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约夫人是法国前任总理约瑟夫·卡约（Joseph Caillaux）的妻子，实际上是第二任妻子，而卡约则是她的第二任丈夫，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约瑟夫·卡约在1914年初正在努力再次竞选法国总理。他与社会主义分子让·饶勒斯（Jean Jaurès）建立了一种若隐若现的关系。让·饶勒斯才华横溢，有一股超凡的魅力，他俩联手有希望取代法国当政者，这些当政者一年前颁布了一项旨在改善法国应战能力的措施，但这项措施在法国引发轩然大波。法国总统普恩加来和一些军队的领导人要求，每一个应征入伍的军人必须服役3年，而不是从前的2年（法国那时要求80%的适龄男子入伍，而这个数字在德国是56%）。1911年，法国和德国在摩洛哥控制权的问题上发生激烈争执，最终双方摊牌，这次摊牌引发了法国人高昂的爱国热情，修改服役期限的措施就是对国民情绪的反应，普恩加来两年后也以压倒性的优势在选举中获胜成为法国总统（面对摊牌，德国后来退让了，其原因主要是英国站在法国一边，然而，这个事件反映出法国在国际事务中从此不再懦弱）。这项措施的支持者认为，除非法国维护其军事大国的地位，否则俄国将不愿与法国结盟，于是法国只能单独与德国对抗。饶勒斯则坚持不懈地呼吁：欧洲的军备竞赛是一种疯狂；一场全面战争将毁灭包括获胜者在内的所有人；欧洲唯一的共和国法国与极其古老、过时的沙皇俄国结盟极其荒谬；法国和德国之间不是没有可能达成一种相互理解。虽然卡约本人并没有公开申明要废止兵役延长措施，但一些保守分子认为他一旦有机会肯定那样做。所以，这些保守分子尽全力把卡约变成法国作家兼政治家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es）曾说的“法国最恨的人”。

一场法国全国性的选举将在初夏举行。这次选举将选出新一届的众议院，而众议院决定下一届总理（法国总理与英国首相对等，但几乎每年都换人，主要原因是法国政治派别纵横捭阖，导致政府更迭。法国总统则不同，有6年的固定在位期，与英国的君主地位相当）。因而，这次选举变成3年服役期的问题的全民公决，其结果将影响法国在欧洲强权政治平衡中的地位。

约瑟夫·卡约是总统普恩加来阵营的主要对手，说他是个极有吸引力的人，他不够格，但他确实很有趣。他接受过会计培训，曾是财务审计员。他做审计时小心翼翼的程度只有献身于会计事业的人才能达到。父亲把他引入政界后，他依靠自己的刻苦工作和丰富的预算、税收、财政知识（法国众议院里没有这样的人才），竟爬入法国内阁之中。最初，他任财政部长，由于他有过人的财政管理技能，他连续担任该职位多年。逐渐地，他的傲慢发展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他家财万贯，处事公正，做事无懈可击，这些特点帮助他躲过别人无数次咆哮般的指责。他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维持着上流中产阶级特有的僵硬和滑稽。到1914年的时候，卡约已经变成法国政治派别中的极“左”分子，这在当时的法国政治家中是非常罕见的。更加荒谬的是，这个上流中产阶级中的极“左”分子，竟还能成为法国政府最高领导者的竞争者。究其原因，主要是他在财政方面的专长，再加上他长时间不断的努力。他曾对法国的税收系统进行了一番研究，他发现法国距离一个现代国家有明显不足，这使他很生气。他建议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这个想法让保守派极度厌恶他，法国的保守派显然不愿失去各种免税的特权。但是，卡约因此而赢得许多被称为激进派的新朋友（他们实际并不十分激进，而是中偏左），这使得他有条件成为总理。

卡约在任期中遭遇1911年的摩洛哥危机。他非常坚决、有效地与德国人谈判。他以最低的价格为法国要到了摩洛哥做殖民地，同时保证德国不付诸武力。当然，他的政敌指责他向德国压力屈服。在他的任期内，约瑟夫·霞飞将军成为法军的总参谋长，这意味着法国在大战爆发前一年有了一位强调提升军事训练、改善武器装备、按能力和表现提拔军人的指挥官。即使他怀疑延长服役期，但是他从来没有挑战法国应该在军事上强大的理念。他的问题实际上是如何使法国更强大。让成千上万的军人在军营里多待一年，导致法国要在军营和其他辅助设施上花费更多的钱，而且也不能为法国增加可动员的士兵数量。卡约要求将钱投资在大炮上（法国确实缺少大炮），还要将钱投入发明飞机。

约瑟夫·卡约还有一个非常荒唐的地方。他是个胆大包天的色鬼，而他的这个特点却被掩盖在他无与伦比的时髦外表之下，隐藏于冰冷、古怪的公众角色之中。他人到中年才结婚。他娶了一个年龄比他大的离婚女人，他俩做情人已经多年。不久，他又与另一个已婚女人有了恋情，这个女人就是汉瑞雅荻·克拉勒蒂。他俩的关系并不轻率。克服了一些困难之后，他俩分别离婚后又结婚。

法国1914年的选举中涌动着各种各样的话题：对卡约税收建议的仇恨；保守派坚信国家的前途维系于延长服役时间；与俄国结盟产生诸多问题；卡约竟接受饶勒斯和社会主义分子的支持。作家莫里斯·巴雷斯写道：“卡约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因为他能使饶勒斯的和平主义梦想从天空降落到大地上，他也能使工人阶级国际主义和全民兄弟会的理论变成现实。”

选举相当有生气。卡约的胜利渐渐隐现，他的对手们开始放弃法国政治中最后一点点克制的传统。保守派的报纸无情地攻击他。卡约轻蔑地不予理睬，这很符合他的个性；他对任何新的指责都沉着自若地表明无辜，然后不再加以答复。他正驶向胜利，一旦获胜，他将重新评估国家政策，普恩加来也将辞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他的私生活被搬上政治舞台，一切由此而改变。

卡约的第一任妻子是一个因被抛弃而有复仇心的女人，她向保守派报纸费加罗报的编辑加斯顿·卡尔梅特（Gaston Calmette）提供了卡约在1901年给她的信件，她那时是另一个男人的妻子，卡约和她维持着情人关系。卡尔梅特一直在恶毒地攻击卡约，现在有卡约的情书，便立刻向他的读者承诺公开其中的一封作为“幕间幽默短剧”。这封信其实不包含任何性方面的丑闻；卡约在这封信中夸口自己要在表面上假装为个人所得税抗争，而在暗中用尽办法不让它被议会通过。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卡约是否在搞两面派（当然，他也许就是为了打动情妇），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事实上，卡约在信中签名时写下“你的小约瑟夫”。这种签字，写给一个已婚女人很不合适，但是即使以当时的标准看也不能算是令人不可容忍的结尾。

然而，卡约的第二任妻子很不高兴。尽管她自己也经历过风流韵事、离婚、再婚，汉瑞雅荻还是非常担心自己的名声和社会地位。她痛恨政治，痛恨政治家滥用权力曝光自己的丈夫。后来，她在公开场合发现人们嘲笑她，原因是她的丈夫就是那个要征收个人所得税、背叛自己阶级的那个人。她告诉丈夫周围发生的事，抱怨自己吃不好、睡不好，可是丈夫卡约却不以为意。

公开卡约的私人信件之所以吓坏了汉瑞雅荻，是因为她害怕她与卡约的爱情信件也有可能被报纸曝光，那时她还是别人的妻子。有传闻说，她的一些信件也被交给了费加罗报。

3月16日下午，汉瑞雅荻穿上优雅的服装，让自己的司机拉她到巴黎的枪械商店，买下一把小勃朗宁手枪。卖枪人带她到地下室，教会了她如何开枪。出了枪械商店，她把枪藏在身上，然后直奔费加罗报社。她的到来引发一阵惊恐，她要求见编辑卡尔梅特。不巧，卡尔梅特外出，她需要等上几小时他才能回来。后来，卡尔梅特终于出现在报社办公楼的后门，有人告诉他有拜访者，并劝阻他不要见客。卡尔梅特以骑士的风度回答说：“绝不拒绝女士。”汉瑞雅荻走进他的办公室，便问他是否知道她为什么要来见他。他说不知道。他给了她一把椅子坐。这时，她掏出手枪，扣动扳机，一连射出6发子弹。卡尔梅特身中4发而死。后来，汉瑞雅荻在法庭做证时说，她当时只想吓唬一下他，她在开枪前就闭上了眼睛，并且是朝着地板开枪。实际上，卡尔梅特看到枪时就瘫倒在地，他将自己置于她的手枪子弹射击线上。卡尔梅特是不幸的，但他的不幸使汉瑞雅荻变得更不幸。费加罗报的工作人员跑进办公室，汉瑞雅荻立刻缴械投降，但她傲慢地维护自己的尊严。“别碰我！”她严厉地说，“我是夫人。”后来，警察要带她去监狱，她拒绝进警车。她说她有一辆合乎她身份的车，她要坐那辆车。警察同意了。

这个故事里有谋杀，有性欲，甚至有挑逗人的大胆猜想，汉瑞雅荻的谋杀动机是什么，还有什么其他性丑闻没有被揭露？难怪它成为法国几年以来最吸引人的故事。在1914年的春夏，巴黎的报纸被这个故事垄断。最终，这个故事迫使卡约退出政坛：他宣布从内阁辞职，并且永不再参与政治。

虽然有这个丑闻的帮助，但总统普恩加来和保守派仍然遭遇大选的灾难。卡约的激进派和社会主义分子获得大胜利。按照法国政界的规矩，卡约本应出任法国总理，但由于卡约如今出了事，法国总理一职只好另选他人。卡约退出竞选，就没有人能威胁普恩加来的统治。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里，普恩加来采取了不可思议的手段，他利用宪法赋予的权利阻止有可能反对延长服役期的候选人接替卡约留下的空缺，从而致使法国在这两周内处于无政府状态。最后，普恩加来勉强同意任命雷内·维维安尼为总理。维维安尼曾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分子，一个正在上升之中的政治新星，他曾反对延长服役期，但后来承诺不再反对。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他表现出感情脆弱的一面（后来他疯了，无法继续工作）。在如何处理七月危机这个问题上，他甘愿服从总统普恩加来的指导。

汉瑞雅荻的法庭审讯从7月初开始，这是一次最典型的媒体杂耍，发疯似的媒体和公众竟将遥远的巴尔干发生的危机看作沉闷的、没有意义的事件，不断地利用汉瑞雅荻的故事制造出更新的感情骚动（一名法官要求与另一名法官决斗）。此后，普恩加来带着维维安尼对俄国进行国事访问，普恩加来在漫长的海洋旅行中对新总理加以指导，帮助维维安尼理解军事准备和同俄国结盟的重要性。

即使没有汉瑞雅荻的案子，也没有远航俄国的出访，法国人在七月危机中的被动态度也肯定对普恩加来有利。这位法国总统是法国政治数十年以来真正的高手。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律师，而且是法国最年轻的律师。他在26岁的时候成为法国众议院里最年轻的议员，40岁时成为总理。1913年，他52岁，被选举为总统，是法国历史上截至当时最年轻的总统。1914年，霞飞将军说了一席让普恩加来日后难以忘怀的话：“法国现在已经强大得能打败德国了，但条件有几个，塞尔维亚要能拖住奥匈帝国的大部分军队，俄国要与德国对垒，英国要站在法国一边。为了获得英国的支持，法国必须在外交危机中保持与英国一致。法国改变危机进程的唯一方法，就是阻碍俄国进行快速的战争动员。”如果卡约还是总理，他一定会这样做。沙皇在战争动员问题上犹豫不决，这让卡约有成功的希望。

严重的国际危机最终在7月29日星期三突然闯入巴黎。一个具有侠义精神的陪审团判定卡约夫人无罪，法国的报纸从精神恍惚中苏醒过来，发现欧洲已经临近战争的边缘。在7月29日那一天，沙皇尼古拉，先是发布命令启动全面战争动员，后又暂时取消动员令。应该感谢诡计多端的法国驻彼得堡大使帕雷奥洛格，他让巴黎几乎不知道彼得堡的情况，也让俄国认为法国没有理由不支持战争动员。星期五前，俄国的全面战争动员已经进行，而巴黎的报纸却只字不提。此时的巴黎报纸则刊登着德国正在进行秘密战争动员的不实报道。霞飞将军要求法国进行战争动员。

卡约出局了，战争正在迫近。此时，在法国具有影响力的人中只有一个人，他坚信战争能被制止，并且如果给他权力，他将全力去制止战争。这个人就是让·饶勒斯，一个有巨大天赋的人，他本有机会在11小时内使形势发生逆转，这个速度以今天的标准看都是极其迅速的。

让·饶勒斯是一位杰出的领袖，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或者简单地说他就是一个伟大的人，他的形象在1914年夏季显得格外突出。他与卡约一样，非常招惹人恨，不过他被人恨有最高尚的理由：他把一生投入到争取民主与和平的事业中，不仅是在法国，也包括整个欧洲。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这对一个深信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是困难的事，因为法国社会当时根本不给予社会主义者任何政治上的尊敬。任何认识他并有交往史的人，都会把他描绘成一个非常快乐的人，一个有才气但又不自私的人；他很不在乎自己的外表，蓄着胡须，脾气暴躁；他不十分在乎自己的成功或失败，但热情地追求自己要构建一个更好、更理智的愿景。

他出生在乡下，家庭地位卑微，后来受人帮助来到巴黎求学，在最好的学校中成绩优秀。他曾从事学术工作，后来才投身政治，在此期间获得博士学位。他认为工业社会不公平，所以参加了社会党，很快变成党的主要领导。他是一个实际的人，信奉马克思主义，但并不教条。他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军国主义，他视这些主义浪费本可以用来实现更好目标的珍贵资源。但是，他不反对民族主义，在他的设想中，欧洲应该是由一些自治的民主国家组成，大家共同谋求富裕，即使是穷人和弱者也能分享社会的富裕。他认为，没有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毫无意义。他要求限制资本家、银行家、地主、教堂的权利，保护家庭小企业、家庭农场。他反对教会或教士参与政治事务，不过他也反对他的同志要求禁止大学讲授天主教的建议。总之，他反对大国之间的秘密同盟，即使是法国也不能例外。他预见全面战争是一场灾难，他写得极其清楚，凡是读过他文字的人或听过他说话的人都感到震惊。人们认为他是当时最伟大的演说家。由于他一贯的诚实表现和平等态度，法国各“左派”派系都拥护他的领导，在法国国内政治舞台上使社会党成为一个重要力量。7月末的法国分为两大阵营：一大阵营认为饶勒斯是一个危险人物，另一大阵营愿意服从他的领导。面对歇斯底里的人群，他总是呼吁人们克制，要求人们深思熟虑。他希望人们能泰然地找到远离战争的途径。“危险是巨大的，只要我们保持清晰的思路和强大的愿望，危险是可以被克服的，”他在7月31日星期五自己最后一次专栏文章中写道，“我们不仅要有英雄主义的行动，还要有英雄主义的耐性。”

与此同时，法国保守派却语调平静。“我们不愿煽动任何政治谋杀，”《法国行动报》在7月23日写下这句后来成为饶勒斯敌人的典型腔调的话，“让饶勒斯先生心绪不宁得发抖。饶勒斯先生很可能将遭受卡约夫人的命运，这是因为他的话有可能刺激起某些狂热者想试着改变难以改变的秩序中的某些可改变的东西。”另一份报纸对读者说：“在战争前夜，当一个将军派遣一个下士带着一小队士兵把饶勒斯推到靠墙站着，并让士兵向饶勒斯脑袋里灌输一些他需要的铅弹，你说那些士兵敢不执行军人的基本职责吗？”

让·饶勒斯于7月31日晚从布鲁塞尔回到巴黎。他去布鲁塞尔是为了跟几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开一个紧急会议，来自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也参加了。他在会上做了讲演。刚回到巴黎，他就带着几个助手来到法国外交部，他们与外交部副部长亚伯·法瑞（Abel Ferry）开了一个会，他们希望法国政府能采取措施阻止俄国战争动员。此时，法国政府不仅知道俄国已经进行战争动员，还通过驻德国大使知道柏林警告如果俄国不逆转战争动员进程则德国也要进行战争动员。总理维维安尼在与总统普恩加来商讨后，承诺在星期六的下午1点钟给德国一个回复。法瑞对饶勒斯说：“太晚了，该做的都做了，没有什么值得要做了。”

饶勒斯生气地说：“我们将继续反对战争，直到最后。”

“不必了，”法瑞回答，“没有什么是你可以继续做的。有人会在这条街道的拐角处刺杀你。”

两小时后，29岁的拉乌尔·维兰（Raoul Villain）在蒙马特街闲逛，他受过良好教育，处于失业状态。他看见一群人走进“新月”（du Croissant）咖啡店。饶勒斯也在这群人之中，并坐在一个靠窗的席位上。维兰在窗外徘徊了一小时，饶勒斯一边吃饭一边与他的报纸编辑交谈，他们正在商量星期六的报纸要登出的内容。维兰被周围人群的歇斯底里激怒了，他正计划一件大事，准备去德国刺杀德皇。突然，他眼前出现了一个展示爱国精神的机会，这个机会允许他不出国就能为法国出一把力。

咖啡店里，邻桌的一个男人站起来，走向饶勒斯的桌子，此人是饶勒斯一位随从人员的朋友，他想给让饶勒斯看一看自己刚出生女儿的照片。

“让我看看。”饶勒斯说。他微笑着看着照片，问孩子的年龄，说着祝贺的话。就在这个时刻，维兰在窗外开了两枪，子弹射入饶勒斯的后脑。饶勒斯在警察到来前就死了。第二天，法国和德国都进行了战争动员。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如今失去了能把他们召集在一起的人，都纷纷转而去支持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