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7月25日至28日:秘密和谎言(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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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比想象的要好,是维也纳的道德大胜利!

——德皇威廉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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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维也纳最后通牒的细节渐渐地为人们所知,持续了三周半的观望期戛然终止了。此后,事件接连发生,形势变化的速度明显加快。战争的威胁越来越真实。不仅维也纳、柏林、彼得堡意识到战争可能性,就连伦敦、罗马、巴黎也朦胧地感觉到这是一次真正的危机。

那些有能力决定欧洲命运的人,都曾做过一些推波助澜的事,从而加速欧洲坠入战争;另外,他们因为没有做一些事,而失去阻止战争爆发的机会。他们曾经撒过谎,犯过错,错过良机。除了极少数人外,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应该都是正派人,有良好的愿望,做事总是自以为是。但是,实际情况总是与他们的愿望相违背。

7月25日,星期六

如果以报纸的新闻头条为衡量指标,7月25日是非凡的一天。在收到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之后48小时,塞尔维亚王国以分钟为精确度单位准时提交了答复。塞尔维亚痛快地接受了10点要求中的一半。奥匈帝国驻塞尔维亚大使吉塞尔男爵(Baron Giesl),按照事先定下的程序宣布塞尔维亚的答复不能接受,立刻断绝与塞尔维亚的外交关系。他的行囊早已准备好,半小时后便上了火车。又过了10分钟,他跨越边境线进入匈牙利境内。

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宣布战争动员(塞尔维亚在提交答复前几小时已经开始战争动员)。俄国宣布进入俄国战争策划人员所谓的“战争准备期”——还不算战争动员,但正迈向战争动员。进行夏季演练的军队回到军营,休假的军官被召回,喀山军区、基辅军区、莫斯科军区、敖德萨军区受命处于戒备状态。在华沙军区、维尔那军区、彼得堡军区也开始展开一些秘密的军事准备活动。这三个军区的准备活动有特别危险的意义,因为它们直接威胁德国。

除此之外,7月25日还有更多值得注意的事。

塞尔维亚对奥地利“最后通牒”的答复根本没有挑衅性,实际上有屈尊的味道,有些地方几乎是在顺从。当然,答复的文字很长,其语言不够坦率。(奥匈帝国外长贝希托尔德曾骂道:“这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外交手腕。”)有几项奥匈帝国的要求,塞尔维亚无条件地满足,有几项存在疑问而不确定,塞尔维亚其实只反对其中的一项。塞尔维亚反对的一项,奥匈帝国早就预见到了,因为这一项要求奥地利直接介入贝尔格莱德搜寻、调查刺杀策划者的活动。但是,即使塞尔维亚反对,塞尔维亚的措辞却并不好斗。塞尔维亚的答复写道:“皇家政府不能接受这样的协议,因为违反了宪法和刑法。然而,针对此案的调查结果可以传递给奥匈方面的侦探。”

塞尔维亚的答复包含了许多正面的信息,它聪明地在想办法拖延奥地利人的同时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合作意愿。然而,即便如此,人们仍然普遍认为它是导致世界战争的错误之一。由于拒绝了奥匈帝国的一项要求,塞尔维亚给了贝希托尔德、康拉德等合伙人一件他们想要的东西:军事行动的借口。如果塞尔维亚人没有获得来自俄国的报告,不受到俄国人欲望的影响,他们本可以给予不同的答复——不是更加精明,而是更有效。来自俄国的报告反映了好斗的塞尔维亚驻俄国大使的愿景,而这名大使又被法国驻俄国大使莫利斯·帕雷奥洛格(Maurice Paleologue)操纵。他俩的想法与俄国政府的想法并不一致。沙皇尼古拉是个狡猾的人,他害怕战争产生的过大的社会压力和过重的经济压力引发革命。俄国外交大臣萨索诺夫也持相同看法。沙皇和外交大臣一致认为,俄国还需要几年时间才能与德国对抗。虽然俄国当时正在扩充本来就很大的军队规模,并且在法国的帮助下修建新的铁路系统以改善战时供应能力,但是,这些计划至少要到1917年才能完成。然而,萨索诺夫还有一个特别的判断: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行为不是孤立的,其背后有柏林在操纵,德国已经决定发动一场预防性的战争,俄国保护自己的最佳方案就是给予快速的大力反应。

如果塞尔维亚的答复不是由首相尼科拉·帕希奇负责准备来,情况很可能又不一样了。帕希奇知道黑手会的计划,并且也采取某些阻止刺杀的行动,这也许就是他不想让奥匈帝国的侦探直接介入调查的原因。调查有可能对他不利,也有可能对塞尔维亚不利。如果奥地利发现他知道如此之多,便会开始询问为什么他没有再多做一些阻止刺杀行动。对他来说,还有更坏的可能性,调查将使黑手会知道他曾把刺杀一事向奥匈帝国通报。最后,当时正是塞尔维亚大选的预备阶段,帕希奇想让选民看到他敢于对抗奥地利人。

按照战争动员计划,奥地利将20个师大约30万人部署在离贝尔格莱德几英里远的地方。由于奥军按照康拉德的这个计划进行部署,加利西亚(Galicia)以北地区只剩下28个师的兵力。如果俄国此时加入战争,康拉德将会在加利西亚遇到比自己大得多的俄国军队。柏林的总参谋部知道了康拉德的安排后很是震惊。这样的部署与康拉德较早前和德国最高军事指挥磋商时说的相反,其结果是相当严重的,如果俄国人在东部进攻,奥地利只能给予德国非常有限的支持。这表明康拉德内心里有一个盲目的信念,他相信俄国将置身事外,因而他可以给予塞尔维亚一次沉重的打击。他幻想这样的打击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

俄国宣布进入“战争准备阶段”,就是要采取若干步骤使日后进行战争总动员时能顺利一些。虽说是“准备”,但并非微不足道,它需要集合靠近奥匈边境四个军区的110万军队。塞尔维亚的战争动员规模自然比较小,塞尔维亚人有一个错误的判断,认为奥地利人开战后将会在几天内发动进攻,尽管判断错误,但确实相当合理。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判断,塞尔维亚开始将其政府搬出贝尔格莱德,转移到远离边境的地方。

“战争动员”在当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词,虽然它并不意味着战争,但是它代表一种离战争并不太远的状态。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战争动员的定义,这个差异埋下了冲突的种子。对俄国来说,地理范围极大,国家行政效率不高,战争动员就好像冰河一样以极慢的速度运动。它实际上要召回后备役士兵(俄国的铁路不多,有的士兵需要旅行数百英里),每个军、每个师都有不同的指定集结地点,然后让部队做好准备进攻敌人或者抵御敌人进攻。对俄军来说,还有一个与其他国家军队极其不同的重要差别,入侵敌人的领土不是俄国战争动员必不可少的目标;是否入侵,要看实际局势。即使进行了战争动员,俄国领导人也能进行灵活改变。处于动员状态的俄军,可以驻扎在俄国领土不动,但要保证能随时行动。

奥匈帝国的领土高低不平,铁路杂乱无章,其所面临的运输难题与俄国类似,但严重程度不如俄国。维也纳的战争动员与俄国的战争动员一样,也留有几分灵活性。康拉德将他的武装力量分成三组:第一组用于对付塞尔维亚,第二组用于在加利西亚对付俄国人,第三组可根据实际需要灵活分配。康拉德决定出动第三组部队,集结成20个师的兵力,送到南部用于攻击塞尔维亚。

1914年的德国是当时欧洲现代化程度和效率最高的工业巨人,其战争动员速度能让俄国和奥匈帝国看得眼花缭乱。德国的战争策划者们坚信,一旦爆发战争,德国是否能生存取决于速度。自俄国和法国在1894年建立同盟以来,德国一直面临着与这两个欧洲强国单独开战或者同时开战的可能性。一旦与俄、法同时开战,德国无法打赢一场消耗战。德国人的这个想法容易引起争论,但并非毫无道理。因此,德国的战争动员的最高目标是:在俄国有能力在东线发动大规模攻击前,必须在战争的头6个星期内将西线的法国打得精疲力竭而退出战争。所以,德国的计划包括一个直接对准巴黎的猛刺动作。一旦开始,德国的猛刺动作就不可能停止,甚至不能做微小的改动,否则部队将陷入混乱之中。对德国来说,战争动员就等于是战争。

但是,战争动员本身是一件危险的事,无论哪个国家进行战争动员都将带来危险。战争动员本身就是为了恐吓。即使是欧洲强国中较弱的奥匈帝国针对巴尔干半岛上的弹丸小国进行的战争动员,也必然引来其他国家的某种反应。

在奥匈帝国的战争动员期间,年事已高的塞尔维亚陆军元帅拉多米尔·普特尼克(Radomir Putnik)正好在奥地利的波希米亚省度暑假,被布达佩斯官方抓住。但是,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下命令不仅让老元帅走人,而且还安排一列专门列车送他回贝尔格莱德。这是一种迷人的姿态,也只有像弗朗茨·约瑟夫那样的既有尊严又有礼貌的君王才做得出来。这种行为方式在工业主导的新世界里很快被抛弃。老元帅回国后便负责国家的防卫工作,奥匈帝国皇帝的骑士精神后来让康拉德和奥匈帝国军队吃够了苦头。

7月26日,星期日

这一天报纸没有大字标题,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但这仅是表面现象。在奥地利和俄国,国家领袖正在运作战争机器,同时希望对手们能理解自己进行战争动员的用意。

奥地利的战争动员是个不紧不慢的进程,它需要16天的工夫才能使军队进入战斗状态。不过,奥地利的战争动员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让法国和英国知道巴尔干局势有多么恶化,如果法国和英国不想使局势进一步恶化,最好抑制一下俄国的野心。在目前形势下,法国在战争初期是很重要的,因为法国是俄国的盟友,众所周知,没有法国的支持,俄国的野心就会有所收敛,很可能不甘愿冒与有德国支持的奥匈帝国打仗的风险。此外,英国也很重要,虽然英国的军队不大,但英国与法、俄国之间已经建立起一种松散的非正式同盟关系,英国应该不愿看到一次全面战争。

维也纳的第二个目的很有可能实现不了。法国总统普恩加来(Poincaré)正在海上航行。那时的无线通信技术还很原始(德国也在努力阻断无线通信),他就像是一个被单独囚禁的囚徒。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是一个小心翼翼的人,他被英国政府内部的分裂搞得神魂颠倒。所以,近期巴黎和伦敦都没有人能向彼得堡施压,也没有人向柏林和维也纳施压。格雷仅仅对内阁解释了自己的态度,他认为德国在欧洲的统治地位对英国的威胁最大。他相信,如果奥地利与俄国的战争引发德国与法国之战,英国应该站在法国一边。然而,这并非意味着他盼望打仗。

7月26日,格雷感到此时最应该做的事就是与德国驻英国大使德国亲王卡尔·林克瑙斯基(Karl Lichnowsky)进行交流。格雷建议召开一个有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参加的国际会议来解决危机。由于林克瑙斯基常驻伦敦,比较熟悉英国的情况,所以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格雷和其他英国领袖在未来的决战中很可能站在德国的对立方。格雷提出建议后,林克瑙斯基拼命想抓住这个机会。他在发给柏林的电报中说:“请注意格雷建议的重要性。我看这是避免发生世界大战的唯一机会,我们在世界大战中将丧失一切。”

俄国的“预备性战争动员”,不像奥地利人的战争动员那样有精确的目的,俄国人就是想迫使奥地利人重新考虑一下。同时,彼得堡渴望使德国理解,俄国无意威胁德国。但是,德国的情报人员不久发现,俄军实际做的远远超过表面说的。俄军在最邻近德国的战区进行秘密的军事准备的事实,反映了俄国人的一种恐惧,这种恐惧就像外交大臣萨索诺夫告诉沙皇尼古拉的那样,俄国面临的不仅是塞尔维亚问题,而且是“受到严重威胁的欧洲力量平衡的问题”。但是,俄军的做法非常令人不安,因为它实际上就是一次未经宣布的战争动员。一名德国驻彼得堡的大使馆专员向俄方提出质询,但俄方用谎言作答。随着俄军的实际军事准备越来越多,而俄方却假装没有进行多少军事准备,这种现象使柏林感到越来越紧张。德国越来越不愿意接受来自彼得堡的亲善表白。

莫利斯·帕雷奥洛格是法国驻彼得堡大使,他有办法知道俄国军事准备的一切。在协约国条款的要求下,俄国有责任提前告诉巴黎任何战争动员计划,但是帕雷奥洛格并没有告诉巴黎真相。他似乎不愿让任何人干预俄国的战争动员。他甚至不把实际情况告诉自己的政府;他也不愿巴黎有人抑制俄国。德国驻维也纳大使契尔什基(Tschirschky)也玩帕雷奥洛格正在玩的游戏,他曾经是德国外交大臣,早就给自己确定了一个任务,他要以不公开的方式鼓励奥地利人发动进攻。

德皇威廉的弟弟普鲁士王子亨瑞克(Prince Heinrich of Prussia)碰巧在英格兰的考斯参加星期日举行的年度游艇比赛,他的堂兄英王乔治五世邀请他共进午餐。事后,他向柏林报告说,乔治给他的印象是英国希望保持中立。事实上,乔治五世在英国外交政策上几乎没有发言权。亨瑞克王子是一名海军军官,他早就有汇报情况不可靠的名声。他所报告的情况与大使林克瑙斯基发出的警告信息有矛盾。然而,德国外交部从来没有认真听取过林克瑙斯基的意见。外交部的主要领导把林克瑙斯基视为易受骗的亲英派人士,一位有钱的艺术爱好者,一个靠着与德皇的关系向上爬的人。他们倾向认为王子亨瑞克更可信,因为王子亨瑞克的话听上去令人感到舒服。

所以,大战前的最后一周起始于奥地利进行战争动员,其战争动员想要传递的信号却无人接收;俄国处于战争动员的第一阶段,但假装不是;德国开始感到威胁;法国大使催促俄国人和塞尔维亚人快行动。英国发出的信号非常含糊,致使欧洲大陆诸强国按照自己的需要去理解。柏林和巴黎此时基本上无人在发挥领导作用。欧洲的局势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扭转的地步,但确实也无人能掌控。

7月27日,星期一

对公众来说,这是没有重要新闻的一天。

但是,事实上,奥匈帝国内阁在这一天秘密开会投票决定是否对塞尔维亚宣战。此举完全没有必要。甚至最想开战的康拉德也质疑此举的意义。他看不出为什么要在战争动员完成前一周宣战。但是,贝希托尔德感觉德国的态度有可能软化,英国出面斡旋和谈,康拉德也有可能改变主意,所以他必须强制二元帝国进入战争状态。

对塞尔维亚的宣战书,计划在星期二宣布,此前必须获得弗朗茨·约瑟夫的批准。面对着贝希托尔德和康拉德,弗朗茨·约瑟夫犹豫不决。贝希托尔德和康拉德向弗朗茨·约瑟夫撒了一个谎,他们说塞尔维亚开始发动攻击。实际上,仅仅是在一个边境小镇有双方短暂的零星交火。听了这个故事,弗朗茨·约瑟夫相信战争已经爆发,认为塞尔维亚应该对战争爆发负责,于是在宣战书上签字。他在签字的时候手颤抖得厉害,都戴不上眼镜。

在伦敦,格雷阅读了塞尔维亚对最后通牒的答复,感到有和平希望。他与林克瑙斯基见面,再提召开欧洲诸强国会议一事。林克瑙斯基也再次把建议转交给柏林,催促柏林立刻做出响应。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不喜欢英国的建议,但又不想冒犯英国,回了一个电报,说他正与维也纳沟通。但是,他用最坚决的言辞告诉奥地利驻柏林的大使,德国政府不愿与格雷的想法牵扯在一起,并且劝告奥地利人不要理会格雷的想法,只是为了哄英国人高兴才转达给奥地利人。格雷提出的国际会议,容易引起德国、奥地利的怀疑。在四个参与会议的国家中,法国、意大利这两个国家几乎没有理由同情奥地利的委屈。第三个国家英国,似乎不愿破坏与法国和俄国的关系。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相信,这个国际会议最有可能的结果是把行动转换成针对奥地利外交照会和塞尔维亚答复的空泛争论,最后退化为一场毫无结果的文字之争。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最害怕的事,莫过于眼巴巴地望着塞尔维亚人跳着舞自由地溜走,就像1912年及1913年那样。于是,受到鼓舞的塞尔维亚激进分子,将在奥匈境内外继续制造麻烦,而其他少数民族也将学着塞尔维亚的样子搞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