前线。霍恩博恩的原始动机，并不是恶意的，最后却演化为恶意的，这实在是具有一种特殊的讽刺意义。当时，德国社会上有越来越多的抱怨，认为犹太人故意逃避，利用众所周知的诡计避免完成分内之事。这个反犹太人大合唱，愈演愈烈，有许多官员都加入进去，德皇本人也加入进去了。霍恩博恩原意是想用人口普查的客观数据回应这种调门不断升高的反犹太人大合唱，告诉人们事实是什么。人口普查的事实证明反犹太人是错误的：犹太人比他们应该做的还要多。当调查发现公布于世的时候，霍恩博恩已经不是战争大臣了。他的继任者为了平息人们的狂热情绪，以相对晦涩的语言说：“比较犹太士兵在战争中的行为是否符合公民标准，不是我的前任调查的动机，这两者不能联系起来看待。”

但是，德国政府高层没有人出来表示歉意，没有人出来感谢正在战斗和死去的犹太士兵。伤害已经形成。犹太士兵继续完成他们的职责，有1.2万犹太士兵战死。犹太人在1914年燃起的梦想已经死去了。犹太人害怕那就是德国战后的样子。

德国公民犹太信仰中央协会办的报纸说：“大战一旦过去，等待犹太人的将是另一场战争。当大战的武器放下后，犹太人的战争风暴并未结束。”此前，这份报纸一直鼓吹犹太人应该彻底融入德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