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至今为止还在热火朝天争论的问题——决定性战场。我一直坚持在未来战争中，空中战场是决定性战场，因此有必要把准备和指导战争放在以下原则的基础上：即在地面抗击，以便集中兵力用于空中。

在这一点上，我的反对者们联合起来反对我，但我对自己的主张很有信心。争论还在继续，结局仍未明朗。不过，我对正在进行的争论备感欣慰，因为它能引起我的注意，也一定能引起别人的注意。我的所有反对者们，不管怎样努力，只能接受空中战场可能在未来战争中成为决定性战场。巴斯蒂科将军已经小心翼翼地同意了，他写道：

……可是，就像出现在别的兵种身上一样，它（航空化学兵）在某种特别有利的情况下，可能成为决定性的。

博拉蒂将军也表示同意，他写道：

所以，空中战场也可能成为决定性的，只要它能发动如此强烈的进攻，结果不但会使敌人之地面及海上军队瘫痪，而且会使受到攻击的国家的精神和物质力量都瓦解了，无力再实施报复。

同样，阿塔尔工程师写道：

我承认空军是决定性因素，但只是相对的。

菲奥拉万佐上校也同意，他写道：

结果可说是，集中使用空中力量将形成战争的决定性行动，但只有在攻击者取得制空权之后，剩下的空中力量还足够强大，能使敌人完全屈服，使其不能在陆上入侵攻击者的领土。

从上面几位陆军、海军和非军方专家们的话中可以明显看出，他们已经承认空中战场可能成为决定性战场。我想多讲几句，博拉蒂将军和菲奥拉万佐上校都同意的论点是：只有当空军能击败敌人时，空中战场才成为决定性战场。只要承认了这些，我就已经胜利了。当他们采用了这样的立场：只要空中行动能打败敌人，空中战场就成为决定性战场，他们就已同意了我的观点。否则他们的论点就是荒唐的，就好像是说：“当空中战场是决定性战场时，它就是决定性的。”

那些比我更谦虚的人也会对这些说法感到满意，事实上，两年甚至一年前，都不会有人想到陆军和海军那些坚强的作者们会承认空中力量是未来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就在昨天他们还一直认为空中力量只是一个配属的兵种，但在涉及空中力量和空中战略问题时，我是很自信的。我已经让他们接受我的观点，我将使他们承认更多的东西。

我的反对者中有一些人是两面派，当我讲述我的思想时，他们认为我是打算为胜利开一张处方。换句话讲，他们认为我的观点是“要取得胜利，意大利不应在地面抗击敌人，而集中全部力量于空中”。这是错误的。实际上，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关于我国的处境，以及我国与某个可能敌人发生冲突时的不测事件。我承认我的理论有上述背景，因为它不适用于所有国家。如果我只是考察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冲突，百分之八九十不会得出相同的结论。我并不会自以为是地为所有国家都提供一个胜利的万全之策，我只是为国家的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指出一条最好和最有效的道路。当我说空中战场将是决定性的时候，并不意味着为了胜利，我们就一定要把空中战场变成决定性战场。我只是讲实际情况，在这个前提下，再继续往下讲。

按照巴斯蒂科将军的说法，尽管承认空中因素的价值，但是颠扑不破的军事学说却是：

在战争中，决定胜负是协调使用现有各种武器的结果，它等于每种武器所获结果的总和。要想协调使用所有的武器，各组成部分应协调地结合在一起，胜利的秘诀就在于取得各组成部分正确的比例。

显然，没有人知道胜利的秘诀是什么，因此不可能完全是武器组成部分的正确比例。如果美国和圣马力诺共和国打仗，则后者获胜的可能性不大，不管它怎样分配使用它的武器设备。

如果我们把“胜利的秘诀”这句话换成“从武装部队获取最大效果的方法”，那么巴斯蒂科将军的公式就是永恒不变的真理，适用于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换句话讲，它是一句普遍适用的大白话，正像所有的大白话一样有一般化的特点那样，它对我们研究的问题没有任何帮助。所以，必须从永恒回到现在，以便找出武器组成部分之间的正确比例。

巴斯蒂科将军确实转向现在，他说他看到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公正的比例”，三者能成为一支充分的“进攻力量”。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准确的定义，“进攻力量”是什么意思？从抽象意义上讲，每种武器，不管是左轮手枪还是无畏战舰，一把刀还是一枚航空炸弹，都有进攻力量。

“进攻力量”按我的理解应该是指“进行有可能成功的进攻行动的能力”。一支武装力量如果进攻时根本就没有胜算的可能，那它就没有充分的进攻力量可言。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就是不成熟和不能胜任的。此外，在同篇文章里，巴斯蒂科将军正确地警告说，要始终考虑到所有敌人中最强的大敌人，于是“充分的”一词应该用在最强大的敌人身上。根据这些，我们可以推断巴斯蒂科将军所说的正确比例指的是能对最强大的敌人进行可能成功的进攻的陆军、海军和空军的正确比例。很好！但为了这可能的成功的进攻，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它必须比敌人更强大。因此，最后巴斯蒂科将军必须想出一个陆军、海军和空军之间的合适比例，它们要比最强大的敌人的相应武装力量更强大。

我很赞成，也没有人会否认，这个比例不但是一个正确的比例，而且明显是最协调和最有利的，但是只有在我们和美国一样富有时才有可能实现。这在美国是可行的，可在我国只是空想而已，因为我们没有必备的条件。巴斯蒂科承认这一点，并且也用数据来证明这一点。他假想了一个A国，用在军备上的耗费达80亿里拉，其中20亿用于空军；另一个B国，耗费50亿，其中7亿用于空军。根据这些数字，他得出结论，B国会发现自己无论在陆上还是空中都处于劣势。我想问一下，B国怎样分配才能使它有具有“充分的进攻力量”所需的“正确比例”呢？

这就说明了，在编制我国武装力量时不能用我同伴所谓的“正确比例”理论来做指导。

下面我将用数学方法来寻找这个正确比例，这种比例使整体的价值达到最大值，我们必须遵循另一条途径。

一个国家能交给武装部队支配的资源是一个常数，我们用C来代替。资源总数是陆军资源、海军资源及空军资源之和，分别用A、N、AF来表示，这就出现了一个等式：C=A+N+AF。如果用V来代表这三个军种的军事价值，则也可以说：V=A+N+AF。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分别给A、N及AF什么值才能使V达到最大值，而A、N及AF的总值不能超过常量C。为了使V达到最大值，我们必须把A、N、AF三个因子中的一个给以最高值，其余两个给以最低值。如果像我所说的，空军这个因子在未来战争中是决定性的，我们必须给AF以最高值，给A和N以最低值，这个最低值就是它们采取守势时所需的力量。因此我才说，在地面抗击，以便集中更大的力量用于空中。

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只有在空中战场是决定性战场的情况下，结论才是正确的，并给出我们军备组成部分之间的正确比例。如果假设前提是错误的，那问题的结论也将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下，就应该提出其他的假设情况，因为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正确比例不会像蘑菇那样一下子冒出来，它必须有一个深思熟虑的前提，否则这个比例将是一个没有原则的比例。

博拉蒂将军说，只有当空军部队的空中进攻使敌人瘫痪，并能瓦解“敌国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时，空中战场才可能成为决定性战场，他不相信只要瓦解了敌人的精神力量就够了。如果一个国家的精神崩溃了，武装部队和物质力量的价值将不复存在。

菲奥拉万佐上校承认空中战场的决定性，条件是主宰空中战场的一方要掌握充足的空中力量以彻底消灭敌人。这是很正确的，一种行动若不能带来明确的决定性结局，那它就不能称作是决定性的，这一点对各种战场来讲都是正确的。皮洛士在地面战场的胜利并没有带来最终的胜利，不管谁如果取得了海上的胜利，也不能说明就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在阿塔尔工程师第一批论文中有一篇写道：

主宰自己的天空有不可回避的必要性，失败将带来死亡。

没有什么说法能这么强烈地表达出对空中战场决定性作用的赞成了。为了夺得自己或对方天空的权利斗争将在空中进行，如果丧失了制空权就带来死亡，也就没有什么东西是剩下的了。

另一方面，他在最近一篇文章中写道：

空中战场在某一时刻可能成为决定性的。

这是否是对他早先那篇文章的更正呢？他指责我：

……成为经典式错误的牺牲品，这种错误是对一种新出现的因素给予高度的结论性评价并寄予全部希望。历史教导我们，在海上，对任何新的炮弹都有新的装甲来对付它们；在陆上，带刺铁丝网先遇到甘油炸弹，以后又有迫击炮来对付它。

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讲过阿塔尔工程师所涉及的化学及生物元素。我很清楚，几乎每种毒物都有一种解药，每种细菌都有一种血清。我讲的不是因素，而是新式武器。历史告诉我们，潜水艇曾从巨型战舰手中夺取了制海权。

对于我讲的航空化学兵，阿塔尔工程师曾经承认它有足够的革命力量去推翻到现在还在使用的军事学术中的一切基本原则。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现在还在使用的军事学术的基本原则就不能给我们任何有用的教导了。的确，“很难建立一种陆军、海军、空军之间决定性作用的等级区分”，但是必须在需要用它之前做好一切准备；的确，“使用时它们的比例取决于战争中的国家的地理状况”，正是因为这个理由，我才试图找出适合我国的这种比例；的确，一般来讲，“三军都是磐石般的战争有机体中必要的肢体”，但我也说过“必须在地面抗击敌人，以便将我们的力量集中于空中”，这也就意味着武装部队的三个军种都是必需的。在确定了三个军种的必要性之后，逐步去确定每个军种的职能，以便全军能获得最大的价值，这样做应该是没错的吧？因为巴斯蒂科将军说过，如果空中战场是决定性战场，我们应该把现在的全部资源用于它。不同的是，我只是说将我们组织地面军队防御后剩余的资源全部用于空中战场。我遵守将力量集中于决定性战场的原则，这一原则不是减小而是加强了另外两个战场的抗击能力。

阿塔尔工程师为了证明他的观点，引用了1925-1926年法国和摩洛哥的战争。1925年4月，摩洛哥北部沿海的里夫人在克里姆率领下南进，与法军交战，法军碉堡被毁，人员大部分伤亡。同年7月，法国与西班牙协议共同出兵攻打克里姆。法军15万人，西班牙军队5万人。9月初法西联军在摩洛哥登陆，克里姆被迫北撤。1926年克里姆战败投降，战争结束。作为例证，阿塔尔工程师写道：

在那场战争中，航空兵是重要的助手，它在取得胜利上有压倒一切的作用，但并不是胜利的唯一因素。在密切配合地面军队作战中，一开始航空兵大规模协同地面军队，解救被里夫人包围的法国分遣队，重建被切断的战线。然后航空兵向攻击纵深的前方和侧翼采取有效行动，帮助他们完成任务。只是在战争末期，地面军队的压力使得敌人动摇了，航空兵这才成为决定性因素，它有力地切断敌人的交通线，摧毁任何继续抵抗的行动，迫使克里姆的人马投降。

我想阿塔尔工程师误解了这里的意思，我说空军是决定性因素时，并不是说它就是胜利的唯一因素。如果我认为空军是唯一因素的话，我会顺理成章地提倡取消陆军和海军。因为如果胜利仅靠空军一个因素取得，那陆军和海军就完全没有用处了，所以我完全同意阿塔尔工程师。在法国和摩洛哥的战争中，航空兵不是唯一的胜利因素。我也会在以下的文章中讲明，未来战争中它也不是唯一的胜利因素。

但在“胜利的唯一因素”与“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间有很大差别，在法国和摩洛哥的战争中，航空兵不是唯一的因素，却是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我没有详细研究过那次战争，但事实就像阿塔尔工程师讲的那样：航空兵在取得胜利上有压倒一切的作用。这就告诉我们航空兵就是那次战争的决定性因素。

但是，我们不要在这里死抠字眼了。像我所说的，在未来战争中因为在地面抗击，空军将决定战争的胜负，是不是三军都对胜利做出了贡献呢？是不是三军不全都是胜利的因素呢？如果有一个军种没有完成任务，是不是就可能失败呢？我只能这样讲：“空军对胜利起了压倒一切的作用，那么如果说空军起了决定性作用不也同样正确吗？难道协约国的海军不是因为他们确保其海军的供应和协约国的生活，对胜利做出决定性的贡献而完全应该感到骄傲吗？”

阿塔尔工程师指出，在摩洛哥战争中做到的事，在欧洲战场未必能做到，这很正确。但这不是因为双方都有航空兵，也不是因为双方都有防空，而是因为欧洲的生活环境的条件不同，这是阿塔尔工程师自己得出的证明：

“1925年6月21日对摩洛哥索克的一次轰炸中，据说在一分钟之内炸死800人。一个摩洛哥索克人口为数千，而一个欧洲的城市人口通常有数十万人。如果对其中的一个城市用爆破弹、燃烧弹和毒气弹进行空袭，就会产生可怕的结果，所有的波河谷、所有海岸线和海岛都会处于空袭的威胁之中。”

这是很简单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人口密集且文明发达，那在摧毁其意志方面，突袭行动必定更加有成效。对一个沙漠里的游牧民族，空袭是无效或接近于零的，但对居住在一个大的人口中心且高度文明的人民来讲，它是非常有效的，也是十分可怕的。

阿塔尔工程师在描述这样一幅恐怖的画面之后，自问：“这样的空袭能对我们产生决定性效果吗？”然后自答：“我断然肯定那是不会的。”但在这个断然否定之后，他却加上如果，即“……如果我们的地面对空防御已经很好地组织起来了，如果我们的航空兵保持住战斗力，如果我们的陆上和海上防线仍然坚固而有力”。

这明显是对的。如果我们的航空部队能打退敌人的空中进攻，那么敌人的空袭行动对我们就不是决定性的了。但如果不把“意大利的防空”置于良好的状态来防止任何有决定性作用的空袭行动，那我们的努力就是白费力气。我所讲的“意大利的防空”不等同于阿塔尔工程师所说的“防空”，而是国家空中力量的全部兵力。

即使我们的陆上和海上防线足够坚固，但还是要避免在空中被敌人打败，因为一旦空中失败也就意味着我国在整个战争的战败。这就是为什么我主张我国的防空要处于一种良好的状态，以便能在空中尽最大的努力。我希望人们会理解我，我主要考虑的是我国的现实处境。当我讲到空中战场将会是决定性因素的时候，我指的是我国。我一直讲它是决定性的，因为我们如果在空中被击败，将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反击，那么不管陆上和海上的情况如何，我们也将决定性地战败了。在航空化学兵快速发展的今天，没有人会十分坚定地来否定这一点，也没有人会十分坚定地保证，斗争将是由陆上或海上决定胜负，而不是空中的，更没有人会十分坚定地相信，如果我们在空中战败，还有机会在陆上和海上取得胜利。

我相信没有人会拿国家的前途来冒险，如果有这样的人，那一定是不讲事实预测未来的人。

巴斯蒂科将军认为我的警告“不要忘记飞机飞行和毒物杀人”是夸大其词。并非如此，它说明了一个真理，为了它，我们有责任做好一切准备，以便避免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

博拉蒂将军宣称陆上和海上战场无疑是决定性战场，但他不得不在后面加上“如果”：“……如果地面和海上军队能够击败敌人，并占领极其重要的中心，敌人一旦丢失这些中心，将被迫乞求和平。”

但是，关于空军，他写道：“只有当空军进行足够强大的进攻，使敌人的军队和其物质和精神抵抗力都土崩瓦解，这才可能带来决定性的结果。”两个词“无疑”和“可能”，说明了将军的偏见，用下文再进一步证实：

“……在空中的胜利是假想的（任何胜利在实现以前都是假想的），因为两个机群在空中遭遇可能是不现实的（在世界大战中海上遭遇是现实的吗？），因为不良的气象条件或其他困难可能会影响到遭遇（到了1929年还在讲气象条件！难道气象不影响海上战斗吗？我们没有在数百份关于陆上战斗的公报中读到气象问题吗？）。航空兵部队比其他部队更是耗费巨大（陆军部队又如何呢？我们没有听说过上次大战中数百个师不能再用了，必须重新组建吗？难道每个国家有几百万人死亡还不够给我们某种关于地面军队中浪费人类生命的观念吗？），甚至在空中的胜利或获得制空权都不能阻止在别的地方发生与我方空中进攻并行的反攻（陆上的胜利会阻止敌人在别的地方取得陆上的胜利吗？）；由于飞机的破坏能力，甚至少数飞机就能使我们遭受严重损失（真是奇怪，甚至在我们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少数敌机能使我们遭受严重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机群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呢？）。空中进攻的效果将会被积极和消极的防空，以及现在正在煞费苦心研究的别的方法抵消（难道对陆上军队就没有积极和消极防御，以及已经苦心研究出来的别的方法吗？）。最后，我们还必须考虑到精神方面，它是真正有决定性作用的，可能会造成料想不到的障碍（是的，现在出来精神方面了，关于这个我们已经讨论不少了，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尤其是我们若依靠料想不到的障碍，那肯定是没有什么可讨论的）。结论是，空中战场也可能是决定性的，但空中战场所需要的那种行动虽然由于其特殊的条件而有所帮助并甚为有效，必定会遇到严重困难，有严重的障碍有待克服（是的，但这是否因为世界大战的经验已经表明陆上和海上的行动不会遇到严重的困难，也不需要去克服严重的障碍呢）！”

阿塔尔工程师从巴多利奥元帅的文章中找到了与我观点相反的某种安慰与支持，他从那篇文章中引用了不止一段，下面是结尾的一段：

“正是空军，将对那种尽可能缩短持续时间的战争样式发挥作用，所有国家都正在迫不及待地寻求这种战争样式。”

他选择的这段文字恰恰是对我观点的支持，巴多利奥的说法包含了一个明确的诊断：巴斯蒂科将军说我的警告“不要忘记飞机飞行和毒物杀人”，这正是我多年的主张！如果一个军种能比别的军种更快地结束战争，那就意味着它比其他军种更先一步取得决定性胜利。而如果它能在其他军种之前取得决定性胜利，那它就在其他军种之前成为决定性力量，因此，空军是决定性的军种。如果事情是这样，那么应该是我的反对者们反对巴多利奥的说法，而不是我。他们正在费尽心思证明正好相反的东西，因为他们坚决不承认空军正在引起战争样式的革命。有异议的不是我，我的反对者们的思想的实质已经模糊不清。巴斯蒂科将军说“不偏不倚为是”，博拉蒂将军则是他的跟随者，我希望他们两个人都对这点满意。

虽然阿塔尔工程师反对这种中立的态度，并且承认不能存在这种态度，而要选择他们的优点去学习，而实际上他也在追随前面两位作者的步伐。

最善者必须是单数，而不是复数。“加强一个国家的全部武装力量，使得每个军种都成为决定性的军种”，如果你们允许我讲的话，我会说这种说法是毫无意义的，它意味着平庸化、一般化，并满足于中立的态度，这里选不出“最善者”。巴斯蒂科将军和博拉蒂将军的平均化理论阻碍了价值的等级区分。实际上，这种理论的前提依据就是所有的战场都有可能是决定性的，但这种前提只有可能性，从逻辑推理来讲它并不能成为现实。

平均化理论给了“武装部队各组成部分的正确比例”一个平常无奇的答案，它没有区分考虑各个组成部分自身的价值，这种答案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可能是犹豫不决的产物，就像他们问自己：“我们该选择哪个好呢？”然后一致回答：“好吧！为什么不能三个都要呢？”这是一个在所有情况下都可采用的好方法，就像是一种获得专利的秘方一样，但它治不了病，只能乞求上天保佑了；它就好像把军队排成一字长蛇阵，而人人都知道这是打败仗的不二选择，它唯一能表达的就是你的犹豫不定。

我的信条的确是“择其善者而从之”。让我们集中力量于空中吧，因为我相信胜负一定是决定于空中这个战场。我很希望我的反对者们会大声地叫起来：“你错了！决定胜负是在别的地方而不是在空中！我们必须集中兵力在别的地方，我们必须集中兵力于陆上，我们必须集中兵力于海上！”但他们没有这样做，我只听到一个没底气的答复“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力量分散到各处去”，但这是我坚决不同意的。

当阿塔尔工程师想用当代名人的解释来堵我口时，巴斯蒂科将军却在用尽全部力气来证明我的思想是违反某些普遍意义的基本原理的，这些基本原理是凡是知道一点军事的人都了解的。

用头去撞基本原理就好像是用头去撞石墙一样愚蠢，头会被撞得血流不止。让我们来看看，巴斯蒂科将军用来攻击我的“人所共知的基本原理”是不是可靠。我们研究这些原理不是为了猎奇，而是看看这些精通军事的人有时是怀有怎样坚不可摧的偏见的。

<h4>基本原理之一</h4>

每一种军事学说，尽管它属于它所涉及的特殊性质，必须考虑到应用时的实际情况，以及如何对最可能的敌人进行战争；在敌人不止一个的情况下，要考虑如何对待其中最危险的敌人。

这个基础原理在我重点圈出的部分是站不住脚的。一种军事学说必须完全符合当时的战争现实，符合它所涉及的国家特点。我的学说完全符合这一标准，但一定不能根据最可能或最危险的敌人的模式来制定我们的军事学说。如果这样的话，敌人会把他们的军事学说强加于我们，其他的每个人都会放弃自己的想法，拾人牙慧。而且，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可能的和危险的敌人，没有一个国家可能发展一种军事学说了，他们只能全都等着按敌人的军事学说模式办事。

如果空中战场已成为决定性战场，那么即使我们最可能和最危险的敌人还没有意识到有新战场的可能性，我们也必须承认它的存在。如果我们的敌人犯了错误，那对他们就更没有好处了，没有理由，我们也一定要犯同样的错误。

巴斯蒂科将军引用的史例是不恰当的，法国的德格朗梅松[1]他主张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采取防御，而应不顾一切地投入全部兵力实施进攻。他的进攻理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就遭到完全失败，而他的奇怪不合情理的言论却达到了顶峰，他说：“在进攻时，不顾一切是最安全的”。这种说法把法国推向灭亡的边缘，因为它完全违反了现实和常识。它的依据是从一种奇怪的进攻神秘主义，这种想法在当时法国最高指挥部占统治地位，被许多人模仿。凡是违反现实和常识的东西是注定要失败的，就像神秘主义的法国军事学说失败一样。

如果这个例子中有东西证明了巴斯蒂科将军论点的反面，那就是当他说到法国军事学说与以火力和攻击方法优势为基础的德国学说相比，法国不行时，他自己也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德国人是聪明的，他们没有盲目模仿，使自己的军事学说与最可能和最危险的敌人的学说相符合。

所以，第一个基本原理应像一颗要脱落的牙齿那样摇摇欲坠。

<h4>基本原理之二</h4>

在准备武装力量时，不但要注意未来战区的地理和地形特点，而且要注意敌方部队的编制与组成。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把准备武装力量看成是自身的问题，这一问题的答案不取决于我们喜欢不喜欢，因为它必须与当面敌方（一个或数个）部队的规模和种类成比例。

这个原理比第一条更荒唐，准备武装力量当然不取决于任何人的喜欢与否，它必须按准则办事，这条准则就是使整个武装力量有最大的力量。不管敌人的数量有多少，有没有更多或更好的办法。把准备武装力量的基础放在敌人做什么之上，不但会失去创新精神，而且会做出对敌人有利的事情，因为如果敌人犯错误，我们也会犯错误，我们必须从最坏的地方着手。如果到时候出现的情况不是最坏的，那对于我们就会好很多。

当我说“让我把全部航空兵部队用于进攻”时，我想可能出现的最坏的情况是敌人也这样做。如果我看到敌人将航空兵全部用于防御，我会很开心，因为我肯定不会去效仿它，我方将占优势。

更坏的是，断言我们武装力量的准备要与敌军的规模成比例，任何国家都只能做到与自己资源的规模成比例的武装部队。

巴斯蒂科将军企图用这两条原理来说明我错了，因为我的理论使我国武装力量的编制与其他大多国家的武装力量不同，简单地讲，是因为我不追赶潮流，其实我只是在寻找适合意大利的方式。我记得，在我学习历史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最好是赶在敌人前面，不要跟在敌人后面，因为胜利是属于那些灵活变通战法的人，而不是属于那些死守传统方法不放的人。

<h4>基本原理之三</h4>

至于陆上和海上作战，防御比进攻所需兵力小，这是对的，但两者比例相差无几，而且条件是要有充分时间和机会足够组织防御的基础。

第一句话是根据一个事实：进攻者可以自主确定攻击的时间和地点，而防御者不得不沿整个前线保持有效的防御。而第二句话有明显的限制条件，我们一定记得，和平时期尽管边界上的防御编制有很多理由，但目前还只是一个架子，比战时应有的人员装备差得远，必须用相当多的时间去补充缺口，使其真正有助于机动防御的情况，尤其当数量有限的时候。

巴斯蒂科将军想用这个基本原理来证明将陆上军队的任务局限于抗击是因小失大的，因而我所主张的这种限制是没有价值的。这条作为军事学院论文题目的基本原理，在世界大战之前还是有点用处的，但现在已经被战争的血的经验推翻了。经验证明，打破进攻与防御相持不下的局面是需要大量而不是少量的人员与兵器的，就是对军事一知半解的人也能看到这些。几乎每天的局面都可以证明，少数坚强的人，用少量的部队加上几道带刺铁丝网，就可迫使敌人可能成年累月地被阻止在原地不得前进。有时并不很险要的地形，却要大量的牺牲和无数吨的钢铁才能突破，而现在的阿尔卑斯山却忽然被认为只是一个不能防御的平坦交叉路！

甚至在教材范例中也承认在某些特殊的很容易出现的情况下，战线会立刻稳定下来，这是在世界大战期间经常出现的情况。

我想我的同行们该冷静地想想这条原理的价值了，因为这一基本原理已经是过时的东西了，它已经陈旧不堪，是该舍弃的时候了。

<h4>基本原理之四</h4>

在海上作战，虽然这一点还不普遍地为人所知，防御所需的兵器及消耗的力量要超过进攻所需。在海上，哪怕是一支处于防御地位的舰队也必须保卫自己的交通线，以防止敌人的威胁，即使是潜在的威胁，由于敌人的攻击可来自任何方向，防御者必须展开一支巨大的实际作战的兵力和预备队来对付敌人。在海上，防御的地位意味着十分巨大的消耗，而不是节约。

巴斯蒂科将军企图用这条基本原理来证明我提议的限定海军部队的任务是没有用的，是一种缺陷，因为那样会消耗更多。但这并不是基本原理，这只是巴斯蒂科将军的看法，一种有一定地位的言论，却是另类奇谈。实际上他的言论是说，海上防御的一方必须有较强的优势，这也就相当于说，较弱的一方应该是进攻者。由于我坚持认为，空中防御比进攻消耗得更多，同样逻辑的推论应该是：继续空中进攻吧，你的力量越弱，你就应该更猛烈地进攻。但在海上，我觉得完全是不同的一件事情，至少在历史上，最弱的海军部队总是采取守势，我想不能说他们一直是错的吧？

巴斯蒂科将军写道，“哪怕是一支处于防御地位的舰队也必须保卫自己的交通线”，我想“必须”一词用得太过武断，这不是一个必须要做什么事的问题，而是一个你能做什么事的问题，如果它能做则它必须做。德国海军迅速放弃向前进攻，但肯定不是因为幻觉，也不是因为缺乏野心或者纪律责任，它放弃进攻是因为德国海军清楚自己做不到，一支较弱的海军如能长久地保护自己的交通线，只能说明他的对手就是一个天大的傻瓜。较弱的海军必须迅速做出选择，不然将在几分钟内全军覆没，或者去找一个庇护所，以便抓住敌人犯错的机会扭转战机。在这种情况下迎战是一个勇敢的表现，但这种勇敢不能保证海上交通线的安全，这就是一支较弱的海军被迫采取的态度，不是为节约使用兵力和力量而故意选择的态度。

的确，我曾这样描述过自己的思想：“在海上我们的目标应是阻止任何人未经我们同意就在地中海航行。”这只需要较少的兵力，这种兵力与巴斯蒂科将军支持的采取守势的类型不同，事实上，正像菲拉奥万佐上校所讲的：

“攻击敌人交通线所需的兵力要较保卫交通线的兵力少。在所有的战争中动员了许多艘舰只去捕捉入侵者，而少量的潜艇（在任何时刻都不超过50艘），使全世界的海军组织许多天夜不能寐，使数千支部队从别的重要任务中抽出来。”

这足以说明，即使这个基本原理对海战来讲是一个真正的原理，也依然与我没有一点关系，让我们像对待别的原理一样把它放到一边去吧！

<h4>基本原理之五</h4>

每一种战争准备都必须与国家的经济潜力相称，提倡一国的军事努力不应照顾国家的总预算，而总预算应符合各种军事需要，是一个值得称赞的愿望，但是百分之九十九行不通。事实证明，在全世界只有美国才处于这种纵情奢侈的地位，别的国家全都应满足于差得多的地位。

终于指出了一条能真正站住脚的基本原理。巴斯蒂科将军用这段话来对付我时，肯定是我把误当作阿塔尔工程师了。阿塔尔工程师坚持预算应符合防御准备，他指责我过多强调了财政贫乏的重要性，但我只是说：“我们的航空兵部队应在我国资源可能允许的范围内做到尽可能的强大。”

我越想越觉得巴斯蒂科将军是误把我当成阿塔尔工程师了，因为主张我们国家生活的安全发展必须根据任何一个可能的敌人而得到保证的也是他。我则比他有节制得多，我提倡一种使我们能做到最好的义无反顾是可能发生冲突的战争准备。巴斯蒂科将军不应浪费时间来向我证明：给我国独立空军比敌人大半倍、一倍或任何倍的力量去迅速摧毁我国可能敌人之一的航空兵部队，在物质上是不可能的，我所要求的只是使我国不处于被敌人轻易就能摧毁的地位。

我要劝告巴斯蒂科将军不要违背这条基本原则，他在描述“全都具有充分进攻力量的陆军、海军、空军”的组成比例时就违背了这条原则。正像我一直强调的，那种比例在美国也许是行得通的，但对于我国只能是个虚幻的事物。

<h4>基本原理之六</h4>

在准备战争时必须时时考虑到最不利的情况：从可能的盟国处得到的援助应先打个折扣达到最少，相反，可能的敌人的力量却应估计达到其最大值。