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分钟后，斐迪南大公和索菲都死去了（普林西普后来在监狱说他并没有计划杀死索菲，对她的死表示歉意；子弹穿过轿车门后击中了她的腹股沟并切断了动脉）。斐迪南大公遇刺的新闻引发骚动。不过，几乎没有危机的迹象。在维也纳，83岁高龄的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在听到这个消息后，似乎感到一丝愉快。他一直讨厌斐迪南大公，这不仅是因为他讨厌斐迪南大公的婚姻问题，他也讨厌斐迪南大公有许多令人不愉快的进步想法（斐迪南大公甚至想给予哈布斯堡王朝的斯拉夫臣民以管理帝国的话语权，受惠者包括波斯尼亚境内的塞尔维亚人，如今他被塞尔维亚人刺杀，实在具有讽刺意义）。很明显，皇帝约瑟夫认为萨拉热窝刺杀事件使局势变得简单了，也变得合理了。他的私人秘书记得皇帝曾说：“一种更高层的力量，已经重新恢复了秩序，唉，这是我难以做到的。”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Ⅱ）在听到刺杀的消息后，立刻结束在挪威的航海度假，返回国内。他这样做，更多的是因为斐迪南大公是他的好朋友，而不是因为他预见到了什么紧急情况。几周前，他和夫人还在弗朗茨·斐迪南夫妇的乡村别墅里做客。

沙皇尼古拉二世（Tsar Nicholas Ⅱ）在他的游艇“史丹达号”上宣布为期3周的哀悼，此举是为了向被杀的大公表示敬意。除此之外，他没有兴趣做更多的安排；他脑袋里有许多烦人的事。几天前，他一家人驾驶“史丹达号”游艇在芬兰湾巡游，他10岁的独生子在跳上甲板时扭伤了脚骨。扭伤激活了男孩从他母亲那里遗传来的血友病，男孩的母亲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女，而她的血友病来自维多利亚女王。直到6月28日，男孩还在继续内出血，伴有剧烈疼痛。孩子的父母非常担心他是否能活下去，这不是父母第一次为他担心，也不是最后一次。

刺杀也没有引起英国和法国的兴趣。这两个国家都在集中精力对付其他问题。伦敦正面临着爱尔兰危机，巴黎正在关注一桩涉及色情和政治的凶杀案。更何况，刺杀在当时并不少见。在1914年之前的20年里，被刺杀的各国领袖有：美国总统、法国总统、墨西哥总统、危地马拉总统、乌拉圭总统、多米尼加总统。被刺杀过总理的国家有：俄国、西班牙、希腊、保加利亚、波斯、埃及。被刺杀过王室成员（包括国王、王后、皇后在内）的国家有：奥地利、意大利、塞尔维亚、葡萄牙、希腊。人们已经习惯于刺杀事件，认为刺杀不会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

对大西洋对面的美国人来说，这不过是一个没有听说过的人在一个没有听说过的地点被刺杀的新闻，根本没什么重要意义。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比大多数美国民众对欧洲事物拥有稍微多一点儿的兴趣。不过，他觉得自己是个能启蒙“旧世界”的人，教导世界别做蠢事。在夏季，他派自己的私人特使爱德华·豪斯（Edward House）去欧洲。豪斯是得克萨斯人，自称有上校军阶，但他其实没有参过军。豪斯花费了两个月的时间访问欧洲各强国的首都，与这些国家最重要的人物交换意见，“我的目的，”他在日记中以自鸣得意的口气吐露，“就是要播种和平的种子。”他向总统威尔逊报告了自己在欧洲的见闻，他说：“欧洲军国主义泛滥。除非有人为你向欧洲灌输不同的理念（不难猜出他心目中那个人是谁），否则欧洲将会发生可怕的灾难。”

豪斯的欧洲之旅毫无结果，离开欧洲回到美国。美国此时好像不仅正处在与墨西哥开战的边缘（美国军队在1914年4月占领了海岸城市韦拉克鲁斯），也陷入劳资纠纷的暴力之中（威尔逊在4月派军队到科罗拉多州去镇压当地矿工的罢工）。不过，豪斯与总统一样对美国抱有信心，他认为美国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美德，将对世界和平发挥独一无二的作用。威尔逊总统的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认为“美国必须做一件事……就是要为全世界树立削减军备的光辉榜样”。他在颇有影响力的杂志《意见评论》新年第一期上充满自信地告诉读者：“世界正远离尚武精神；一个和平、勤奋、友谊的世界已经在黎明中显现。”然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政治家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郁闷地写道：“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也认为国际法是古老无用的学问，外交是愚蠢的魔术，对外援助是不必要的花费。”

6月份就要结束了，可是这些人中没有谁对未来有一丝一毫的认识。但是，我们无法责备他们。向他们袭来的，是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

背景：塞尔维亚人

没有人会对欧洲东南角爆发动乱感到奇怪，也没有人会对塞尔维亚是动乱的中心感到奇怪。1914年的巴尔干半岛，是欧洲最不稳定的地区；之前如此，之后仍然如此。这里杂居着许多因边界定义不清而时常爆发武力冲突的小国家，相互仇视的民族混杂在一起，各方都坚持自己有扩张的权利。截至1914年，巴尔干半岛每年都有爆炸性的事件发生。虽说塞尔维亚王国很小，却难以忍受野心和怨恨的煎熬，从来不愿被排除在冲突之外。

巴尔干半岛动乱的渊源极为深远。2000多年前，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的分界线，就从巴尔干半岛上划过，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分界线也在巴尔干半岛划过。后来，土耳其人入侵欧洲，在巴尔干半岛遗留下一个至今还存在的历史问题：唯一在欧洲土生土长的穆斯林人口落户于此地，它既是欧洲基督教疆界的终点，也是伊斯兰教疆界的始点。穆斯林土耳其人、天主教奥地利人、东正教俄罗斯人，世世代代都把巴尔干半岛当作战利品相互争夺。截至1914年，土耳其被彻底赶出巴尔干半岛，只留下奥地利和俄国展开争夺，而土耳其则伺机夺回丧失的领地。

俄国人最想获得君士坦丁堡。基督教出现前，这座城市属于希腊，城市名叫拜占庭，后来一直是东罗马帝国的首府，最终落入土耳其人之手。君士坦丁堡控制着一条长长的水路——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马尔马拉海（the sea of Marmara）、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这条水路把俄国位于黑海的港口与地中海连接在一起。拥有君士坦丁堡，就使俄国的“沙皇”——俄语里“恺撒”之意，德国皇帝也是“恺撒”之意——实现其长远的目标：成为公正的东正教领袖、东罗马帝国公正的继承人。俄国就是因为内心里有君士坦丁堡这个目标，才把自己涂抹成巴尔干半岛上斯拉夫人和东正教信徒的资助者和保护者，其中包括塞尔维亚人。进入19世纪后，土耳其帝国进入衰败的后期，英国成为抑制俄国攫取君士坦丁堡的主要力量。英国的动机不是对土耳其人有好感，而是出于自私。俄国向南扩张，这使英国害怕丧失其在中东的地位，最终丧失对印度的控制。

7世纪的时候，东罗马帝国变得摇摇欲坠，许多部落都在迁徙之中，塞尔维亚人跟随所谓的南斯拉夫人（说南斯拉夫语）的迁徙人流进入巴尔干半岛（西罗马帝国此时已经灭亡）。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塞尔维亚人建立起一个小王国，王国有自己的沙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部分塞尔维亚人信奉东正教，另一些人则信奉罗马天主教，但最终决定信奉东正教。因为信奉东正教能保证他们的后代在千年后还能与那个所有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人国家中最伟大的国家俄国连成一体，而后代从此可以指望俄国人给予保护。他们用宗教差异保证自己与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不同，也与主导匈牙利的马札尔人（许多人是加尔文教徒）不同。

中世纪后期，塞尔维亚人在科索沃被土耳其人击败，沦落为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直到18世纪，土耳其人、奥地利人、俄国人已经在巴尔干半岛血腥混战了200年。1829年，俄国人战胜日益无能、孤立无助的土耳其人，俄国人的胜利促成一个新的塞尔维亚公国。尽管这个新公国小得难以辨认，但是它是塞尔维亚人在500年后的再次建国。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再一次重整旗鼓。1870年，俄国和土耳其再次开战，塞尔维亚在战争中站在俄国一边积极参加战斗，从而赢得大片土地作为回报。于是，塞尔维亚王国在历史中再次出现，它是一个内陆小国家，坐落于崎岖的山岭中，周围是巴尔干半岛沸腾的种族大杂烩，邻居中有欧洲唯一的穆斯林、天主教徒、东正教基督徒，他们之中的有些人认为自己是塞尔维亚人，另一些人则认为不是。这些邻居又可进一步分为：马札尔人、保加利亚人、克罗地亚人、阿尔巴尼亚人、马其顿人、罗马尼亚人、黑山人、希腊人、波斯尼亚人。波斯尼亚就在塞尔维亚的边境对面，塞尔维亚人认为，波斯尼亚是自己的兄弟，因为不生活在塞尔维亚王国内而正在遭受羞辱。有一个事实令塞尔维亚人感到麻烦，塞尔维亚人只是波斯尼亚的一个少数民族（三分之一是穆斯林，五分之一是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尽管如此，塞尔维亚人的国家梦想就是要把波斯尼亚纳入信奉东正教、属于斯拉夫人的大塞尔维亚之中。还有另一个事实，按照国际法，波斯尼亚被两个强大帝国拥有：形式上归奥斯曼帝国拥有，但实际上归奥地利人拥有。对这个事实，塞尔维亚人不屑一顾。

随着时间的推移，动乱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有时其野蛮程度变得令人震惊。20世纪初，塞尔维亚的国王和王后对哈布斯堡王朝表示友好。1903年，一伙不满现状的军官发动政变，将国王夫妇射杀，把尸体的衣服剥光，从贝尔格莱德宫殿的窗户扔出，组建了一个对俄国亲善的新王国。

1908年，奥匈帝国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得塞尔维亚旁边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将两者变成奥匈帝国的下属省份。塞尔维亚异常愤慨，转而向俄国求援。但是，俄国正处于战败恢复时期。1905年，日本和俄国之间爆发争夺远东的日俄战争，俄国在这场战争中遭受失败，这是一次令人感到羞辱的彻底失败，失败暴露出俄国陆军和海军的无能，失败后的俄国暂时放弃在远东的野心，失败点燃了俄国国内革命。因而，俄国感到无力支持塞尔维亚，这实际上为俄国增添了新羞辱。

1911年，谋杀塞尔维亚王室的反叛者组建了统一或死亡会，也就是黑手会。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塞尔维亚与几个邻国一起将土耳其人赶回伊斯坦布尔。这次胜利使塞尔维亚的地盘扩大了一倍，人口增长到450万。一年后，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爆发。塞尔维亚打败自己的邻国、曾经的盟友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的地盘再次扩大，短暂占领了达尔马提亚海岸。后来，因奥地利人威胁要入侵才不得不放弃。在这次冲突中，塞尔维亚仍然没有获得俄国足够的支持，但是，法国察觉到巴尔干存在战略机遇，从而向塞尔维亚的军队提供资金、武器、培训。法国的动机是明晰的：帮助塞尔维亚变得足够强大，一旦爆发战争，从而能吸引大量的奥匈帝国的军队，这使得法国和盟友俄国（如果一切顺利，盟友也包括英国）能集中力量对付孤独的德国。

刺杀弗朗茨·斐迪南的计划，塞尔维亚政府预先知道多少？贝尔格莱德对刺杀负有多大的责任？答案既不清晰也不简单。首相尼科拉·帕希奇（Nikola Pasic），这个因蓄着长长的白胡子而显得庄严的精明老人，确实在几周前就听说了秘密计划，但他立刻表示不同意。贝尔格莱德当时有许多谣言，他用谣言的形式放出话来说秘密计划应该停止。另外，塞尔维亚官方也不能说完全清白无辜。黑手会的领导人是德拉古廷·迪米特里维奇（Dragutin Dimitrijevic）上校，他同时也是塞尔维亚情报部门的领导人，此人是“泛塞尔维亚”偏执狂，由于他有异常充沛的体力，人们借用古埃及神话中神牛的名字，给他一个绰号“神牛”。神牛曾在历次巴尔干战争中为塞尔维亚出谋划策，他的战略引导塞尔维亚取得战争胜利。现在，1914年，他是刺杀弗朗茨·斐迪南秘密计划的主谋。但是，确实没有证据表明帕希奇的内阁涉嫌刺杀计划。

一方面，帕希奇被神牛及其在黑手会、军界的盟友视为障碍，甚至是敌人。他们鄙视缺少激情的首相，他们觉得首相应该有采取极端手段的激情，应该有敢打新一轮巴尔干战争的激情。帕希奇无法被塞尔维亚军队最高指挥层接受，将军们在1914年6月迫使他下台。然而，俄国和法国认为帕希奇既明智又敏感，是巴尔干半岛目前最需要的人，在俄国和法国的坚决要求下，他几乎是立刻官复原职。帕希奇恢复政府职位，这是神牛的失败，这说明神牛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减弱。神牛很可能把刺杀弗朗茨·斐迪南看作制造一次突然危机致使帕希奇政府垮台的手段。即使危机引发战争，他很有可能认为代价虽高但能负担得起。另一方面，帕希奇理解塞尔维亚的处境，经历了两次巴尔干战争之后，塞尔维亚的国力早已衰竭，塞尔维亚的战争伤亡人数达到9万，这对弱小的塞尔维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数目，军队没有条件挑战奥地利人。一旦开战，塞尔维亚手中只有11个装备不良的步兵师，而维也纳则有48个步兵师可用于对抗。当然，帕希奇还记得俄国在1908年、1912年、1913年的危机中，没有向塞尔维亚提供帮助。

那么，为什么帕希奇没有更主动地出面干预去阻止刺杀？实际上，他曾朝着那个方向努力，以至于使自己处于危险境地。当他知道了三个刺客的名字后，他命令不许那三个人出境进入波斯尼亚。但是，他的命令已经晚了，那三个人已经跨越边境。于是，他让塞尔维亚驻奥地利的大使向维也纳方面提出口头警告。但是，这位大使本人就是一名激进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没有多少热情去执行这个任务。与他见面的是奥地利财政部长，而不是所处地位更适合采取相关行动的人。他的表达很含糊——他说他自己很担心“一些塞尔维亚青年有可能在弹匣里放入真子弹射入”，而根本没有提及贝尔格莱德不仅知道实际的秘密计划，而且知道那些已经进入萨拉热窝的刺客的名字。财政部长觉得没有理由惊慌，认为所提供的根据不足而不能采取行动。由于帕希奇无法知道他的警告已经被冲淡，于是他觉得不必再做努力。在那个夏天，塞尔维亚正好处于大选之中。选举结果将决定帕希奇是否能继续担任首相一职。如果塞尔维亚国内最极端的爱国者认为他是敌人——更进一步说是叛徒，他肯定是在进行政治上的自杀，甚至有可能就是真正的自杀。

至此，除了刺客有能力停止刺杀，已经没有人能制止刺杀。不仅黑手会对刺杀失去了控制，神牛本人也对其失去了控制。神牛在6月14日曾告诉黑手会执行委员会他的萨拉热窝计划将在两周后执行。执行委员会成员的反应完全出乎神牛的预料。他们投票决定放弃秘密计划。与帕希奇一样，他们意识到刺杀有可能引发与毗邻帝国之间的战争，他们确实理解了为什么帕希奇要反对。神牛设法通过一系列中间人将放弃秘密计划的命令传递给刺杀小组。此时，轮到神牛的命令变得无人理睬了。大战期间，加夫里若·普林西普在奥地利的监狱里因肺结核病躺在床上等死，一名精神病医师访问了他（他在访谈中谈及自己时，经常非常奇怪地用第三人称），他谈到自己去萨拉热窝的目的，他说道：“他想为自己的理想而死。”他乐意接受黑手会的武器，但不乐意放下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